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从“重庆谈判”到“天安门”（1945-1949）

引言：“光明”与“曲折”——重庆的棋局

一九四五年，八月。

当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时，窑洞前的山川，那片我看了十年的黄土地，仿佛在那一刻才真正苏醒过来。胜利了，八年的血战，我们的人民，终于熬过来了。

但我的心，却比任何人都要沉重。

胜利的喜悦是短暂的，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很快，蒋介石的电报，一封，两封，三封……雪片般飞来。言辞恳切，请我赴重庆，“共商国是”。

延安的同志们，几乎是异口同声：“主席，不能去!”

“这是鸿门宴!”“这是政治陷阱!”“他蒋介石什么时候讲过信用!”

我点燃一支烟，烟雾缭绕中，我看着地图。地图上，蒋介石的430万大军，美式装备，占据着所有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他们是“实力”。而我们，120万军队，小米加步枪，蜷缩在北方的乡村和山沟里。我们是“潜力”。

我理解同志们的担忧。我的安全，事关全党全军的命运。

但我知道，我必须去。

为什么?因为在这“实力”与“潜力”之间，还有一股最磅礴的力量，那就是“人心”。

八年了，人民打累了，他们厌恶战争，他们像渴望甘霖一样渴望和平。那些“中间派”，那些民主人士，他们都睁大眼睛看着。

如果我不去，蒋介石就会把“不要和平”的帽子扣在我们的头上。他就会对全国、全世界说：“看，不是我蒋某人要打，是毛泽东不肯来谈!”

那么，他发动内战的“合法性”，就有了。

而我去了，哪怕明知是“虎穴”，我也要走一遭。我要把我们的“和平诚意”，当着全中国人民、当着全世界的面，清清楚楚地摆在重庆的谈判桌上。

这是一场“政治豪赌”。我赌的，是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我到达重庆后就对我下手。我赌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比他们更懂“人民”二字的分量。

临行前，我对同志们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我深知，这趟“和平”之旅，换不来真正的和平。蒋介石的算盘，我太清楚了——“假和平，真内战”。他要用谈判来拖延时间，调兵遣将。

但我还是要“以谈促打”。我们谈，是为了戳穿他们的“假”。我们谈，是为了争取我们的“真”。

当飞机从延安起飞，我俯瞰着下面连绵的群山。四十三天，那是我一生中少有的，必须在“敌人”的屋檐下，周旋、斗争、忍耐的四十三天。我写下《沁园春·雪》，我就是要告诉他，告诉全中国，这“江山”该由谁来“折腰”。

我们最终签署了《双十协定》。那张纸，我知道，墨迹未干就可能被撕毁。

但我还是赢了。

我赢得了“人心”。我向全国人民证明了，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和平而奔走的。

而蒋介石，他输了。他从“抗战领袖”的巅峰，开始了他“内战元凶”的滑落。

这盘棋，才刚刚开始。

第一章：战略防御——“存人失地”与延安的泪

一九四六年，六月。

墨迹终究还是被撕毁了。蒋介石调集重兵，向我们的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

内战，这个我最不愿意见到，却又早已料到的局面，还是爆发了。

敌我力量太悬殊了。他们是“大象”，我们是“蚂蚁”。初期的战斗，打得异常艰苦。我们的战士们，穿着单衣，握着“老套筒”，去对抗他们的飞机、大炮和坦克。

不断有坏消息传来。我们丢了张家口，丢了邯郸，丢了许多我们用鲜血换来的城市。

“全面进攻”受挫后，他们又搞起了“重点进攻”，目标——山东，和陕北。

陕北，延安。

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黑压压地逼近了延安。

延安啊……

那是我和同志们生活了十年的家。那里的每一孔窑洞，都曾点亮过思想的火花;那里的每一寸黄土，都曾洒下过我们同志的汗水。

那是我们“长征”的终点，是我们“抗战”的起点。它是全中国向往光明的“圣地”。

现在，敌人要来夺走它了。

“怎么办?”“打不打?”“延安能不能守?”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

我内心的痛，不比任何人少。放弃延安，就像从我心上挖去一块肉。

但我是一个统帅。我不能凭感情用事。

我问同志们一个问题：“我们革命，到底是为了‘人’，还是为了‘地’?”

答案是自明的。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我下令：“撤离!”

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我看到那些老乡，他们不肯走，他们哭着拉住战士们的手：“红军走了，我们怎么办?”

我的心在流血。

我对他们说：“乡亲们，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三月十九日，我最后一次站在宝塔山下。我告诉彭德怀，告诉所有的战士：“胡宗南打他的，我们打我们的。他进延安，是钻进了我们的口袋!”

我带着中央机关，周恩来、任弼时他们，组成“昆仑纵队”，留在了黄土高原上。

胡宗南“占领”延安的消息传出，蒋介石在南京欣喜若狂，以为他们“胜利”了。

他们“胜利”了吗?

他们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一座被我们坚壁清野的空城。

而我，用一座空城，换来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接下来的日子，是真正的“捉迷藏”。我，毛泽东，党中央，就在这黄土沟壑中，用“几万”疲惫之师，拖着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

我们转战陕北。有时候，敌人就在我们对面的山梁上，我们能清楚地听到他们的枪炮声。

有一次，我们被敌人包围在一个小村庄，子弹就在头顶飞。警卫员拉着我，几乎是滚下了山坡。

苦吗?太苦了。

但这是值得的。

胡宗南被我们这支“昆仑纵队”死死地拖在了陕北。他几十万人的粮草、补给，被这片贫瘠的土地消耗得干干净净。

他们“赢”了地图上的一个点，却“输”掉了整个战场的补给线、士气和时间。

这是《论持久战》的“终极版”。我用“一座空城”的代价，为我们即将到来的“大反攻”，赢得了最宝贵的时间。

第二章：“历史的转折点”——大别山的“险棋”与土地的“心跳”

一九四七年，夏天。

经过一年的防御，我们已经摸清了蒋介石的“三板斧”。他的“有生力量”被我们大量消耗，他的“全面进攻”已经破产，他的“重点进攻”也成了强弩之末。

时机到了。

我看着地图。敌人的兵力，在山东、在陕北，像两个拳头。但他们的“胸膛”——武汉和南京之间的“中原”地带，却空虚了。

我必须下一招“险棋”。一招足以逆转乾坤的“险棋”。

我把刘伯承、邓小平叫来。

我指着地图上的“大别山”区域。

“你们，”我看着他们，一字一句地说，“要像一把钢刀，直直地插进敌人的心脏。千里跃进，挺进大别山。”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千里跃进”，意味着“不要后方”。

几十万大军，孤军深入，没有根据地，没有补给线。吃饭，要靠“就地解决”;弹药，要靠“从敌人手里夺”。

这是九死一生。这是在“赌命”。

我看到刘邓二人眼中的决绝。他们是我的好同志，他们最懂我。

我何尝不知道这是在“赌”?我是在用我最精锐的部队，在用我最信任的战友的生命，去赌一个“全局”的主动。

如果他们失败了，我党我军将元气大伤。

但如果他们成功了，蒋介石的整个防御体系，就会从“进攻”延安，被迫转为“回防”自己的老巢。

这个“战略决心”，必须由我来下。

“去吧。”我的声音有些沙哑，“全党的命运，看你们的了。”

刘邓大军，像一把利刃，撕破了黄河天险。他们义无反顾地冲向了那个“没有后方”的战场。

他们在大别山，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缺衣、少食、弹尽、粮绝。

但我知道，他们撑得住。

因为，就在他们行动的同时，我拿出了我们真正的“杀手锏”——比“军事反攻”更致命的武器。

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

这，才是这场“人心”决战的真正“发动机”。

这是我对全中国农民的“承诺”。

千百年来，中国的农民，世世代代在别人的土地上流血流汗，却换不来一顿饱饭。

现在，我，我们共产党，要把这土地，从地主手里拿回来，分给他们!

“耕者有其田”。

这五个字，比千军万马还要有力量!

当刘邓大军把《土地法大纲》带到大别山，当我们的战士们把“地契”交到那些衣不蔽体的农民手中时……

我仿佛能听到，那片古老的土地，那千千万万颗被压迫的心，重新“心跳”的声音!

“保卫胜利果实!”

这不再是一句口号。

蒋介石的士兵，是“抓壮丁”来的，他们不知道为谁而战，越打越少。

我们的士兵，是“保卫自己田地”的农民，他们知道为自己、为子孙而战，越打越多!

大别山，站住了。

全局，盘活了。

第三章：“战略大决战”——西柏坡的“电报”与人民的“小推车”

一九四八年，秋。

历史的天平，已经彻底倒向了我们这一边。

我们转战到了西柏坡。一个太行山下的小村庄。

我的指挥所，是两间土坯房。一部电台，一张地图。

但我的目光，已经投向了全中国。

“决战”的时机，成熟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是我一生中精神最集中的时刻。我几乎是“长”在了那张地图前。我的“电报”，就是我的“千军万马”。我用这小小的电台，指挥了人类战争史上，规模空前的三场“大决战”。

(一)辽沈战役：“关门打狗”的决断

东北，是我们的“粮仓”和“工厂”。林彪的部队，已经兵强马壮。

但怎么打，我和林彪之间，有过争论。

他很谨慎，是第一流的“战术家”。他想先打长春。长春是“死棋”，好打。

但我看的是“全局”。

我告诉他：“不。先打锦州。”

我重重地在地图上的“锦州”二字画了一个圈。

锦州，是东北的“咽喉”。是连接东北与华北的“陆上走廊”。

打了锦州，就是“关门”。东北的几十万国民党大军，就成了“瓮中之鳖”。

林彪有顾虑。打锦州，是“攻坚战”，要啃硬骨头，而且要“打援”。

我给他发去一封又一封的电报。措辞，一次比一次严厉。

我不是在“商量”，我是在“下令”。

“严令你部……”，这是我极少使用的词语。

我理解他的压力，但我更清楚“战机”稍纵即逝。这是“战略家”必须战胜“战术家”的时刻。

他，最终领会了我的意图。

锦州被攻克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东北，全盘皆活了。

这是“全局”对“局部”的胜利。

(二)淮海战役：“人民的汪洋大海”

如果说“辽沈”是“关门打狗”，那“淮海”就是“一锅夹生饭”。

双方的兵力、装备，犬牙交错。

杜聿明、黄维，都是蒋介石的“精锐”。他们认为，这是“正规军”对“正规军”的较量。

他们错了。

他们面对的，根本不是“正规军”的较量。

他们面对的，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战役打响后，我收到的，不仅仅是“军事”的捷报。

我收到的，是“民工”的数据。

陈毅同志后来跟我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我听到这个数字时，我，一个自认为见惯了大场面的人，也不禁潸然泪下。

60万解放军。

540万民工。

平均九个老百姓，支援一个战士。

这是什么?

这不是“后勤”。这是“人心”!

那些在后方被蒋介石的“美械军”横征暴敛、家破人亡的老百姓，他们推着自己的独轮车，在冰天雪地里，把最后一口粮食、最后一双布鞋，送到我们的战士手里。

我们的战士，是在父老乡亲的“怀抱”里作战。

而杜聿明的“美械军”呢?他们被困在冰冷的雪地里，断粮、断水、断情报。他们不是被我们“打败”的，他们是被这片土地的“人民”所“淹没”的。

我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胜利呢?

(三)平津战役：“古都”的完胜

“辽沈”、“淮海”打完，蒋介石的主力，已经不复存在。

北平的傅作义，成了“惊弓之鸟”。

北平……那是我青年时，当过“图书管理员”的地方。那是中国的“千年古都”。

我完全可以像打天津那样，“军事”解决。

但我不想。

我不想让故宫的琉璃瓦，在炮火中碎裂。我不想让那些古老的城墙，染上新的血迹。

我们是“文明之师”，我们是来“建设”的，不是来“破坏”的。

我下令：“围而不打”。

我们用“天津”的炮火，打给“北平”听。

我们用“军事”做后盾，来争取“政治”的解决。

傅作义是个聪明人。他看清了什么是“大势所趋”，什么是“人心所向”。

最终，他选择了“和平起义”。

北平，这座千年古都，完好无损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这是“军事斗争”与“统一战线”最完美的结合。

这是“北平模式”。这是我们的“胜利”。

第四章：“进京赶考”——西柏坡的“新考题”

三大战役，摧枯拉朽。

一九四九年三月，我们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

村子里，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同志们都在讨论，进城以后，该如何“接收”大城市。

我必须给他们“泼冷水”。

我站起来，神情严肃。

我说：“我们即将取得全国的胜利。但是，同志们，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

这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交割”。我们这些“泥腿子”，要学会在“城市”里当家作主了。

这很难。

我给同志们讲了一个故事——李自成。

李自成，一个和我们一样的“农民领袖”。他打进了北京城，坐上了龙椅。

然后呢?

然后，他就腐化了。他的部下，沉迷于“胜利”的果实，骄傲自满，贪图享乐。

结果，他只坐了42天，就失败了。

我看着台下那些久经战火的将军们，我说：“我们是‘进京赶考’!”

“我们绝不当李自成!”

“我们进城，不是去享福的。我们是去接受‘人民’的‘考试’的。”

我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我害怕啊。我真的害怕。

我怕的，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原子弹”。

我怕的，是即将到来的“糖衣炮弹”。

我怕我们的同志们，在敌人的枪口下没有倒下，却在“享乐”和“奉承”中倒下了。

这场“考试”，比“三大战役”更难打。

为了给“新中国”立下“规矩”，我在六月，写下了《论人民民主专政》。

这是我们的“建国大纲”。

我必须回答清楚几个问题：

我们是谁?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我们要联合“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万万人民”。

我们要对谁“专政”?要对“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这“一小撮敌人”专政。

我们往哪里去?我明确告诉全世界——我们“一边倒”，倒向“社会主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结束。

但“建设”这个全新的“考题”，才刚刚摆在我的面前。

尾声：“宜将剩勇追穷寇”与“站起来了”的泪水

一九四九年四月，蒋介石还在做着“划江而治”的春秋大梦。

他派人来求和，想学“霸王”，搞个“楚河汉界”。

我冷笑。

人民的血，不能白流。革命，必须进行到底!

我提笔，写下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我们不要那“沽名钓誉”的“虚名”，我们要的是一个“彻底的胜利”，一个属于人民的、完整的中国!

四月二十一日，我一声令下。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天险。四月二十三日，南京解放。

那座插着“青天白日旗”的“总统府”，终于落下了帷幕。

……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秋高气爽。

我从中南海，一步一步，走上了天安门城楼。

我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但我让人，找来了一双皮鞋。这是我，作为一个“学生”，对这场“典礼”的尊重。

我走到城楼中央，我往下看。

我看到了。

那不是“广场”。那是一片“人”的海洋。

那是一片“红旗”的海洋。

那些面孔，有工人的，有农民的，有学生的，有士兵的……他们笑啊，跳啊，他们高呼着我的名字，高呼着“共产党万岁”。

我的眼眶，在那一刻，湿了。

我这一生，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

我想起了，1921年，在上海那艘小船上，我们那十几个人，星星之火。

我想起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满地的鲜血，和那些牺牲了的战友。

我想起了，长征路上，那些倒在雪山、草地，连名字都没能留下的红军战士。

我想起了，八年抗战，我们的人民，被侵略者蹂躏的苦难。

我想起了，这三年解放战争，那540万推着小推车的民工……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这一百年的屈辱，一百年的黑暗，一百年的挣扎……

都在这一刻，涌上了我的心头。

周恩来在我身边，轻轻地提醒我：“主席，时间到了。”

我走到麦克风前。我握紧了拳头。

我用我全部的力气，用我一生的信念，向着这片土地，向着我的“人民”，发出了宣告：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山呼海啸。

我顿了顿，我必须说出那句，在我心中憋了、在我们民族心中憋了一百年的话：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站起来了!”

当我说出这几个字时，我的声音在颤抖。

我再也抑制不住我的泪水。

这泪水，是为了那千千万万的牺牲者而流。

这泪水，是为了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而流。

这泪水，是为了我的“人民”，他们，终于可以挺起胸膛，当家做主了!

“人民万岁!”

我高呼。这，才是我心中，最想说的话。

“革命”成功了。但“赶考”，才刚刚开始。

我的同志们，我的人民，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更艰难，但也更光荣的“新战场”。

作者附言：

文中有些内容，并非完全按照史实复原。比如那句广为传颂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很多人以为这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开国大典上的讲话，其实并不是。

这句话最早出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而非天安门城楼上的宣告。

之所以将这句话写进文章，是因为它所表达的精神与意义，早已超越了具体场合。它象征着中华民族经过百年奋斗终于站起来的伟大时刻，凝结着人民的自信、尊严与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