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毛主席的智慧：伟人如何“超前”实现他的信仰？

无我布衣同天乐，清池碧水两半开。

隐居城外无事俗，早起荷锄把云摘。

其实个人以为，人的一生的轨迹，基本是由环境决定。环境主要是原生家庭、学校求学、工作谋生三者构成。当然，这一前提是，在社会大环境相对不变或者相对安定的情况下。除去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这三者如果固定化了，人的一生也基本是固化了。

而这一过程，出现的最大变数，主要在于两点：一是人的际遇，二是人的思想意识。前者，可能是生命中提携或教导自己的领路人，也可能是婚姻中的伴侣。后者，则是个体自己的主体意识和思想信仰。只要这两点产生变化，或者一直在生长更新，人的一生，就会从基本固化的轨迹中，脱离出来，发生变化。

所以，我们的一生究竟如何，很大程度上，在于上述几个因素的影响。正可谓，“若知前世因，今生受的是。若知来世果，今生做的是”。所谓因果，则重在种因，即是影响这两个变量。

那么，对于自己，信仰是什么呢。我一直说要为伟人做点事，实际上，这暗含着个人认可伟人的信仰：共产主义。也就是，我的信仰，也是相信那人类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大同世界。这才是人类克服人性弱点，走向存异求同的康庄大道。和平共存，长治久安。

有人说，人类或者所有生物，一旦不通过斗争或者战争优胜劣汰，任其肆意发展，就很可能进入过渡繁衍，泛滥成灾的危险之地，地球将无法承载过多的人类或者其他生物。所以，共产主义行不通。但，真理说，生产力是人类自身发展、实现全面解放的真正武器;也是克服资源的有限性限制的真正解决之道。共产主义，恰恰是让生产力服务全人类，解决人类无论何种问题引起的发展问题。

又有人说，人性善，是建立理想社会的基石。可是人类社会通过自身的实践不断证明，人性非善非恶，它是一张白纸，引导向善则为善，引导向恶则为恶。如同染色。染何种颜色，则成何种颜色。

基于这样的底层逻辑，人类美好社会的构建实则关键在于两点：一是教化。从根处的思想意识入手：引导人类向善。二是建立以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社会秩序。让每个个体，都置身于集体之下，让个体服从集体，又让集体赋能个体，实现双向成就。多元而统一，自由而共赢。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正是这样人类美好社会的载体。

曾经伟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间，竭尽全力探索过共产主义道路：以社会主义为过渡，最终通向共产主义社会。他的所作所为，皆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在1965年，他甚至希望总结过去十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提炼成马克思主义理论，试图找出共产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为后人指路。可惜在1966年被某革打断了，没能持续进行下去。

假若成行，伟人将以哲学理论的形式，再次为自己在和平年代，建设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奠定更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地位。可是，历史总有其命运。不光是伟人自己，连全国人民，全人类，都无法顺利见到共产主义的曙光。他的试验不成功，意味着造福全人类，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大同世界之美好理想尚未成功。甚或再度接受历史周期律的制约。

事实上，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尤其是1961年，经过“三年困难期”以后，毛主席非常注重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理论。他想参考他们的理论，结合自己的建设实践，摸索出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我们看他老人家在那段时间读的书目便可知。作为伟人的图书管理员，徐中远同志回忆道，毛主席经常自己研究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书籍，还密密麻麻地做笔记和标识。

比如，“毛主席在信中要求读的另一本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也有很大篇幅讲到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在他读过的这本书里，在有关国家消亡、公有制的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可以大大发展、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充分地发挥群众的创造性、共产主义劳动等论述的地方等几乎通篇都画满了直线、二直线、三直线、圈、曲线，重要的段落旁边还画上竖线、圈等标记。”

他在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的“我们甚至不可能确切地想象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蕴藏着怎样的力量，和能够发挥出怎样的力量。我们的任务就是为这些力量扫清道路。”一段话下画了着重线、曲线，在句子后面连着画了五个圈。

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只是实行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第一步。”这段文字下面画着着重线，旁边还画着竖的双直线和三个圈。

可见，此时的毛主席，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已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我们看，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他说：“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

在伟人看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发展社会，处理社会关系的核心。抓住这条主干，就抓住了社会问题的枢纽。

“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

“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與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正是居于这样的考虑，伟人坚定先对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再图大力发展生产力。他说，“1959年以前，我们所做的事情，主要是干革命，是要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他清楚地知道，并表示“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才刚刚开始。”

这里就澄清了，何为大仁，何为小仁。大仁，是立足长远，做根本的考虑，选择暂时暂时困难，而前途光明的道路。小仁，则是先图短暂享乐，后渐入困难的容易道路。

他还最早提出过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

这里值得再次强调，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并非后来人所提。其只是在伟人观点的基础上换了个概念而已。

关于四化建设。1957年伟人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61年，他再提出“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样，对“四个现代化”就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后来，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把其中的“科学文化现代化”改“科学技术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的表述由此一直沿用了下来。也不是后来人的时髦说法。

由此可见，伟人的目光是非常超前的，对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建设的认识是深刻的，而非盲目的，更非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他是真正试图将理论联系实践，竭尽所能，以共产主义为目标，以社会主义为过渡，用尽一生来探索实现。

他始终带领全国人民向着那只分工、不分等级的、只共富、不两极分化，真正实现人人全面发展的联合体的美好信仰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