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艺作品总应该再需要一点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

从去年开始，国内陆续上映了一批主旋律电影、电视剧。有的好评如潮，有的则骂声一片。虽然工作繁忙，看电视的时间和精力都严重不足，但我还是东拼西凑地看完或看过了一些，比如《跨过鸭绿江》，比如《觉醒年代》，等等。有一些虽然没看，但是却在各种平台上见识了大家的痛斥，比如正在热映的高希希导演的电视剧《大决战》。

说实话，主旋律作品，尤其是历史题材的主旋律作品并不好拍。一方面是因为党史军史上的很多细节都很值得推敲，而文艺作品又不可能像论文一样把分歧摆在台面上，于是天然地就会引起争议。比如，在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的影视作品中，关于9兵团在长津湖战役中的损失情况，各种统计也各不相同。这些数字的不同，就决定了战争场面的规模、细节等方方面面，进而便会引起人们关于“像不像”“是不是”“对不对”的讨论。另一方面，由于党史军史上的一些人物还处于比较敏感的状态，如何去表现这种敏感就会非常考验编导的能力。最突出的例子就是1991年制成的电影《大决战2淮海战役》，对邓小平的突出描写，就引来了许多非议。同样的，在这个系列中，高岗、饶漱石这两个重量级人物，连一个他人台词里的侧面都没提到过，就更让人觉得主旋律作品拍摄不易了。

所以，要想拍一部质量上乘的主旋律作品，就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创作和表演团队。简而言之，它需要一个有一定高度的门槛。

如果把主旋律作品的创作维度拉长来看，我们会发现它有一个基本的发展脉络。首先是建国初期至“文革”结束这一段时间，不管文艺路线怎样批判，它的基本落脚点都是在下层工农兵身上。以军旅题材来说，所有的作品中正面出现的人物，最高职务也不过是师一级，而大量的篇幅则集中在了基层官兵身上。这种重心下移的创作手法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它是接地气的，是容易使人们产生精神共鸣的，因此，它也是浪漫的。

比如在电影《上甘岭》中，后来的影视剧表现这一段的时候，都喜欢去强调血与火，而忽视了血与火之下的人。但是《上甘岭》不一样，它一方面表现了战斗的残酷，另一方面却是在讴歌人性——与很多人想象的不同，早期的主旋律作品中，关于人性的描写是非常细腻而频繁的。在战斗的间隙，导演用了一段长镜头表现志愿军官兵在坑道中的生活，有下棋的，有吹笛的，有打牌的，有整理武器弹药的，还有养小松鼠的。随即镜头一转，卫生员王兰轻轻地唱起了“一条大河波浪宽……”众官兵们神情地合唱“这是美丽的祖国……”到了这里，我们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魏巍的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里的这一段：

“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这就是文艺作品中的革命浪漫精神带来的强大感染力！

既然提到《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们就再多说两句。在这篇名垂青史的通讯报道中，魏巍其实只讲了三个故事：松骨峰战斗，马玉祥救人，以及小战士吃雪。一篇讲战士的通讯，三分之二的主题却与战斗无关，这确实很大胆。也正是因为这份大胆，这篇通讯才会那样成功。尤其是在小战士吃雪这一段中，魏巍的主要笔墨都集中在了小战士的“说”上面，这其实就是让工农兵自己说自己而不是让其他的什么精英分子去代表他们。小战士的话朴实有力，就像带着光环一样，而这束光环的背后，其实就是志愿军官兵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所以，浪漫绝不是高高在上的精英分子的特权。浪漫是属于最广大的革命群众的。谁能联系群众，谁才有可能表现群众，谁的作品才会带上真正的浪漫的气息。

但是“文革”结束前的主旋律作品也有一个缺陷，它只有树木，不见森林。就拿《南征北战》来说，虽然它表现的是大踏步撤退打运动战，但是运动战又怎么可能仅仅是“运动”呢？国共双方在战略层面的博弈，战术层面的拼杀，等等，都没有得到很好表现。这也是重心下移作品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它不大好解释我们究竟是怎么赢的。

到了8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形象的全面重塑，很多原先属于自明性的问题一下子变得扑朔迷离了。于是，怎么赢、凭什么赢、为什么赢就成了这一阶段以举国之力制作的主旋律作品的中心思想。像我们所熟知的《开国大典》《大决战》《周恩来》，等等，都是诞生在这一阶段。这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一大批特型演员出炉。比如饰演毛泽东的古月、张克瑶，饰演周恩来的王铁成、苏林，饰演邓小平的卢奇，等等。特型演员成为影片的核心，标志着创作思想重心的整体上移。所以，虽然这些主旋律作品还没有完全丢掉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比如《大决战》中的小战士跳踢踏舞，但是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浪潮面前，战士们的浪漫不得不让位给领袖的浪漫。这种趋势继续演进下去，就是《建国大业》里群众们千人一面扭秧歌，领袖们闭门自乐，搂肩抱颈，喝酒唱歌。

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慢慢没了，基层官兵的形象也就慢慢扭曲走样了。像《亮剑》中李云龙所代表的流氓无产者形象，居然渐渐成为了革命官兵的标准像。我并不反对塑造这种流氓无产者，也不认为这种形象在历史上就不曾存在，但是它绝不是革命军人的主流形象，更不是革命军人的一贯形象。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提到过贺龙，他说南昌起义时候的贺龙，身上带着浓厚的土匪气息，甚至大谈特谈他当土匪时候是怎样绑票的，结果把谭平山一干人等唬得够呛。等到长征快结束，红二、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张国焘惊讶地发现，在贺龙身上已经完全看不出土匪的影子，言谈举止就是一个标准的布尔什维克了。贺龙的这种蜕变，我想可能本应该是李云龙的变化路径。

李云龙式革命军人形象不断发展，就是各种抗日神剧中的奇葩形象。剖析这些拥有超能力的“抗日奇侠”，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是个人的而非集体的，是分散的而非组织的，是盲动的而非计划的，是现实的而非浪漫的，是保守的而非进步的，是愚昧的而非科学的。所以，不管这些奇侠手撕了多少鬼子，他们都是在对革命内涵的消解，以及对革命正当性的扭曲。

这些神剧的出现和发现，也极大影响了主旋律作品的制作。从那以后，打仗就是主角不怕死的向前冲，完全不需要什么队形、口令、战术动作。像《高山下的花环》那种，解放军战士一个前滚进入弹坑的动作，我们再也没有在别的影视作品中见到过了。相反，各种违反科学精神的“土炸弹”“土坦克”“土飞机”大行其道。在这样的指导下产生的基层官兵，连最起码的科学精神都没有了，浪漫二字又谈何而起呢？

文艺作品需要浪漫，就像禾苗需要雨水，鲜花需要阳光。我们可以再看看近十几年来评分较高的文艺作品，无一不是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像《士兵突击》，就有高成连长给伍六一副班长点烟，故意燎他眉毛的画面；像《潜伏》，就有余则成念《为人民服务》的桥段；像《觉醒年代》，就有陈独秀在监狱里唱《定风波》……这样的浪漫桥段并不会削弱主题，相反却会极大增强影视作品的感染力。说一句诛心之论，如果我们一味地去强调要表现所谓的“现实性”，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看纪录片呢？

就目前来看，我们的文艺作品在塑造浪漫主义精神上面还是远远不够的。虽然技术越来越先进，画面越来越清晰，但是精神内核却是越来越拉胯。在现在的主旋律影视剧中，甚至连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对领袖群像的描写能力都严重退化了。高级领导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像宫斗剧。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建国大业》中，毛泽东灭灯开会，刘少奇说“这不是成开黑会了？”毛泽东让刘少奇带中央工委过黄河，刘少奇说“搞两个中央啊？”如果历史上的刘少奇真敢说这样的话，那我真不能想象他是怎么做到二号人物的位置上的。

上下皆失其位，这是当前文艺作品的通病。要想根治这个病，我看只有十个字的药方可用：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