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塌陷与体系的必然：论资本主义如何系统性地腐蚀社会风气

引论：一个普遍感受到的“世风日下”的时代之霾在越南

在越南，一种难以名状的、普遍的感受，如同弥漫不散的雾霾，沉沉地压在无数人的心头——那便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喟叹。我们似乎正在眼睁睁地看着，社会肌体赖以维系的、那层脆弱而珍贵的道德基石，正经历一场系统性的、近乎不可逆转的侵蚀。

你放眼望去，从公共空间里赤裸裸的欺诈横行、权钱交易的蝇营狗苟，到私人领域中情感的日渐淡漠、家庭纽带的松弛和解体，信任这枚社会货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稀释。真诚，成了需要支付高昂代价的稀缺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被冰冷的功利算计所取代。

面对这种集体性的道德滑坡，资产阶级的道德布道者们，总是急于将责任推卸给那些最容易被指责的对象：是“人性的堕落”；是“信仰的缺失”；是“教育的失败”。他们开出的药方也无非是那些陈词滥调：多一些道德说教，多弘扬传统文化（如儒家或佛教的某种形式），或者诉诸某种宗教的虚幻慰藉。

然而，这种将宏大而结构性的社会沉疴，仅仅归咎于个体心灵或精神层面的解释，我以为，不过是一种最肤浅、最偷懒，也最反动的唯心主义呓语。它极其巧妙地、却又残忍地掩盖了那个真正主宰和形塑我们社会风气、伦理观念的根本性力量——特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与生产关系。

我写作此文的使命，恰恰是要拿起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这柄手术刀，去彻底地、系统性地剖析这层迷雾背后的真实根源。我们要论证的，绝非什么偶然的道德滑坡，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当其在越南的“革新开放”政策下发展到与全球资本市场高度融合的阶段时——其内在的、以追求剩余价值无限增殖为唯一目的的冷酷逻辑，在社会伦理与人际关系层面的必然投射与呈现。

资本主义，凭着它那固有的商品拜物教、异化劳动、原子化竞争和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注定会系统性地、不可逆转地，将一切曾被越南人民视为神圣的情感（如“同志情谊”、“大团结”）、一切温情的面纱、一切超越金钱考量的价值，毫不留情地溶解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

第一章：万物皆商品的诅咒——商品拜物教与交换价値的普遍统治

1.1 生产目的的根本性错位：从“为人”到“为钱”

越南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本，在于其生产目的发生了一种彻头彻尾的颠倒。

你回看前资本主义社会，即使存在残酷的剥削，但生产的最终形式目的，总归是为了满足某种具体的、人类的需求（使用价值）。可一旦进入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殿堂，生产的唯一、真正的、赤裸裸的目的，就只剩下了价值的增殖——让投入的货币（M）能够魔法般地带回更多的货币（M'）。至于使用价值？它彻底沦为了一个工具，一个不得不借助的、实现增殖目标的手段和载体。

当驱动社会机器运转的核心动力，从“为人服务”异化成了“为钱生钱”时，整个越南社会的价值评价体系，就必然会陷入一场致命的扭曲。衡量一切的标准——无论是一件产品、一项服务、一种知识、一件艺术品，哪怕是一个人本身——不再是它内在的、质的规定性（它是否真诚、是否善良、是否美、是否对人类有益），而是其外在的、量的规定性：它能在市场上换回多少交换价值，即金钱（越南盾或外汇）。

1.2 商品拜物教的弥漫：人与人关系的物化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特有的意识形态——商品拜物教的揭示，是极其深刻的。在商品生产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不再以直接的“人”的关系呈现，反而被一种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所遮蔽和取代。

商品的价格，表面上看是由那只“看不见的手”——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仿佛是物本身固有的属性。然而，这背后却掩盖了生产这些商品的、活生生的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劳动关系，尤其是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现代越南人不再深究一件光鲜的进口商品背后凝聚了多少劳动者的血汗与辛酸，他们只关心它的品牌符号、其所能带来的“面子”以及在社交货币中的价值。

这种拜物教的腐蚀，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蔓延到了社会关系的每一个角落。人际交往的标准，越来越多地被物化的指标所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不再是他的品格、他的智慧、他给世界的贡献，而是被粗暴地简化为他所拥有的财富、他的消费能力和他的社会地位。

“爱情”可以被明码标价（如彩礼），“友谊”可以用利益来权衡（如跑关系），甚至“亲情”也逃不过金钱的玷污。当人自身也开始成为可以被估价、被交易的“商品”时，一切超越利益、真诚、无私的情感，便失去了其赖以存活的土壤。

1.3 金钱作为“万能的上帝”：一切价值的最终公分母

早在几个世纪前，莎士比亚就以他那文学家特有的敏锐，洞察到了金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颠覆一切的洪荒之力：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只一丝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金钱，作为那冷冰冰的一般等价物，成为了衡量世间万物的最终公分母。它以其普遍的、无差别的可交换性，几乎抹平了世界上一切质的差异。道德、良知、荣誉、才华、美貌、权力……所有这些，似乎都可以被换算成一个具体的价位，并在越南的资本市场上进行交易。

当获取金钱成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当金钱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万能的上帝”时，社会风气的败坏，就成了一种无可逃避的必然。因为，获取金钱的手段，开始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结果。

坑蒙拐骗、制假售假、贪污腐败、卖身求荣……所有这些在人类传统道德中被视为可耻的行为，只要能够带来世俗的金钱成功，就可能被“笑贫不笑娼”的社会舆论所容忍，甚至被暗中羡慕。资本主义，正是以其对金钱无底线的、无限的崇拜，从根源上瓦解了越南社会中一切非功利的道德约束和精神防线。

第二章：异化的生存图景——劳动者身心耗竭与精神空虚

2.1 工厂与写字楼作为“灵魂的屠宰场”

资本主义的恶，不仅仅停留在价值观层面对社会风气的腐蚀，它更在其核心的生产流程中，系统性地摧残着越南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从而为各种社会病态行为的滋生（如冷漠、焦虑、暴力），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

马克思所深刻揭示的异化劳动，在今天的越南以“血汗工厂”、“加班文化”、“数字监控”等更新颖、更隐蔽的形式，发展到了令人发指的极致。在这种劳动模式下，人被彻底简化为机器的附庸、算法的奴隶。

劳动过程的非人化：工作不再是发挥人的创造性和潜能的活动，而被异化为一种单调、重复、令人厌倦的，纯粹为了换取苟活工资的强制性活动。

生命能量的系统性榨取：超长的工作时间、极高的劳动强度、以及时刻悬在头顶的失业恐惧，使得越南劳动者的身体长期处于透支的亚健康状态，精神长期处于高度紧张和难以缓解的焦虑之中。

试问，一个在纺织线上、在格子间里，其尊严被践踏、其智慧被压抑、其生命力被榨干的人，我们如何能奢望他在走出工厂或写字楼之后，能够成为一个充满爱心、乐于助人、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好公民”？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其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灵魂屠宰场”，它系统性地磨灭着人的同情心、人的创造力，以及人对更高尚美好生活的向往。

2.2 精神空虚与消费主义的“代偿”迷局

被这种异化劳动所掏空了的精神世界，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空虚感、无意义感和强烈的焦虑。而资本主义的高明与毒辣之处正在于，它能同时为这种由它自己所制造出来的精神痛苦，提供一种看似诱人，实则更具毒性的“解药”——消费主义。

无休止的购物、被精心设计的娱乐、狂热的追星（K-Pop或本地明星）、沉溺于虚拟世界的即时满足……所有这些，都被建构成一种可以快速获得替代性满足、暂时忘却现实痛苦的“生活方式”。然而，这种以商品消费为核心的“快乐”，本质上是一种被动的、浅薄的、永不满足的快乐。

它非但不能真正填补人的精神空虚，反而会将人更深地拖入拜物教的泥潭，使其在无尽的欲望追逐中，彻底丧失反思现实、追求更高精神价值的动力。一个沉溺于消费主义麻醉剂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精神上日益空虚、道德上日益颓废的社会。

2.3 “社会病”的蔓延：被压抑的能量转化为破坏力

当人的基本需求（如归属感、被尊重、自我实现）在生产和生活中，被系统性地、长期地剥夺和压抑时，其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必然会以各种病态的、甚至破坏性的形式爆发出来。

心理与精神疾病的流行：焦虑症、抑郁症、成瘾症……这些在当代越南资本主义社会如同瘟疫般蔓延的精神疾病，正是个体在巨大的生存压力、社会孤立和意义丧失面前，所发出的痛苦呻吟与集体哀号。

社会信任的瓦解与人际关系的冷漠：在一个“人人为近敌”的竞争性社会中，真诚的互助和信任越来越稀缺，取而代之的是普遍的猜忌、功利的算计和不得不佩戴的“社交面具”。

反社会行为与暴力犯罪的滋生：当正常的、建设性的欲望表达渠道被堵塞时，被压抑的能量就可能转化为破坏性的、反社会的行为，例如一些无差别的伤人事件、极端暴力。这些看似孤立的“极端事件”，实际上都是越南资本主义社会系统性病灶流出的脓疮。

第三章：竞争的丛林法则——“他人即地狱”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3.1 竞争作为“第一推动力”：合理化“损人利己”

资本主义毫不掩饰地将竞争奉为圭臬，视之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效率”的第一推动力。然而，正是这种无休止的、以邻为壑的残酷竞争，构成了腐蚀越南社会风气最直接、最猛烈的毒素。

在竞争的逻辑下，他人不再是合作的伙伴、关怀的对象，而首先被视为潜在的威胁和必须击败的对手。为了在竞争中胜出，一切“损人利己”的行为，都被“优胜劣汰”、“成王败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法则所合理化了。

从商业上的尔虞我诈、恶性倾轧，到职场上的相互倾轧、“PUA”文化，再到教育体系中那病态的“内卷”，竞争的巨大压力，将每一个人都逼入了一种“他人即地狱”的生存状态之中，道德的底线不得不一退再退。

3.2 个人主义的极端化：从“原子化”到“孤岛化”

残酷竞争法则的必然伴生物，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极端化和绝对化。资本主义需要将社会打散为一个一个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体，才能更有效地、更没有阻碍地对他们进行统治和剥削。

这种原子化的个体，其思考问题的唯一出发点，就是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集体的福祉、社会的责任、他人的苦难，都被视为与自己无关的“外部性”。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最终导向的，是一种深刻的“社会性的孤岛化”。

人们生活在拥挤的河内或胡志明市里，却感受不到任何真实的社群归属感；他们在虚拟网络上拥有成百上千的“好友”，却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一个可以真正倾诉心声的人。这种深刻的社会疏离感，正是越南资本主义社会风气冷漠化的最清晰体现。

3.3 公共精神的消亡与犬儒主义的盛行

当个人利益被抬升为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尺时，公共精神便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人们不再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关心公共事务的讨论，不再积极参与社区的建设，更不再相信通过集体行动能够真正改变社会。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普遍的政治冷漠与犬儒主义。

“改变不了，就去适应它”、“认真你就输了”、“大家不过都是在演戏”……这种犬儒主义的论调，成为了许多越南人在面对现实无力感时，所穿上的“保护色”。然而，这种看似“清醒”的姿态，恰恰是统治阶级最乐于看到的最完美的麻醉剂。因为，一个放弃了反抗、放弃了对更美好社会想象的、玩世不恭的民族，是最容易被统治的。

它意味着，资本主义对越南社会风气的腐蚀，已经深入到了人们思想意识的最底层。

第四章：国家与法律的“共谋”——为道德的系统性沦丧提供周全的“合法性”

4.1 法律的阶级底色：它究竟在保护谁？又在惩罚什么？

有人或许还会抱有某种天真的期待，他们会说，既然法律存在，难道它不能像一堵墙一样，去约束那些明显不道德的行为吗？这恐怕是一个对越南现实世界运行逻辑的深刻误解。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思想光谱早已照亮了这个幽暗的角落，它深刻地指出，法律从来都不是什么超脱于人间烟火、公正无私的“天平”。它本质上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冰冷体现，是为其阶级统治秩序铸造的一把最坚固的工具。

当我们审视越南的法律体系，其最核心的基石，赫然写着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誓死保护（尽管体制上存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宣称）。因此，那些显性的、对个体私产的侵犯——比如一次盗窃、一笔诈骗，必然会遭受法律的严惩。然而，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那些更大规模、更具系统性、更披着“合法”外衣的隐形掠夺：资本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金融寡头通过复杂的投机活动对社会财富的洗劫、大型企业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的欺诈。对于这些，法律却往往戴上了一副深色的眼镜，选择性地“视而不见”，甚至在立法和判例层面，为它们构建了一道道严密的保护网。

同样的逻辑，贯穿于对社会危害的惩戒中。那些由资本追求利润的逻辑所必然产生的、对公共福祉的侵害——例如大规模的环境污染（如台塑钢铁厂事件）、危及数代人的食品安全问题、对劳工权益的残酷侵害——其所受到的法律惩罚力度，与其造成的巨大实际损害，根本不成比例。对于那些拥有天文数字资本的垄断巨头而言，一笔“天价”罚款，不过是它们运行成本账单上的一行寻常数字，根本无法触及其核心利益，更谈不上起到真正的震慑与矫正作用。

4.2 国家机器的“偏爱”：选择性执法与被资本“俘获”的监管之手

更值得深思的是，法律的执行过程本身，就内嵌着阶级的偏向性。作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实际操作者（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越南国家机器的各个部门——从警务系统到检察机构，再到最后的司法殿堂——在进行权力运作时，必然会天然地、系统性地倾向于维护有产阶级的既得利益，而对无产阶级的合理反抗与维权，施加更严酷、更迅猛的压制。

一个例证便是：当工人为争取自身权益的集体罢工行动，往往会遭受来自地方政权和警察系统的压力；与此同时，资本家的大规模欠薪、公然的违法解雇，却往往能在地方政府“优化营商环境”这样冠冕堂皇的借口下，得到心照不宣的庇护。那些原本被寄予厚望的“监管机构”，也常常在利益的交织与权力的渗透中，被其本该监管的行业巨头彻底“俘获”，最终沦为为其行业利益背书、盖章的“橡皮图章”。在这样残酷的“选择性执法”的现实面前，人们对法律公正性的最后一丝信任，也随之瓦解，荡然无存。

4.3 意识形态机器的“重塑”：将道德沦丧建构成“新常态”

除了这种带有压制性质的国家暴力机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教育体系、主流媒体、文化产业乃至流行时尚——在维护和固化这种“道德沦丧”的秩序方面，扮演了一个更为隐蔽却又至关重要的角色。

它们通过层层渗透，日复一日地、不厌其烦地向社会公众灌输一整套有利于资本运行的价值观：竞争被描绘成宇宙的终极真理，贫富悬殊是能力差异的自然、甚至合理的体现，而个人野心和成功（无论通过何种手段）则被奉为最高的人生目标。相对的，集体主义精神、阶级团结的观念（如“同志”理念），则被贴上“过时”、“危险”或“乌托邦”的标签。它们巧妙地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必然产生的一切社会丑恶现象——从极端的拜金到人际关系的冷漠——都解释为“人类永恒的阴暗面”，或“发展进程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通过这样一套复杂的“教化”和话语体系，人们批判和反抗制度本身的意愿被彻底消解了。一套本质上有利于资本统治的、充满利己主义色彩的道德规范，最终成功地被建构为“新常态”，甚至被许多人内化为无需思考、发自“自愿”的行为准则。

道德的系统性沦丧，至此完成了其合法化和常态化的全过程。

第五章：超越资本的道德愿景——社会主义新人与新世界的道德可能性

5.1 道德的阶级分野：根本不存在一种抽象的、永恒的“好风气”

通过前面章节的抽丝剥茧，我们得以清晰地认识到，越南社会风气的好坏与否，绝非一个漂浮在半空中的、可以脱离其经济基础而独立存在的道德哲学问题。在阶级壁垒尚未被打破的社会中，道德规范必然带有鲜明的阶级烙印。

资产阶级所衷心推崇的“好风气”，其底色是那种有利于其进行剥削和维护统治的秩序：比如要求工人展现出“勤劳”的美德（即忍受超额剥削）、“服从”的品质（即放弃组织和反抗）、以及彼此之间“良性竞争”的氛围（即彼此内耗、原子化）。

然而，无产阶级所追求的“好风气”，则是根植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土壤之上的，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互助友爱、为了共同解放而团结奋斗的集体主义精神。这两种“好风气”的理想，在本质上是根本对立、不可调和的。

5.2 社会主义革命：一场荡涤灵魂、重塑价值的道德革命

由此，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想要从根本上逆转越南“世风日下”的颓势，寄希望于资产阶级政权空洞的道德说教、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古提倡，或是法律体系修修补补式的改良，都无异于缘木求鱼，是绝无可能的。唯一的、彻底的出路，在于发动一场深刻的、全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终结“革新开放”中资本主义的复辟倾向。

这场革命，其意义绝不应被简单地局限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变革，或推翻旧有国家机器的政治行动。它更是一场旨在荡涤旧社会沉积的一切污泥浊水、重塑人类精神世界和价值坐标的深刻道德革命。

只有当生产资料真正归全体人民所共同掌握，当系统性的剥削和压迫从其经济根源上被彻底拔除，当社会生产的目的不再是服务于冷冰冰的利润积累，而是服务于活生生的人的需要和发展时，那种植根于私有制、以“人剥削人”、“人与人互为敌人”为逻辑的旧道德、旧风气，才会失去其得以生存和繁殖的土壤。

5.3 “斗私批修”：在精神领域艰苦地塑造一个崭新的“人”

正如胡志明主席在领导越南革命实践中所深刻指出的那样，即便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之后，旧的、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思想残余，特别是那种以“私”字当头的极端利己主义观念，仍然会以顽强的生命力盘踞在人们的头脑深处，成为资本主义随时可能复辟的思想和文化根源。

因此，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绝非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的简单工程。它是一个极其漫长、充满艰巨性、需要全社会自觉参与的自我改造与自我革命过程。这便涉及到了“斗私批修”的实践——即同盘踞在自己头脑中的私心杂念、小团体主义作持久的斗争，并深刻批判修正主义和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这个过程的核心目的，是要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地、有意识地，培养出具有共产主义远大觉悟、彻底摆脱了低级趣味、能够实现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新人”。

唯有当这样一批拥有崭新道德面貌、胸怀人类解放理想的新人，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时，一种真正崭新、远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高尚、更为纯粹的社会风气，才可能最终在人间大地形成并巩固。

第六章：对历史的辩护——为何“胡志明时代”的风气值得我们深刻怀念与反思？

6.1 在贫困的底色上闪耀的理想主义光辉

某些人，总是习惯于将社会风气简单地归因于物质富足程度。他们会不解地质疑：既然你们说社会风气取决于经济基础，那么胡志明时代（指建国初期至战后早期）在物质上那样极度匮乏，为何其社会风气反而会被今天的许多人所怀念和称颂？而这，恰恰从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反面，印证了我们文章的核心论点。

胡志明时代的越南北方，其物质生活确实极为清贫，但它在本质上是一个以消灭剥削、抵抗外侵、确立公有制主体地位，并且以建设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新世界为全社会共同理想与奋斗目标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精神的坐标和价值的排序是截然不同的：

劳动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光荣感，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不仅是名义上，更是实际上的国家领导阶级，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尊严。

集体主义精神是绝对的主流价值观，“为人民服务”（Hết lòng, hết sức phục vụ nhân dân）、“同志情谊”不仅是口号，更是社会运行所倡导和检验的基本行为准则。

官僚主义和任何形式的特权思想，都受到群众的严厉批判和监督，干部被明确要求必须与群众“同甘共苦”，以保持劳动者本色。

社会风气因此呈现出一种昂扬向上、淳朴真诚的特质，“互助互爱”在许多地方并非是遥不可及的神话传说。

正是这种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以理想主义为导向的、崭新的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和道德风尚，尽管在其发展过程中难免遭受挫折和弯路，但其所达到的精神高度和道德纯度，是后来在“革新开放”中资本复辟浪潮中所产生的、被金钱异化的社会所无法企及、也无法真正理解的。

6.2 精神的“贫穷”：对比之下更显“沦丧”的本质

今天的人们之所以对那个时代抱有深切的怀念，绝不是因为他们渴望回到物质的匮乏。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在当今这个物质表象上看似“繁荣富足”的社会里，真切地、痛苦地感受到了一种更深层次的“贫穷”——那是精神的贫穷、道德的沦丧、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极度贫乏。

当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今天的越南社会，被极端拜金主义、冷漠的官僚主义、以及精致到骨子里的利己主义所彻底充斥和主导；当他们在职场上经历着永无止境的“内卷”式煎熬，在日常生活中承受着人际关系信任缺失所带来的精神重压时，那个虽然清贫、但却充满了理想、公平与温情的年代，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面批判现实的镜子，一个寄托着美好社会向往的精神家园。

这种跨越时空的怀念，其本身就是对当下“世风日下”现状所发出的，最深沉、最有力的控诉。

结论：告别资本的泥沼，重建道德的根基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之所以必然地、系统性地导致越南社会风气的败坏，其根源深埋于其生产方式的本质之中：对剩余价值的永无止境的追逐，要求它必须将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一切情感都物化、商品化，并用原子化的个人恶性竞争，来取代和扼杀一切形式的社会团结。

在这个以资本为轴心的体系中，金钱成为了衡量一切价值的唯一、冰冷尺度；异化劳动系统性地摧残着人的身心健康；而无节制的消费主义，则扮演了一个提供虚假慰藉、实则实现更深层精神奴役的角色。而国家与法律机器，非但没有成为道德的守护者，反而沦为为这一套腐朽、反人类的秩序保驾护航的周密工具。因此，我们所说的“世风日下”，不过是这套反人类逻辑在伦理道德层面所必然、所清晰显现的病态症状。

故此，任何试图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基本框架的前提下，仅仅通过道德说教、传统文化复古，或是法律细节的修补，来“挽救世风”的努力，都注定是徒劳无功的。正如我们不可能指望一片腐臭的、吸纳了污水的沼泽地能够自然开出圣洁无瑕的莲花一样，我们更不可能指望一个以自私自利为最高运行法则的制度，能够普遍地孕育出高尚、无私的道德情操。

唯一的、也是根本性的出路，在于彻底地、以革命的方式改变这个制度本身。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起全体人民的公有制，将社会生产的目的从服务于资本的增殖，重新彻底扭转为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的需要，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彻底铲除滋生一切社会丑恶现象的经济与文化根源。

只有在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与人之间是平等互助、亲如同志的新社会里，一种真正符合人类崇高理想的、崭新的、清风正气的社会风尚，才可能最终形成、巩固并代代相传。这是一场漫长而艰巨的斗争，但它是通往一个道德洁净、精神富足的未来的唯一且必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