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种地，吃饱了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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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老农看不懂的都市农夫

在北京城郊，靠天吃饭的传统农民断崖式减少，有机会的村民都进城找工作领薪水。与此同时，许多城市居民出于对种地的热爱，在郊区租下了一小片自己的菜园。

出于对共享菜地的好奇，今年夏天，我在小红书上随机联系了几个招租帖子。其中一位姑娘回复了我。她叫刘昕，家在大兴农村，把自家农地分租出去给城里人种菜，欢迎我过去看。我立马打车赶过去，这个村庄位于天安门东南50公里，下午两点半，华北的农村热得发慌。

当天，刘昕并不在家。出来迎接我的是她的父亲老刘。老刘是本村人，在家里经营农家乐。他皮肤黝黑，板寸头，两只双眼皮大眼睛向下垂着，眼神温和，黑色的弹力T恤紧绷在彷佛一戳即破的肚皮上。几个游客正在院中间的葡萄藤下吃饭，老刘吆喝我进屋坐。客厅铺着白色反光的瓷砖，一台七十寸大电视在房间角落里。韭菜盒子的香味穿过里屋，我小心翼翼地坐在沙发边缘上，屁股像顶着风火轮。

“你是来租地的?”老刘斜了我一眼。

我坦白自己是来参观的，想学习农场都是怎么运营的。

老刘摆了摆手，说：“不要研究这个，没什么可研究的，马上就没人种地了。嚯，现在国家都是机械化农业，谁没事儿干活儿啊?你等着吧，以后，都成东北那样了。”

“你看我家姑娘现在整这个，我给她一年时间，她肯定不整了。根本挣不了钱。浇水甚至得倒贴。”老刘说，虽然地里的水是抽的地下水，不走市内的自来水系统，但是水泵很耗电费。

显然老刘对把地租给城市菜农的热情不高。他自己的生计也早就跟农业无关——靠的是农家乐，建大棚(政府对建设大棚的农业用地有每亩300元补贴)，和山东菜农给他交的土地租金。对于老刘来说，只要能收上租金，土地交给谁做什么都无所谓，荒着也无所谓。

刘昕家的村子地段较偏，且共享菜地刚起步不久，她不收地租，每年只向租户收200元，是抽水灌溉的电力费和基本管理费。老刘对女儿的想法保持很大的质疑，这样的工程不仅对父女俩吃力不讨好，租户那边更是不可能指望着从种地卖菜中得到经济收益：“她想的倒挺好，出发点也确实是好的。但是，就这，呵!你看着吧。现在没有人能干活。那些人，来了连锄头都不会用，还种地呢。”

◉春天，浇水的人们。

共享菜地的租户在老刘眼里是天真幼稚的。他说，“现在的农业都是靠规模，大企业。自己想种地，产量上不去，质量也没法跟人家大公司比。要真想干，就得像有些山东人一家一样从早到晚在45℃大棚里闷着，他们倒是行。”

他的话没错。在华北平原，土地集中承包相较容易的地区，国家政策趋势大多鼓励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的大户和农业企业：包括对家庭农场、合作社的直接财政补贴;对冷库、大棚等农业设备建设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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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人为什么想种地？

根据北京市数字农业农村促进中心的数据，2024年上半年，北京蔬菜供给基本来自外地，有30%来自河北，20%来自山东，而北京自产的菜只占3%。外地的地租、人力成本较低，规模化生产也更加成熟。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河北的大棚番茄，即使算上运输成本，也比北京每公斤低约0.14-0.58元。

这些菜有的来自北京市政府、企业和批发市场直接在外埠投资建设的种植基地，有的是北京市和外埠企业联合经营的基地。货运到新发地后，本地的批发商再将菜配送到菜市场档口和生鲜库房。

在成熟的供应链体系下，气候和京郊耕地面积都不再直接限制城市居民的饮食结构。一年里，只有蔬菜生产由南向北，或由北向南转移的过程中，短暂的气温窗口让北京的本地蔬菜具有一定的市场优势。再说，北京的耕地面积根本就不足以支撑2000多万的人口数量。

但大众对蔬菜、土地的田园想象并没有什么变化。新冠疫情后，大家对食品供应链的脆弱更为熟知。拥有自己的菜园、亲劳种地的意象不断吸引着城市人口来到郊区。在小红书上，“#我的小菜园#”这个标签下，过去两年内网友发布了超过十万条笔记。其他类似的“#中国人爱种菜#”“#城市种菜人#”等标签也都新兴于过去几年，在春夏适合播种的季节，这些标签每天都有20-40万的浏览量。

在帖子里，有些人分享自己第一次体验到的田间“劳动的快乐”，如何在辞职后找到“和大自然的连结”;有些人从技术角度分享种植经验，晒出自己收获的巨大丝瓜;还有人提出建议：在给北京帮忙带孩子的父母租块地，他们的心情会好很多。

一个星期后，我在老刘农家乐以北40公里的西红门见到了发小红书的刘昕。刘昕是1994年生人，在南城一家医院的急诊室上班。她有一个还没上学的儿子，有时周末回大兴老家。她告诉我，20年前，她家从村里承包了20余亩地，父亲建起大棚后包租出去了。还有几亩地空着，她把这些地分租了给了40多户人，其中多为爱好种菜，为食品安全着想的中年人，还有一些是为给在北京帮忙带孩子的老人找个事情做。有些人租地面积也不一样，大的有400多平米，相当于一个篮球场，小的也就100平左右。

“我爸非常不理解，不挣钱又费劲的东西为什么要弄?住在村里的人不知道城里人在想什么，不过反过来，像咱们这样上班的人也不明白村里的事儿。”刘昕说。

“虽然我没干过农活，但小时候坐在农村树下的感觉就是特别幸福的。”她说，她爸爸小的时候村里还有河，河里竟然还有水。刘昕对农村有一种被模糊记忆覆盖的懵懂想象。

◉冬天，刘昕父亲在地里。

◉地里没有化学农药。

刘昕是一个卡在两个北京中间的人。她无需、无法、也无意依赖土地生存，又不想让土地完全荒废或脱离它的本质。刘昕领着单位薪水，在小红书上吆喝大家来种地，唤醒人们对自然和乡村的热爱，想要给它找到能看到它价值、爱它、能照顾好它的好人家。

她又同时自知，在农村，这绝不是高效利用土地、增加收入的方式，这样吃力不讨好的理想主义行为会被人笑话。

“我想建一个国际青旅那样的地方。你住过吗?我在香港的时候住过。我希望不光是管种地，我家能提供一个场所，让来的人可以自己去地里挖菜、做饭。那种空间，那样的感觉，我很喜欢。和咱们一般的农家乐不一样。”刘昕说，“可惜我的行动力还是差了点。”

3

谁在北京种地？

◉在地里干活的租客。

根据2018年1月公布的北京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截至2016年底，600多万北京农业户口中，从事农业生产的还有不到50万人 。2017年，北京市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像刘昕这样的京郊家庭也能享受城市的医疗和教育系统，这也意味着北京不再有“农民”这个“官方认证”的身份了。

共享菜地的出现，看似是农耕文化的回归，实际上是城市化加剧的表现——在还需要交公粮的年代，刘昕的父亲自己种过二十多年的地。近二三十年城市化加快，村民们进城打工的收入更高，土地不再是必需生产资料。如果没有政策补贴和市场销售渠道，卖菜绝不是一个挣钱的活。成为“居民”后，老刘这样的村民仍有土地承包权，如果把土地出租，远比自产自销要省钱省力。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老刘口中的“山东人”——这是指在北京种菜的山东菜农。山东是果蔬大省，很多懂技术的农户都流出到全国各地，包地种蔬菜。据老刘说，他家附近种菜的山东菜农只依靠自家几口人，不雇人，他们掌握技术优势，又在业内有较深的人脉网络，只有他们这样的个体户才可以跟农业公司竞争。

换句话说，这些山东家庭农户要靠种菜挣钱，只有拼命地干。蔬菜有季节性，他们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少的人工，干最多的活，种出最大量的蔬菜，才有可能拼过大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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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菜地成为景观

刘昕转租自家农田，是个人的兴趣爱好。刘昕不需要着急投资规划她的地，毕竟她有其他收入来源，家里的承包权也没有几年就到期了。与此同时，一些专业的承包商将注押在了土地娱乐消遣的潜能上。

水瓜农场在北京的南六环附近，前身是个草莓采摘园。这些年，草莓采摘经济不景气，运营成本太高。农场周围的农家乐、采摘园的广告牌也都泛白了。老板原来是做园林绿化的，偶然的机会让他包下了这片地，接手时已是这片土地的三房东。现在由他的妹妹石寒负责销售和公关。

水瓜农场在短短一个月内把刚流转到手的十几个大棚都改造成了“生态种植地”，其中两三个棚作为示范点，由农场自己生产，提供少量的采摘体验项目，其余的出租给散户。

在水瓜农场，对租地感兴趣的客户可以先认领一块两平米的地，经过几个星期的试用期，便可以按一年1800元的价格在大棚里租下一块20平米的地。有的人家的黄瓜、西红柿紧挨着菜花和蒜，郁郁葱葱;有的人的地里只零星长着几根杂草。农场也有半托管和全托管式的地块，附近的雇工帮租户浇水，除草。当然，价格也会随着托管程度上涨。

◉水瓜的大棚蔬菜。其中白玉黄瓜尤其好吃。

◉农场露营区，我去拜访时这里还很大程度上是荒地。

“对，其实我们不靠指采摘卖菜挣钱。它完全是一个加分项。还是为了吸引顾客来我们这儿团建。”领我参观的石寒架着一副无框眼镜，穿着设计感十足的半身裙。这个女孩走在北京大兴的黄土里，看上去却像是会出没在上海巨鹿路上的潮人。她之前在长三角一带当美术老师，现在每天都在为这片和自己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土地发愁。

我去的时候，水瓜农场正在努力营销，投入了220余万元资金来吸引客户。除了70亩的蔬菜大棚，15亩的露天农地，还有35亩的林地，里面养着几只家禽。农场主要通过承办公司团建、亲子活动、做共享菜地等，收取租金盈利。虽然农场自己也在卖蔬菜，不过从营收角度来说，蔬菜不过是营造乡村气息所需的园林景观，农场不指望从作物本身获得利润。

现在水瓜农场已经有20多户都市菜农会员入驻了，但石寒不满足于此。他们正忙着把种植区旁一块空地铺上适合拍视频的草皮、挖出一个小孩可以玩的泳池、然后搞来一个咖啡门脸。农场的花圃、露天影院也正在筹划中。石寒认为，要想有竞争力，必须找到一个让人留下的理由。

“一个月前农场这边还是一片荒地。这两天才刚刚好点。”石寒说。“我前两天在这一块草坪上拍了一个视频剪出来，很好看。我们现在得赶紧把基建弄起来，有了草坪才有人。”

可是有了草就需要日夜不停的水喷枪，也就招来了需要被处理掉的蚊子大军。这都是高成本、高耗能的投资——但石寒认为，为了让顾客能在共享菜地多逗留，这些前期的投入都是必须的。毕竟来种菜的客户每年付1800块钱，也希望能被服务。在教育内卷中身心疲惫的小娃妈妈们是水瓜的主要目标客户群。租客们也清楚，这样的菜地和自产自销毫无关联，甚至带有更多消费属性：租地的成本很低，种地是打发周末时光的轻松体验，是个较低成本的自然教育方法。搞不好，还能经常收获自己的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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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产做成三产

尽管水瓜农场的本质已经从农业变成服务业，脱离一产，变成三产，但立足的土地还是“农田”，这也让农场的规划和发展受到限制。

因为虽然水瓜所在的“一般农田”没有“基本农田”那样严苛的用途规范，但政府对于耕地上的违规建筑查得很严。想要把一产做成三产，水瓜必须合理规划如何在不建房子的基础上把农田变为娱乐空间，刘昕的青旅梦也因为同样的理由受阻。不论是农户拿自家的承包地出租给个人，或是通过“二房东”的农场公司，共享菜地都是在现有土地管制规范下最实惠、可行的三产经营模式。

参观最后，我来到石寒的办公室，这是个不到十平米的简易平房，还是石寒在和当地政府沟通了很久后才建成的。除了三套桌椅和一个空空的书柜，办公室里只有垒起来的几袋白酒。

我问起他们夏天怎么治番茄招来的潜叶蝇，石寒说这个她不太清楚，有专业的师傅负责。随后她问我认不认识在应聘销售或新媒体岗位的人：“现在从传播运营到策划到销售都是我自己。”为了攒口碑，农场已经做了不少赔本生意，小红书账号却还聚不起人气。

距离想象中的乡村俱乐部，还有不少工作要完成。

参考文献(上下滑动阅读)

[1]《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支持做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通知》https://www.moa.gov.cn/gk/tzgg_1/tfw/201908/t20190819_6322793.htm?

[2]半年报 |北京2024年上半年菜篮子产品市场监测报告 https://mp.weixin.qq.com/s/v77HDScYHIQF5fRl_Fzelg

[3] 《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24》

[4]北京市“菜篮子”外埠基地建设现状、问题与对策分析https://mp.weixin.qq.com/s/_xmS6k34kWlZJM7Y6_u1Zw

[5] 《四十多万北京人从事农业生产》，农业农村部，https://www.moa.gov.cn/xw/qg/202001/t20200115_633529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