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马列毛论民主

原编者按：讨论“民主”从来不能脱离其历史语境。在当今的政治现实中，“民主”已成为一种稀缺而珍贵的价值。它并非西方制度的舶来品，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内在要求。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革命的第一步——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广泛统一战线。而社会主义革命则是第二步——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实现无产阶级的最广大民主，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与社会的主人。

马克思&恩格斯

在我们的巴黎支部发表这个宣言以后，接着法国各地也发出了许多类似的宣言。我们在这里只能引用一个由塞纳河岸讷伊支部发出的宣言，它公布在7月22日的“马赛曲报”上，其中说：

“这次战争是正义的吗?不!这次战争是民族的吗?不!这完全是王朝的战争。为了人道，为了民主，为了法国的真正利益，我们完全并坚决赞同国际对战争的抗议。”

这些抗议表达出了法国工人的真实情感，这点不久就为一个有趣的事件所证明了。当时，在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时初次纠集起来的十二月十日匪帮被换上了工人服装，放到巴黎街道上去表演战争狂热，市郊的真正工人们立刻就出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拥护和平的示威，使得警察局长比埃特里不得不立即下令今后完全禁止在街上举行任何示威游行，借口是说忠诚的巴黎人民已经充分表达了自己蕴藏已久的爱国情感，已经发泄了自己无穷尽的战争热情。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

假如无产阶级不能立即利用民主来实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证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那末，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会毫无用处。

(弗·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

认为双方“无知”的这一套废话，归结起来无非是主张劳资利益调和的滥调。如果资本家知道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们就会为工人提供良好的住所，并且一般说来也会改善工人的处境;如果工人认识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们就不会举行罢工，不会醉心于社会民主运动，不会参与政治，而会俯首贴耳地听从自己的上司资本家。真可惜，双方都认为自己的利益完全不在扎克斯先生及其无数前辈所宣传的那一点上。劳资调和的福音到现在已经宣传了五十年，资产阶级的慈善家为了试图设立模范机关来证明这种调和也已经花了不少钱，可是我们往下就会看到，实际情形在这五十年内丝毫也没有改变。

(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

我们应当劝告英国工人怎样做呢?我以为他们应当在自己的纲领中写上Repeal〈脱离〉联盟这一条〈所谓联盟是指英国同爱尔兰联盟，而脱离联盟就是指爱尔兰从英国分离出去〉，简单地说，就是写明1783年的要求，不过要使这一要求民主化，使它适合于目前的条件。这是解放爱尔兰唯一合法的形式，因而也就是英国党的纲领唯一可以采纳的形式。以后的经验一定会表明：两个国家之间的单纯的君合制是否能继续存在……

……爱尔兰人需要的是：

1.自治和脱离英国而独立。

2.土地革命……

(1867年11月30日，《马克思致恩格斯》)

列宁

注：伟大导师关于无产阶级民主的论述非常多，本文只摘取《列宁选集》1972年版的部分论述

不管我们的斯托雷平工党的英雄们怎样进行自由派的说教，俄国无产阶级都要始终不渝地本着忠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来进行反革命时代注定要它进行的全部困难的、艰苦的、日常的、细小的、看不见的工作，组织起来，积蓄力量，去进行革命，给叛徒以无情的回击，不是以“模糊的希望”为依据，而是相信革命还会重新爆发这种有科学根据的信心为依据。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运动中的改良主义》)

赫尔岑不能在四十年代的俄国内部看见革命的人民，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当他在六十年代看见了革命的人民时，他就无畏地站到革命民主派方面来反对自由主义了。他进行斗争是为了使人民战胜沙皇制度，而不是为了使自由资产阶级去勾结地主沙皇。他举起了革命的旗帜。

(列宁，《纪念赫尔岑》)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在欧洲全部近代史扎特别是十八世纪末叶，在进行了反对一切中世纪废物，反对农奴制和农奴制思想的决战的法国，唯物主义成为唯一彻底的哲学，它忠于一切自然科学学说，仇视迷信、伪善行为以及其他等等。因此，民主的敌人便竭尽一切力量来“驳倒”、破坏和诋毁唯物主义，维护那些不管怎样总是维护或支持宗教的各种哲学唯心主义。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世界资本主义和1905年的俄国运动彻底唤醒了亚洲。几万万被压迫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要求新的生活，要求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

(列宁，《亚洲的觉醒》)

总之，每一个愿意理解现时争论的人所应当知道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事实就是三年半以前党一致地承认取消主义是一个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危险”倾向，是一个须与之斗争的倾向，是一个表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倾向。

具有反民主情绪，具有一般反革命情绪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取消和解散旧有的无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极力散布和支持一切趋向于取消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资产阶级力求散播背弃旧有任务的思想，力求“缩短”、削减、限制和阉割这些任务，力求去与普利什凯维奇之辈实行调和或妥协，而不愿彻底铲除他们的政权的基础。

取消主义也就是把这些资产阶级的背弃和叛变的思想传布到无产阶级中间来。

(列宁，《取消派对1908年和1910年决议的态度》)

从这一情况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公开的工人党这一口号，按其阶级根源说来，是反革命的自由派的口号。这里面除了改良主义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它根本没有暗示：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民主主义的阶级，意识到自己的任务就是为了扩大对整个民主派的影响而同自由派进行斗争莠它连想也没有想到要消除农奴主、“官僚”等等的任何特权基础本身，要奠定政治自由和民主宪制的一般基础;可是，这里却包含着默然背弃旧有的东西，因而也就是叛变和解散(取消)工人党。

(列宁，《几个争论的额问题》)

取消派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和民主运动的叛徒。他们(也如自由派或民粹派那样)提出“为公开党而斗争”这一口号，不过是要借以掩盖他们背弃过去和脱离工人阶级的行为罢了。

(列宁，《几个争论的额问题》)

就算这是不“实际”吧，但这在事实上是最能保证用尽可能民主的办法解决问题的;无产阶级只是需要有这种保证而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则需要保证自己的利益，不管其他民族的处境如何(不管它们受到什么损害)。

资产阶级最关心这种要求的“实现”——因此就产生了同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勾结起来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永远不变的政策。而对无产阶级重要的是巩固本阶级来反对资产阶级，用彻底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教育群众。

……

萨温科之流的先生们的议论和科科什金之流的先生们的议论完全相同，而且从纯粹逻辑方面来看，又是同样可笑、同样荒谬的。乌克兰民族在某一国家内享有的自由愈多，乌克兰民族同这一国家的联系也就会愈加坚固，这不是很明显的吗?看来，只有断然抛弃民主主义的一切前提，才能否认这种起码的真理。试问能不能有什么比分离自由，比组织独立民族国家的自由更大的民族自由呢?

……

总之，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科科什金先生的议论都是极其荒谬的，都是对民主原则的嘲笑。但是这些议论也含有某种逻辑，即大俄罗斯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逻辑。同立宪民主党的大多数人一样，科科什金先生也是这个资产阶级钱袋的奴仆。他拥护资产阶级的一般特权，特别是它的国家特权;他同普利什凯维奇并肩携手一起拥护这些特权，不过普利什凯维奇更相信农奴制的棍子，而科科什金之流知道这根棍子已被1905年的事变大大折损了，所以更多地指望使用资产阶级愚弄群众的手段，例如用“国家瓦解”的怪影来恫吓小市民和农民，用“人民自由”同历史基础相结合的词句来欺骗他们等等。

……

通常只有机会主义者才把彻底的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纲领条文说成是宣言性质，并且怯懦地回避公开反对这些条文。

……

如果当时爱尔兰无产阶级和英国无产阶级没有采纳马克思的政策，没有提出主张爱尔兰分离的口号，那他们就会犯最有害的机会主义错误，就会忘记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任务而向英国反动势力和资产阶级让步。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

我们俄国土生土长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及其他一些人，在我们所谈的第二种假定的情况下，不仅会成为自己祖国的叛徒，自由民主的大俄罗斯的叛徒，而且会背弃俄国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兄弟团结，即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

(列宁，《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

真正民主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政治革命，无论何时，无论在何种情形和何种条件下，都是不会模糊或削弱社会主义革命口号的。恰巧相反，它们总是促进社会主义革命，为它扩展基础，吸引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新阶层来参加社会主义斗争。另一方面，政治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免的，决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是一次行动，而要把它看作是充满政治上经济上巨大震动、极尖锐的阶级斗争、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的整个时代。

(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

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以后，必须实行完全的民主，因此，不但要使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也就是政治上的自由分离权。无论在目前、在革命时期或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政党如果不用自己的全部行动来证明自己一定要解放被奴役的民族，并且在自由联盟——没有分离自由，自由联盟便是骗人的鬼话——的基础上同它们建立关系，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

当然，民主也是一种国家形式，它必然会随着国家的消失而消失，但是，这只有在最终胜利和巩固了的社会主义过渡到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才能实现。

......

如果认为争取民主的斗争会使无产阶级脱离社会主义革命，或者遮挡住社会主义革命等等，那是根本错误的。相反，正象不实行完全的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一样，无产阶级不为民主进行全面的彻底的革命的斗争，就不能准备好战胜资产阶级。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

毛泽东

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

......

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

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我们正在制订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依据中央的大纲)，把以前的错误逐渐纠正。红军中的各级士兵代表会议，现亦正在使之经常建立起来，纠正从前只有士兵委员会而无士兵代表会的错误。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转变，如像过去某些同志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中国是一个何等样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国家，他们不知道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革命，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毛泽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如果前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和平，则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民主。必须知道，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和平固然不行，没有国内民主也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

而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没有巩固的和平与团结，没有人民的动员，抗战的前途便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阿比西尼亚主要地是因为封建制度的统治，不能巩固内部的团结，不能发动人民的积极性，所以失败了。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

“强调民主是错误的，仅仅应该强调抗日;没有抗日的直接行动，就不能有民主运动;多数人只要抗日不要民主，再来一个‘一二九’就对了。”

让我首先发出一点问题：能够在过去阶段中(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到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三中全会)说，多数人只要抗日不要和平吗?过去强调和平是错了吗?没有抗日的直接行动就不能有和平运动吗?(西安事变和国民党三中全会正在绥远抗战结束之后，现在也还没有绥远抗战或“一二九”。)谁人不知：要抗日就要和平，无和平不能抗日，和平是抗日的条件。前一阶段一切直接间接的抗日行动(从“一二九”起到国民党三中全会止)都围绕着争取和平，和平是前一阶段的中心一环，是抗日运动在前一阶段中的最本质的东西。

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

新阶段中，我们希望有、也将会有许多直接的间接的反日斗争，这些将推动对日抗战，也大有助于民主运动。然而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民主”，“民主”是错的吗?我以为是不错的。

......

况且无论什么情况，民主的口号都能适应，民主对于中国人是缺乏而不是多余，这是人人明白的。

......

但目前阶段里中心和本质的东西，是民主和自由。

......

要达到这种目的，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

(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不是给人民以自由，而是给人民以压迫。

不是民主集中制的国防性的政府，而是一个官僚买办豪绅地主的专制政府。

不是抗日的外交，而是媚日的外交。

不是改良人民生活，而是照旧压榨人民，使人民呻吟痛苦，无力抗日。

不是国防的教育，而是亡国奴的教育。

(毛泽东，《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

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议论。有些人说：老百姓没有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不对的。在抗战中间，老百姓进步甚快，加上有领导，有方针，一定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例如在华北，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在那里，区长、乡长、保甲长，多是民选的。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这样的问题，应该提出让大家讨论。

(毛泽东，《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因此，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

......

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

......

些幼稚的共产党员，以为我们只有在现在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没有在将来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或者以为现在的革命或土地革命即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应该着重指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

(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

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象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

(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但是，现在资产阶级的宪法完全是不好的，是坏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宪法尤其是欺骗和压迫多数人的。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我们的宪法，就是比他们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得多。我们优越于他们。

第二、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许多同志口里赞成集体领导，实际上十分爱好个人独裁，好象不独裁就不象一个领导者的样子。当一个领导者不一定要独裁，你晓得!资产阶级有个资产阶级民主，它讲究阶级独裁。无产阶级、共产党也要搞阶级独裁，如果搞个人独裁，那就不好。有事情总是应当跟人家商量一下，在一个集体中间通过，集中多数人的智慧，这比较好。

(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

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斗资产阶级，狠狠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早几天群众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去示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开大会，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这也是大民主，是反对帝国主义。这样的大民主，我们为什么不爱好呢?我们的确是爱好的。这种大民主是对付谁的呢?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

......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

现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再来一个“五反”，他们是不赞成的。他们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教授是不是喜欢大民主?也难说，我看他们有所警惕，也怕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

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要有这个信心。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学生上街?但是，在我们党员中有一部分人怕大民主，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官僚主义者，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你就要改。

......

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几个学生娃娃一冲，党政军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们这些人完全是饭桶。所以，不要怕大民主。出了乱子，那个脓包就好解决了，这是好事。帝国主义，我们从前不怕，现在也不怕。我们也从来不怕蒋介石。现在怕大民主?我看不要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

......

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

......

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

(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不要因为有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而使上下级、官兵、军民、军队同地方的密切关系受到损害。毫无疑义，上下级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是一种同志的关系。干部跟战士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打成一片。军队跟人民、跟地方党政组织的关系，也应当是密切的。

(毛泽东，《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

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靠广大的同盟军，单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不行。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

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你们怕不怕乱?我看有许多人是怕乱的。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当工厂厂长的，当合作社主任的，当学校校长的，当党委书记的，怕一放出来，火一烧，怎么下台呀?现在容易说通了，在五月间那个时候，就很不容易说服人。北京三十四个大专院校，开了很多会才放开。为什么可以不怕?为什么放有利?大鸣大放有利，还是小鸣小放有利?或者不鸣不放有利?不鸣不放是不利的，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大鸣大放。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当然，个别的人除外，比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还有冯雪峰，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烧共产党，就下不得台。那是少数人，是右派。其他的人就不要怕下不得台，可以下台的。无非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之类的毛病，有则改之，不应当怕。基础就是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是好人。工人的大多数是好人，农民的大多数是好人。共产党里，青年团里，大多数是好人。他们不是想要把我们国家搞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家、民主党派成员的多数，是可以改造的。所以我们不要怕乱，不会乱，乱不了。应当相信多数，这里所谓多数，是不是百分之五十一呢?不是的，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

(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

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

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内党外部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

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

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么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的。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查、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在现在的时候，在革命胜利还只有十几年的时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分子还没有被改造好，有些人并且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但是，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于这种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就是所谓“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是绝不可以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

还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得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

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讨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但是没有指名道姓，没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笑声)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县委的同志，要引导公社党委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箧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笑声)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讨。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毛泽东，《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这种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

......

第十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关于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节录》)

群众的事情由群众来办理就是民主，这里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单靠个人来办，一条是发动群众来办。我们的政治是群众的政治、民主的政治要靠大家来治，而不是靠少数人来治，一定要发动人人开口。每个人既然长了嘴巴，就要负担两个责任，一个是吃饭，一个是说话。在坏事情坏作风面前，就要说话，就要负起斗争的责任来。

(毛泽东，《上面要靠党的领导，下面要靠广大群众》)

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看来，我不相信(现在的中央)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GPCR。

(毛泽东，《不许镇压学生运动》)

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一九四九年以后发展的党员很多，翦伯赞、吴晗、李达都是党员，都那么好吗?民主党派都那么坏?我看民主党派比彭罗陆杨就好。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领导搞起来的，反康、反梁、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样纪念呢?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我的分一线、二线走向反面。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

“GPCR，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GPCR，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毛泽东，《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月)

有些党员官大了，架子就大了，不讲民主，不跟下级商量，遇事不先征求人家意见，自己说一通，喜欢训人。陈老总就喜欢拿自己多少年的经验包括反对我的经验，去训人。||| 过去，一是听话(做驯服工具)，一是生产好，有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入党。听话要看听什么话，做驯服工具不行。一个支部书记说了就算，什么事情都不同大家研究，不商量，不向大家征求意见。

(毛泽东，《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