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饿死3000万”的争议，是时候为毛主席与新中国正名了

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每当我站在这里，看着我们国家今日的山河锦绣、万家灯火，心中确实会涌起一股复杂的暖意。可这份暖意并不纯粹，它总是夹杂着一种难以忽视的迟疑与不安。因为我始终不敢确定，眼前这一切，是否真的就是他当年反复描绘、反复追问的那个“愿景”。也正是在这种迟疑之中，有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许多热爱新中国、热爱毛主席的人心里。这根刺，正是那个被一遍遍提起、又被不断放大的数字——“三千万”。

近年来，舆论场上总有一股阴风在吹。总有那么一些人，打着“反思历史”的旗号，言之凿凿地宣称：在毛主席时代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饿死了3000万人，甚至有人张口就是4000万、5000万，乃至骇人听闻的6000万。他们挥舞着这些带血的数字，以此来攻击那个时代，以此来抹黑那位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伟人。归根结底，他们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就是要彻底否定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否定毛主席的历史功绩。

今天，我们不仅要辟谣，更要进行一次直抵灵魂的真相探寻。我们要问：所谓的“饿死三千万”，究竟是历史的实录，还是精心编织的弥天大谎?

谎言重复千遍，似乎就成了真理。但这世间的事，怕就怕“认真”二字。今天，我们就用详实的数据、严密的逻辑和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来揭开这层笼罩在共和国历史上的迷雾。我们要让所有人看到，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民，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困苦，又是如何在风雨中顽强生存，而不是活在某些人编造的“绝望死亡”之中。

第一章：谎言的诞生——从“内部发明”到“网络铁案”

说起“饿死三千万”这个弥天大谎的诞生过程，真是一出一环扣一环的荒诞剧。最让人心痛和愤怒的，不是外部敌人的污蔑，而是我们内部某些人的推波助澜。

1.1 “大发明家”们的拙劣表演

曾几何时，这个谎言在我们内部传得最起劲，编得最积极。到了2000年代，这股歪风邪气更是汇聚成流。几个急于向西方“递投名状”、急于带路的所谓作家和记者，摇身一变成了“历史学家”和“人口学家”。他们装模作样地搞了一通所谓的“田野调查”，跑到偏远的渔村或农村转了一圈，然后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海外，出版了所谓的“巨著”，高调宣扬中国在1959年到1961年间饿死了3600万人。

各路唯恐天下不乱的媒体一听，简直像闻到了腥味的苍蝇，兴奋得不行。他们不遗余力地帮这些人鼓吹了十多年，推波助澜，三人成虎。时至今日，所谓的“三年饿死3000万”在网络上简直成了不可触碰的“铁案”，似乎谁敢质疑，谁就是不懂历史，谁就是没人性。

但只要我们稍微深究一下这些“大发明家”的底细，就会发现事情的荒谬之处。这几个言之凿凿的人里面，既没有专业的人口学家，也没有严谨的数学家。他们的专业素养几乎为零，但“屁股”却歪得离谱。

比如那位搞出惊天数字的“草母鸡”先生，长期以来就是地主士绅文化的狂热爱好者，对新中国的土地革命怀有深深的抵触。还有前几年那位语出惊人的“驼大”女士，竟然公然宣布731部队的罪行不存在，说是中国人编造的。让这样立场先行、毫无民族底线的人来对新中国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进行论证，其结果有多么抽象、多么离谱，也就可想而知了。

1.2 荒谬绝伦的“加法统计学”

他们所谓的“论证”，简单来说就是根本不存在任何科学论证。他们的调查方法简直是学术界的笑话：只不过是到各地跑一圈，道听途说，抓到谁说了哪年饿死多少人，就一律如获至宝地放进书里。

凡是当地地方志记载当年总共死亡了多少人，不管是因为生老病死、意外事故还是自然灾害，到了他们笔下，大笔一挥，全部宣布为“饿死”。然后做一个简单粗暴的加法，齐活了!

这种荒谬的统计方式闹出了无数笑话。比如重庆，就因为有人在饭桌上吹牛逼，随口说了一句，他们就敢在书里宣布：当时只有450万人口的涪陵专区，竟然饿死了350万人!只要稍微动动脑子想一想，如果一个地区死了近80%的人口，那社会结构早就彻底崩塌了，还能有后来的发展吗?

甘肃的同志们就更惨了。1953年总共只有6万人的临夏市，被他们宣布饿死了4.1万人。照这个算法，临夏市差点就绝了种，那后来的人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这些数字之荒谬，逻辑之混乱，简直是对人类智商的侮辱。

第二章：来自对手的证词——CIA的情报与西方媒体的“新闻学魅力”

在这个问题上，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国内“带路党”编造的数字，连他们一心想要讨好的“洋大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都不敢苟同。

2.1 CIA眼中的“粮食短缺”而非“人口灭绝”

上世纪60年代，正是冷战的高峰期。美国中央情报局掌握着最先进的U-2高空侦察机图像，拥有庞大的对华人力情报网络。他们比谁都更希望中国崩溃，比谁都更希望看到中国发生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以此来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

然而，翻开CIA当年的解密档案，我们看到了什么?他们只是客观地记录了中国遭遇了严重的“粮食短缺”，指出了中国主要粮食产区遭遇了自然灾害，以及人口快速增长对粮食供应造成的压力。

请注意，CIA从来没说过中国“饿死几千万人”。他们的情报分析是为了给美国最高决策层提供客观依据，目的是更高效地对付我们。如果中国真的饿死了几千万人，政权濒临崩溃，美国人早就欣喜若狂地宣传了，甚至可能直接动手了。但他们没有。这起码意味着，所谓的“3000万”，除了这帮后来急于抹黑毛主席的人之外，在当时从未经过任何严肃情报机构的考证和确认。

2.2 西方媒体的“数字魔术”与“超线性死亡”

更有喜感的是，连“3000万”这个数字的源头，其实都不是这些国内公知自己算出来的，而是他们拾人牙慧，把别人加过的数字再加一遍。

事情的起因是1983年。那一年，我国发布了《中国统计年鉴》。从登记表上看，1959年到1965年期间，我国人口的数字确实出现了剧烈的波动：从1959年开始以千万级别的规模减少，而从1962年开始又以千万级别的规模暴涨。

得到这个消息后，西方几大通讯社马上施展了他们擅长的“新闻学魅力”。他们无视任何背景分析，一口咬定中国人口在1960年净减了1000万，宣称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然而，对于1962年后，我国人口数字在短短三年内上涨近5000万人这一更加惊人的数据，他们却选择性失明了。这难道不是“和平时期更大的人口奇迹”吗?不好意思，他们一致“瞎了”，假装没看见。

紧接着，就是层层加码的学术造假游戏。先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发明了一个人口学上闻所未闻的新名词——“超线性死亡”。他们声称，1958到1963年，中国“超线性死亡”的人口高达2700万。随后，美国人口普查局觉得这个数字还不够劲爆，又修正说是2880万。

但这还不够，西方又弄了个所谓的专家出来继续加码，说既不是2700万，也不是2880万，而是3000万。于是，杨某绳、曹某鸡这帮国内的“震惊体”作家们，无非是将美国人的这些陈词滥调拿出来重新包装，加上一些道听途说的野史，最终加码到了3600万，这就成了他们的“重大历史发现”。

2.3 无法解释的“人口暴涨”悖论

这帮人面临一个最大的逻辑死结：如果1959到1961年真的饿死了几千万人，人口基数遭到毁灭性打击，那么为什么在1962年到1965年，中国人口又能快速增加近5000万呢?

对此，这帮人脑袋一撇，来了句神逻辑：“这是大灾之后的必然补偿性生育。”

这种解释简直是把中国人当成了神仙。一个刚刚脱离了“地狱般饥饿”、身体极度虚弱的民族，转头就能在三年内造出5000万个新生儿?这符合生物学常识吗?符合营养学常识吗?

所以大家也看出来了，这波“大发明家”根本不是在搞学术研究，而是在做政治任务。所谓的证据，只是他们想要攻击那个时代的借口罢了。由于屁股太歪，学术不行，拿到数字后，他们从来也没问过自己：这些统计数字到底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数字的减少真的等于人的死亡吗？

第三章：统计学的迷宫——户籍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事实上，1959年到1961年，由于经济政策的失误(如“五风”问题)，加上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我国确实经历了大面积的缺粮，人民生活确实困苦。但中国社会的基本运转并没有中断，政权没有崩溃。不但没有中断，我们还在这期间办了两件影响深远的大事：第一是户籍统计制度的完善，第二是工业人口的大规模精简与回乡。

正是这两件大事，导致了统计数据的剧烈波动，造成了“人口大量死亡”的假象。

3.1 从无到有：新中国户籍制度的艰难起步

要理解那个时代的人口数据，首先要理解那个时代的统计能力。在1949年以前，旧中国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户籍管理，人口数据基本靠估(所谓的“四万万同胞”)。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才出台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请注意，重点在“城市”。当时农村的户籍管理根本顾不上。所以，50年代初，城市人口数据相对准确，而农村人口数据则是一笔糊涂账。

直到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后，我国才在农村建立了简易的户口登记制度。注意，仅仅是“简易”的，连正式的表格都没有统一。1954年，内务部颁发了户口变动统计表，农村才开始实行人口年报制度。也就是说，从1954年开始，农村地区人口变化才算有了个初步报告。

这工作显然推进得很慢。因为一年之后，1955年6月，最高层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时，用的措辞还是“争取在几年之内”将制度建立和健全起来。“争取”意味着还没做到，“逐步”意味着还在路上。

所以，哪怕是1955年以后，农村地区的人口数字统计仍然不严密、不准确。不能掌握人口变动，社会治理显然很困难。于是，1958年1月，我国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标志着我国对人口的管理正式向精准化迈进。

3.2 跃进中的混乱与虚假人口的清洗

但是，1958年全国上下在干啥呢?显然是在搞大跃进。行政资源被严重挤占，基层的户口统计工作也就被边缘化了。所以，《户口登记条例》的真正实施，要拖到1959年的下半年才开始落地。

这就导致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1949-1959)，农村地区正常的人口趋势往往没有得到及时的上报。很多死亡没有注销，很多迁移没有登记。

拿人口大省山东来说，1959年9月，在《条例》推动下进行了细致的人口普查。这一查不要紧，发现虚假的人口数量竟然高达152万!这占了1959年全省人口的3%。

什么叫“虚假人口”?就是人已经不在了(可能去世了，可能迁走了)，但户口本上名字还在。

一省如此，天下如此。当时全国人口总数是6.7亿。如果按平均3%的虚假率来计算，全国的虚假人口就多出来2010万之多!就算我们保守一点，打个对折，按1.5%算，也多出来1000万的假数字。

显然，随着1959年后统计工作的加强，这些多年积累下来的“水分”——那些虚假户口，开始被大规模清查并注销。这在统计表上就直接体现为人口总数的上千万规模的“缩减”。

但这几千万人是这三年突然饿死的吗?不是!他们是过去十年里陆续正常死亡或迁移未报，而在这一刻集中在数据上“消失”的。仅仅这一点，就把三年困难时期户籍人口大量减少的问题回答了一半了。

第四章：大迁徙的秘密——“一进一出”与“口袋户口”

当时我国还发生了另一件足以撼动人口数据的大事，那就是工农业人口惊心动魄的“一进一出”大迁徙和大精简。

4.1 疯狂的招工与重复计算

“一五”计划开始后，我国工业迅速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急速增长。各个单位都在想方设法从农村抢劳动力，有些企业招工条件简单到了“只要有一条行李就行”。

因此，1956到1959年，我国迎来了一波农村劳动力进城的高峰。数据显示，这期间城市户籍人口增加了4086万人。其中，自然增加的(也就是城市居民自己生出来的)只有1076万。也就是说，有3010万农村人口迁移到了城市，办理了城市户籍登记手续，体现在了全国的户籍人口数字上。

那么大家可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既然有了城市户口，这些人的农村户口是不是就该注销了呢?

有意思的事情从这里就开始了。从理论上来说，扣除自然增长后，这几年农村的户籍人口也应该相应减少3010万人，因为这些人进城了嘛。但实际上呢?农村人口只减少了1818万人!

这就意味着，至少有1192万人，虽然拥有了城市户口，却没有注销农村户口。他们同时拥有着两个户籍!在统计数字上，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

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制度不完善。1955年的指示规定，凭“迁移证”或者“其他证件”就能落户。这就导致很多人拿着介绍信、工作证就在城市落了户，却没回老家注销户口。这就造成了1959年之前人口数据的虚高。

4.2 精简回乡与“隐形人”的诞生

到了1960年下半年，全国出现粮食短缺。为了减少城市的商品粮消耗，最高层痛下决心，要求大幅精简城镇人口。1961年就要立刻减少1000万，1962年更是明确指出，精简的主要对象就是前几年从农村招来的新工人。

这可是一次浩大的工程。为了精确计算粮食，1961年6月对城市人口进行了严密清查，把多余的人往农村迁。统计显示，1961年到1963年，扣除自然出生，我国城市的户籍人口减少了2325万人。这部分人迁出了城市，回到了农村。

但是，诡异的数据出现了：1961到1963年，我国农村自然出生的人口是3415万人，但农村户籍人口的增加数量却只有4392万人。

让我们做一下减法：从城市被精简回乡的2325万人里，只有约977万人办理了农村户口。剩下的1300多万人去哪了?他们回到农村后，没有办理农村户口!

这就导致了这段时间我国人口统计数字的“异常减少”。这1300多万人，在城市户口本上被注销了，在农村户口本上又没加上。在统计局的表格里，他们“消失”了;但在现实的土地上，他们活得好好的。

4.3 群众的智慧：“口袋户口”

这又是为什么呢?很简单，群众都有自己的小九九，这就是人性的体现。

试想一下，如果你是那个年代的一个工人。你好不容易进了城，吃上了商品粮，现在国家有困难让你回乡。你会怎么想?你会觉得国家只是暂时遇到了困难，一旦经济好转，工厂肯定还要招人。

到了那时候，如果你手里捏着一个“证明我曾经是城市户口”的迁移证，你就是有经验的熟练工，回城的机会是不是大得多?如果你傻乎乎地把城市户口彻底注销，在农村落了户，那你就彻底变成了农民，再想进城就难如登天了。

所以，这部分人宁肯把那个已经注销的城市户口迁移证装在自己口袋里，也不愿意拿出来在农村办理落户。这就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口袋户口”人群。

有人会问：不落户口吃什么?在那个年代，农村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分配体系。生产小队自己就是结算单位。你是本乡本土回去的，人熟地熟，大队长是你二大爷，书记是你老表。你只要出力气干活，工分照记，口粮照分，就不需要像城里人那样凭户口买粮。

只要基层干部抓得不紧(在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情况下，通常都不会太紧)，办不办户口对吃饭影响不大。于是，这帮人就这么“黑”着，把户口藏在口袋里，坐等政策变化。

事实证明，他们赌对了。困难时期缓解后，工业战线恢复，1960年到1964年精简返乡的人大多数又被招回了城。而那些没能回城的，也随着制度完善，逐渐在农村补办了户口。

这就是为什么从1962年开始，我国城乡户籍人口都经历了一次“诡异”的暴涨。这次暴涨，恰恰证明了那“消失”的1300多万人并没有死，他们只是把户口从口袋里拿了出来，重新变成了统计数字上的人。

第五章：正视苦难，拒绝抹黑

综合来看，50年代到60年代存在着三个层面的数据叠加：

虚数注销：1959年统计加强，清洗了过去十年积累的千万级虚假户口。

双重户口消除：大跃进时期进城人口的双重户口被纠正。

口袋户口：精简时期千万级的回乡人员隐匿了户籍。

这三个因素叠加，完美解释了我国户籍人口统计数字出现大起大落的原因。

5.1 统计数字减少 ≠ 真实人口死亡

在很多时候，户籍登记人口数的减少仅仅是数字的调整，绝不意味着实际人口的真正死亡。

举个现代的例子：2009年的国民经济年报里，我国0到14岁的人口总数为2.58亿。但是到了2010年，经过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把0到14岁的人口数修正成了2.22亿。瞬间少了3600万!

难道总会有人认为，2009到2010年，我国太平盛世下饿死了3600万儿童吗?当然不会!这纯粹是统计口径和修正的问题。同理，当年的数据波动也是如此。

5.2 真实的苦难与孙经先教授的结论

当然，我们今天辟谣，绝不是说那三年我们没有发生困难，更不是要粉饰太平。我们必须诚实地承认，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大跃进”中的人为失误，当时的困难是巨大的，教训是惨痛的。

全国上下都经历了一次严重的食品短缺。从1961到1965年，我国每年进口的粮食都超过500万吨。四川、安徽、河南的部分地区灾情惊人，光河南一地就设立了2万个浮肿病救助站，全国设立了10万个以上。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为了活下去，两个人饭匀给三个人甚至四个人吃，那是常态。

对于这段历史造成的真实损失，2014年，著名数学家孙经先教授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参考灾情最严重的若干地区的数据，经过精确的数理统计，认为这次缺粮导致的“营养性死亡”及相关损失在250万人左右。

250万，这依然是一个沉痛的数字，是一场巨大的悲剧，我们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们纪念这些逝者，吸取历史教训。但这与“3000万”有着本质的区别。

5.3 任何事物都有量变到质变的界限

任何论者想要把数量夸大2倍、3倍、10倍甚至15倍，都必须拿出过硬的论据，而不是靠满篇错误和编造的文学作品，更不是靠什么美国学者瞎编的“超线性死亡”理论。

实际上，如果用那个可笑的“超线性死亡”理论套用到美国人自己的人口统计数字上，美国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超线性死亡”的数量竟然高达1185万人!当时美国总共人口才1.2亿。也就是说，十个美国人里必须死一个，才能证明这个理论的正确性。这难道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把百万级别的悲剧，夸大成千万级别甚至数千万级别的种族灭绝式的灾难，这就不再是学术探讨，而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污蔑。这就是一个立场问题，一个“屁股”问题。

尾声：让真相跑赢谣言

最后，我想说的是，今天我所讲的内容，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发明。实际上，这是2010年代以来，我国很多有良知的统计学、人口学、数学专家，如孙经先教授等人，通过长时间查阅档案、推演数据得出的科学结论。

也就是说，所谓“饿死3600万”的谎言，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在学术层面被彻底证伪了。

但令人痛心的是，问题在于当时没几个人知道真相，今天更是没几个人知道。谎言因为耸人听闻，长着翅膀飞遍了世界;真相因为枯燥复杂，还在穿鞋子。

为什么真实的历史传播，拍马也赶不上谣言传播的速度呢?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历史解释权，要拱手让给那些居心叵测的“发明家”和西方媒体呢?

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深思吗?

捍卫毛主席的清白，捍卫新中国的历史，不是为了纠结于过去，而是为了清清白白地走向未来。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后代，看着教科书上的谎言，对自己国家的根基产生怀疑和羞耻。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如果你也认同我的观点，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和转发。让我们一起努力，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