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

1956年2月1日晚，毛主席设宴招待全国政协委员，特别安排钱学森与自己坐在一起，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一. 艰难归国：

194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便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此时的美国，以麦卡锡为首对共产党人实行全面追查，并在全美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狂热。钱学森因被怀疑为共产党人和拒绝揭发朋友，被美国军事部门突然吊销了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钱学森非常气愤，以此作为要求回国的理由。

1950年，钱学森上港口准备回国时，被美国官员拦住，并将其关进监狱，而当时美国海军次长丹尼•金贝尔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 个海军陆战师的兵力。 从此，钱学森在受到了美国政府迫害，同时也失去了宝贵的自由，他一个月内暴瘦了三十斤左右。移民局抄了他的家，在特米那岛上将他拘留14天，直到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1.5万美金巨额保释金后才释放了他。后来，海关又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美国检察官再次审查了他的所有材料后，才证明了他是无辜的。

1954年，钱学森决定给父亲的好朋友写信求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用烟盒纸写就的短信，署名“钱学森”，原来是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

1954——1955年，毛主席、周总理决策，不惜释放15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飞行员作为交换，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回国愿望终于得以实现了，这一天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1955年10月1日清晨，钱学森一家终于回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回到自己的故乡。

 

1955年，钱学森归国时，他的导师，世界级空气动力学大师冯•卡门告诉钱学森，“你在学术上已超过了我。”

二.“钱学森旋风”：

对于新中国来说，1956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共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一年。钱学森在这个年月出现在北京，格外受到重视，也格外受到欢迎。

1955年钱学森在东北见到陈赓大将，陈赓问他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在美国憋了一肚子气回国的钱学森很干脆地说“中国人怎么不行啊?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在毛主席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的背景下，1956年1月，在陈赓大将的安排下，钱学森在北京积水潭总政文工团排练场给在京的军事干部讲《导弹概论》，连讲三场，引起高级将领对导弹的极大兴趣。

那时候，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导弹为何物。身经百战的贺龙、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元帅，都兴致勃勃地赶来听讲，当起了钱学森的学生。

钱学森在讲课时，在黑板上写下“火箭军”三个字。他说，这“火箭军”，也就是导弹部队，是一支不同于现有的陆、海、空三军的新型部队，是一支能够远距离、高准确度命中目标的部队，是现代化战争中极其重要的后起之秀。

总参作战部空军处参谋李旭阁曾经回忆当时听钱学森讲座的情形。钱学森饶有意味地说的一番话，深深印在他心里:

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制造出自己的火箭。我建议中央军委，成立一个新的军种，名字可以叫“火军”，就是装备火箭的部队。

2004年4月，李旭阁在整理过去的资料时，意外地发现了自己当年的笔记本，竟是1956年元旦听钱学森讲课的手记，他记了厚厚一个本子。钱学森的儿子和秘书得知情况后，立即专程来到他家，将原件拍照和复印，准备放到上海交大钱学森纪念馆展出。

后来，钱学森是这样谈起讲座的体会:

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知道他们那里没有这个本事不行。美国的科研人员要争取基金会的经费支持，就要参加董事会的会议，向董事们做10到15分钟的讲解，在限定的时间内把他要报告的事情讲清楚，要不他就得不到经费。这就是一个社会要求，也是一种压力。所以在美国，中学里就有辩论会，培养人的口才。

我举一个例子，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究超声速问题的时候，有一次，系里来了一位官员，是美国国会议员，管这方面事的，他问超声速是怎么回事啊。我的老师冯•卡门是很会作科普宣传的，他先不说什么，把国会议员带到他的澡盆边，放上水，用手在水面上划。划得很慢很慢，水波就散开了，于是告诉他这是因为手划得比水波慢，像亚声速;他又划得很快，水波就成尖形两边散开，这就像超声速。这位国会议员说他懂了，其实也没完全懂，只是这个意思他大致上明白了。这就是一个怎么让不懂的人懂的形象例子。

我回国后发现中国的科技人员这方面的能力比较差，往往是讲了十几分钟还没到正题，扯得老远，有些简直就让人听不懂，不会用形象、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好专业科学知识。从前我问一些听科学报告的党政干部，他们就常常说没听懂，他们欢迎我去讲，说听我讲能懂得差不多。我回到祖国接受搞导弹的任务后，在积水潭总政文工团的排练场作报告，讲高速飞行问题，当时陈赓大将和许多军队高级将领都在座。讲完以后有一个人对我说，他这次算听懂一点了。要求科技工作者对不在行、不懂行的人介绍自己的工作，我觉得是很需要的。

道理很简单:科学技术很重要，要大家都懂，都重视，就需要科普。

在那里连听三场钱学森演讲的朱兆祥，后来是这么回忆的:

在总政排练场礼堂，钱先生连讲了三天。以上这些活动我都参加了，使我感到了紧锣密鼓的气氛。

“紧锣密鼓的气氛”，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军方借助于钱学森回国，刮起了钱学森旋风，导弹旋风。

不久，钱学森又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作《导弹概论》讲座。

钱学森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导弹事业即将腾飞。自己在美国经过五年的艰难抗争终于回到新中国，值!

其实，新中国在启动“两弹一星”的导弹这一“弹”研制工作的时候，已经启动了另一“弹”——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那是在1955年1月15日，也是在中南海，当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时，邀请了两位著名的科学家——钱三强和李四光作关于原子弹的讲座。从这一天起，中国正式启动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当时，为了保密，把研制原子弹称为“原子能事业”。

此后三个月，钱学森归来了，中国研制导弹的工作随之也启动了。“两弹”提到工作日程上了，“红色中国”朝着国防现代化的目标迅跑。

三.毛主席要杰出科学家钱学森坐在他身边：

1956年2月1日晚，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举行盛大宴会，宴请全国政协委员。

钱学森收到了鲜红的毛泽东主席签署的请柬，上面写着他的席位在第三十七桌。

到了宴会厅，钱学森在第三十七桌却找不到自己的名字牌。这时，工作人员领着他来到第一桌，在紧挨毛泽东座位的右面——第一贵宾的位置，写着钱学森的大名!

这是怎么回事呢?

后来才知道，毛泽东主席在审看宴会来宾名单时，用红铅笔把钱学森的名字从第三十七桌钩到了第一桌。

“来，来，学森同志，请到这里坐。”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热情地邀请钱学森同自己坐在一起。

钱学森在毛泽东右侧坐下来，顿时成为整个会场的焦点。

毛泽东主席伸出五个手指头，对钱学森说，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五个师呢!我看呀，对我们说来，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得多。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挥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

记者拍下了毛泽东与钱学森交谈的照片。钱学森穿一身中山装，脸上漾着微笑。这张与毛泽东主席的合影，成为钱学森一生中的经典照片，也是钱学森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

1956年，毛主席破格批准，钱学森晋升中将，参加了中苏关于军事尖端技术的谈判。

此后，毛泽东主席多次接见钱学森，充分表明毛泽东对钱学森的看重。

四.文革后期，晚年毛主席在病中记起钱学森：

1972年，美国因为经济困境，总统尼克松宣布中止“阿波罗”计划，亲手了结了这件由老对手肯尼迪总统宣布开始的大工程。

1971年4月，中国 “714”航天工程开启，于1975年3月正式宣布下马。美苏南北夹击中国，中国大小“三线”建设在加紧进行。

在经过了3年的基础调研后，毛主席发出最新指示：“先把地球上的事搞好，地球外的事往后放放。”

周恩来总理专门就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讲了几条原则:不与苏美大国开展“太空竞赛”; “先把地球上的事搞好”;发展国家建设急需的应用卫星。

虽说钱学森的载人航天“锣鼓”停了下来，但是载人航天的前提——卫星回收技术的研究仍在进行。对于载人航天来说，回收技术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载人飞船飞上去了，必须保证航天员平安回到地球。当时，世界上掌握回收技术的国家，只有苏联和美国。

回收技术相当复杂，1975年11月26日，中国用“长征二号”火箭发射了首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卫星准确进入预定轨道，五天后成功地返回。这颗返回式遥感卫星拍摄的照片被送进中南海，毛泽东主席很有兴味地看了这些来自太空的“居高临下”的照片。

中国成为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表明中国在空间科学技术方面的实力仅次于美国和苏联。迄今尚未出现第四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

晚年的毛主席和周总理心力交瘁。即便如此，毛泽东一直记得钱学森对于中国“两弹一星”的巨大贡献。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周恩来总理抱病从北京飞到湖南长沙，向病中的毛泽东主席请示工作。周恩来递交了四届人大代表名单。这时，毛泽东说:“不看了。但是我想起两个人，一个是钱学森，一个是侯宝林，请你查查人大代表里有没有，如果没有，就把他们补上。”

周恩来一查，钱学森在“文革”中是保护对象，所以仍在人大代表名单之中，而侯宝林则还被关在“牛棚”里呢。于是，急急下令解放侯宝林。

后来，钱学森与侯宝林在人民大会堂喜相逢，彼此都心知肚明是毛泽东主席“点名”予以特别关照的两个人。记者抓拍了钱学森与侯宝林谈笑风生的镜头。这张照片成为钱学森一生之中的“经典照片”之一。

据钱学森回忆，他小时候在北京很爱听相声，常常在放学以后溜到天桥去听相声。1955年他刚回国，住在北京饭店，有一天晚上北京饭店举行宴会，欢迎他和与他一同归国的学者。宴会后有文艺演出，其中就有侯宝林表演相声。1993年2月4日侯宝林因病逝世。1993年2月14日钱学森在一封信中称侯宝林是“伟大的人民艺术家”。

五.力荐王永志挂航天之帅：

在航天飞机与飞船之争中，钱学森发挥了关键性的重要作用。1986年载人飞船工程立项之后，谁来挂帅?

航空航天部成立了载人航天工程论证评审组时，这些专家、院士们大都已经上了年纪。要实行庞大、艰难的载人航天工程，要由年富力强的人来挂帅。

钱学森举荐了王永志。

钱学森慧眼识英才，善于从年轻一代中发现栋梁之材:在研制导弹的时候他举荐了任新民，在研制人造地球卫星时他举荐了孙家栋，而这一次他说王永志可以担当载人航天工程重任。

由于钱学森的举荐，王永志在1986年担任“863计划”载人航天工程研究组组长。1992年11月1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王永志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王永志给钱学森留下深刻印象，是在1964年6月下旬，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导弹“东风-2A号”即将发射的时候。

“东风-2A号”导弹是一枚中近程火箭。当时，地处沙漠的酒泉发射基地的气温骤升，甚至高达40多摄氏度。众所周知，气温上升之后，火箭推进剂的体积就会膨胀，而且气化严重，燃料贮箱内所能容纳的火箭推进剂就会减少，导弹就达不到预定的射程，打不到预定的目标。怎么办呢?要加大火箭的推力，惟一的办法就是增加火箭推进剂。但是燃料贮箱的体积有限，装不下那么多火箭推进剂。

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虽然专家们谈了不少补救方案，但是都不合适。于是指挥部召开扩大会议，听取意见。32岁的中尉军官王永志也被“扩大”进了会议。

王永志在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专业。1955年前往莫斯科航空学院留学，1961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

王永志在会上听到的都是如何增加火箭推进剂的方案，站起来发表截然相反的意见:“我主张应该泄出一些燃料，减少了导弹的重量，才能提高推力，加大射程。我经过计算，要是从火箭体内泄出600千克燃料，这枚火箭就会命中目标。”

王永志的意见，遭到了众人的反对。火箭不能命中目标明明是推进剂不够，怎么可以再往外泄掉推进剂呢?王永志知道钱学森正在酒泉基地坐镇指挥，便鼓起勇气敲开了钱学森的门。钱学森到底是高人，他仔细倾听这个小伙子的意见，马上说“有道理”。钱学森马上把火箭的总设计师请来，指着王永志对总设计师说:“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

“东风-2A号”果真提高了射程，命中了目标。

钱学森非常赞赏王永志的“逆向思维”，意识到这个小伙子的才智超群。

果真，王永志不负钱学森的期望，领导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

2005年3月29日，已经94岁高龄的钱学森，在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里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作了一次长谈。他的谈话重点就是要重视培养创新人才。钱学森指出:

今天找你们来，我想说的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

要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

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一艘艘“神舟”飞船成功飞上太空，中国航天员漫步太空，不仅证明了钱学森推荐王永志挂帅载人航天工程的正确，而且证明了当初钱学森力主走飞船之路的正确。当年风光一时的美国航天飞机，由于发生两次机毁人亡的大事故，引发了广泛的质疑。全球历次载人航天失事一共造成22位宇航员丧生，而在美国航天飞机失事中丧生的宇航员就占了14位。2009年9月18日美国航天局宣布，2010年9月航天飞机将进行最后一次飞行，之后，美国“航天飞机时代”将正式结束。这清楚表明，当年钱学森确定中国载人航天应走飞船之路的远见卓识。

六.钱学森之问：

2005年，钱学森:"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老认为：中国"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这就是真正产党员钱学森的答案!

彭真:毛泽东旗帜不能丢 丢了必然混乱

七.“21世纪的钱学森”：

美国媒体：“作为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属于20世纪;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钱学森属于21世纪。”

1978年的9月27日，钱学森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文章——《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在这一天问世。由此而创立的“系统工程中国学派”，唤来了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的“伟大觉醒”。

1991年，钱学森作为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的唯一获得者感言：“两弹一星工程所依据的都是成熟的理论，我只是把别人和我经过实践证明可行的成熟技术拿过来用，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应该这样做，系统工程与总体设计部思想才是我一生追求的。它的意义，可能要远远超出我对中国航天的贡献。”

40年前，钱学森应用系统工程理论提出经济改革方案，提交到了最高决策层。

一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遭遇一样，他们不知道系统工程理论为何物。当时急功近利的“大人物”无一人认识到他的现实和深远意义。被束之高阁几十年，改革走了许多颠覆性的弯路。

八.钱学森精神永放光芒：

1. 钱学森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成为世界航空航天领域内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成为二十世纪众多学科领域的科学群星中极少数的巨星之一;钱学森也是为新中国的成长做出无可估量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团体之中，影响最大、功勋最为卓著的杰出代表人物，是新中国爱国留学归国人员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建设者，是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科学家。

2.钱学森一生默默治学，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他所选择的，既是一个科学家的最高职责，也是一个炎黄子孙的最高使命。他一生的经历和成就，在中国的国家史、华人的民族史和人类的世界史上，同时留下了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来路。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先行人，他不仅是知识的宝藏、科学的旗帜，而且是民族的脊梁、全球华人的典范，他向世界展示了华人的风采。

3.1959年 钱学森加入共产党，党龄50年。1955年，在没有加入共产党之前，在离开美国前他对报界发表讲话“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让我的同胞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钱学森以“苍生俱饱暖”的价值逻辑，彰显大爱无疆。钱学森曾说：“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他十分关注“老少边穷”地区，一直把运用科学技术，提高落后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放在心上。他在书信中说，西部地区是中国发展潜力所在，对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等西部地区、沙漠地区、高原地区的开发要有新思路。他还预见性地提出，以太阳能颠覆式利用为特点的第六次产业革命，主要不是在富裕的城市，而在比较贫困的田野、山林、草原、海疆和沙漠，并将第六次产业革命提升到了消灭“农业与工业、城市与乡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的高度。“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钱学森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已经与劳动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融为了一体。(致敬“21世纪的钱学森”　让系统工程的真理永放光芒 薛惠锋 作者系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十二院院长　)

参考 ：叶永烈著《走近钱学森》201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五百强在北京》特别节目：奔月嫦娥2007年12月0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