奠基与“新考”——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1949-1957）

引言：进京赶考——在一张白纸上的新考题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当我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那一刻，我心中的狂喜与悲壮，是言语难以形容的。那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也是我一生中责任最沉重的时刻。

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不是考试的结束，而是新的考验的开始。

我从一个“革命者”，一个“破坏旧世界”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了这个国家的“执政者”，一个“建设新世界”的人。

我们从西柏坡出发时，我说，我们是进京赶考。我提醒同志们，绝不能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现在，这张考卷铺开了。

这是一张什么样的考卷?

当我走下天安门，回到中南海，我面对的，不是一个凯旋后的盛世。我面对的，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烂摊子。

“穷”，是千疮百孔。打了上百年的仗，我们的人民，太苦了。我们的人均寿命，只有35岁。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工业。

“白”，则是一无所有。但“白”，也可以被视为一张白纸。我后来对同志们说：“一张白纸，没有思想负担，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但下笔，何其艰难!

我面临着双重的压力。

在内部，是成千上万的疑问。

为什么上海的米价、棉价、煤价(两黑一白)飞涨，老百姓买不到粮食?投机倒把的“资本家”在嘲笑我们，说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零分”。

为什么西南、华南还有上百万的土匪、国民党的残余在作乱?

为什么我们几亿的农民，虽然“站起来了”，却还被束缚在那几千年的封建土地上?

在外部，是无数待解的难题。

“冷战”的铁幕已经拉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像一群饿狼一样，对我们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虎视眈眈。他们全面“封锁”我们，不承认我们，等着我们“垮台”。

这，就是我1949年的“考题”。

我告诉全党：“万里长征，这只是走完了第一步。”

“革命”的胜利，只是“序章”。而建设这个新的考题，比“三大战役”加起来，还要难得多。

第一章：“立国之战”——我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1950-1953)

考卷刚刚打开，一道生死攸关的题目就摆在了我的面前。

一九五零年，夏天。

我刚刚签发了“土地改革”的命令，正准备“清扫屋子”。

朝鲜半岛，战火骤燃。

起初，这似乎是“邻居家”的内战。但很快，美国人就来了。

他们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悍然介入。这还不够，他们把“第七舰队”开进了我们的“台湾海峡”，公然干涉我们的“内政”(解放台湾)。

这已经不是“试探”，这是赤裸裸的挑衅。

当战火一路向北，烧过了“三八线”，直逼我们的“鸭绿江”边时;当美国的飞机，开始轰炸我们丹东的村庄时……

我面前的考卷，被这战火，点燃了一个角。

“怎么办?”

我这一生，做出过无数艰难的决断。但没有一次，比得上1950年秋天的这几个星期。

这是我毛泽东，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

在中南海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我好几天都没有合眼。

“反对”出兵的声音，是主流。

理由?太充分了。

“主席，我们不能打!”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将军们，红着眼圈对我说。

“我们刚刚打完仗!国家百废待兴，我们的人民，太需要休养生息了!”

“我们的财政，赤字巨大!哪有钱打仗?”

“我们拿什么打?人家是‘联合国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飞机、坦克、原子弹。我们呢?小米加步枪，刚刚换装，连棉衣都不够!”

“打烂了，我们连‘一张白纸’都没有了，只剩下一堆焦土!”

……

我理解他们。我何尝不知道“家”刚立，“底子”多薄?我何尝不心疼我们那些刚刚脱下军装的战士?

但是，我看着地图，我的目光，越过了鸭绿江，看到了更远的地方。

我问了几个问题：

“如果我们不打，美国人陈兵在我们的国门上，我们的‘东北重工业基地’(那是我们当时唯一的工业希望)还要不要了?”

“如果我们不打，他们下一步是不是就要借着‘朝鲜’，来‘染指’我们的‘中国’?”

“如果我们不打，‘帝国主义’就会认为，我们这个‘新中国’，和‘晚清’、和‘民国’一样，是软弱可欺的!”

“那么，我在天安门上说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是不是就成了一句空话?!”

“不打”，我们“现在”安全。但“未来”，我们将永无宁日。

“打”，我们“现在”要“倾家荡产”，要“付出几代人”的牺牲。但“未来”，我们可能换来“百年和平”。

这是一个豪赌。赌上了“新中国”的国运。

我力排众议。我必须独断。

我找来了彭德怀同志。他是我的“湖南老乡”，他最“硬”，他最懂我。

我问他：“德怀，这个‘帅’，你敢不敢‘挂’?”

他一拍桌子：“主席!打就打!这仗，我们非打不可!打烂了，无非就是我们晚几年再过好日子!”

好一个彭德怀!

我当即拍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我给这支军队，起了一个名字：“中国人民志愿军”。

这不是“国家”宣战。这是“人民”的“志愿”。

我为什么要“赌”?

因为我知道，他们有“物质原子弹”，但我们有“精神原子弹”。

这种“精神”，是我从井冈山、从长征、从延安、从淮海战场上，亲眼见证过的。那是我的人民，为了“尊严”和“土地”，所能爆发出的撼天动地的力量。

我把我最心爱的儿子，毛岸英，也交给了德怀。他，也是这支“志愿军”的一员。

(我没有想到，那竟是我和他的永别。但这，是我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统帅”，必须付出的代价……我的“人民”，付出了千千万万个“毛岸英”……)

接下来的三年，是何等惨烈!

冰天雪地，长津湖……

我们的战士，穿着单薄的军衣，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里，去伏击那些武装到牙齿的美军。

他们用“劣势装备”，把那个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从鸭绿江边，打回了“三八线”。

这是意志的胜利。这是《体育之研究》里，那股霸蛮的意志，在国家层面的终极体现。

这场仗，我们“赢”了。

我们赢的，不是“朝鲜”。我们赢的，是国威。

我们向全世界“证明”了：你们“西方”在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能征服一个东方民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这一拳，打出了“新中国”的自信，打出了“苏联”的尊重(他们才敢把那156个项目给我们)，更打出了我们和平建设的环境。

这是我们的“立国之战”。

第二章：重塑“国体”——“新民主主义”的“扫尾”(1949-1952)

“立国之战”在“外”打响的同时，我“清扫屋子”的扫帚，在“内”也一刻没有停。

我必须用革命的暴力，去巩固这个新生的政权。

我点燃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土地改革”——彻底的“翻身”

“抗美援朝”是“保家”，而“土改”是“卫国”的根基。

这是我“新民主主义革命”蓝图(第四、五篇)的最后一公里。

从1950年开始，我在全国(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发动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土地革命”。

我为什么这么急?

因为我知道，中国的“根”，在农村。中国的“病”，在封建。

几千年了，“地主阶级”就像一个“吸血鬼”，趴在农民的身上。不打倒他们，“新中国”就立不起来。

这不是“请客吃饭”。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生死搏斗。

我就是要摧毁这个旧的社会基础。

当几亿农民，第一次从“地主”手里拿到了自己的“土地证”，他们跪在地上，捧着泥土，放声大哭……

我知道，这个“国”，才算真正站稳了。

他们，那些分到了田地的农民，才会用生命去保卫这个新政权。淮海战役的小推车，才能源源不断地推到“朝鲜”战场。

第二把火：“镇压反革命”——彻底的“安定”

“地主”倒了。但“旧社会”的渣滓还在。

国民党留下的“上百万”的特务、土匪、恶霸，他们隐藏在人民中间，他们“暗杀”我们的干部，他们“烧毁”我们的粮仓，他们“造谣”蛊惑。

新生的“婴儿”(政权)，如果“心慈手软”，就会被这些“病毒”扼杀。

我下令：“镇压反革命!”

必须“快”，必须“准”，必须“狠”。

这是“人民民主专政”必须亮出的利剑。我用“雷霆手段”，换取社会的秩序。

几个月内，枪声响了。但“秩序”，稳定了。人民群众，敢出门了，敢揭发了。

这，就是革命的暴力。

第三把火：“统一财经”——彻底的“主导”

“社会”安定了，“经济”的战场却刚刚开始。

主战场，在“上海”。

那些“投机倒把”的“资本家”，他们根本看不起我们这些“泥腿子”。他们想用“经济”的“无形之手”，来扼杀我们。

他们“囤积居奇”，炒作“米、棉、煤”(“两白一黑”)。

上海的“物价”，一天一个样。我们“人民币”的“信用”，即将“崩溃”。

我冷眼看着。

我派陈云同志去“上海”。我告诉他，这场“米棉之战”，不亚于“淮海战役”。

我们是怎么打的?

我们用政治力量!

我们从“全国”调集粮、棉，在他们“哄抬”物价最高的时候，我们同时抛售。

那些“投机商”，一夜之间，血本无归。

这场“战争”，我们“赢”了。

我们收归了经济的主导权，我们“结束”了国民党留下的“恶性通货膨胀”。

我们向“全中国”证明了：共产党，不仅“会打仗”，不仅“会搞土改”，我们，也懂经济，我们能治理好大城市!

这“三把火”一烧，“旧中国”的三大顽疾——“封建主义”(土改)、“帝国主义”(抗美援朝)、“官僚资本”(统一财经和镇反)，被我一扫而光。

“屋子”，打扫干净了。

第三章：“加速”的过渡——“三大改造”与“苏联模式”(1953-1956)

“屋子”打扫干净了，“考卷”的第二阶段来了——“建设”。

一张白纸，到底该画什么图画?

按照我“第四篇”(《新民主主义论》)的设想，这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应该是一个混合经济的阶段，要搞15年到20年。

我们要“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发展”。

但是，1953年，我改变主意了。

我为什么要“加速”?为什么要提前搞“社会主义”?

两个新的问题，让我夜不能寐。

第一个问题，来自农村。

“土改”之后，我欣喜地看到“农民”的热情。但我也担忧地发现，新的两极分化的苗头，又出现了。

有的“勤劳”的农民，成了“富农”。有的“贫困”的农民，又开始“卖地”。

这是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

难道，我们“流血牺牲”打倒了“旧地主”，又要眼睁睁看着新富农再起来吗?

不!这绝不是我的“革命”的初衷!

第二个问题，来自外部。

“抗美援朝”，让我痛彻心扉地认识到——我们必须有重工业!我们必须有自己的飞机和大炮!

“落后”，就要挨打。这个真理，太血腥了。

要搞“重工业”，钱从哪里来?

我们没有“殖民地”去“掠夺”。我们只能靠自己。

靠谁?靠农民。

我们必须从“农业”上积累原始资本，去反哺工业。(这就是“剪刀差”)

要“高效”地从“农业”上“取”钱，“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办不到的。

我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

基于这两点“担忧”，我下定决心：不能等15年了。

我们必须“加速”，我们必须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总路线”(1953)被我提了出来——“一化三改”。

“一化”是“主体”：社会主义工业化。

“三改”是“两翼”：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们全面倒向了“苏联模式”。

这是我们当时唯一的选择。“老大哥”(苏联)是唯一真心帮我们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那156个“援助项目”，就是我们“工业化”的种子。

在“下面”，“三大改造”的高潮来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快。

(一)农业合作化

我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从“互助组”(几家合伙)，到“初级社”(土地入股)，再到“高级社”(土地归公)。

有的同志“担心”太“快”，他们是小脚女人。

我等不及。我亲自“编”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我就是要用“事实”告诉他们，“人民群众”的热情是挡不住的!

(二)工商业的“公私合营”

对“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曾是我们的“朋友”(第四篇)。

我没有学“苏联”那样，用“暴力”去“没收”。我发明了一个新办法——“和平赎买”。

我用“公私合营”的方式，把他们的“企业”“改造”过来。我给他们“定息”，给他们“工作”。

他们“敲锣打鼓”地“交出”了工厂。

他们“高兴”吗?也许不。但在大势所趋面前，他们做了聪明的选择。

(三)手工业改造

一样的“合作化”道路。

……

到一九五六年，仅仅三年!

当“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的消息传到我这里时，我，是豪迈的。

我宣布：中国，已经从“新民主主义”，“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提前完成了历史的过渡。

一九五四年，我们还颁布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从法理上，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国体。

那几年的我，是乐观的，是充满信心的。

第四章：“以苏为鉴”——中国道路的“独立思考”(1956-1957)

然而，就在我为“社会主义高潮”而豪情万丈的时候。

一九五六年，二月。

一场政治大地震，从“莫斯科”袭来。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了“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

这个消息传来，我，是震惊的。

“斯大林”，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是复杂的。

他是“导师”，是“反法西斯”的“领袖”，是“帮助”我们“一五计划”的“老大哥”。

但赫鲁晓夫的报告，揭开了盖子。

“盖子”下面是什么?

是“官僚主义”，是“个人崇拜”，是“破坏法制”，是“重工轻农”的畸形经济。

我，一夜未眠。

我必须反思。

这把“斯大林”的双刃剑，刺痛了我。

我问自己：“苏联模式”，这个我们“正在”“全面复制”的“模式”，它，是完美无缺的吗?

“我们中国，要不要避免他们犯过的错误?”

“我们，该如何避免?”

从那一刻起，我开始了独立探索。我必须跳出苏联的“坑”，找到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

我的“反思”的第一个成果，就是《论十大关系》(1956)。

我在“党内”高层，讲了这“十大关系”。

我开宗明义：“我们必须以苏为鉴。”

苏联“不平衡”的地方，我们必须平衡：

他们“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了“轻工业、农业”。(这是吃饭问题)

他们“片面”发展“中央”权力，“压制”了“地方”和“企业”。(这是活力问题)

他们“片面”发展“国家”积累，“忽视”了“个人”所得。(这是积极性问题)

……

《论十大关系》，这是我独立探索的开篇之作。我试图，为“中国”这艘“大船”，找到一个更平衡、“更稳健”的航道。

“反思”的第二个成果，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

“三大改造”完成了，“地主”、“资本家”，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了。

是不是就天下太平了?

没有。

我看到了新矛盾。

“匈牙利”事件发生了(群众暴动)。

我们“国内”，也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闹事”。

为什么?

“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还有“矛盾”?

我想了很久。这是我“哲学思想”(《矛盾论》)的重大发展。

我发明了“两类矛盾”的学说。

第一类：“敌我矛盾”。(1949年前的主要矛盾)这是“你死我活”的。

第二类：“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后的主要矛盾)这是“是非”问题，是自己人和自己人的矛盾。

比如，“官僚主义”和“人民群众”的矛盾。

这“第二类矛盾”，是主要的。

“药方”是什么?

“敌我矛盾”，我们用“专政”(暴力)。

“人民内部矛盾”，我们绝不能用“暴力”。

我给出的“药方”是——民主。

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鸣大放”)

是整风。

我“号召”全党“整风”，我“鼓励”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

我天真地以为，用“民主”的“和风细雨”，就可以“解决”“人民内部”的“官僚主义”问题，就可以避免“斯大林”的“悲剧”。

我，在尝试一条新路。

尾声：从“百花”到“反右”——“新考题”的未尽之答

一九五七年，春天。

“百花齐放”的闸门，打开了。

我没有想到，我“请”来的“和风细雨”，很快，就变成了“狂风暴雨”。

我邀请的是“批评”，但我听到的，是“攻击”。

(在我看来)他们不是在“帮助”党“整风”，他们是在否定党的领导，他们是在否定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

我的“心”，从“期待”转向了“警惕”，最后转向了愤怒。

我迅速地“收网”了。

我判断：“矛盾转化”了。

这，已经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

这，是敌我矛盾!

“反右运动”，开始了。

我必须打退这股“资产阶级”的进攻。

这场“反右运动”，是“必要”的。但是，它扩大化了。

它终止了《论十大关系》和《正处》所代表的温和探索。

我的“心路历程”，开始转向了。

我重新得出了一个“结论”：“阶级斗争”，并没有因为“三大改造”的完成而“结束”。它依然严峻，它还长期存在。

……

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钟”拨回到“一九五六”年的“夏天”。

那一年，“三大改造”成功，“一五计划”顺利，“十大关系”提出。

那时的我，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我畅游长江。我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武汉长江大桥，正在修建。这是“苏联”帮我们建的。

这首词，最能代表我那一刻的心境——改造中国、“战天斗地”的豪迈和乐观。

“反右”的“胜利”，加上“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让我们的自信心达到了顶峰。

我不再“满足”于“以苏为鉴”。

我开始思考：

“苏联”的“路”，变修了。

我们中国，能不能找到一条更快的，“超越”他们的道路?

我，要画出那最新最美的图画。

“新考题”的下一页，即将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