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守娥｜在牢里认识的计梅真老师（1997）

原编者按：近期，标榜台湾第一部反映“白色恐怖”女性思想犯的电影《流麻沟十五号》上映，引发各界关注。台湾的“白色恐怖”历史，在“转型正义”的推波助澜下，已经成为族群记忆、政治立场、身份意识等诸多话语堆积的现场。仅仅“诉诸共同的人性、情感价值”，并不能真正理解那个年代里台湾民众的信仰与反叛，更无法看清“白色恐怖”作为内战-冷战构造之一环的历史真相。对此，本期南虹特推送两篇文章，一篇是冯守娥女士(1930—2022)关于地下党员计梅真的回忆文章，另一篇为陈明忠与冯守娥夫妇之女陈志平所写的评论文。从这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到，计梅真、钱静芝、萧明华、朱枫、冯守娥……这些台湾革命女性的生命史，无不宣示着一个共同的信仰：实现彻底的民族解放，“成为真正有尊严的中国人”。而作为女儿的陈志平，也正是从父母不屈的一生中深刻体认到，“这样的大我目标达成，应该凌驾于爸爸和妈妈及家族所受的个人苦难之上。”那一段被抹去的红色青春，应当如此原原本本地，被讲述、被铭记。

感谢陈志平女士对南虹的大力支持。

在牢里认识的计梅真老师(1997)

文/冯守娥

冯守娥在1950年未满20岁时，于保密局里认识了台北邮电工人案国语老师计梅真，并在47年后写下这篇悼念文。

我与计梅真老师认识在保密局，虽然和她相处只有近四个月的时间，但她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也是我非常怀念的一位难友。

我在1950年的5月中旬(注：5月14日)被捕，先在保密局南所(位于台北延平东路)被关了一个月左右，才被送去北所(台北延平北路，辜家铁工厂改建的临时牢房)。计老师大概是在二月底就被捕，我在南所时她没有和我同房，我也没见过她，但我早已从同房的人处听说过，隔壁房有位台北邮局的国语老师很受人尊敬，她虽然还年轻(那时35岁)，已有12年党龄，工作经验很丰富，为人也很好，所以连保密局的看守都对她有几分客气。

警总计梅真案卷宗。翻拍自2019年秋祭专刊。

大约是在6月中旬，当北所的牢房才刚修建好、墙壁的水泥都还没完全干时，我们女生大部份都被送过去北所，男生也有一部份被送过去，因为抓得太多了，南所每间监房都关得满满的，还日夜继续在抓。

我们女生在南所时分三房，每房约三个榻榻米大小(6尺宽9尺长)的房间，关着11、12人，所以房内白天大家只能坐着无法站起来，一起站着走动就会踩到别人，晚上也只能侧卧相插着睡觉。到了北所后，由于房间有南所的3、4倍大，我们便有空间可以站起来走动一下。我们被送到北所后，我才和计老师关在同一个房间。

刚认识计老师时，我觉得她沉默寡言，常锁着眉头，显得很严肃和忧郁，都不喜欢和人说话。因为我在南所时已听过她的为人，又约略听过她为学生被捕的事很自责，曾经伤心得几天没吃没睡痛哭流涕，所以我想她心里一定很难过才会那样沉默，我就在大家一起吃饭时，尽量制造机会想和她说话(那时我们一房还是有十几个人，通常每个人都坐在自己晚上睡的位子上，吃饭时才围着菜一起吃)，但刚开始几天还是和她聊不起来。

计梅真与新婚不久的丈夫曾国榕合影，是目前唯一能够找到的留影。图片来源：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撷图自《无罪的死刑犯》影片。

后来由于房间比较大，在饭后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在房内散步，但个别走来走去还是很容易相撞，所以就有人提议不如大家饭后一齐围着圈，绕着房间走一走，这样可以走久一些，也才不会撞到别人。

当我们在绕圈散步时，我们就小声边走边哼着歌。记得那次我是把以前在学校里唱的“三八妇女节”的歌哼出来，有的人就跟着我学唱，计老师大概是看我教同房的人唱歌有所感想吧，那天晚饭后当我再找机会和她说话时，她就问我说我所唱的妇女节的歌是在哪里学的，然后她又说我能教她们唱歌很好。

《三八妇女节歌》

我听到她那样说，就趁着机会拿出勇气对她说：“计老师，其实我在南所那边就听说过您很受人尊敬，您过去对人都很好，也做过很多事，有很丰富的生活经验，我都好想请教您，但有一点胆怯，因为您都不太喜欢和人说话，总是那么严肃，好像拒绝我的亲近您一样，给人的印象是“可敬却不可亲”，也许这句比喻不太恰当，可是很可惜你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我真希望能听一听您过去在生活上的或工作上的经验，好让我们在坐牢期间也有所学，否则宝贵经验被埋没掉不是很可惜吗?”

我一边讲一边看着她，深怕她生气，可是当我说完时，她却难得地露出一点笑容，她说：“没想到你会那么坦率地批评我，我很感激你说出我的缺点，过去从没有人提醒我。”

随后她又告诉我，她也会唱一首《新女性》的歌，歌词很长，但内容很好，我听她那样说很高兴，就请她也教我们唱，从那次以后，她就尽力把她喜欢的歌教我们唱。

在保密局的北所约有三个月的期间，她教我们唱十几首歌，因为在那边没有纸笔可以写，环境也不适于用写的，所以我们全靠记忆!至今虽已过去将近50年的时间了，当中有10首歌一直还经常在我的生活中陪伴着我，每当我唱起那几首歌时，我就会想起计老师;每当我想起计老师或那段生活时，我也常常会自然而然地哼起那几首歌。

虽然那些歌都是抗战时期的老歌，但都是爱国歌曲，47年来那几首歌也带给我不少鼓励和安慰，而每一首歌都有我非常喜欢的歌词，并且我总觉得那些歌词有如计老师在跟我说的话一样，是充分可以代表计老师的精神的。

在保密局北所除唱歌外，在那环境下要个别坐下来畅谈过去的经验其实并不容易，因为整个房间是开放的，大家都生活在一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背景，何况大家都还没有判决，每一个人明后天的命运是如何，都还是个未知数，我要求计老师谈过去的生活经验给我们听，或许是不切实际的，然而她能教了我们那些歌，我认为那也是她生活经验的一部份，因为相信那些歌曾经激励了她，也相信是她用于激励过别人的。

有一天我看到计老师坐在她的位子上流着眼泪，我问她怎么一回事?她告诉我听说朱谌之(我们都称呼她朱妈妈)已被拖出去枪决了。她说朱妈妈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可不是吗?那时候有多少优秀人才天天在等着被拖出去枪决，而不知哪天会轮到自己，虽然她(他)们视死如归，却令人心酸和惋惜，但在那个黑暗的日子里，在黑暗的监牢里，也只是无奈。

朱谌之(1905-1950)，又名朱枫，地下党员，于1950年6月10日16点30分在台北马场町被处死刑。

朱妈妈在南所时和我关在同一房间，而当我们被移送到北所时，她被留在南所。由于那边的房间很小，每个人都固定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无法站起来走动，所以与她谈话的机会不多，但我仍依稀记得她总是静静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看书的侧影，偶尔她抬头望着我们这边时，我总看到她嘴角挂着微笑，还有一对和蔼的眼睛和白皙的脸庞，至今想到她时，(画面)还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记得她也蛮喜欢唱歌，当我哼着歌时，她也会和着唱，尤其她喜欢江南民谣的《插秧苗》那首歌，曾要我多唱几次教她唱。

有次我问她能否借看一下她的书，她就拿给我看，那是一本书皮已剥落、书纸也已变黄了的旧书，但翻开书看，目录写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理想的妇女的社会制度”，我很惊讶地问她在那里怎么会有那本书?她告诉我，是办案的人在她闹自杀事件(她曾经吞项链想要自杀)后，大概是为了要安抚她的情绪才借给她看的，她猜想可能是从没收的书籍里面挑出来借给她的，因为她是涉及从大陆派来与军方联络的案件，所以我想特务大概也认为她很快就会被枪决，借书给她也没关系。

我本来也很想等她看完后向她借来看，但没几天我们就被调走了，朱妈妈也是很受大家尊敬的一位难友。计老师是从南所新调来的难友处，听到朱妈妈被枪决的消息，我们都难过了好几天，那是8月中旬的事，是在牢里我第一次听到熟人被枪决的消息，朱妈妈那时候听说是46岁。

在九月中旬左右，我们的同案和计老师她们都被调到在台北青岛东路的军法处看守所，在军法处计老师又和我同房间，而且这次她睡觉的位子就排在我的旁边，所以在那边我们谈话的机会比较多。在那段期间，她就谈过她过去在工厂里做工的情况给我听，但由于那里是判决机构，每天都有新人进进出出，房内的变化很大。也有过一次，晚上才刚从别地方调来的人(注：此人应指廖凤娥)，我们都还来不及问她什么案子，第二天一大早就被带出去枪毙了。

还有，每天早上一起来，要是看到看守急忙地在关走廊那边的窗子，我们就知道今天又有人会被拖出去枪毙了。因为我们女生的监房设在二楼，男生的监房在楼下，通常从我们女生房透过走廊那边的窗户，可以看到下面庭院过去那边的法庭，而从法庭带出去要枪决的人，常常会喊着口号走出去，看守不愿意让我们看到(因此)才关窗户。

随后我们就会唱起安息歌以追悼他(她)们，在唱安息歌的日子，我们心情总是很沉重，所以在军法处，大家心情都不能很稳定，我们难友之间谈话也常常是断断续续的，在那种环境中记忆力比较差，谈过的话也容易忘记。

但我特别记得的是，有一次我问计老师说：“我们一起生活的这段期间，你有没有发觉我有什么缺点要改的?”因为我听过好几次她对我的称许，却没有听过她对我的批评。

计老师就想一想，然后告诉我说，在牢里因为生活简单又刻板，要凭里面的生活观察一个人比较不容易;不过，计老师说，她想从两方面去观察，还是可以评断一个人的。就是一、看他(她)的劳动观念如何;二、看她在日常生活中会不会自私。

计老师说，她在一起生活中，一直观察我这方面的行为都非常好，她很钦佩，但是她有个建议，希望我要注意到，我过份的不自私有时候也会助长别人的自私。

她说，她看我每次和同房的人一齐出去洗脸回房时，我们都要脱鞋子进监房(因房内是地板)，然后把鞋子拿进来放在门边，我在排自己的鞋子时，看有凌乱没有排好的鞋子，都会顺便帮别人排好。

计老师说，我那样做固然对于有感觉的人是很好的，有效法作用，但对于自私惯了的人，不但没有作用，说不定日子久了，她还会认为这是你应该做的工作，你没有做她还会怪你，尤其在团体生活中，这种人很多。

计老师说，大家应该做的工作，最好是提醒大家每一个人去做好，或者可以大家轮流做，否则你不必去管。

我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毕竟她是从工厂里的团体生活锻炼出来的。我感谢了她的提醒，进而建议房间里的人把自己的鞋子排好，免得房间小、鞋子凌乱占位子，空间会更小。

同时我也发觉到我自己在家里是大姐，照顾惯了弟妹的生活，常会有这个弱点。所以从那次后，尤其在团体生活中，我常会想起计老师的话，提醒自己改进我的弱点。

在军法处的时候，我们同房有一位叫做萧明华的难友，她也是预料自己会被判死刑的，听说她是师大的助教，同房的人都称呼她明姐，她的年纪大概三十多岁，也是受人尊敬的难友。

萧明华(1922—1950)，1950年6月赴台进行情报工作，公开身份是台湾师范学院的教师。1950年2月6日，因身份暴露被逮捕，1950年11月8日被国民党当局处决，年仅28岁。

明姐告诉我说，当时特务在审问她时，跟她说你投稿在报上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内容写得很好，不过，就是有些左倾，是有问题的。她很生气就反驳说：“你们检查人员每一个都戴着有色眼镜检查，所以每样东西都看成有颜色的，你们说我的文章写得好，却说有问题，依照你们的说法，坏文章才是没有问题，而坏文章都是你们的。奇怪，你们怎么那么喜欢坏文章呢?”

明姐跟我们熟了之后，常常喜欢到我们位子上聊，尤其跟计老师常开玩笑说：“计梅真，出来，要请你去吃包子!”计老师也回答说：“萧明华出来，今天轮你去吃包子!”因为据传说在判了死刑后去刑场之前，都会请吃包子。

虽然看她们很轻松似地笑着在开着玩笑，但是我们在旁边看的人，实在无法笑出来，只觉得胸部一阵心酸。

在军法处大约过了半个月后，也就是10月2日，我们的案子宣判了，我被判10年，我当年才20岁，我哥哥在那天一大早就被带出去枪决了，他22岁。按当时的法律被判死刑后，应该还可以申请覆判，但当时政治犯都是秘密审判，一宣判完立刻拖出去执行的。

我与家兄从小玩、读书都在一起，他的死当然使我伤心，虽然我在心中一直唱着安息歌，却期望着有奇迹发生，如在电影上看到的，在刑场上突然下起一场大风雨，他们被救走.......。

当然我知道那只是不可能发生的幻想，走爱国爱民之路的人本来就有随时赴刑场的觉悟，然而刽子手的残忍令人悲愤!

当我在伤心时，同房的难友们安慰我，两位将要与家兄一样赴刑场的计老师和明姐，也一直拍着我的肩膀安慰我。是的，我不该让她们也跟着我伤心，我心里这样想，但眼泪却不听使唤地一直流.......。

当我的悲伤都还未过去，仅过了10天，也就是10月11日早晨4、5点的时候，我们都还在睡梦中，就有看守来叫醒计梅真。

计梅真、钱静芝判处死刑公文。

翻拍自2019年秋祭专刊。

只看到计老师跳起来后，从容地穿上衣服和梳好头，然后走到门口，看见从隔壁房走出来的钱静芝老师，就跟她说：“还好，只有我们两个人!”然后镇定地走出房间。

大家所尊敬的两位老师，就这样被带出去而没有再回来，而计老师是至死，都还在担心她学生的生命。

后来我也听许金玉大姐说，当她们要来军法处之前，在保密局北所碰到计老师时，第一天计老师就告诉她说有两个罗东来的学生很好(指我与另一个同案)，将来你们判决后有什么困难，就找她们商量，希望你们常和她们在一起，至于有关她的后事却没有留半句。

注：许金玉邮局员工服务证(台湾民众文化工作室收藏) 。翻拍自2019年秋祭专刊。

计老师自始至终心中关心的是学生的前途，这样的老师，怎不叫人肃然起敬!

计老师走了之后，房间里就响起了安息歌的歌声，之后我也在心中为她唱起她所教的另一首安息歌：“安息吧!我们的同志，用你的血写成了一片悲壮的诗，这是一个非常时，需要许多贤者的死.......。”(这歌是计老师听大家在唱的安息歌后，说她也知道有另一首，但教我们唱后，大家还不大熟。)

虽然只有短短的四个月，我所认识的计梅真老师是：她为人非常平实，说话从不夸张却很有力量。她不善于高谈阔论，也不会舞眉弄眼，可是她让人觉得很有吸引力;因为她对人有细微的洞察力，与人相处很会为对方设想，她也从不会贬损他人以抬高自己。

最使我敬佩的是，她对于做事很认真负责，对自己的成就从不夸耀，对自己的错误却很自责，并且对人家的批评勇于接受、虚心改进。

也就是因为这样，四个月的期间与她相处觉得很愉快，能认识她觉得很幸运。

我认为计老师是值得我们永远尊敬的革命者，虽然她从不求我们为她立碑，但是在我们与她接触的人当中，相信在心中为她立了永远怀念纪念碑的人，一定不少。

* 感谢陈志平女士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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