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红日：我的人民，我的国

1949年10月1日。

当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那片翻涌的红色海洋时，我心中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沉冰。

火焰，是为了我的人民。他们终于可以昂首挺胸，做这片土地的主人。

沉冰，是为我肩上的担子。

我从城楼上走下来，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中国?

战火烧焦了土地，工厂的烟囱是冷的，物价像脱缰的野马，一天一个天文数字。黄金被席卷一空，特务和土匪在阴暗的角落里窥伺。

西方世界，那些曾经欺辱过我们的列强，他们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他们断言，我们共产党人打天下是100分，但治天下，是0分。他们说，我们连上海的经济都管不好，不出三个月，就要灰溜溜地回山沟里去。

他们不懂。

他们不懂的是，我毛泽东背后站着的是谁。

是那些在淮海战役中推着小车、送来了整个解放区的农民兄弟;是那些在“两白一黑”(白面、白米、黑煤)斗争中，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支持我们的工人阶级。

我的人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民。

他们是那样的勤劳、勇敢、富有牺牲精神。

我拿到的这张考卷，是“一穷二白”。

“穷”，我不怕。我们可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在南泥湾能做到，在全中国也一定能做到。

“白”，我甚至还有点高兴。

“白”，就是一张白纸。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我要和我们的人民一起，在这张白纸上，画一个崭新的、强大的、只属于人民的中国!

然而，我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

1950年。

我刚刚签发了《土地改革法》的命令，我的人民刚刚开始丈量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

可是在我们的东北亚邻邦，战火重燃。

美国人，那个在二战中打败了法西斯、拥有原子弹的超级强国，他们悍然介入了。他们无视我们的警告，把战线推到了鸭绿江边。

他们的飞机，在我们的丹东上空盘旋、轰炸。

那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几个日夜。

我的会议室里，烟雾弥漫。

反对出兵的声音，是压倒性的。

理由太充分了。

“主席，我们打了二十多年的仗，打光了家底，现在是满目疮痍啊!” “我们的海军是木船，空军还没成立，我们拿什么去跟美国的飞机坦克打?” “这一仗如果打输了，我们刚刚建立的这个新中国，很可能……万劫不复!”

这些，我何尝不知?

我看着地图。我的目光，仿佛穿透了鸭绿江，看到了1840年以来的那些屈辱。

我想到了英国人的鸦片，想到了八国联军的马靴，想到了日本人的刺刀。

一百年来，为什么谁都敢来欺负我们?

因为我们弱。因为我们不敢打。

现在，中国人民刚刚站起来。

如果这一仗，我们退缩了，美国人就会把刀架在我们的脖子上。东北的重工业基地将永无宁日，全中国的建设都将是一句空话。

最重要的是，我的人民，他们刚刚挺直的腰杆，又要弯下去了!

不行!

我不能让我的同胞，再回到那个任人宰割的时代!

我拍了板。

“必须打!”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我们是去保家卫国。我们不是去侵略，我们是去反抗侵略。我们是正义的。”

我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赌注。我赌上的，是这个新生共和国的国运。

但我相信我的人民，我相信我的军队。

我把我的儿子岸英，交给了彭德怀同志。

他是我的儿子，但他首先是一个中国青年，是人民的儿子。这个国家是千千万万的烈士用鲜血换来的，我毛泽东的儿子，没有特权不去保卫她。

我甚至来不及和他好好道个别。我只对他说，你是共产党员，你要去的地方，很危险，你要有准备。

我没想到，那竟是永别。

当牺牲的电报传到我的办公室时，我怔住了。那封电报，我看了很久很久。

我没有在任何人面前流泪。

我的心，在滴血。

但我知道，我不能倒下。因为在朝鲜的冰天雪地里，有几十万的“岸英”，正在为了祖国和人民，忍受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忍受着铺天盖地的炮火。

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我们赢了。

在云山，在长津湖，在铁原……我的志愿军，那些穿着单薄棉衣、拿着简陋武器的战士们，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硬是把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了“三八线”!

他们打出了一个奇迹。

这一仗，打出了中国的国威，打出了军威。

这一仗，为我们赢得了几十年的和平。

更重要的是，这一仗，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尊严”!

从那一刻起，这个世界才真正明白：中国人民，是真的站起来了。他们是不可战胜的!

有了这个“和平”的盾牌，我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在我的那张“白纸”上，大笔挥毫了。

我的人民，是多么渴望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啊!

我看到，在鞍山、在包头、在武汉，那些曾经被视为“苦力”的工人们，第一次成了工厂的主人。他们爆发出的那种创造热情，是惊天动地的。

“铁人”王进喜，他宁肯用自己的身体跳进冰冷的泥浆里当搅拌钻，也要为国家“把贫油的帽子甩到太平洋去”。

这是怎样的精神?这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

我看到，在淮河，在长江。我的人民，在没有大型机械的情况下，就是靠着扁担和铁锹，靠着那双长满老茧的手，硬是把泛滥了几千年的洪水，锁进了堤坝。

我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写下了碑文。

我告诉自己，也告诉全世界：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个国家，是谁建立的。

是那些“三年以来”、“三十年以来”、“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来”的，千千万万的人民英雄!

我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我的农民兄弟。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太懂他们的苦了。

土地改革，让他们分到了田地。这是几千年的梦想。

但是，这就够了吗?

不够。

我亲眼见过，一场旱灾，一场蝗灾，就能让一个刚刚富裕起来的农民，重新变成赤贫。他们那点土地，根本无法抵抗天灾。

他们会重新去借高利贷，去卖儿卖女。

那我们的革命，意义何在?

不行。我绝不能让他们再走那条老路。

唯一的办法，就是“组织起来”。

于是，我们有了互助组，有了合作社，有了人民公社。

我渴望我的农民兄弟们，能够依靠集体的力量，去战胜自然。我渴望他们能用上拖拉机，能用上化肥。

我渴望这片土地上，永远不再有饥荒。

我环顾四周，世界依然不太平。

美国人有原子弹，赫鲁晓夫也有。他们都想用这个东西，来卡我们的脖子。

我能让我的人民，生活在核讹诈的阴影下吗?

我不能。

我告诉我的同志们：“我们也要搞原子弹!”

“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很穷。但我们有志气。

我的科学家们，钱学森、邓稼先、于敏……他们放弃了国外的优越条件，回到了这片贫瘠的土地。

我听说，他们用算盘，算出了那些最尖端的数据。

1964年。

当那朵巨大的蘑菇云，在中国西部的戈壁滩上升起时，我坐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笑了。

我的人民，从此有了自己的“和平之盾”。我们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了!

我的人民，是那样的信任我。他们把我高高地举起，称我为“大救星”，喊我“万岁”。

可我清醒地知道，我不是“神”。

我只是人民的“勤务员”。

我最怕的，就是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些干部，忘记了这一点。

我最怕的，就是我们“进京赶考”，考砸了。

我开始注意到，我们队伍里的一些人，他们变了。

他们忘记了西柏坡的“两个务必”。他们不愿意再穿带补丁的衣服，他们喜欢上了沙发，他们坐上了小汽车。

他们开始脱离群众，他们开始听不进批评。

他们开始享受“当官做老爷”的滋味。

这不就是李自成吗?这不就是我们当年在窑洞里，苦苦思索要跳出的那个“周期律”吗?

如果让这些人管着国家，那我的人民，和我一起打下江山的人民，和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他们答应吗?

我，毛泽东，第一个不答应!

我必须找到一条路，一条能让我们这个党，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的路。

我必须在我还活着的时候，为我的人民，扫清这些障碍。

我开始了一场新的、更艰难的战斗。

(第三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