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毛主席说“清官靠不住”？今天读来依然一针见血

引子：那五千年未止的哭声

你可曾真切地听见过，那回荡在华夏大地上近五千年、最深沉、最绝望的哭声?

那哭声，它并非仅属于某一个家族的破碎，也非仅仅是某一个人的悲泣。它是亿万苍生，在无尽的黑暗、严苛的盘剥、和那周而复始的王朝更迭中，所流下的血和泪。

当“苛政猛于虎”的谶言一次次应验，当人们被压迫得只剩下“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句无可辩驳的悲歌，甚至被逼到“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的惨境时，他们内心最卑微、最沉痛的梦想，究竟是什么?

他们不敢奢望推翻那高高在上的皇权——那太过遥远，太过缥缈。他们也绝不敢轻易喊出“均贫富”的口号——那是要掉脑袋的大罪。他们只是在最绝望、最冰冷的黑夜里，跪在泥泞的地上，向着那虚无、沉默的天空，一遍遍地磕头、祈求：祈求上天能“开眼”，能发发慈悲，降下一个“青天大老爷”。

这，就是渗透了整个封建史的“清官梦”。它浸透了血泪，充满了卑微，是一种在窒息的绝望中，本能地抓住的唯一一根稻草。

从人们世代传唱的包拯、海瑞，到戏曲里的狄仁杰、于成龙……“清官”，几乎成了百姓心中黑暗中仅存的一点微光。他们为清官立生祠，焚香跪拜，将所有的公平与正义，都寄托在这些个体身上。

然而，历史无情地证明：这根稻草，这虚妄的希望，终究是“靠不住”的。

当毛泽东，这位彻底从人民中走出的伟大领袖，以其洞穿历史的目光，掷地有声地说出“清官靠不住”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绝非是对清廉品德的否定或轻视。如果一个人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这句话，而不能体会其背后那如山般厚重、如海般深沉的人民情怀，他就永远无法真正理解毛泽东的伟大，更无法理解新中国的建立意味着什么。

这句看似与传统认知“相悖”的话，恰恰是对那五千年哭声最彻底、最振聋发聩的回应。它像一声惊醒“奴性观”的春雷，撕破了所有温情脉脉的表象，直指中国一切苦难的核心。

因为，依靠“清官”，本身就是一种最消极、最可悲的“奴性观”的体现。

这种观念，它默认了一个极其危险、也极其悲哀的前提：即人民是无力、无知、只能被“拯救”的羔羊。它将整个社会的公正与秩序，毫无保留地寄托在某个“青天大老爷”的个人品德、良心发现和道德自律上。

想象一下那种无休止的循环：今天，你遇到一个“清官”，你感恩戴德、磕头谢恩;明天，这个“清官”一旦被调走，换来一个心狠手辣的“贪官”，你便只能忍受加倍的欺凌，然后继续跪下，祈求下一个“清官”的降临。

在这场由“官”主导的命运赌博中，你，一个本该是社会“主人”的“人”，却永远失去了主观能动性，永远只是一个等待被“清官”拯救的“子民”。

你的命运，完全不由自己掌握，而由“官”的清廉与否来决定。

这是何等的悲哀!何等的荒谬!

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第一个发出了这样的怒吼：人民，不需要“青天大老爷”!人民，应该，也必须，成为自己的“青天”!

一、“清官”：救不了制度的产物

如果从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来审视社会，“太平盛世”的实现，绝非是靠几个“清官”的个人修补就能达成的。

“清官”与“贪官”，从来都不是旧社会的主要矛盾。他们更像是同一棵藤蔓上结出的、性质不同的两种果实。

而那根滋生他们的“藤”，究竟是什么?

是那个以“官本位”为核心、以“权力通吃”为逻辑、渗透着千年腐朽思想的旧有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

在一个这样的体系中，“清官”和“贪官”不过是相对而存的。本质上，他们都是那个旧体系的维护者，而不是颠覆者。

人性复杂，世事艰难，从来就没有天生的清官，更没有天生的贪官。

当一个饱读“为生民立命”理想的青年，满怀抱负地踏入官场，他会愕然发现，这个系统，这个被钱穆先生称为“酱缸”的官僚机器，无时无刻不在腐蚀、扭曲他。

他想“清”，却会发现“清”意味着他要对抗整个官僚集团的“潜规则”。他将成为所有人的敌人。他清则无友，清则被排挤，清则寸步难行，无法“办事”。而他若想“贪”，却发现“贪”才是这个体系的通行证。“贪”意味着他与“大家”同流合污，意味着他能融入集体，意味着他能“步步高升”——他不过是在做一个合乎体制规则的“正常人”。

明朝的海瑞，可以说是“清官”精神的极致。他一生清贫，刚正不阿。可结果呢?他被视为一个格格不入的“怪胎”，一个官场的“异类”。他活着的时候，同僚排挤他;他死后，连万历皇帝都给出了一个近乎盖棺定论的评价：“(海瑞)虽不贪，然(办事)乖张，实属无用。”

你看，在那个权力至上的体系里，连最高的统治者都认为，“清官”是“无用”的。

海瑞即便再清，他能改变大明王朝土地兼并、最终走向灭亡的命运吗?他能让穷人真正有饭吃，有尊严吗?不能。

他仍然是一个“官”，仍然是那个“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的一员。他可以怀着良心“为民做主”，但他永远不可能——也无权——让人民“当家做主”。

这，就是“清官”的深刻局限性。他们是制度的产物，他们无法超越制度本身。他们可以减轻局部的“病痛”，但他们无法触及和根治那个“病源”。

二、追溯“病源”：权力是腐败的温床

那么，那个令中华民族饱受折磨的“病源”，究竟是什么?

毛泽东同志，以其革命家的彻底性，一针见血地指出：产生腐败的根源，主要在于权力本身!

这是一种何等深刻而又直指人心的洞见!

在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意识形态(如“官尊民卑”、“权力寻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仍然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时，在一个“权力决定一切”的高度集权制度下，权力，就成为了最危险、最需要警惕的东西。

权力，其本质上天然就有一种自我膨胀、自我神化、并最终导向“私有化”的强烈倾向。

当权力没有被有效地约束、没有被真正关进笼子里，当权力的高度集中且缺乏监督时，它就必然会被这种旧的意识形态所腐蚀、异化。

权力会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因为它几乎可以交换、摆平世间的一切。

权力会沦为腐败的“保护伞”，因为“权力”可以阻碍调查，掩盖真相。

手握重权的人，在旧思想的侵蚀下，会很自然地、甚至毫不自知地认为，这个“权力”首先是“我”的，是我的私产，而不是“人民”所托付的公器。他们会用这个“权力”去谋求私利，去交换地位，去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

到这个时候，你再指望这个“权力”自身能产生足够的“清官”来“净化”这个体系，指望这个“体系”内部能自我纠错——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这岂不是缘木求鱼的荒唐之为!

这就像你指望一个癌细胞，凭着良心发现，去杀死其他的癌细胞一样。这在逻辑上，是根本不成立的。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始终在一个名为“兴亡周期律”的怪圈里打转。

一个王朝建立了，初期的新政总能带来一段励精图治。但很快，权力开始腐化，官僚集团开始将公权“私有化”。“清官”越来越成为稀有物，“贪官”越来越多。社会矛盾最终激化，人民忍无可忍，揭竿而起。旧王朝被打倒了，新王朝建立了。

然而，新王朝所做的，仅仅是“打倒了皇帝，自己又当了皇帝”。它只是换了一批人来掌握“权力”，而“权力”的本质与运行逻辑，一点都没有变。

于是，这个新王朝，又会无可避免地、一步步走向腐化、走向灭亡。

这，就是“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律!这是刻在中华民族骨血里最深的痛。这五千年的哭声，都是在为这个可怕的“周期律”而哭!

三、划时代的回答：人民，就是新路

谁能打破这个令人绝望的“周期律”?谁能让中国人民，真正地、彻底地，不再哭泣?

1945年的夏天，延安的简陋窑洞里。

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怀着对历史与苍生的深切忧思，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个“千年之问”：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黄炎培问出的，是五千年“清官梦”的总结，是五千年“苍生泪”的凝结，是历史留给新政权最沉重的终极拷问。

而毛泽东，给出了一个足以让整个历史都为之震颤的、划时代的答案。

他没有犹豫，坚定地回答：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请注意，毛主席所说的“民主”，绝不是空泛的西方概念，也绝非仅仅是“一人一票”的简单票选。

他紧接着说出了那句振聋发聩、也是我们今天理解“清官靠不住”的核心所在：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是一个何等彻底、何等伟大的宣言!

这，就是对“清官靠不住”的终极答案和升华!

毛泽东的伟大，不在于他要为人民“培养”多少个道德完人般的“清官”——那是封建帝王的思路，终究是治标不治本。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要彻底“打碎”那个需要依赖“清官”才能勉强运转的旧体系!

他要建立一条“新路”——在这条新路里，人民，不再是跪在地上祈求“青天”的“子民”;人民，是站起来的、手握至高“监督权”的“主人”!

唯一的、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将权力的最高“监督权”，交到与权力没有根本利害关系、不受权力影响的、广大的、真正觉醒的人民群众手中!

为什么是人民?

因为，只有人民，才是那个“权力”天然、且最终极的“对立面”(在阶级利益的意义上)。只有人民的监督，才是最“无私”的监督，因为他们监督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只有人民的监督，才是最“彻底”的监督，因为它来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双眼睛。

这，才是杜绝权力变质、腐化、私有化的唯一有效的途径!

这，才是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人民史观”的体现!

尾声：人民万岁，是信仰的承诺

读懂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的伟大，才能真正被他那份对人民的、毫无保留的彻底信任所感动。

他喊出的“人民万岁”，在天安门城楼上响彻云霄。许多人曾简单地以为这只是一句激昂的口号。

不，这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这是他毕生奋斗的“信仰”，是他为这个国家找到的“新路”的全部核心!

为什么他喊的是“人民万岁”?而不是“领袖万岁”、“国家万岁”?

因为他深刻地懂得，只有“人民”真正地“万岁”了，真正地拥有了权力与监督权，这个国家才能万岁，这个政权才能真正意义上“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魔咒。

他要的，不是人民的“感恩戴德”;他要的，是人民的“觉悟与参与”。他要的，是人民的“主观能动性”。

他要人民“人人起来负责”。他要人民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他要求干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要求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他所作的一切制度与思想设计，无一不是为了一个终极目的：防止“权力”脱离“人民”，防止“政府”背叛“人民”。

他要建立的，是一个“人民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清官的社会”。

“清官”再好，他也是“官”。他与人民之间，天然隔着一层，带着一种救世主的姿态。而毛泽东要的，是“官”与“民”打成一片，“官”就是“民”的公仆，“民”监督“官”的主人。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今天再回头凝视“清官靠不住”这句话时，我们的心中会涌起一股热泪。

这泪水，是为五千年来在“清官梦”中循环受苦的先辈而流。

这泪水，更是为毛泽东同志那份彻底相信人民、依靠人民、解放人民的伟大情怀而流!

他用自己的思想，彻底地、决绝地，斩断了我们对“救世主”的期盼。他让我们明白了：能拯救我们的，从来只有我们自己。

我们要做这片土地的主人，而不是任何“清官”治下的“顺民”。

这，就是从“清官梦”的虚幻到“人民万岁”的彻底觉醒。这，就是毛泽东留给最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最宝贵、最深刻的，彻底的解放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