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判】关羽其人，“忠义”其事（下）

关羽政治地位的抬高以及艺术形象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宋元以后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没落时期，这正是关羽形象赖以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关羽地位的上升和封建社会的没落，这种成反比例的现象，是历史发展过程中阶级斗争的必然反映。从宋元到明清，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日益激化。封建统治者面对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看到了只靠残酷镇压这一手是不够的，还需要更阴险毒辣的一手，这就是要“亲儒重道”，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强化地主阶级的专政，用孔孟之道紧紧束缚劳动人民的手脚。他们是极端顽固的反动派，任何一点微小的革新和改良都被当成洪水猛兽。 在他们看来，只有奉行孔孟之道，墨守“三纲五常”这个万古不变的信条，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这也正是宋元以来尊儒思潮特别猖獗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阶级斗争的形势下，关羽的形象应运而生了。如果说孔丘是没落奴隶制度的卫道士，那么关羽就是封建制度没落时期的护法神。真是文有“孔圣”，武有“关圣”，一文一武，相得益彰。

剥削阶级的文艺舞台还赋予关羽“忠”、“义”、“勇”的性格特征，“忠”、“义”、“勇”在关羽身上是化为一体的，是具有鲜明的阶级内容的。有出戏叫《桃园结义》，捏造了一个历史上所没有的“桃园三结义”的故事，说的是关羽和刘备、张飞，为了“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誓扶汉室基业”而结成了一个“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一在三在，一亡三亡”的政治联盟。这出戏所描写的时代，是东汉末期社会大动乱的时代。以黄巾军为代表的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反动腐朽的东汉王室，加速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崩离析。在这种形势下，戏中的关羽和刘备、张飞在一个酒店里萍水相逢。这三个素不相识的人，为什么一见如故、一拍即合呢?这是有它共同的阶级基础和共同的政治目的的。戏里描写的刘、关、张，都以地主阶级利益的维护者自命。他们“结义”的一个重要政治目的，就是要镇压农民起义。他们咬牙切齿地咒骂黄巾为“寇”、为“贼”，大骂“黄巾不仁”，诬蔑黄巾起义搞得“天下荒荒，刀兵四起”，于是歃血发誓，要联合起来，“与国家做些惊天动地之事”，“把那寇兵杀尽”。他们“结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造刀造剑，招兵买马，迅速拉起一股反革命地主武装，其势汹汹地向起义农民开刀。黄巾军领袖张宝就是惨死在关羽的屠刀之下。“桃园结义”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在反动统治阶级内部树立一个样板，要大家团结起来，“情逾骨肉，同心协力”，“扶持社稷，匡救朝廷”。这里，他们口口声声要“匡救”的所谓的“国家”、“社稷”、“朝廷”，就是行将灭亡的东汉封建王朝，也就是要“兴灭国”。他们所要“安”的“黎庶”，就是受到农民起义革命风暴沉重打击，感到惶恐不安的豪强地主，也就是要“继绝世，举逸民”。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桃园结义》所宣扬的“忠”、“义”，是以反对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为其首要内容，是为“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复辟路线服务的。

旧戏在表现关羽“忠”、“义”的同时，还着力描绘他“勇武”的一面。《斩华雄》、《斩车冑》、《白马坡》、《战长沙》、《临江会》、《单刀会》、《取襄阳》、《水淹七军》等戏，都是表现他谓“万人敌”的“勇武”和凛然不可犯的“神威” 的。旧戏中关羽的青龙偃月刀，不是指向起义的农民，就是指向所谓“心怀篡逆”的“奸佞”。这就说明，他的“勇”，完全是服务于“匡扶汉室”这个政治目的的。这种“勇”，是为封建主子拼死卖命的劲头，是以“忠”、“义”为前提的，是实现“忠”、“义”的手段，它恰恰是反动统治阶级所赞赏、所提倡的“仁者之勇”。旧戏把关羽的“忠”、“义”、“勇”，归结为“天命”，似乎他一生的所作所为，都是“受命于天”，都是“上天”安排好了的。这就使这个形象更完整地体现了儒家思想。《鼎峙春秋》最后还专门设计了几出戏，把“素怀忠义”的关羽，敕封为“三界伏魔大帝”，让关羽的阴魂“遍游三十三天”，大抖威风，而且还通过关羽之口，对那些死后“升天”的“忠臣义士”们说: “公辈天府荣登，逍遥自在，何等洒乐也，只是忠义二字有以致之耳。”请注意，这是点睛之笔。它告诉人们:实行“忠”、“义”是上天赋予的使命;“素行忠义”又能够得到死后升天的“善报”。这就把“忠”、“义”同“天意”紧紧联在一起了，也就把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那套“三纲五常”、 “君权神授”的反动思想更加神圣化了。

孔丘提出:“臣事君以忠”，“君子喻于义”，“仁者必有勇”。他提倡的这种“忠”、“义”、“勇”，本质上是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关羽这个形象，正是这种“忠”、 “义”、“勇”的化身。封建统治阶级煞费苦心地塑造了关羽这样的艺术典型，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为关羽争什么历史地位，而是借助这个人物来宣扬维护他们统治的“忠”、“义”、“勇”这种封建道德观念。可是我们要知道，“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在阶级社会中，由于人们所处的经济地位不同，人们的善恶观念和道德原则也不同，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道德标准。被吹捧得如此天花乱坠的关羽的“忠”、“义”、“勇”，在劳动人民看来，恰恰是反革命的顽固、阴险和残暴。

文艺舞台上的关羽为了效忠封建统治阶级，“奋勇当先”，“义不负心”，最终断首捐躯。关羽戴上了反动统治阶级赐给的“忠”、“义”、“勇”的桂冠，但这顶桂冠上却染满了革命农民的鲜血，聚集着劳动人民的仇恨!关羽的“忠”、“义"、“勇”，拆穿了说，不过是奴才加刽子手的同义语而已。

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任何阶级要占领文艺舞台，要使戏剧为本阶级的政治服务，都要千方百计地塑造本阶级的英雄典型。古往今来，概莫能外。试看封建地主阶级在关羽这个形象上，绞尽了多少脑汁，费尽了多少心机!吹捧历史的亡灵，是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宋元以后封建统治阶级之所以要树立关羽这个偶像，正是为了挽救正在迅速土崩瓦解的封建制度。舞台上的关羽用长长的拖腔唱出了“谨遵古训”的高音，正是地主阶级临死前绝望的嚎叫。《鼎峙春秋》第二出有这么一段话:“要使普天下愚夫愚妇看了这本传奇，莫不革薄从忠，尊君亲上，台下的莫当作妙舞轻歌，轻轻观听过了。”这就直言不讳地供认了他们抬高关羽、宣传关羽的政治目的。关羽的形象是封建地主阶级用来反对农民革命、反对变革的盾牌。他们通过关羽这个形象，把自己狰狞的嘴脸、罪恶的渊薮，用一层层“仁义道德”的轻纱遮掩起来，以麻痹和毒害劳动人民，要人们像关羽那样乖乖地绝对服从封建王权的统治，甘当为地主阶级效力卖命的忠实奴才。在近千年漫长的岁月中，关羽头上每增加一道“光圈”，劳动人民的身上就多增添了一副精神枷锁。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革命农民粉碎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和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锁的坚强意志是不可屈服的!无论是孔孟的四书五经还是关羽的青龙刀，都阻挡不了劳动人民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