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故事（之五）

总政委亲管电台

红军的无线电队伍，初建于第一次反“围剿”时期。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毛泽东，亲手抓红军的无线电事业，提高电台俘虏兵待遇，亲自给培训班授课，还先后派重要干部担任电台领导工作。有时，还要出面解决电台组织内部的矛盾纠纷。红军无线电事业的起步，离不开毛泽东无微不至的关照。

一部半电台起家

1930年12月30日，第一次反“围剿”中，红一方面军在龙冈歼灭国民党军张辉赞第十八师，缴获了该师的电台。但这不电台被战士们搞坏了，只能收报，不能发报，算半部电台。毛泽东、朱德特意下令，指示全军“不得破坏”电台。1931年1月初，歼灭谭道源第五十师，又缴获了一部电台，这部电台完好。红军的无线电事业，就是从这一部半电台开始的。电台一开始在特务队，参谋处长郭化若提议建立无线电队，毛泽东、朱德接受了这个建议。无线电队由参谋处长国郭化若主管业务，副官长杨立三管生活。开始时只有电台队，队长王诤，欧阳毅、冯文彬先后任政委。后来又编有监护排、运输排、炊事班，共100多人。第二次反“围剿”时，又缴获敌一百瓦电台一部。从此，红军的电台上了规模和档次，建立了红军无线电队，包括五个个分队，分属总部、红三军、红四军、红十二军和三军团。

红军无线电队组建前，刚刚参军、入党不久的曹丹辉，就被派到电台工作，边干边学，后担任报务主任之职。曹丹辉在1931年1月7日的日记中，记录了破坏第一部和缴获第二部电台时的情况：

1月7日。龙冈战役中我军缴获到一种新奇的战利品——无线电台。绝大部分是农民出身的红军战士，不认识是啥东西，竟把发报机、充电机、蓄电池等全都打坏了，只剩下一架收报机送到了红军总部。总部为此特意指示全军“今后凡缴获的一切不认识的战利品，一律妥为上交，不得破坏……”这个指示立刻引起了各部队的重视。今天听人说，在东韶痛击敌五十师的战斗中，又缴到一部无线电台。这一次，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了，龙冈战斗所俘获的六名无线电技术人员，也清查出来了，一并送到了驻在小布的红军总部。

俘虏兵的优厚待遇

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组建之初，经教育和动员，有王诤、刘寅等10名敌电台兵，愿意参加红军。他们从国民党的电台兵，转而成了红军的电台兵。在毛泽东的亲自关照下，这批电台兵待遇极高，对他们生活上给予特殊待遇，红军战士每天只有三个铜板伙食费，但无线电人员最多没有发50个大洋的津贴费。刘寅回忆说：

我和王诤同志在龙冈战斗中被俘。被俘之后，毛泽东总政委、朱德总司令、朱云卿参谋长都去宁都小布的路上的一个祠堂里接见了我们，和我们一一握手，并鼓励我们要为建立红军电台努力工作。电台成立后，朱德同志经常来电台，并送给我们几包雀牌的香烟。副官处处长杨立三同志把一床红色的毛毯送给我们。

横扫千军如卷席

二次反“围剿”时，红军“横扫千军如卷席”，在十五天席卷七百里的作战过程中，既缴获了国民党军公秉藩第二十八师的一部一百瓦的大电台，又俘虏了10名技术人员，还一路缴获了国民党军很多密码本。国民党军居然没有注意到密码本的丢失，有的依旧使用，这就使红军可以用缴获的密码本译出许多敌军中机密的电报。因为有第一次反“围剿”对缴获电台的经验或破坏电台的教训，此次作战前，就已经锁定了敌二十八师的这部电台。据刘寅回忆：

二次反“围剿”战斗开始时，我们只有十五瓦的电台，敌人公秉藩有一个一百瓦的大电台，声音很响，我们很想把它弄到手。我们这个电台经常能够听到敌人的电台，声音也很想。后来，我们听到敌公秉藩电台发出“SOS”的求救信号时，我们就知道敌人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大家都高兴得跳了起来。这一仗真的把敌人的电台和技术人员都俘虏过来了。

因准备充分，缴获这部电台，非常顺利。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的电台包括报务员、机务员全部被红军俘虏。红军占领敌二十八师师部时，该台的所有人员，不了解红军的俘虏政策，很害怕有生命危险。经战士们一讲总部的通令和有关政策后，才放心投降了。被俘的电台人员还举行了一个递交机器的仪式，把机器整齐地摆在厅堂中间的桌子上，用红纸写了“欢迎红军”四个大字贴在机器上，整齐地站在机器面前，排成两行，等待着红军的接收。

定纪律，掌电键

红军电台组建之初，就设立了严格的保密纪律。有很多具体的规定，比如：不许电台之间自行通话，用台密不用台名，使地方误认为我台发出的电报为商业性电讯；新编电报密本，密本再加密表，密表经常更换，最重要的军事机密则一报一密。为了防止部队行动时泄密，毛泽东经常令电台用的电键交给警卫员携带，电台没有电键就不能发报。

办培训，亲授课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即在小布举办无线电训练班。除了业务培训外，毛泽东还亲自上课，主要讲如何做好党支部的工作，以提高电台人员的政治素养。这样的培训，不但培养出了曹丹辉这样的红色无线电能手，也把王诤、刘寅这些从国民党军队俘虏来的电台兵，培养成了红军的电台专家。这些人，后来都成长为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

总政委派来的“挑夫”

红军无线电队成立开始，毛泽东就十分注重这支队伍的政治建设，派时任红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团政委的欧阳毅，担任无线电队的政委，抓住队伍的政治思想工作。欧阳毅回忆：

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十师作为战斗的主力，缴获了红军的第一部电台。成立了无线电队，王诤当台长，我临时派来任政委。有同志跟我开玩笑说：“欧阳毅，好呀，你到科学界工作了！”我说：“什么科学界，我一窍不通当挑夫而已。”我的确是当了几天挑夫。电台机件很重，又多山路行军，是个沉重的负担。我们雇的挑夫逃跑了，又有待电台兵俘虏，不能让他们挑，我只好带着战士，抬着这笨重的家伙。没几天，我的肩膀给压肿了，腿也走痛了，每前进一步都得咬牙坚持。

政委欧阳毅甘当“科学界”的“挑夫”，足见电台的政治工作，与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样，管理要从点滴做起，领导要从服务开始。欧阳毅的这种精神和行为，正是毛泽东领导风格的具体展现。

善解纠纷，团结组织

欧阳毅调离无线电队后，毛泽东又派方面军总部特务大队政委冯文彬，任无线电队政委。但这时，在无线电队中，出现了矛盾和纠纷。日理万机的总政委毛泽东，还要亲自出面处理矛盾，解决纠纷，协调关系。时任报务主任的曹丹辉回忆说：

冯文彬政委与上海党组织派来的涂同志发生了争执。群众对电台感兴趣，经常聚拢来参观，影响正常工作。涂同志对此十分恼火，怪政委没有派兵保护，二人由此激烈争吵起来，任凭大家劝说也无济于事。毛总政委听说此事，亲自来参加电台的支部大会，帮助两个人化解纠纷。支部会上，大家都发表了意见，对冯、涂二人都作了批评，然后请毛总政委做结论。毛总政委说：不要做结论，我只发表一些意见。政治工作是苏维埃政府派在军队的代表，政治工作制度，我们每一个党员必须坚决维护，公开在群众中损害政委的威信是不对的。政委开口骂人，也不对。同志们要珍视团结，互相帮助，互相批评，克服无原则纠纷……冯政委、涂同志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总政委的指示，分别做了自我批评。内部矛盾，获得平息。

“涂同志”，即涂作潮，上海工人出身，人称“涂木匠”，多次参加工人运动，是个老资格党员。在莫斯科，以东方大学学生代表的身份，做中共六大的庶务。又在苏联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毕业。涂作潮是中共无线电通讯事业的权威专家，曾为党中央在上海秘密电台的建立作出很大贡献。1931年3月，涂作潮与我党的无线电通讯专业曾三、伍云甫一起来到苏区，在红军电台工作。涂作潮是老党员、老工人，又是党内的“老特工”、“老电台”，各方面都堪称“根红苗正”，年龄又比冯文彬大，这些都是他敢顶撞政委、和政委闹纠纷的原因。

毛泽东处理红军无线电队内部矛盾的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无线电队人员来自几个方面，俘虏兵出身王诤、刘寅等，中共从上海派来的专家如涂作潮、曾三、伍云甫等，还有红军自己培养出的曹丹辉等。这三个方面的人，要走到一条路上，要结成一条心，成为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出于对革命队伍需要团结一致的考虑，更出于对红军电台事业发展的思量，毛泽东才在百忙之中，亲自处理行政人员和政工人员之间的矛盾。毛泽东亲手组建了红军第一部电台，创设了红军无线电队，还要事无巨细，亲自过问，亲手解决，人民军队无线电通讯事业的起步和发展，凝聚着他点点滴滴的心血。广而言之，在党、政、军中，人员也来自方方面面，不免存在隔阂、矛盾与纠纷，毛泽东说：“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的。” 革命斗争，要靠团结，要把各方面的人员整合起来，把全体人员的动力激发出来，拧成一股绳，才有无坚不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