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延安——“持久战”与“新民主主义”（1935-1945）

引言：从“幸存者”到“抗日”旗手（1935-1936）

一九三五年，当我踏上陕北这片贫瘠的黄土地时，我看到的，是满目疮痍和一张张被风霜刻满皱纹的脸。

我们到了。可“到”了，是什么意思?

我们是“幸存者”。

我必须一遍遍地在心里重复这个词。我们不是“胜利者”。长征两万五千里，听起来何等壮烈，可对我而言，那是一步一回头的“告别”。我告别了瑞金的同志，告别了倒在湘江血水里的战友，告别了那些年轻的、甚至还未曾真正理解“革命”为何物的红军战士。我们从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到吴起镇时，只剩下不足一万。

这不是胜利，这是“劫后余生”。

我们是幸存者，是背负着“死亡”前行的“生者”。这份“生”的代价，太沉重了。

而迎接我们这些“幸存者”的，是两把“刀”。

一把“刀”悬在天上，是日本人。华北在“特殊化”，平津危在旦夕。这个“邻居”已经不满足于东北，它要一口吞下整个中国。亡国灭种的阴影，像乌云一样压在四万万同胞的头顶。

另一把“刀”插在背后，是蒋介石。他还在做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大梦，他的“围剿”大军，像疯狗一样追了我们两万五里，如今又在陕北筑起了新的碉堡线。他似乎忘了，没有“国”，何来“内”?

这就是我面对的“双重危机”。一个民族的危机，和一个政党的危机。

我睡在冰冷的土炕上，陕北的寒风像刀子一样透过窗纸。我夜不能寐。我在想，中国，这个古老的、沉睡的巨人，要怎样才能不被“亡国”?我们，这群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共产党人，要怎样才能不被“剿灭”?

我们必须“转向”。

如果说遵义会议，是解决了我们“党”如何“活下去”的战术问题(谁来指挥);那么在瓦窑堡，我必须回答一个更根本的战略问题：中国，要如何“活下去”?

一九三六年冬，西安传来了枪声。

张学良、杨虎城，这两位“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领，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他们扣押了蒋介石。

消息传到延安，整个“苏区”沸腾了!“杀掉蒋介石!”“为千千万万牺牲的同志报仇!”的吼声，几乎要掀翻窑洞的屋顶。

我理解这种仇恨。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的血泊中，到这十年“围剿”的尸山血海，我们与蒋介石的仇恨，比海深，比天高。杀他，是“快意恩仇”。

我的手，也攥得很紧。

但我的理智在拼命地告诉我：不能杀。

那一刻，我看到的不是“个人恩怨”，我看到的是整个中国的“棋局”。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在华北虎视眈眈。如果蒋介石一死，国民党内部必然分裂，南京政府将不复存在。中国将陷入空前的军阀混战。

谁最高兴?是日本人!

日本人会趁虚而入，不费吹灰之力，占领整个中国。

到那时，“报仇”还有什么意义?我们都将成为“亡国奴”!

我猛地站起来，一锤定音：不。不但不能杀，我们还要“逼”他，“逼”他北上抗日!

我的同志们不理解。他们骂我“右倾”，骂我“妥协”，骂我忘了“阶级立场”。

我没有忘记!我怎么敢忘!

但我看清了一个比“阶级”更迫切、更要命的“矛盾”——“民族矛盾”。

当一个民族的生存都成了问题时，当“亡国灭种”的屠刀已经悬在每一个中国人(无论他是工人、农民，还是资本家)的脖子上时，这个“民族矛盾”，就已经压倒了一切“阶级矛盾”。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我们必须“转向”。我们必须从一个“阶级革命”的政党，转型为一个“民族解放”的领导者。我们要的，不再仅仅是“苏维埃”的胜利，我们要的，是“中华民族”的胜利。

而这第一步，就是“第二次统一战线”。

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这意味着，我们要和昨天还在“剿灭”我们的“敌人”握手言和。我们要把“红军”的帽子摘下，换上“国民革命军”的军装。

这是“天赐良机”。西安事变，是时局转换的“枢纽”。我抓住了它。我用我全部的政治格局和信誉，压下了党内的“复仇”火焰，我们选择了一条最艰难、但唯一“正确”的道路——联蒋抗日。

这个“转向”，是我们在血与火中，为一个“大中国”必须做出的“自我牺牲”。

第一章：军事“预言”——《论持久战》与“谁主沉浮”（1937-1938）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的枪声响了。

全面抗战爆发。紧接着，是令人窒息的溃败。

八月，上海。蒋介石投入了他最精锐的德械师。三个月的血战，“一寸山河一寸血”，打得英勇。但结果呢?全线崩溃。

十二月，南京。我们的首都……陷落了。随之而来的，是长达六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中国必败!”

“亡国论”像瘟疫一样在社会上蔓延。汪精卫这样的人，开始公开鼓吹“曲线救国”。他们说，中国“落后”，日本“先进”，抵抗是“以卵击石”，唯一的出路就是“议和”。

这是一种“理论”上的“投降主义”。

同时，还有另一种声音，主要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同志，他们幻想“速胜”。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国际援助”上，盼着“苏联”出兵，盼着“英美”干预。他们主张打“大仗”、“硬仗”，要“御敌于国门之外”。

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幼稚病”。

一九三八年的春天，延安的窑洞里，我几乎是通宵达旦地在“复盘”这场战争。我的面前，是堆积如山的战报和情报。

我必须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中国会不会亡?

第二，中国能不能速胜?

第三，如果不能，我们该怎么办?

我拿起笔，写下了《论持久战》。

今天很多人说这部著作是“预言”。不，它不是“预言”，它是“科学”。

蒋介石也在说“持久”，也在说“焦土抗战”。但他只是在“说”，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持久，更不知道“如何”去持久。

我来告诉他。

我告诉全中国，也告诉日本人：

为什么是“持久”？

很简单。看“对比”。日本是“强国”，工业强，军事强。中国是“弱国”，农业国，装备差。这是现实。所以，“速胜论”是做梦。

但是——日本的“强”，是暂时的。它的“强”建立在“军国主义”之上。它的“小”，是它的“硬伤”。它是一个“小”国，资源有限，兵力有限，它经不起“长”时间的消耗。

而中国的“弱”，也是暂时的。我们的“大”，是我们的“优势”。我们有广袤的“土地”，我们有四万万的“人口”。你占领我一个“点”(城市)，我就把战争引向“面”(农村)。

更重要的，日本是“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是“寡助”的。而我们是“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是“得道多助”的。

所以，我断言：中国不会“亡国”，但也不能“速胜”。唯一的道路，是“持久战”。

如何“持久”？

这就不是一句“口号”了，这是“路线图”。我明确地提出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就是现在，敌强我弱，我们要“以空间换时间”，诱敌深入，消耗它。

第二阶段：战略相持。这是最关键、最痛苦的阶段。敌人占领了我们的中心城市，但无力再进攻。我们守住了广大的农村，但无力反攻。这就是“拉锯战”。

第三阶段：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当敌人的“血”被我们耗干，当我们的“力量”在敌后积蓄完成，当“国际形势”发生根本变化时——我们就开始“大反攻”。

谁能“胜利”？

这，才是我《论持久战》的“核心”。

蒋介石的“持久”，是“片面抗战”。他只靠“政府”和“军队”。他的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他的“政府”，躲到了重庆的深山里。这样的“持久”，是“被动”的，是“等死”。

我提出的“持久”，是“全面抗战”。是“人民战争”!

什么是“人民战争”?

“兵民是胜利之本。”

我告诉我的将军们：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我们不是去和日本人打“阵地战”的!我们不是去“保卫”哪座城市的!

我们的任务，是深入“敌后”。

去华北，去华中，去那些日本人“占领”了、但“统治”不了的广大农村。

在那里，我们要“发动群众”，武装“农民”。我们要建立“抗日根据地”。

我们要让“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三结合。

日本人占领了“铁路”和“公路”(线)，我们就去“拔掉”他们的“据点”(点)。我们要让每一个村庄都成为“堡垒”，让每一个农民都成为“战士”。

当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时，它就“瞎”了，“聋”了。它就从“猛虎”变成了“困兽”。

《论持久战》发表后，我把它送给了很多人，包括在武汉的蒋介石。我不知道他看懂了没有。

但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抗日战争”的“总设计师”地位，已经从“重庆”，转移到了“延安”。

我不是在“指导”一场“战斗”，我是在“设计”一场“胜利”。这份“军事”著作，更是一份“政治宣言”。它在“战略”和“道义”上，宣告了“谁”才是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真正“主沉浮”者。

第二章：哲学“奠基”——《实践论》与《矛盾论》（1937）

一九三七年，战火纷飞。但在延安，在那孔小小的窑洞里，我却得到了“十年战争”以来，第一块真正“静坐”思考的“大块时间”。

这是一种“奢侈”，也是一种“必需”。

我的桌上，油灯如豆。我不是在思考“明天”的战役，我是在“复盘”过去“十年”的血泪。

我必须从“哲学”上，从“根”上，回答一个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我在“井冈山”搞“工农武装割据”、搞“农村包围城市”的“实践”路线，明明是对的，却被批判为“狭隘经验主义”?

而王明、博古他们，从“苏联书本”上搬来的那些“教条”，那些“城市中心论”，明明在“中国”的“实践”中被撞得头破血流，几乎让我们“全军覆没”，却能长期“正确”地“领导”我们?

这个“为什么”，不搞清楚，我们这个党，还会犯“大错误”。

于是，我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是我“十年磨一剑”的“复仇”，更是“奠基”。

第一块基石：《实践论》

我的目的很明确：彻底清算“教条主义”(也就是“本本主义”)。

那些“留苏”的同志，他们最大的“本事”，就是“背书”。他们能大段大段地背诵马克思和列宁的“原文”，他们能熟练地运用“莫斯科”的“时髦词汇”。

但他们“看不起”中国的“泥腿子”。他们不屑于去“调查研究”。

我在《实践论》里，就是要告诉他们：你们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书本”来的吗?不。

一切“真知”，都来源于“实践”。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要“亲口”尝一尝。你坐在屋子里“想”梨子的滋味，那是“唯心主义”。

我论证了“认识”的“辩证过程”：

从“实践”中来(感性认识)，到“理论”中去(理性认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这个“理论”。

这听起来很“哲学”，但它“杀伤力”巨大。

当我高高举起“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把“利剑”时，我实际上是在“夺取话语权”。

我等于在宣布：

所有“脱离中国实践”的“理论”，都是“空谈”!

所有“未经中国实践检验”的“指示”，哪怕是来自“共产国际”、来自“莫斯科”的，在“哲学”上，也都是“可疑”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执照”。我不再需要“莫斯科”的“批准”。中国的“实践”，就是我的“最高权威”。

第二块基石：《矛盾论》

如果说《实践论》回答了“真理”从“哪里来”(认识论)，那么《矛盾论》就回答了我们“怎么办”(方法论)。

我告诉我的同志们：世界是“复杂”的，它充满了“矛盾”。

而我们作为“革命者”，我们的“工作”，就是去“解决”这些“矛盾”。

但你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你必须学会“弹钢琴”。

你必须在“一堆”矛盾中，找到那个“最主要”的“矛盾”。抓住了它，其它的“次要”矛盾，就“迎刃而解”。

这是我的“方法论”核心。

这个“工具”太好用了。我用它来“解剖”我们面对的一切“难题”：

比如“抗日”。

当下的中国，有“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有“国共”之间的“阶级矛盾”，有“地主”和“农民”的矛盾……一大堆。

哪个是“主要矛盾”?

毫无疑问，是“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这是“生死存亡”的矛盾。

那么，“阶级矛盾”呢?就必须“服从”于这个“主要矛盾”。

所以，我的结论是：必须“联蒋抗日”。这就是“统一战线”的“哲学依据”。

再比如“国共摩擦”(像“皖南事变”)。

这是“民族矛盾”(主要)中的“插曲”，是“阶级矛盾”(次要)的“暂时激化”。

我们怎么办?

“次要矛盾”在“局部”上升为“主要矛盾”了。我们必须“斗争”。

但这个“斗争”，是有“原则”的。

我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

“有理”：我们是被打的，道义在我们这边。

“有利”：我们要打“胜仗”，不能打“败仗”。

“节”：这是“最重要”的。我们打“赢”了，就要“收手”。我们的“目的”是“警告”他，是“拉”他“回到”抗日的“主要矛盾”轨道上来，而不是“打翻”他，不是“破坏”统一战线。

看，这就是“辩证法”。

“两论”的完成，我长舒了一口气。

我终于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我们自己”的“哲学”。

我们不再是“莫斯科”的“小学生”。我们有了自己的“认识论”(实践论)，也有了自己的“方法论”(矛盾论)。

这个“地基”，是“毛泽东思想”的“地基”。有了它，我们才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盖起“我们自己”的“大厦”。

第三章：政治“蓝图”——《新民主主义论》（1940）

时间到了“相持阶段”(1940年)。

战争打得很苦。重庆在“大轰炸”下，民不聊生。我们的“根据地”也面临着日寇“扫荡”和国民党“封锁”的“双重”压力。

整个中国，都笼罩在一种“迷茫”的情绪中。

“中国向何处去?”

这个问题，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里。

摆在面前的，是“三条路”。

第一条路，是“日本”给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就是“亡国奴”之路。这是“绝路”。

第二条路，是“国民党”给的。蒋介石发表了那本《中国之命运》。他要的，是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法西斯”中国。这是“老路”，是“死路”。

第三条路，是我们“共产党”的。但是，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党内的一些“同志”又开始“犯迷糊”了。他们说：我们是“共产党”，我们革命成功后，当然是建立“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搞“社会主义”!

我又一次站出来，大声说：不对!

我告诉他们，你们又在“照搬”了。

中国的“国情”是什么?它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们的“无产阶级”有多少?少得可怜。我们有“九成”的“人口”是“农民”!

你在这个“基础”上，搞“苏联”那一套?搞“无产阶级专政”?

那“农民”怎么办?“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商人)怎么办?“民族资产阶级”(那些爱国的、反帝的资本家)怎么办?

你把他们全都“推”到“敌人”那边去吗?

这，是“自绝于人民”!

我必须“发明”一条“新路”。一条“只属于中国”的，能“团结”绝大多数人的“路”。

一九四零年，我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

这，就是我为“未来中国”设计的“政治蓝图”。

“新”在哪里？

我首先把“中国革命”清晰地“分”成了“两步走”：

第一步，不是“社会主义”。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

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

这个“新民主主义”，和孙中山先生的“旧民主主义”(三民主义)不一样。

“旧”的，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它的“前途”是“资本主义”。

而我的“新”的，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它的“前途”，是“社会主义”。

“联合”的“终极版”

这，是这份“蓝图”最“伟大”的地方。

我明确宣布：这个“新”的国家，它的“国体”，是“四大阶级”的“联合专政”!

哪“四大”?

工人阶级(领导)

农民阶级(联盟基础)

小资产阶级(朋友)

民族资产阶级(朋友)

我把“朋友”的“圈子”，扩大到了“极限”。

这份“蓝图”的“政治杀伤力”，是“核武器”级别的。

国民党一直在“抹黑”我们，说我们是“洪水猛兽”，是“共产共妻”，是“杀人放火”。

那些“中间派”(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民族资本家)，他们“害怕”国民党的“腐败”，但他们也“恐惧”共产党的“革命”。

现在，我“亲口”告诉他们：

你们(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革命对象”。你们是我们的“朋友”，是“联合”的对象。

你们(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不是”我们的“工具”。你们是“新中国”的“建设者”。

我们的“革命”，不是要“打倒”你们，不是要“没收”你们的“全部”财产(我们只没收“官僚资本”和“地主”的土地)。

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那些“卖国”的“大地主、大买办”(蒋宋孔陈四大家族)。

这个“蓝图”一抛出，就像“磁石”一样，吸附了全中国的“人心”。

我亲眼看到，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爱国学生”、“中间派”人士，他们“抛弃”了“腐败”的重庆(国民党)，“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奔向”了“贫穷”的延安(共产党)。

他们来干什么?

他们来“投奔”“民主”，他们来“寻找”“光明”!

那一刻，我站在延安的城楼上，看着那些“朝圣”般涌来的“年轻面孔”，我的眼眶湿润了。

我知道，“人心”的“天平”，已经“倾斜”。

延安，这个黄土高原上的“小窑洞”，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理”名词。

它成了“革命圣地”。

它成了“中国”的“灯塔”!

第四章：组织“淬火”——延安整风运动（1942-1945）

“灯塔”亮了，来“投奔”光明的人，太多了。

抗战爆发时，我们党只有“几万”人。到了一九四二年，我们“膨胀”到了“一百二十万”。

这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隐患”。

我看着这个“庞大”的“组织”，我“忧心忡忡”。

它“虚胖”。

这些“新党员”都是谁?

是“抗日”的“青年”，他们满腔“热情”，但不懂“马克行主义”。

是“逃难”的“农民”，他们要“土地”，但不懂“组织纪律”。

他们“因为”《新民主主义论》的“感召”而来，但他们“骨子里”还带着“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甚至“地主阶级”的“剥削”思想。

更“要命”的是，在“党内”，那些“老”的“幽灵”——王明他们的“苏联教条主义”思想，依然在“高层”有“市场”。

我，现在是“一百二十万”党员的“领袖”。

我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我怎样才能“指挥”这支“大军”?

如果这“一百二十万”人，有“一百二十万”种“想法”;

如果“前线”的“指挥官”，还在“质疑”“中央”的“路线”;

如果我们的“干部”，还是满嘴“希腊”、“罗马”，满口“莫斯科”，就是不看“中国”的“黄土地”……

那我们“必败”无疑!

我必须“统一”它。

不是在“肉体”上，而是在“思想”上，在“灵魂”上，彻底“统一”这支“大军”。

一九四二年，我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我提出的“口号”，很温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我用的“方式”，也很“文明”：“学习”。

我们“不”是“杀人”，我们是“改造”人。

我们“不”是“武斗”，我们是“文斗”。

“学习”什么?

学习“文件”。

学我的《实践论》、《矛盾论》，学我的《新民主主义论》，学我的《反对党八股》。

“整”什么?

“整顿”“三风”：

反对“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

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

反对“党八股”(空话套话)。

“怎么”整?

“批评与自我批评”。

我要求，每一个人，尤其是“高级干部”，都要“脱裤子割尾巴”。

你，要“站”在“同志们”面前，“坦白”你“脑子”里，有多少“非无产阶级”的“脏东西”。

你，要“交代”你“执行”过多少“错误”的“王明路线”。

你，要“感谢”那些“批评”你的“同志”，因为他们是在“帮你”“治病”!

这场“运动”，是“痛苦”的。

它“触及”了“灵魂”。

很多人“哭”了，很多人“崩溃”了，也有很多人(比如王实味)“走向”了“极端”。

我承认，这很“残酷”。

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我要“锻造”的，是一个“思想统一、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列宁式”政党。

我要的是一支“如臂使指”的“钢铁”队伍!

“整风”的“表面”，是“学习运动”。

“整风”的“核心”，是“夺权”——是“思想”上的“彻底夺权”。

目的（一）：思想上

我必须“彻底肃清”王明这条“苏联教条”路线在党内的“一切”影响。

我必须“确立”“毛泽东思想”——也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全党“唯一”的“指导思想”。

从此以后，我们“党”的“大脑”，只能有“一个”。

目的（二）：组织上

我必须“确立”我(毛泽东)的“绝对领袖”地位。

这不是“个人”的“野心”。

这是“历史”的“选择”。

这个“庞大”的“党”，这个“复杂”的“革命”，必须有“一个”“坚强”的“核心”。

“一个”“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核心”。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前夕，我们召开了“中共七大”。

这是“整风运动”的“毕业典礼”。

当我站在“七大”的“主席台”上，我看着“台下”的那些“代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

我看到的是“一张”“统一”的“面孔”。

他们的“思想”，已经被“淬火”;他们的“意志”，已经被“统一”。

“毛泽东思想”，被“庄严”地“写入”了“党章”。

我“成功”了。

我“重塑”了“中国共产党”的“灵魂”。

我“亲手”锻造出了“人类历史上”最“锋利”的一件“组织武器”。

它的“锋利”程度，远远超过了“腐败、松散、派系林立”的国民党。

我知道，有了这个“武器”，我“天下无敌”。

尾声：从“小米加步枪”到“天下逐鹿”（1945）

一九四五年，秋天。

日本人，投降了。

我站在延安的“山巅”，望向“东南”。

十年。整整十年。

回看一九三五年。

我们是“幸存者”，是“流寇”，是“山大王”。我们只有“小米加步枪”，和“一群”“衣衫褴褛”的“残兵败将”。

展望一九四五年。

我，通过这“十年”的“理论创造”和“组织建设”，我的“手中”已经拥有：

一个“思想统一”(毛泽东思想)的、一百二十万人的“党”。

一支“战力强悍”(人民战争)的、九十万人的“军队”。

一块“民心所向”(新民主主义)、拥有一亿人口的“解放区”。

我，已经不再是“井冈山”的“游击队长”。

我，是“新中国”的“总设计师”。

我想起了九年前(1936年)，也是在“赴延安”的“途中”，大雪纷飞，我写下了那首《沁园春·雪》。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那时，是我“最落魄”的时候。我刚结束“长征”，像“丧家之犬”一样被“围追堵截”。

可就在那时，我的“格局”，就已经“超越”了“个人”的“荣辱”。

我“敢”于“批评”这些“千古一帝”。

因为我知道，他们“做”的，是“一家一姓”的“江山”。

而我(我们)要“做”的，是“人民”的“江山”，是“前无古人”的“事业”。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不是“狂妄”。

这是“理论自信”，是“道路自信”，更是“历史”赋予我的“使命感”!

如今，“民族矛盾”(日本)解决了。

那么，那个“被迫”“让位”的“阶级矛盾”(国共)，将“重新”成为“主要矛盾”。

蒋介石，他不会“甘心”。

他已经“邀请”我，去“重庆”“谈判”了。

我知道，这是一场“鸿门宴”。

我知道，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即将拉开“序幕”。

但我“不怕”。

我将“下山”。

去“逐鹿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