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耿、黄集团和九十一人大字报事件的历史考察

编者按：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文革是在反右纠“左”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先前我们编发了郭建波同志关于毛泽东同志在全面夺权阶段第一轮反右纠“左”斗争中的若干篇研究文章，以后我们将陆续编发全面夺权阶段第二轮反右纠“左”斗争中的若干篇研究文章。现在我们发表的是第二轮反右斗争中的第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以毛泽东同志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在反右斗争的背景下，围绕外交部进入一九六八年后出现的耿、黄集团和九十一人大字报的事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历史的考察。

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文革论》第三卷《残阳血照》(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册《星火燎原》的第四阶段《全面夺权——文化大革命在反右纠“左”中走向高潮(1967年1月——1968年10月)》第四部分中的一部分，读后会使我们对于耿、黄集团和九十一人大字报的事件有一个深入的认识。

关于耿、黄集团和九十一人大字报事件的历史考察

郭建波

目录

一、 外交部右倾行为的产生及其斗争的背景。

二、围绕外交部右倾行为斗争的表现之一——耿、黄集团的出现及其斗争。

1、耿、黄集团的出现。

2、对于耿、黄集团的斗争。

3、对于耿、黄集团及其斗争的评析。

三、 围绕外交部右倾行为斗争的表现之二——九十一人大字报的出现及其斗争。

1、九十一人大字报的出现。

2、围绕九十一人大字报进行的斗争。

3、对于九十一人大字报及其斗争的评析。

四、 对外交部右倾行为及其斗争的评析。

围绕外交部发生的耿、黄集团和九十一人大字报展开的斗争，是第二次反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这次斗争发生的背景是什么?具体表现形式如何?从历史的角度又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事件及其斗争呢?

一、外交部右倾行为的产生及其斗争的背景。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一九六七年十月以后，外交部的右倾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事件上：一个是耿、黄集团的产生，一个是九十一人大字报的出现。既然这两个事件是外交部右倾行为的主要表现，围绕这两个事件进行了激烈的场斗争，那么这两个事件及其斗争发生的背景又是什么呢?

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知道，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夺权风暴也席卷到了外交部。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外交权属于中央，不能夺外交权。[1]这样外交权虽然一时没有被夺取，但是外交部内外两派群众围绕外交部文革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此起彼伏而又声势浩大的斗争，集中在对于外交部部长陈毅的批判、打倒上表现了出来。

外交部在文革进行过程中，特别是全面夺权阶段为什么把批判、打倒的矛头指向了陈毅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虽然这个原因比较复杂，但是其中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陈毅对于文革的态度。当时陈毅在外交部担任着部长职务，又是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他对于文革的态度不仅表现在他认为一九六六年七月下旬毛泽东主持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是“乾纲独断”，[2]也表现在同年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九日他两次接见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更是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他在怀仁堂会议上的激烈发言上反映出来。陈毅对于文革说了一些激进乃至比较极端的话，因而在批判二月逆流的时候被停职检查，成为党内高层对于文革作出激进反应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因而这个时候陈毅遭到批斗不仅仅是他在工作上的问题，更是与他对于文革的态度存在着密切联系的。

社会上出现批判、打倒陈毅的行动，毛泽东是知道的。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时说：外交部有人要打倒陈毅，可是陈毅照样当外交部长。[3]在陈毅的问题上，他同意批判陈毅，却不赞成打倒陈毅，对于造反派打倒陈毅等外交部部长、副部长的行为表示反对、质疑。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来中国翻译、校对、出版阿尔巴尼亚文《毛主席语录》的阿方专家莫依修和穆希。谈到外交部批斗陈毅的情况时说：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他。过去他是有功的。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谁当部长、副部长呀?他们(指外交部造反派——毛年谱编者注)能当领导干部吗?[4]从中可以看到，在批判、打倒陈毅的问题上，毛泽东是知道外交部造反派中有人要打倒陈毅的。虽然他支持造反派批判陈毅，但是却反对他们打倒陈毅，认为外交部造反派是不能取代陈毅等人当外交部部长、副部长的。

周恩来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在批判、打倒陈毅的问题上，一方面同意造反派对陈毅进行批判，但是又采取措施对陈毅进行保护，防止在批判中激进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坚决反对打倒陈毅，不仅拒绝参加一切有打倒陈毅言行的会议，还采取必要措施阻止打倒陈毅言行的蔓延。我们看下面的几则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凌晨，周恩来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严厉批评他们为揪陈毅冲入外交部，说：你们首先要承认错误。我把政策交代了，你们不听，要走向反面。你们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没这么简单。我马上下命令让部队加强对外交部的保卫，以后谁也不许去冲，谁去扣留谁。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还怕这个?[5]

八月六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联络站和北京外国语学院代表，就外国语学院召开批判陈毅会议同造反派“约法三章”：批判会要以小会为主;会上不许喊“打倒”口号，挂“打倒”标语;不许有任何污辱人格的举动，如搞变相武斗、揪人等。[6]

八月七日，周恩来到外交部小礼堂参加外事口批判陈毅的会议。当得知会场内挂有“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后，坚持要造反派取下标语后才入会场，并质问：昨天说好了，已达成协议了，你们还这样干!此后几天里，为保护陈毅，周恩来连续出席外事口批陈会议。如遇事不能参加，就派秘书前去掌握情况。一次，造反派闻知周恩来不能参加会议，便纠集几百人冲入会场，要揪走陈毅。周恩来接秘书报告后，当即令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前往保护陈毅，将陈毅接回中南海。[7]

八月二十七日晨，周恩来接见外事口造反派。就一些造反派在批判陈毅问题上的行为怒斥说：你们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整整十八个钟头，我没有休息一分钟。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造反派置之不理，致使周恩来心脏病发作，在场的保健医生搀扶他离开会场。造反派仍不甘休，称：“我们就是要拦陈毅的汽车”，“还要再冲会场”。走到门口的周恩来转身怒斥：“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8]

从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是同意对陈毅进行批判的，但是采取措施防止批判中出现激进的行为;同时，他又是反对打倒陈毅，对于造反派中企图打倒陈毅的言行予以坚决回击的。于是引起了一些造反派的不满，双方的关系也一度走向激化。

其实，在外交部文革上的分歧和矛盾，表现在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的问题上，集中在要不要进行夺权以及是否批判、打倒陈毅上反映出来。这是在外交部文革问题上争论的焦点。

在这个问题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认为，外交部是要进行文革的，由于外交部是特殊部门，负责中国与外国的交往，关系中国国际形象，因而不要擅自采取夺权行动，对于外交部部长陈毅是“一批二保三看”，不是要打倒他。这是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外交部进行文革的基本观点。但是，在实际斗争中，造反派却严重偏离了这一导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向外交部造反派发表了王八七讲话，发出了外交部夺权的动员令，随后造反派夺取了外交部的大权，还要进一步打倒陈毅，又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让杨成武将王八七讲话及北京发生的严重涉外事态报告了毛泽东。在毛泽东批准后，先后对王力、关锋、戚本禹进行了隔离审查。[9]中央文革小组内部与造反派联系比较密切的三位成员被隔离审查，严厉打击了造反派特别是极“左”派的气焰。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后来都在谈话中讲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先看毛泽东的谈话。

毛泽东收到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以后，认为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是“大、大、大毒草”。八月二十九日下午，他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八月二十五日会议情况的汇报。谈到王力八月七日讲话时说：那些话我也不能说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10]

这是因为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不仅内容上是错误的，还亵渎了职责，违犯了程序，是严重的越权行为。这样就破坏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毛泽东一口否定了王力的八月七日讲话。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对外交部夺权中的风云人物姚登山指出了批评。

九月十六日中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同第二十军政委南萍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时说：陈毅，打过仗。姚登山(曾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临时代办——毛年谱编者注)怎么能当外交部长?闯了几个祸。外交口子里有坏人。[11]

这个时候，毛泽东不仅对于外交部夺权表了态，还对于打倒陈毅的行为又一次表明了态度。

十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总理努马扎莱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代表团。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有些红卫兵乱打一气，他们要打倒外交部长陈毅，打倒周恩来，打倒李先念。这不对。我们对这些干部要保护。请清楚了，他们就不打倒了。[12]

我们看到，不论是在外交部夺权还是打倒陈毅的问题上，毛泽东都是持否定态度的。这不仅是表现在对于王力、姚登山等人的批评上，也表现在对于打倒陈毅的反对上。这在周恩来的谈话中又一次表现了出来。

八月三十一日 周恩来同陈毅谈话后，接见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和部党组成员，重申外交大权属中央，并严厉批评那个在外交部夺权后代理外交部长一职的革命领导干部(指原驻印度尼西亚临时代办姚登山——引者注)，说：你最近到处讲话，作报告，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信誉。[13]

九月二日凌晨，周恩来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针对外贸部造反派有效仿外交部夺权的苗头，指出：外交部那个“夺权”是错误的，已经受批判了，我希望你们就此打住，不要学外交部。夺解放军的枪，是非法的，当场就要逮捕，这是中央的决定。[14]

我们看到，周恩来在谈话中仍然重申外交部夺权是错误的，反对造反派提出的“打倒陈毅”的口号。这并非周恩来个人的看法，而是在执行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这是关于外交部文革必须遵循的底线。不论对王力进行隔离审查还是批评造反派的行为，都是因为他们触碰了这条底线的缘故。这是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到的。

既然毛泽东、党中央对于外交部文革的底线是，反对在外交部进行夺权和打倒陈毅，那么外交部两派在文革过程中，就要处理好进行文革与文革底线的关系，即在坚守底线的基础上进行文革。一般来说，保守派对于文革是抱着消极态度的，而造反派又往往表现出激进的行为。外交部文革就要在坚守底线的基础上进行，任何抵制文革或脱离底线的文革，都是离开了中央关于外交部文革的发展要求，也是必然要受到限制、处理的。

从中不难看出，外交部要不要进行文革，外交部文革要不要进行夺权，是否对陈毅进行批判、打倒，是外交部文革中两派分歧的关键。两派之间的这种分歧究竟谁对谁错，应该如何进行解决，还是取决于毛泽东、党中央的评判，是由外交部文革的具体形势所决定的。

在要不要进行文革的问题上，由于两派对于文革表现出不同的态度，造反派积极执行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投入到文革的洪流，进行造反行动，而保守派则是站在文革发展潮流的对立面，与文革发展的大势相反，同造反派进行斗争。从两派对于文革发展的态势上来看，毛泽东、党中央是支持造反派的。但是，这种支持也只是限于造反派坚守中央关于外交部文革底线的基础上，在相关范畴内展开行动。一旦造反派超出这个范畴，出现了激进的行为，就不仅难以获得中央的支持，还有可能遭受批评和处理了。对于保守派，要将其群众与头头区分开来，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而不是一味地采取排斥的态度。

在外交部夺权的问题上，毛泽东、党中央是反对造反派特别是极“左”派行动的，具体表现在对于发表王八七讲话的王力进行隔离审查，以及对于造反派的批评和革命干部姚登山当外交部长的否定上;对于保守派反对在外交部进行夺权，从保持外交工作的基本稳定，防止外交工作陷入混乱上来说，毛泽东、党中央是予以肯定的，但是保守派以反对夺权为名，行抵制文革之实，则是与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外交部文革的发展和要求背道而驰的。

在批判、炮轰陈毅的问题上，毛泽东、党中央是支持造反派行动的，但是在打倒陈毅的问题上，毛泽东、党中央则是对造反派的行动持反对态度的;在反对打倒陈毅的问题上，毛泽东、党中央是支持保守派行动的，但是在反对批判陈毅的问题上，毛泽东、党中央则是反对保守派行动的。

只有在对毛泽东、党中央与外交部两派之间的关系进行仔细梳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弄清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究竟在哪里，从而发现他们之间斗争的要害所在。这对于判断他们的行为以及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当然是必要的。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毛泽东、党中央与外交部两派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集中在要不要在外交部进行文革、要不要进行外交部夺权和是否批判、打倒陈毅的问题上。这是他们之间分歧、矛盾和斗争的焦点。在两派斗争中，造反派夺权外交部、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企图打倒陈毅，毛泽东、党中央决定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批评了造反派的极“左”行为，造反派遭到了严厉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保守派又活跃起来，他们为了保护被造反派批判的陈毅等外交部领导干部，打着批评造反派过激行为的旗号，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造反派。耿、黄集团和九十一人大字报以及围绕它们进行的斗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二、围绕外交部右倾行为斗争的表现之一——耿、黄集团的出现及其斗争。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15]外交部原驻缅甸大使耿飚和原驻法国大使黄镇等二十六个大使联合贴出了一张保护陈毅、矛头指向造反派的大字报。这张二十六个大使署名的大字报贴出后，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围绕这张大字报的出现，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耿、黄集团的称号就是这样产生的。

1、耿、黄集团的出现。

这里说的耿、黄集团，是指耿飚、黄镇集团。耿飚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驻缅甸大使，黄镇曾任驻法大使。这个集团之所以以耿、黄命名，是因为这张大字报是由他们两人牵头的。将他们称为集团，是因为这不是个别人的行为，而是二十六个大使联合在大字报上签名来表达共同诉求的重大行动。

在外交部被夺权、打倒陈毅的声浪呼啸而来的时候，鼓吹外交部夺权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被隔离审查，造反派在外交部夺权、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打倒陈毅方面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在这种情况下，耿飚、黄镇等二十六个大使联合贴出了大字报，表达他们的诉求。

这张大字报是如何产生的呢?

耿飚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有一次，我对黄镇说：“我们是不是写份大字报，对外交部的这些问题和那个‘王八七讲话’，表明我们的看法?”

他欣然同意：“好啊，我也早有这个想法。我们起草后，给其他大使们传阅，赞成的可以签名。听说有些司局长也准备写大字报，我们可否和他们合写?”我考虑了一下说：“还是分开写比较好，我们先写先贴，他们再写再贴，先后呼应配合，显得更有声势。也免得造反派说是我们指使司局长干的。”

“好!”他点点头，“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起草吧!”

“你是秀才，你执笔。”我提议。

他说：“你是老参谋长，足智多谋，点子多，咱们还是一起写吧!”

于是，我们两人就你一句、我一句地写起来。写好后，在大使们中间传阅，同意的签名。传阅过程中，仲曦东等同志又作了修改、补充。最后，当这份大字报贴出时，上面签名的共有二十六人，按签名顺序为：耿飚、黄镇、许建国、仲曦东、曾涛、康矛召、赵行志、杨琪良、章文晋、张世杰、何英、姚念、柴泽民、熊向晖、韩克华、岳欣、俞沛文、陈志方、周秋野、杨守正、陈坦、陈叔亮、朱其文、姚仲明、王雨田、张海峰。

后来，有许多大使表示，他们当时没有见到大字报底稿，不然也会同意签名。

大字报的主要观点是：反对“打倒陈毅”，反对把我国正确的外交路线污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把我国17年来成就辉煌的外交工作说成漆黑一团，谴责在外交部泛滥成灾的极“左”思潮，指出“王八七”的阴魂未散，还在干扰着外交工作，特别严辞指出：现在有一股反中央、反总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风，一再侵袭我部;“而王力‘八·七’讲话这株大毒草出笼以后，我部竟发生了篡夺中央外交大权，大量核心机密失窃，对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实行白色恐怖，违法乱纪，胡作非为……使我部运动和外交工作一度脱离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轨道，使党和国家遭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给七亿中国人民丢了脸。”

当然，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份大字报，在词语上也有缺点。例如，对于当时赞成‘打倒陈毅’的几位部领导同志和大使同志，我们的用词比较激烈、尖锐。但是撇开这点来看，大字报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内容无疑是正确的。[16]

从耿飚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这张大字报是他和黄镇牵头，经他们二十六个大使传阅、修改、签名后才贴出的。当黄镇说有些外交部司局长也在准备写大字报，提出要和这些司局长一块合写时，斗争经验丰富的耿飚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由他们这些大使与司局长联合贴出大字报，容易给造反派抓住把柄，反而对他们不利。同时，他们和这些司局长分开贴出大字报，还会形成此起彼伏的气势，更容易造成持久的效应。可以看出，虽然他们没有与司局长一块合写大字报，但是这些人却具有相同的立场，他们在大字报表达的诉求上还是心照不宣地站在一起的。

从他们大字报中表达的观点来看，在批判极“左”思潮、反对外交部夺权、反对打倒陈毅方面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大字报没有将造反派的错误行为与其正义行动区分开来，而是笼统地将其称为“现在有一股反中央、反总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风”、“对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实行白色恐怖，违法乱纪，胡作非为”。这表明虽然他们在批评造反派的错误方面具有正当性、合理性，但是这种批评显然是以偏盖全，抓其一点，不及其余。这样就不能不使人认为，他们是以批评造反派的错误为名，行否定造反派的正义行动之实，以此来表达他们对于文革的抵制、抗衡、不满的态度。

我们注意到，取飚虽然在回忆中吞吞吐吐地对他们在大字报中的用语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反省，但是却对其中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内容仍然持肯定的态度。他没有从外交部进行文革的必要性出发，正确对待文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反复现象，将造反派的行动进行辩证的分析，进一步阐明他们这些大使们应该如何对待文革、文革中的造反派以及怎样才能经得起文革的考验，而是站在造反派的对立面，抓住他们存在的某些缺点、错误进行攻击，以使包括他们这些大使在内的外交部领导干部免受冲击和批斗。这就不仅仅是大字报的用语问题，而是立场、态度使然了。

2、对于耿、黄集团的斗争。

耿飚、黄镇等二十六个大使的大字报贴出以后，引起了强烈反响。由于他们是站在与造反派对立的立场上，为陈毅进行辩护，这样就不仅引发了造反派的反击，也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警觉。于是，围绕这张大字报，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由于这张大字报是耿飚、黄镇发起的，他们又是签名中的前两位大使，因而这个集团就以他们二人的名字命名了。许建国、仲曦东、曾涛、康矛召四个大使，是紧随耿飚、黄镇之后签名的，仲曦东等人还曾润色过这张大字报，他们四人就被造反派视为耿黄集团中的四大金刚。造反派在斗争中向他们追查——这张大字报是如何出笼的。

由于耿飚、黄镇是这张大字报的牵头者，因而造反派就将矛头首先指向了他们二人，反复追问这张保陈的大字报是谁策划的，又是如何酝酿的，二十六个大使是怎样联合签名、贴出的?面对造反派的质问，耿飚、黄镇回答说，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商量着写的，其他的大使们同意者签名，没有什么幕后策划者!面对他们的回答，造反派觉得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却也难以从他们口中得到有价值的信息，就在批斗中喊出了“打倒耿、黄反党集团”、“打倒耿、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耿、黄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一些激进的口号。对于他们这些人，造反派也仅仅是喊喊口号，勒令他们写出检查、交代材料，加强了体力劳动的强度而已，并没有采取其它过激的行动。[17]

耿飚、黄镇等二十六个大使贴出大字报后，围绕这张大字报出现了激烈的斗争并非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必然性的。因为这张大字报的矛头不仅抨击了造反派，而且还指向了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这样在两派斗争本来就比较激烈的情况下，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就不仅使得两派之间的斗争走向尖锐，还使得分别支持两派的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也进一步显露了出来。这张大字报成为外交部两派及其背后的领导干部之间的斗争又一次走向激烈的导火线。

我们注意到，先前外交部造反派及背后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在斗争中处于优势，表现出进攻的态势，而保守派及背后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则是处于劣势，表现出防守的态势。这张大字报是耿飚、黄镇等二十六个大使主动贴出来的。随着大字报的出笼，支持保守派的领导干部从幕后走向幕前，他们和保守派一起向造反派及其背后的领导干部发起了进攻。这样也就不能不引起造反派及其支持者的强烈反击。这预示着外交部两派及其背后支持的领导干部在攻守之势上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易形，斗争也就由此进一步走向复杂化了。

3、对于耿、黄集团及其斗争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耿飚、黄镇联名的大字报是在王力、关锋、戚本禹被隔离审查以后，造反派在打倒陈毅、外交部夺权以及其它涉外行为遭到严厉批评、打击的背景下出现的。他们打着反对造反派极“左”行为的旗号，实则将矛头指向造反派及其背后的领导干部，是向他们发起的一次进攻。因而这张包括耿、黄二人在内的二十六个大使签名的大字报贴出以后，就在斗争中被造反派将他们冠名为耿、黄集团了。

我们注意到，这张大字报是由外交部二十六个驻外大使联合签名的。这些签名的大使是外交部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其中耿飚还是副部长级的领导干部。虽然他们在大字报中指出了造反派所犯的错误，批判了造反派的极“左”行为，但是却没有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将造反派正反两方面的行为放在整个文革发展的大背景下，对造反派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样就不能不使人对于他们的行为提出质疑。他们不仅没有对造反派的行为作出辩证的分析，更没有认识到进行文革的必要性，而是从本群体的利益出发，以凌厉的气势，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造反派及其背后的支持者，对他们发起了猛烈的抨击。虽然他们在大字报中的一些话并非没有事实依据，但是从立场上来说，其所作所为却将他们自己推到了文革发展的对立面，因而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称为“二月逆流在外交领域的新反扑”。这并非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

尽管如此，由于他们在反对打倒陈毅、外交部夺权以及其它一些涉外事件的极“左”行为上，毕竟与毛泽东、党中央的要求还是具有一致性的，因而从批判极“左”行为，保护犯错误的领导干部的目的出发，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泽东在得知耿飚、黄镇等人因写了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耿、黄反党集团后，对此表示了反对的态度。一九六八年五月三十日晚上，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谈话。谈到一些部门和地区打倒老干部的情况时，毛泽东说：现在黄镇、耿飚怎么也要打倒了?耿飚可以用，不当大使就是了。[18]后来，他还进一步说道：他们反对打倒陈毅，这没有什么错，他们反对外交部夺权，反对王力的讲话，那不但没有错，而且反得好，反得好。什么“反党集团”，又是什么“二月逆流在外交领域的新反扑”，简直是乱扣帽子。[19] 毛泽东说出这样的话不是没有缘由的。因为在反对极“左”行为的问题上，他们还是与毛泽东、党中央存在共识的。当然，不能忽视的是，在这些人的共识里面还暗含着以此为由来表达个人诉求的因素。即便这样，从全面夺权以后，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的要求出发，毛泽东才否定了造反派对他们的指控，为他们悔过自新提供了机会。这样耿飚、黄镇虽然遭到造反派的反对，后来还是参加了中共九大，被选为中央委员。随后，耿飚担任了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黄镇复任驻法大使。[20]

其实，从当时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作出这样的安排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们二十六人的大字报毕竟有反对造反派极“左”行为的一面，同时也是与在斗、批、改中要正确对待干部、解放干部的要求存在密切联系的。这并不是说他们在大字报中的观点没有问题，也不是说他们对于造反派及其背后支持的领导干部的反击无可非议，而是说将他们贴出的大字报放在当时文革发展的具体背景下，从团结领导干部，解放领导干部，给犯错误的领导干部以机会，以及斗、批、改的时代要求中，才将他们解放并予以使用的。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后来出来参加工作了，就认为他们贴出的大字报没有问题，从性质上不属于右的行为了。

三、围绕外交部右倾行为斗争的表现之二——九十一人大字报的出现及其斗争。

外交部右倾行为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一九六八年二月出现的九十一人大字报。围绕这张大字报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那么这张大字报是如何出现的呢?

1、九十一人大字报的出现。

在外交部发生夺权、打倒陈毅以及“三砸一烧”的严重事件表明，外交口出现了极“左”的行为。随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被隔离审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重新主持外交部工作，外交部开展了“批极‘左’、抓坏人”的运动，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姚登山这个时候已被隔离审查。[21]九十一人大字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

在九十一人大字报贴出之前,驻阿尔及利亚使馆人员就领先贴出了欢迎陈毅回部工作的大字报。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三日，外交部九十一名领导干部(多数是司局长、大使)在外交部贴出《揭露敌人，战而胜之，彻底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的大字报。[22]

这张大字报是由当时的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西亚北非司司长陈楚、礼宾司副司长韩叙、外交学会副秘书赵政一等人合写的，大字报在公开贴出之前曾被送到外交部党委和临时性权力机构大联合筹备委员会审阅。听到消息的司长和大使们争相在大字报上签名，签名者在一两天之内就达到了九十一人。

九十一人大字报说：

从去年四月份开始，外交部围绕着“打倒陈毅”和反对“打倒陈毅”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绝不仅仅是关系陈毅同志个人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对待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关系到外交部究竟应该由什么阶级掌权和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一小撮阶级敌人多次要打倒陈毅，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坚决对陈毅同志“一批二保”，这场斗争是一场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是外交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焦点，阶级敌人的阴谋必须揭穿。“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必须批判。

大字报援引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都说过“陈毅是个好同志”的话来证明“陈毅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大字报说：

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揪坏人，批判极“左”思潮，狠抓政策、纪律，运动的矛头始终应该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不应该把陈、姬、乔的问题去当主攻方向，也不应该把革命同志的错误、缺点抓住不放，正确对待干部是忠于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要标志。……中央明确规定：外交大权不能夺，机要机密不能夺，业务和人事档案不能擅自动用，政治部是毛主席提倡建立的，不能砸烂。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和一小撮极“左”分子竟公然违抗中央指示，封闭了部党委，砸烂了政治部，篡夺了机要局，破坏了档案制度，泄露了大量机密，使中央的外交大权、人事大权、机要大权一度旁落和中断。

大字报最后写道：

一小撮阶级敌人在陈毅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已开始得到澄清，被颠倒了的是非，正在被颠倒过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日理万机，十分劳累，我们外交部和驻外使馆广大革命同志一起，热烈欢迎陈毅同志尽快回来主持部务，我们将在陈毅同志为首的部党委的领导下，把外事工作搞的更好。[23]

从大字报中可以看到，双方斗争的焦点在要不要打倒陈毅、外交部夺权上表现出来。其实，与其说这是双方斗争的焦点，倒不如说在九十一人大字报上签名的人是想以此为由，抓住造反派斗争中的错误，将其上升为对待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外交部究竟应该由什么阶级掌权和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以及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上。这样就顺理成章地将要打倒陈毅、夺权外交部的造反派称为阶级敌人了。虽然他们在大字报中说的是一小撮，形式上似乎是将极少数坏人与其他造反派区别开来，实际上却并非这样，而是指向了几乎整个造反派群体，将他们在斗争中所犯的错误定性为右的错误。他们的问题也就由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了。

造反派在斗争中提出了打倒陈毅的口号，在外交部进行夺权，以及制造了“三砸一烧”的严重事件，当然是错误的。但是，除去极少数人以外，大多数造反派不过是认识问题，在斗争中犯了“左”的或极“左”的错误。从性质上来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他们在斗争中将矛头指向外交部的领导干部，斗争方向并没有错，不过是在斗争的政策、策略、手段及其程度上犯了错误。因而不能因此就对他们进行的斗争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将其行为定性为敌我矛盾。至于大字报引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说过“陈毅是个好同志”的话来证明“陈毅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显然是从斗争形势出发，别有用心的。因为他们将这句话与其具体背景隔裂开来，孤立地引用、宣扬这句话，而没有指出这句话是针对造反派的过火行为才讲出来的，并非是说对陈毅不能进行批判，也不是说陈毅在工作中特别是对待文革的问题上没有错误。其实，陈毅对于文革是表现出抗衡、抵制态度的。二月逆流期间他在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上的发言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字报没有反映真实情况。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些事实还是存在的。这在造反派要打倒陈毅、夺权外交部以及“三砸一烧”的事件中表现了出来。这里的问题不是造反派有没有犯错误，而是大字报对这些错误上纲上线，将一个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升到敌我矛盾，以此来作为反击的突破口，争取在与造反派斗争中的有利态势。因而这张大字报虽然指出了造反派的错误，其意图还是另有深意，企图借机扭转在斗争中的不利态势，为他们这个群体提供保护而已。

2、围绕九十一人大字报进行的斗争。

二月十三日，九十一人大字报在外交部贴出以后，不仅在外交部两派群众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还迅速反映到了最高层，引发了激烈的斗争。从现在我们获得的文献资料来看，这种斗争主要在周恩来严厉批评九十一人大字报上表现了出来。周恩来是主管外交部工作的，虽然他在外交部文革过程中反对打倒陈毅、夺权外交权以及“三砸一烧”的严重事件，但是却也并不同意九十一人大字报中的观点及其行动。他在看了九十一人大字报以后，意识到这是以纠“左”为名进行的反攻倒算，因而对这张大字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是在二月二十四日开始严厉批评九十一人大字报的，而后三月五日、十一日、十二日，四月一日、七日、十六日，又连续批评了这张大字报。[24]周恩来认为九十一人大字报主要有三个错误：一、借保陈毅实保自己;二、保陈帮了倒忙;三、与群众有对立情绪。周恩来认为，对陈毅“要先批后帮再保，但现在不能讲帮和保，首先要批，批了才能服人，批要放在党委的自我批评基础上。”[25]

从中不难看出，这些签名的人员都是司局级的领导干部。文革要在领导干部中间寻找走资派，因而他们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在陈毅遭到批判，造反派也因为“左”倾盲动行为受到处理的情况下，他们就趁机贴出了大字报，以保陈毅为名将矛头指向了造反派，实际上也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周恩来明确指出了他们的行为和动机。造反派在斗争中出现了缺点、错误，就要通过适当的方式，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而不是抓住他们的缺点、错误不放，将他们划入敌对分子的行列。因而周恩来才批评这张大字报与群众存在着对立的情绪。在陈毅的问题上，周恩来主张先批后帮再保，现在关键是要批，在批了以后才好帮和保。而九十一人大字报却置对陈毅的批判于不顾，要求陈毅现在回部主持工作，实际上就冲击了对于陈毅的批判。因而周恩来才严厉批评他们，说他们这样做不仅没有保护好陈毅，反而是帮了倒忙。这说明周恩来对于这张保陈的大字报是持反对态度的。

陈毅在获悉了周恩来对于九十一人大字报的态度以后，感到自己不能无动于衷，而应该对此进行表态。于是，二月二十八日陈毅写信给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批评。陈毅在信中说：

我近日读了外交部九十一位同志的大字报，我又读了大联筹和使馆四十五个战斗队对该大字报的声明，部党委姬、韩、乔三同志先后向我转告总理对九十一人大字报指示。我现在郑重声明，我完全拥护总理指示。九十一人的大字报，其精神和立场是右倾保守的，是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发泄对革命群众大批判的怨言的。这张大字报对我改正错误毫无帮助，对大字报的作者，则更有助长他们与群众对立的危险，我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不同意这种错误精神和立场。……现在是我改正错误的时候，而绝不是评功摆好的时候。批评我者对我有帮助，现在来讲好话对我没益处。……九十一位同志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多后，竟然抛出这样一张大字报，说明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真正受到教育。他们与我共事多年，我平日政治不挂帅，对他们帮助太少，我作为领导者，对于他们犯错误，我是有责任的。[26]

从陈毅给周恩来的信中可以看到，他不仅赞成、支持周恩来的观点，还批评九十一人大字报的精神和立场是右倾保守的，是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发泄对革命群众大批判的怨言的。这张大字报对他改正错误毫无帮助，反而更助长了大字报的作者与群众对立的危险。他是绝不同意这种错误精神和立场的。陈毅表示现在正是自己改正错误的时候，批评更有利于自己改正错误。他表示对于这张大字报的出现是痛心的，自己平时对于这些大字报的作者教育、帮助太少，也是对此负有责任的。陈毅在报经周恩来同意后，三月一日将这封信在外交部发表。[27]

周恩来后来又对九十一人大字报作过几次严厉批评。在三月十一日和陈毅一起在外交部的讲话中，他说：“九十一人大字报代表外交部一股顽固保守势力，甚至是反动势力、保字号老保翻天。……这张大字报是反对毛主席的，站在反动立场上，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三月十二日，周恩来在接见外交部和驻外使馆代表时说：“今天，至少外交部、外交学院包括在内，整个北京大专院校右的苗头已经出现了。在外交部不仅有右的苗头，九十一人大字报是老保翻天，反攻倒算。”[28]

从中我们看到，九十一人大字报出笼后，周恩来认为这张大字报是老保翻天，反攻倒算，站在反动立场上，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破坏文革的右倾保守行为。因而对于这张大字报进行了严厉批评，采取了反击、打压的态势，揭露了他们这样做的意图及其要害所在。陈毅也意识到这张保自己的大字报可能会势得其反，不但对自己帮不上忙，甚至还会引火烧身，因而在周恩来对这张大字报严厉批评以后，他就紧跟周恩来的步伐，及时向周恩来写信表明态度，表示坚决拥护周恩来的指示。这样不仅与周恩来保持了一致性，还获得了斗争中的有利态势。为了进一步消除这张大字报造成的消极影响，陈毅在征得周恩来同意后，还将他写给周恩来的这封信在外交部公开发表，在更大范围内表明自己对于这张大字报的态度。

我们注意到，九十一人大字报出笼后，围绕这张大字报的斗争，在周恩来、陈毅的表态、反击中表现出来。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主管外交工作，对于这种右倾行为的出现负有责任，也是由于他们特别是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右的行为如果不能及时予以处理，就会又将陈毅置于风口浪尖上，引发外交部两派斗争的激化，使得刚刚缓和的矛盾再次尖锐起来，对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这是与文革发展的大局背道而驰的。

3、对于九十一人大字报及其斗争的评析。

九十一人大字报是由外交部的司局长及一些大使贴出的。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人是外交部的高、中级领导干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领导干部之多、级别之高、表达意向之强烈，不论是在中央部门还是地方省级领导机关全面夺权阶段的文革进程中都是罕见的。这张大字报表现出鲜明的倾向性，是以纠正造反派错误的名义向文革发出的一篇战斗檄文。鉴于陈毅在二月逆流期间的态度和表现，这张大字报又是在为陈毅遭受的批判鸣不平，因而九十一人大字报被认为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作”，[29]不是没有原因的。

九十一人大字报是在造反派因为极“左”行为遭到严厉批判乃至整肃的背景下出笼的。他们在大字报中没有将造反派所犯的错误放在文革发展的大背景下，认识到造反派斗争的方向是与文革发展的潮流相一致的，除去极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造反派在斗争中所犯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因而指出他们的错误，争取他们改正错误，就是这个时候斗争的要求。遗憾的是，他们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将造反派置于敌对的立场上，以造反派所犯错误为由，趁机向造反派发起了反击。虽然他们在大字报中批评造反派的事实并非没有依据，但是对于造反派的态度和行为不能不让人意识到，他们是在对造反派进行反攻倒算。

九十一人大字报的签名者都是外交部司局长、驻外大使这样的高、中级领导干部。他们属于领导干部的范畴，文革就是要在他们中间寻找走资派，因而他们这个群体就成为文革冲击的对象。陈毅担任着外交部部长，是他们这个群体中的代表，又是二月逆流中的风云人物，平时说话口直心快，言行于色，与造反派发生过不少冲突，在全面夺权阶段受到的冲击也就较大。正是因为这样，在对待文革、抗衡造反派的斗争中，他们与陈毅就不约而同地站在了一起，维护陈毅也就成为他们这个群体中的许多人共同的利益诉求。造反派因为极“左”行为遭到批判和处理，也为他们发动反击、表达诉求提供了机会。周恩来就是这样才批评他们借保陈毅以保自己的。

这张大字报由九十一人联合签名，声势浩大，代表了他们这个群体许多人的心声。他们是在造反派因为极“左”行为遭到批判的时候发起反击，是以激烈的语言表达他们的敌视态度的。如果再将他们的行为与其它单位出现的右的苗头联系起来进行考虑，就不能不引起周恩来的警觉。虽然大字报批评的一些极“左”行为并非没有事实依据，但是大字报在立场、动机、态度及其斗争的目标上却与造反派存在着对立的情绪。这是一种右倾翻案的行为，是另有所图的。这不仅无助于陈毅问题的解决，还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帮陈毅的倒忙。因而周恩来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将这种行为压了下去。陈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从斗争策略考虑，也在给这些人撤火、泼水，采取措施清除这张大字报的消极影响。

九十一人大字报是外交部司局长、一些大使在造反派因为极“左”行为遭到批评后，打着纠“左”的旗号，从自身利益出发向造反派发起的一次反击。这次反击形式上是在纠“左”，实际上则是右倾翻案的行为。在周恩来主导下，外交部九十一人大字报掀起的这股右倾思潮被打压了下去。

四、对外交部右倾行为及其斗争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这个时期外交部右倾行为及其斗争主要表现在耿、黄集团和九十一人大字报的出现上。这两个事件的出现，是在对王、关、戚进行隔离审查以后，外交部的极“左”行为遭到严厉批判和处理的情况下发生的。外交部出现的右倾行为是打着批判极“左”的旗号进行的。从形式上看，他们的作法似乎是对外交部文革的拨乱反正，实质上则是以批“左”为名进行的右倾翻案活动。外交部的右倾行为及其斗争，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右倾行为及其斗争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这种右倾翻案活动出现的标志之一，是以批“左”之名，行翻案之实。外交部造反派在斗争中出现的极“左”行为，无疑是应该进行批判的。但是，他们的批判显然超出了必要的限度，不仅仅是为了纠正造反派所犯的极“左”错误，而是以造反派存在着极“左”错误为由，将造反派置于敌对的立场上，向造反派发起了凌厉的攻势，要把造反派弄倒而后快。这从这两个事件贴出的大字报的字里行间中就可以看出来，虽然在措词以及表述的语气上有所不同，实质上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这种翻案活动出现的标志之二，从参与的主体来看这两个事件的性质。这两个事件都是外交部高、中级领导干部甚至部级领导干部参与的重大活动。本来，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走资派就潜藏在领导干部中间。因而进行文革就要在领导干部中间寻找、批斗走资派。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文革在进行过程中出现对领导干部冲击过大，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出现了错误和问题以后，在斗、批、改阶段纠正过来就是了，又有什么可以责难的呢?

令人遗憾的是，外交部出现了两张大字报的联合签名事件。我们注意到，在这两张大字报上签名的是外交部的部级、司局长、大使这些清一色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尽管他们打着反对打倒陈毅、在外交部进行夺权以及其它一些极“左”行为的旗号，从形式上看也并非没有道理，但是从他们的身份、级别、意图以及大字报的内容上来分析，他们是难逃维护群体利益之嫌的。由此我们也可以说，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以维护陈毅为名，行保护群体乃至个人利益之实。从这里来看，他们的行动是具有对抗外交部文革的内在涵义的。

这种右倾翻案活动出现的标志之三，是无视陈毅在二月逆流中的表现，致使他们维护陈毅的行动具有了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性质。本来，二月逆流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是在党内高层发生的抵制、抗衡文革的行为，而陈毅则是二月逆流期间的风云人物之一。后来遭到批判也在情理之中。在陈毅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之前，就在大字报中为陈毅进行辩护，制止造反派对陈毅的批斗，还将矛头指向了反对陈毅的造反派，这实际上就是庇护了陈毅。而庇护了陈毅，则反映出他们对于二月逆流的真实态度。这样他们的行为就具有与二月逆流联动的性质。因而后来不论是说耿、黄集团是“二月逆流在外交领域的新反扑”，[30]还是说九十一人大字报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作”，[31]就是将他们的行动与二月逆流联系到了一起才作出的判断。这并非乱扣帽子，而是有缘由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外交部贴出的这两张大字报是这个时期右倾行为在外交部的重要表现。具体体现在是以批“左”之名，行翻案之实，以保陈毅为名，行维护他们这个群体之实，为二月逆流期间的风云人物陈毅鸣不平，抵制外交部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虽然他们在反对极“左”错误的行为上应该予以肯定，但是他们在对待造反派的立场、态度上却是尖锐乃至敌对的。这两个事件虽然被打压了下去，但是对他们的处理还是慎重的，讲究策略的。这也是从革命的大联合出发，为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所采取的必要行动。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文献索引

1、《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9]，第1501页至1504页。

2、《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第92页;[4]，第111页;[10]，第113页至114页;[11]，第121页;[12]，第129页;[18]，第166页。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1]，第128页，129页，183页;[5]，第153页;[6]，第176页;[7]，第177页;[8]，第183页;[13]，第183页至184页;[14]，第185页。

4、《陈毅传》，《陈毅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一五年七月第三版。

[2]，第345页。

5、《耿飚回忆录》耿飚著，中华书局出版，二〇〇九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16]，第479页至480页;[17]，第481页;[19]，[20]，[30]，第482页。

6、《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22]，第203页;[24]，[27]，[29]，[31]，第204页。

7、<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15]，[21]，第665页;[23]，第665页至667页;[25]，[26]，第667页;[28]，第6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