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为谁服务？程“怪医”的革命路（下）

医疗小分队在农村，桐乡，1975年，汤闻飞 摄

老话说：人红是非多!

程震山和药铺在当地，逐渐红起来，一方面是医术高、德行高的红，另一方面也是有些人嗅到了他身上的革命气息，这也是种“红”。军统特务司马芳、中统特务秦寺阳，都死盯着程震山，想在他身上刷“业绩”。

情况越来越复杂，危险和困难也越来越大，为了坚持工作和安全起见，程震山向组织建议，把药铺和程家分开，药铺索性搬到曹张去，那里有鬼子的据点，属于灯下黑。组织上批准后，1945年初，药铺搬到曹张，程震山继续作坐堂医生。由于这里是大集镇，不但顾客多，而且搜集日伪顽的情报更方便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但夏县的日寇并没有真正投降，它们期盼阎锡山能卷土重来，还在负隅顽抗。20日，我军太岳五分区部队解放夏县，歼灭日军一个中队。被俘日军小队长供称：“上级有令：伎㑚兵(阎军)来了交枪，八路来了不交枪，伎㑚兵来了我们开路开路有，八路兵来了我们统统死了死了的。”

不久，阎锡山部队侵占夏县，胡宗南的中央军和土杂武装解宝盛也曾进驻。

尤其是这个解宝盛，土匪出身，他的部队虽然号称“抗日游击队”，实际上却勾结日寇，专门跟我党我军作对，而且祸害百姓，心狠手辣。仅在中卫、尉郭就屠杀58人，造成6家绝户。横征暴敛更是家常便饭，群众莫不切齿痛恨，编了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解部来驻扎;早要粮，晚要款，解部粮款纳不完。”

就是这样的货色，却成为日阎蒋反动派的“心头好”，抗战胜利后更是变本加厉，积极充当反人民的先锋官。1945年10月，解宝盛多次洗劫程震山家，掘地三尺，想大发洋财。你都是本地名医了，能没钱吗?当然我们知道，程震山是名医不假，但他挣的钱，全都支援抗战，支援革命了。

此前程震山曾多次给解宝盛治病，后者恩将仇报，群众痛骂解匪“没良心，不是人!”这家伙也觉得不体面，又写信给老程，表示歉意。这封信到老程手里时，白涛同志正在他家“蹭饭”，说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要不到解放区来工作，从地下走向公开吧?反正你也“红”了!

从此，程震山告别地下工作，带着药铺和医院，在太岳三专区，既做医务工作，也同时兼顾原先的老关系，为党继续做情报和统战工作。

至于解宝盛，也没落好。在中央军和阎军的内斗中，被运城专员谢克俭枪毙，临死还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妄图显示“忠心”，打动专员，免其一死。问题是谢克俭是阎锡山的忠犬，岂能放过叛主求荣的解宝盛，实属哭错坟头了!

1946年3月，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第二次大会在河北邯郸召开，程震山同志作为参议员与会。会议结束后，回到太岳三专署，除向各级领导汇报会议精神外，他还提出未来自己的任务，主要是搞好全区的医药卫生事业，以实际行动为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敌我军事较量中取得了胜利，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它更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在医疗领域，就能充分体现出来。

我们的根据地，由于客观环境，只能选在社会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才能生存下来。不但社会经济水平较为低下，生存环境也比较恶劣。由于地方政府缺乏雄厚的财力，群众的物质条件又不够宽裕，无论是资金状况还是人员配备，医疗卫生条件十分落后。医疗条件落后，并不等于不需要医生和药品，相反这里的人民，更加渴望最基本的医疗资源。从这个意义而言，看病也是革命。

党和政府，还有人民军队，在扎根农村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力图在农村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发动一场医疗革命。首先是重新整合原有医疗资源。将所有医务人员组织起来进行专业培训和政治教育，开辟多条渠道想方设法解决药材来源问题，培养新医生、设立新医院;其次，树立了一批医疗模范。这样既能消除群众与医疗卫生事业的距离感，同时又可以让该群体发挥先锋作用，有利于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再次，革新民众医疗卫生的观念。通过医疗效果让人们从内心接受这方面的新知识，将卫生理念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推行疫苗接种技术。

总而言之，医疗要向下看，为工农兵服务，尽量为群众提供最基本也是最廉价的医疗保障。一句话，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在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为此，太岳行署号召“模范医生走群众路线，组织群众性的医药合作社”。中西医相结合，走向团结合作，为提升整体医疗队伍的医疗卫生防疫效力，解除医生的后顾之忧和患者买药难的实际困难，规范个体小药铺的经营行为，依据自愿入股的原则，以个体小药铺和医生为主，同时向普通群众融资成立了医药合作社，由根据地政府委派专人进行管理。其实，这就是后来各地人民医院的雏形。

1946年夏，程震山带头成立了“太岳三专署夏县其里村医药合作社”。虽然时间不长，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断破坏，医药合作社没有办下去，但它的产生是符合当时党的利益和人民群众健康的需要的，也为后来创办运城地区各级人民医院，提供了宝贵经验。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胡宗南部6个旅，会同阎锡山所部第34军在晋南分别由运城和介休南北对进，企图打通同蒲路南段，寻歼我军主力于洪洞、赵城地区。尔后，会攻上党，从左翼策应国民党军主力，打通平汉路。

反动派来势汹汹，连陷我闻喜、夏县。医药合作社办不成了，程震山带了部分药械和全家老小，跟随地(委)专(署)机关不断转移，丢了不少东西，有次差点迎面撞上敌人。

对此，白涛同志安慰老程：“不用怕，咱们的老虎在后边。”

这老虎就是陈赓，在群众的支援下，我军连续发动闻(喜)夏(县)、同蒲中段和临(汾)浮(山)战役，三战三捷，取得了歼敌2.5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彻底粉碎了胡、阎的联合进攻企图，并且使太岳解放区和晋绥之吕梁解放区联成了一片。这一光辉成果，占了整个人民军队在全面内战爆发后头3个月歼灭国民党军总数的五分之一，为粉碎国民党军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尤其是临浮战役，号称“天下第一旅”的国民党整编第1师第1旅，遭我军全歼，将校军官一个没跑了!

为此，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以《向太岳纵队致敬》为题的社论，指出：“第1旅是胡宗南黄埔发家的老本，全副美械装备，抗战8年向来留置西北舍不得动用，现在一眨眼便烟消云散，这对蒋介石与胡宗南是万般痛心的事!”

晋南战场，敌军不但有装备优势，而且数量上也五倍于我，为何连遭败绩呢?

对此，留学日德的中将旅长黄正诚还是比较清醒的，他告诉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参谋长刘忠说：“我们吃亏就是没有民众呀!你们毛先生主张全民皆兵，这个厉害!我们连一个向导也找不到，一点情况也问不到，既聋又瞎，只得乱闯乱碰。你们把什么东西都藏掉了，我们没有东西吃，士兵饿肚子，还能打胜仗?所以我说你们毛先生伟大，全民皆兵，使我们防不胜防，第一旅就这样给消灭了。”

说到底，正如“教员”曾说过：“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我们怎么发动人民呢?换言之，群众为什么支持我们呢?这就是无数个程震山这样的基层革命者，在做的事情了。看似琐碎不起眼，实际上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直至今天，仍有余温!

在总结评功大会上，陈赓司令员特意表扬程震山：“在这次战役中积极抢救伤病员，送情报，与部队联系，配合得很好。”

除了要抢救伤员，程震山还配合夏县县委，转运粮食、后勤人员、伤病员和家属，同时坚持医疗工作，不但要为部队伤病员、支前民工服务，走到哪里，还要给这里的民兵、游击队员和军烈属和群众治病。程家的子侄，都参加了革命，这是个革命家庭，也是个战斗集体，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属也不例外。既要照顾伤员生活，给伤员动手术，还要给他们站岗，拿枪保卫他们的安全，跟零星敌人战斗。同时慰问群众，告诉大家伙：党始终在人民群众身边，与群众共进退，坚持斗争。

地委号召所有共产党员：为收复各县区，为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为解放晋南地区而努力奋斗!

在敌人的“扫荡”和封锁下，药品奇缺。程震山和外甥兰安水，不顾个人安危，采用接力的办法，从夏县到运城，再到永济，过黄河，再辗转到西安，使用各种交通工具，不断变换身份，穿越多道封锁线，通过各种关系，才能买到药品，采用夹带的方式，运回来。

其危险性可想而知，即便如此缜密，还是被敌人觉察了。药品刚送到夏县，还没来得及要给组织，叛徒王玉就找上门，带来了司马芳的“好意”：“你们买药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司马芳想见你，让你回去，你要不回去，就烧你家房子，扒你家祖坟!”

老程也不是吓大的，当即拍桌子，告诉敌人：“都是本乡本土的，谁家没有房子、祖坟，在哪儿大家都知道，告诉他，你们有初一，我们就有十五，将来我们也可以照此办理。”

司马芳不请自来，上来就套近乎，又是同村老乡，又是一高同学，总之主打一个亲情牌：“还怪坚决哩!山上那么苦，风餐露宿的，你不叫老嫂子和娃娃们回来，还在山上受那洋罪干吗?”

老程不吃这套，说：“干革命就不怕苦，怕苦我就不革命，干革命决不能半途而废!”

司马芳索性挑明：“咱们不妨合作一下，你在解放区收粮食，我派人抢回来，这样可以把你避过。既不伤到你，到手后该多少钱，我找付，而且不给法币，给银元，岂不两全齐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干革命不就图个升官发财——这我早就想明白了，你还执迷不悟?别那么幼稚，不是咱们年轻时候，上学那会儿了……”

老程大怒：“你不用做梦，我可不是茂盛(叛徒吴茂盛，也是他们的老乡、同学)，你们昧着良心，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再胡作非为下去，人民是不会饶恕你们的!”

司马芳恼羞成怒，他这样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是不可能理解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撂下话，“不可理喻，分道扬镳”，便悻悻而去。

多年后，回顾这场分道扬镳，程震山同志说：“经过斗争，我的认识更高了，头脑更清醒了，争取最后胜利的决心也更大了。”

1947年5月，解放战争即将进入第二个年头，形势日趋好转。太岳我军在晋南大反攻，一个月多月时间，除运城、临汾两个孤立据点外，解放了25座县城。夏县虽然没解放，但夏县人民却积极支前，全县组织民兵300多人，1000多名民工配合解放军作战，被评为支前模范县，获得“保卫毛主席，杀敌有功”锦旗一面。

一打运城后，地委书记柴泽民、专员金长庚找程震山谈话，老程正担任夏县支前民兵团团长。他们让程震山赶紧办移交，全身心去搞全区的医疗卫生工作。

“给你30张床位、30个人的编制和200万元冀钞的开办费，你给咱办个全区的医院吧?今后有条件，还得把全区各县的医院建立起来!

现在政府和群众都很困难，先以你的药铺作基础，逐步发展壮大，可以搞些副业，以副养医，也可以在必要时到银行贷些款，具体问题可找宋振山同志解决。”

当时，地专机关在闻喜境内，所以安排副县长宋振山，跟程震山搭班子。他们是老熟人，宋振山同志原先是游击队长，对敌斗争经验丰富。

说干就干，老程先把自家药房、医院的全部药品、医疗器械，还有家具、炊具，总之能用上的，统统交公。又把原先医药合作社的老伙计和亲戚都叫上，再由他们动员了二十多位中西医。大家把各自的“宝贝”，也都全部贡献出来。

一切为了解放，一切为了支前。

1947年7月1日，太岳三专区政民医院在闻喜县西川庄，正式成立。金专员讲了话，他说：“这所人民的医院从无到有，来之不易。这是程震山和宋振山同志根据党的指示，充分发动群众建成的，是关乎全区人民健康的大事。今后条件好了，还要发展壮大。”

7月14日，夏县解放。

战争时期医院要为战争服务，为解放全中国服务，所以医院成立后，支前任务很重，原有的医疗人员不足，老宋也从闻喜动员了大量中西医，参加医院工作。

不但要支前，还要努力改善医疗条件，当地最大的资源就是盐，老程、老宋各自发挥人头熟的优势，组织了运输大队。先是人背，接着借来骡马大车，后来又贷款，购置了十几头骡马和三辆大车，前后运出食盐十多万斤。还清贷款外，给医院买了不少药品和医疗器械。根据“生产自救，自力更生，以副养院”的办院方针，又开了磨坊、酒坊和大车店、饭店，以及修表、照相铺子，筹措资金，把原先办院时所用私人的药物器械等一并折价归还，还清了医院的开办费。同时改善工作、生活条件，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

1947年12月28日，运城解放。

医院搬到了运城，改为运城地区人民医院(今名运城中心医院，历史上多次改名，为方便写作，这里统一为此)，先后在八个县搭起了县医院的架子，并建立起三个卫生所，收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但这些单位人员少、技术水平低，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治病保健的要求。面对这个实际问题，医院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如办训练班、办卫校、招收高小以上程度的学生，为各县医院培训医药卫生人员，同时又把各县医院的医务人员，轮流抽调到地区医院，通过临床进修、集中训练等进一步培养提高。还先后把大量业务骨干，充实到基层和新建医疗单位。

饶是如此，仍然不能满足广大农村群众看病难和缺医少药的问题。

那么症结何在呢?

1969年，解放军总医院的一支医疗队来到夏县，药理学专家周金黄，作为协和毕业，到美德进修过的西医，出发前学了点针灸，又看了本中医简易处方手册，最初的想法仅仅是做点简易的医疗工作就行了。

结果到地方，发现看病群众很多，每天不下一二百人，医疗队只有十来个人，所有人都要独当一面。周教授尝试着给群众扎针，对农村常见的腰酸腿痛很见效，这一下不要紧，群众排大队!

后来，他回忆说：“慢慢地传开了，说我是‘中医老大夫’，要我开方扎针的人排长队，比队长的队还长，说明农民非常相信中医，更相信‘中医老大夫’，就这样，我就成了远近闻名的‘老中医’。有的病人坐着马车或骡车从几十里外来看病，我总是为他们先看，遇疑难病症就转给队长看，深得农民信赖，我也暗暗下了决心，回北京后得好好从头学起，并从事中医中药的研究。总之，在农村的一年时间里，我深深感受到广大农民缺医少药，中医中药是非常有效的。中医药是中国人世代相传的国宝，是祖国医学伟大的宝库，我决心从头学习中医中药，并结合现代医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从事中医中药的研究。”

此前的1965年2月，当运城人民医院的第一支巡回医疗队上山下乡，带着放射、化验、手术器械等全套设备，给农民治病的时候，程震山院长就发现：

一个医生每天就可看到一百多个病人，其中贫下中农占到百分之六、七十，有些病人拿上处方却不取药。他们说：“你们连人带东西都下到我们村里，看病确实方便了。可惜的是化验、透视、打针、吃药，哪一样都要钱，我们没有钱，要是能不花钱或少花钱那就好了。”

群众的反映，让老程深受启发，群众需要医疗，但他们需要的不是只服务城市的少数人，农民却看病难、无药可用的医疗，需要的是活跃在山山水水、田间地头，送药行医，以最低的成本、最广泛的覆盖、最高效的运行、最深入的普及、最低的门槛使得农村群众能看得上、看得起、看得好的医疗。

夏收大忙，老程带着中医科主任和18名中医学徒，到龙居公社(今运城市盐湖区龙居镇)，巡回医疗。

中医学徒只会老师讲的几种针灸、推拿、拔火罐等土办法，顶多会用几种中、西成药和一些单方验方，治疗一些伤风感冒、腰腿痛，小儿腹泻、妇女月经病等常见病。但是到农村后，农民找他们看病的很多。因为他们使用的这些医疗技术不受时间、地点、经济、病种等条件的限制，不论白天黑夜、街头巷道、田间地头、有钱没钱，有药没药，内科或外科，随时随地都可予以治疗，而且疗效很好，对支持夏收起到了很大作用。

临走，老乡们恋恋不舍。

程震山他们深切地感到：医院工作积极求洋求大，片面强调“正规化”，致使医疗手续繁琐，用费昂贵，病人还没有治病，各种检查、食宿就花了不少冤枉钱，加之医院人少工作多，医生诊疗有时粗糙简单，医疗质量受到一些影响。

难怪病人逐渐对医院有了意见，群众说：“手续跑半天，看病一袋烟”。又说：“还没吃上药，票子花得差不多。”

反之，简易疗法是最受群众欢迎的一种治病方法。除了认真组织巡回医疗队，上山下乡，送医送药，上门解决农民“有病看不上”的问题外，还必须大力推广以针灸为主的疗效好、花钱少的防治疾病方法，来解决农民“想看看不起”的问题。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这种治病方法。

他们会说：尽是些土方土法，不科学;只能治小病，不能解决大问题;群众欢迎是因为不花钱，能否治病还是问题;在农村管用，到大医院里不需要推广……

实践证明，简易疗法不但能治慢性病，而且能治急性病;不但能治小伤小病，还能治一些较复杂的病;不但在农村能用，在医院里也非常需要。既是医务人员为病患服务的好办法，更深受基层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村群众的欢迎。

美玉大队社员王千山，在旧社会扛过二十多年长工，解放后在队里当饲养员，热爱集体，关心牲口，深得群众好评。劳累过度，得了风湿病，下肢麻木，不能走路。家中不仅经济困难，还有一个老伴和五个不能独立生活的孩子，只好长期在家里躺着，忍受疾病折磨。巡回医疗队医生针灸四次，就病情大轻，能参加轻微劳动。他感动地说：党和毛主席就是好，社会主义就是好!

王南大队有位六十多岁的孤寡老人解连连，两年前得了尿频病，小便时跑不到厕所就尿在裤子里，还有腹胀，不想吃饭、困乏无力等症，因没钱治病，长期受着疾病的折磨。医疗队登门访问后，给她针灸了两次，病就好了。

老大娘情不自禁地说：“新旧社会不一般，毛主席领导就是好，十五年前，我脖子上长了老鼠疮，烂了二十四个窟窿，我省吃俭用把一石麦子给了一个游医，他给我一些膏药，后来发现是绿豆面做的假药，旧社会花钱治不了病;你们治病不要钱，还上门给我治好病，真是为穷人治病的好医生。”

还有位贫农左开成老汉，两个儿子外出工作。老伴赵桂花胳膊扭伤，长期不能活动，大媳妇刘秀左肩关节麻木发凉，二媳妇侯瑞存两膝关节痛，小孙子固印高烧腹胀，哭闹不休。正在龙口夺食的大忙季节，全家人都不能参加劳动。医疗队用针灸疗法给老大娘、大媳妇、二媳妇扎了针，随后给小孙子捏脊按摩。医生出门后，四个病人的病都好了。

老汉高兴地编了首顺口溜：“一家五口人，四口把病患，有的胳膊痛，有的腿儿酸，小孙发高烧，病的实可怜，大夫手术高，病好一袋烟。”

老大娘逢人就说：“真是毛主席派来的活菩萨!”

广大农村医务人员，也同样需要以针灸为主的简易疗法。

简易疗法训练班上，新绛县医生邵维义说：“夏收时，我和一个同志下到农村巡回医疗，因为不会针灸等简易疗法，治病就非开药不可，看的病不多但却收药费140元，这次简易疗法训辣班的同志，在短短的七天实习中就治疗两千人次，而只收了10元的药费，平均每个病人诊疗一次病只用五厘钱，效果比用药既快又好，难怪群众亲切的称我们是不花钱能治病的医生。”

医院里，也非常需要简易疗法，经过反复实践，全体医务人员有了明确的认识。因此遇到病人首先考虑用简易疗法，要求在保证医疗质量的前提下，对某些病人能喝水的不输液，能输液的不输血，能吃药的不打针，能用针灸等简易疗法的不吃药，不作手术，能用物理诊断清楚的不化验、透视或照相。这样做，减轻了群众经济负担，深受农民欢迎。

对此，建院18周年之际，时任总支书记兼院长的程震山，这样总结：“回忆建院初期情况，发扬艰苦作风，坚持勤俭办院精神，特别是教育大家听毛主席的话，从五亿农民出发，从农业生产出发，因而思想问题和工作上遇到的困难，一个个迎刃而解，坚持了正确的道路。”

程震山同志作为基层革命者的一生，是中国革命带给中国人民实实在在变化的一个剖面，不管是宏观的社会层面的翻天覆地的革命，还是微观的医疗层面的潜移默化的革命，这就是研究基层革命史的意义。即革命为了谁，革命为了谁，谁是革命的依靠力量，革命应该向何处去?

所以，最后我想引用教员同志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卫生，与生产大跃进，文化和技术革命，相互结合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

又：有时候熬夜写文章，或者出去讨生活太辛苦，容易牙床上火、满嘴燎泡，中医朋友李大夫总给我的耳朵上扎一针，偶尔还会放点血。效果很好，甚至可以说是立竿见影。

最近在写山西运城人民医院奠基人程震山同志的时候，翻阅史料，发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当地，就大量培养赤脚医生，让农村群众获得最基本，也是最廉价的医疗保障，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针灸，尤其是耳穴。

1961年7月19日的《健康报》上，程震山同志在总结培养农村卫生人员的体会时，这样写道：“自1958年起，该院学习和研究耳针疗法，能治疗的疾病由7种发展到52种。1963—1965年，该院用耳针疗法治疗各种病证3260余例，有效率达86%以上。”

有意思的是近年来，美军军医也开始用耳钉，来进行耳穴治疗。

所以，教员同志那句话：“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在写程震山系列的时候，回顾他的革命一生，真是太有感触了!

再有感触，也得讨生活，稿子出来了，明天就要去打工了，还有些最近攒的纸壳子和泡沫箱子能卖。为了理想，也得苟活着，这就是当下。

2025年11月19日23：28于郑州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