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当亡国奴强！程“怪医”的革命路（中）

十二月事变，又叫晋西事变，在今天的历史教科书中，并非考点。但对于当年的山西抗战局面，无疑是沉重打击。

朱德、彭德怀在为山西旧军摧毁牺盟会致阎锡山电中，指出：“甚至共产党人员有被残杀者，其形势较(民国)十六年(1927)湖南马日事变尤为严重。”

晋南也陷入了白色恐怖中，顽固派到处捕杀抗日政府干部，摧毁牺盟会组织，下令解散各级抗日救国会组织。还下令禁唱抗日歌曲和停止抗日宣传，墙上有关宣传抗日救国和国共合作的标语全部涂掉。

有人会说了，阎锡山不是“山西大家长”，不是说好的“保境安民”，要“坚决抗日”吗?怎么把屠刀挥向抗日者，跟蒋介石、日本人勾结起来了呢?

山西省主席 阎锡山，1944年，(美)福尔曼 摄

解答这个问题，就要归结到阎锡山代表谁的阶级利益，这一核心问题上来了。

阎加紧勾结蒋日，是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力量发展壮大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其阶级利益相一致的基础上，要联合起来消灭这支革命力量的必然举措。这说明，在民族革命的问题上，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不彻底的、动摇的。究其原因，就是他们惧怕人民民主革命力量，因此，当帝国主义对其威胁有所减轻时，为了维护其专制独裁统治，便会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与帝国主义一道，来共同对付民族革命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

说到底，阎锡山是地方实力派，为了自身生存，他跟共蒋日三方，既有冲突，又有合作，呈现出复杂、矛盾的多重面相，完全是投机取巧的态度。

一辆等待重新组装的破卡车，山西吉县克难坡，1944年，(美)福尔曼 摄

对此，别说蒋介石了，连阎锡山身边人徐永昌都私下吐槽：“阎先生先爱己，后爱国，终是二等人才。”

所以不要被现在的影视剧、小说和某些网络“史家”忽悠了。治史必须分析阶级，阶级基础决定了不管是蒋介石，还是地方实力派，他们的抗日，必然是三心二意，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利益使然，不管是蒋介石，还是地方实力派，最终都一样走上了保存实力、消极抗战的道路。

倒是抗战初期，徐永昌就承认：“全国对抗战心口如一，第八路军的人第一，李德邻部的人次之，其余类多口是心非。”即便是桂系，到了抗战后期，不也是抗战不力，反供卖力吗?在没有兵就没有一切的观念支配下，保存实力，自然成了第一要务。

与之相反，诚如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所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这是由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决定的，也是我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所以，在白色恐怖下，柴泽民和程震山为代表的革命者，才会挺身而出，能走却不走，主动留下来。

当时，按照上级组织要求，夏县中心县委和夏县县委都要撤走。但柴泽民同志认为，不能骤然撤走，否则损失更大，更别说再想回来，重新打开局面就难了，所以他主张，已经暴露的同志撤走，没有完全暴露的同志留下来，发动群众，发展部队，保护人民利益，保留抗日火种，和敌人斗争到底。

1940年3月初，夏县县委的几位同志，来找程震山接头。

这里多说一句：这个县委是秘密工委，由第二套班子组成，属于“坚持干部”，用冀鲁豫的话，就叫“咬牙干部”，是留下来准备吃苦，随时可能牺牲的同志。

县委书记张希文要求程震山，利用敌伪的群团组织，作为合法外衣，尽量把领导权和群众掌握在我们手中。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地形势复杂，日伪顽搅合在一起，既有斗争，更有勾结，在反供方面他们是一致的，稍有不慎，就可能满盘皆输。程震山想了很多办法，自己就给否定了，直到安邑(今运城市安邑街道)来了位青帮的师傅，准备在当地开香堂。

会道门组织向来跟地方黑恶势力与地主、恶霸、汉奸、特务相勾结，日寇特务机关更是加紧对其把持、控制，充当反供反人民的别动队，所以他们也就有了“合法”外衣，可以公开发展和集会。

这就给我们利用的空间，程震山同志是老青帮了，跟师傅一盘道，还是“自己人”，而且大一辈。说起来如何开香堂，收徒弟，头头是道，不由得师傅不佩服。强龙不压地头蛇，师傅赶紧请震山指点门径。震山自然好吃好喝好招待，请师傅在家住下，同时向县委汇报，建议顺坡下驴。

怎么下呢?

震山建议在小晁村司马光墓园里的余庆禅院，公开举办开香堂大会，以壮气势。把各村的红学、黄学、各种道会，以及自卫团、自卫队、公道团、村公所等各路“神仙”，能请来的都请来。

当然真请来的，都是我们需要团结的统战对象，同时还可以把我们县委、区委的同志，合法地打进去，以便将来把有民族气节的群众拉出来，通过他们掌握更多的基层群众。

大会开得非常成功，我们的同志私底下做了不少工作，群众组织的不少人也向我们积极靠拢。毕竟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这点连顽固派和日伪都承认，群众更是有目共睹，大家心里有杆秤。

散会时，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宁毓俊和一区区委书记芦景福，对大家说：“今天这个会开得很好，很及时，前来参加家礼拜香堂会的都是各村的领导头头，大家都是一家人，都是为了保卫各自村的利益与安全。这个组织明为日伪组织，便于生存，实为中国人民保卫家乡、保卫祖国的组织。今天开会，就把大家联系在一起了，今后一村有事，各村都要帮忙，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

这次会议，是夏县县委和一区区委召开的一次进一步发动群众的会议，对抗日积极分子和群众中影响很大，为以后组织、发动群众坚持抗日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尤其是程震山此前已经组织起来的小晁村、三贤庄和梁家庄，群众自觉性、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了，还是搜集了国民党溃兵留下来的枪支弹药，有了自己的武装。

有了武装，就要保卫群众的安全，这样我们才有威信。

1940年3月25日晚上，岗哨报告：梁家庄狗叫得厉害，一定有情况!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程震山赶紧集合18名红学会会员，到梁家庄助阵。刚到地方，就撞上从曹张日军据点来抢粮抓伕的日伪军。啪的一枪，有人负伤，吓得大家都不敢喊杀，更不敢冲了，躲在庄稼地里。

这下麻烦了!

程震山一马当先，毫不畏惧，冲上去就扔手榴弹。好在敌人来的也不多，半夜里突然杀来一支队伍，咣咣扔手榴弹，那股劲愣是吓退了日伪军。

敌人逃走后，老程也不敢耽误，连忙把三个村的红学会骨干都召集起来，要求大家分头通知各村的年轻人，连夜找地方躲起来。因为在死尸中，发现了鬼子兵，敌人必然要来报复，群众就要受损失，必须早做打算，及时避免。

第二天，日军三百多人，步、骑、炮，一应俱全，兵分三路，把三个村子包围起来，抓了三十多人，到曹张据点审讯。同时，要各村派村长来问话，村里是否有抗日组织，并交出扔手榴弹的抗日分子。

震山昨晚交代完工作，也转移到东边的司马村，但还有是有人向敌人报告，扔手榴弹的就是他!

小晁村的村长被日本人逼得没办法，只能回头逼震山的二哥交人。二哥不是我们的同志，但他考虑三弟工作多，任务大，出了事难免影响组织和其他同志安全，更别说是同胞弟兄了，所以硬着头皮拒不交人，表示要交只能自己顶替，到曹张“投案”，换回被抓走的三十多位乡亲。

到了敌人那里，二哥程青骥咬定牙关，任凭拷打，就是一句话：“我以为是土匪，不知道是太君，扔了一颗手榴弹。”

什么共产党、八路军和牺盟会，一概不知。我就是程震山，一人做事一人担，与旁人无关!

位于小晁村的司马温公祠(第三批国保)

乡亲们回来了，二哥却被敌人扣押了七八十天，严刑拷打数十次，体无完肤，也没有出卖同志，出卖组织，更没有攀咬任何人。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并没有参加到组织里，也并不了解什么情况。只知道弟弟在抗日，在做一个中国人该做的事，就义无反顾顶上去，为此致伤致病，最后与世长辞，也没有半句怨言。

为此，程家卖了十几亩地，几乎倾家荡产。却没有一个人去怨震山，去怨共产党，去怨抗日。全家人，化悲痛为力量，把仇和恨记在日军的帐上，更加努力地开展各种抗日活动。

感动之余，震山开了个家庭会议，对全家老小说：“只要对党和人民有利的事，我们就坚决去干，而对自己财产的损失乃至人员伤亡，要看作是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我认为，这种贡献是光荣的，比当亡国奴要强得多!”

此后，程家又多次掩护外地来夏县隐蔽的地下党同志。当然，他们都以病人的身份。“怪医”程震山，在当地名闻遐迩，专治各种疑难杂症，所以，病人来往不绝，永济、虞乡(今永济市虞乡镇)、芮城等县，也有不少慕名而来。我们的同志穿插其中，不容易被敌伪盯上。

生意兴隆也不全是好事，兵荒马乱的年代，医生也是大肉票。

有人会说，土匪不是有规矩，叫“七不抢八不夺”，不抢医生吗?否则他们负了伤，谁给他们看病呢?

这就要说到民国这个特殊的劣化时代，无论是军事强人，还是地方士绅，其施政决策完全倒向投机主义，仅追逐统治者的短暂利益。说白了，我多吃一口，你就少吃一口，我多吃就能活下来，继续多吃多占。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就必须把物质利益看得重于友情、重于性命、重于道德。这种环境下，土匪不讲规矩，也就成了必然，本身他们也与地方豪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不到半个月，土匪四次袭扰程家，想抓程震山，最后一次抓走了程震山的大嫂。没办法，程家卖地、卖牲口，又四处借钱，花了2800元，才把人平安赎回。

小晁村是不能待了，县委建议程震山把药铺搬到西边的兴南庄(今兴南村)，程家一大家子，最好也分散到附近的几个村子去，不然目标太大。

对此，震山表示不理解，他告诉直接上级宁毓俊同志：“我一家20多口人，如果分开住，很不方便。父亲年纪也大了，没人照顾，二哥不在了，他家孩子，我也不放心。”

这是实际困难，但党组织的要求，理解不理解，都要执行。当然之后程震山同志明白了，程家是当地人，亲戚朋友多，如果能分散居住，就能尽量多地掩护同志们来来往往，有利于安排和保护地下工作的同志。

最终，程震山的药铺搬到兴南庄，家里人也分住三个地方，有人笑话老程，说老程被土匪吓破了胆。对此，震山一笑了之。除了在三处家和药铺安顿同志们之外，三姐夫家和岳父家，也成了地下党的“招待所”。

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李铁梅有段唱词：“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革命战争年代，这也是程震山家这样无数地下党家庭的常态。

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后，国民党军损失惨重，被迫退出了中条山地区，中条山地区彻底沦陷于日寇之手。为了迎接新的斗争形势需要，中共晋豫区党委新成立了(中)条(山)西地委，要求“组织群众，武装起来，打击日寇，反对投降卖国政策，开辟中条山以西抗日游击根据地。”

要开展工作，就要以公开职业做掩护。

条西地委书记柴泽民提出，到日寇的大据点夏县水头镇去找职业，对人窝里灯下黑，有利于来往于平陆、芮城、永济、夏县、闻喜各县之间，作联络指导工作。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哪有那么巧的合适工作，可做地下工作的掩护呢?

柴泽民的第一份工作，在申义诚馍铺当管帐先生。但生意萧条，管帐先生也无帐可管，每天帮着揉面做馒头，招呼摊子卖蒸馍，也不便于接头。不久，又找到李庄村一家粉房兼木厂里当工人。粉房、木厂都是些技术活，老柴都不会，每天只能在厨房里帮灶，有时也学拉大锯。好在掌柜、伙计，绝大多数都是地下党员，条件氛围好，但缺点是把柴泽民限制在一个地方，不能以合法的身份外出活动。

有次，听说程震山有病了，药铺好几天没开张，老柴赶紧去看。发现震山同志的左腿膝盖，不知蹭在哪里，感染发炎了，红肿热痛，抬腿都困难，还伴随发烧，打寒颤。老柴正经军医出身，一看就知道这是蜂窝组织炎症，说不是啥大问题，先涂些依比膏(鱼石脂软膏)，看看好不好，不行就找张庄的董医生，做个小手术，把脓肿引流出来，就好了。

随后，老程到张庄找董医生。董医生说别折腾了，干脆咱一步到位，小手术就能解决问题，处理干净就不疼了。

老程跟董医生是老熟人了，后者就跟他吐槽，说咱们这行，现在生意难做，穷人穷，出不起诊费，稍微有点名气吧?又被土匪盯上，你被折腾，我也被折腾，干脆走吧?咱俩去西安，那里是大后方，起码能踏踏实实过日子!

震山说：你能走，我走不了，一大家咋办?

董医生说：咱俩既是同行，也是老伙计，我是真心想走了，我开的这家小医院，你要看得上，半卖半送给你，不算糟践东西，你要吗?

震山说：容我回去想想。

做完手术，震山住在张庄的三姐夫家，当晚老柴来看他，俩人就说起董医生要走这事。老柴说去年他也找董医生做过小手术，人很好，技术也好，可惜这世道容不得这样的好医生。

说到这里，震山突然想到，老柴不是没有个既靠谱，又方便的容身之所吗?就对柴泽民说：要不我把老董的医院接下来，你又是军医出身，这套西医的东西不陌生，张庄有我三姐夫托底，你也有几家堡垒户，咱们的基本群众不少，医院给接过来，以医生身份活动，到处走也方便，人问就说出诊，没毛病啊!

柴泽民表示同意，但是组织上没钱，震山笑了。

最后作价100元，东西全留下来了。三姐夫兰蔚生出面，接管医院，对外由他全权负责，应付门面。兰家是张庄大姓，蔚生也是我们的同志，医院干脆放在兰氏家庙，其实是我们的情报站，蔚生同志就是张庄情报站的负责人。

医院一开张，柴泽民同志就来上岗了，对外还用“王富贵”的化名，成了这里的坐诊医生。问题是他不会打针，遇到有人来，就有破绽了。震山告诉他，你就在我身上学着打，打好了再给别人打!

一个敢挨，一个敢打，程震山取出一支“606”针剂。

这里解释下，所谓“606”即砷凡纳明，世界上第一款合成药物，当时治疗梅毒的特效药。不但贵，1支德国606针剂，售价四块银元;关键是难打，要进行静脉注射，如果有一点药水渗漏到血管外，就会使周边组织坏死，肌肉发生溃烂，所以，注射606针时要格外小心。

好在老柴胆大心细，在震山身上一针准，从此无师自通，从此“王大夫”就出了名，张庄医院也难得有声有色。不少梅毒患者慕名来打606，一个月就能打出去好几针。当时只要一个月能打3支“606”，其收入就足以养活医院的几个人。所以还能有富裕，支援党的工作。

有了医院和医生身份的掩护，柴泽民同志就可以大大方方，以出诊为名，到各处联系工作。有次出去，他骑着自行车，托着地委组织部长阎家德，到史庄村检查党支部工作。遇到伪军，很容易就过关了。不料却遇到日本宪兵，好在有群众掩护，老柴扔了自行车，躲到坟券里，才躲过一关。老阎被捕后，才知道是鬼子抓民夫，不是啥大事，跟关押的伪军一聊，都是“青帮弟兄”，“人不亲帮亲”，轻易就给放了。

地下斗争充满了偶然性，当然也危机四伏。

宁毓俊来找程震山，说：“有个人得你安排，只管吃饭，不要工钱，得确保安全，你考虑行不行?”

有啥考虑的，党的需要就是命令，有困难也得安排，震山立即回答没问题。但他家已经藏了同志，张庄医院也有老柴，连岳父家都安排有人。于是震山就到西庄，找岳父想办法。岳父知道女婿在干“正事”，二话不说，就把几个兄弟叫来，问谁家缺长工?大家笑了，有啥缺不缺的，自己人好安排。

卫应西(程震山岳父)家新来的长工，叫李乃庸，眼神不好，又黑又瘦，不爱说话，干活踏实。没人知道，李乃庸真名叫刘湛，原来是芮城的县委书记，现在到夏县，接张希文的班，担任夏县县委书记。

问题来了，老李来了，但他是学生出身，没干过农活，摇耧、铡草、赶车都不会，怕时间长了暴露。震山笑了，说您给想个办法吧?我也没主意!

岳父说：“咱给他开个豆腐坊和杂货铺，不叫他干庄稼活儿，学点生意行吗?这样他有合适的职业，活动正常，不会引人注意。”

从此，老李在卫家，以扛长工、做豆腐、开杂货铺为掩护，秘密发展、整顿巩固党的组织，发展壮大地方武装。白天干活勤勤恳恳，有时以卖豆腐，收豆子为名，到各村与地下党员接头，指导党的活动。晚上往往也顾不得休息，出去到区、村布置任务，安排工作。由于工作的需要，他这个村住几天，那个村住几天，到处没家，到处是家。

“卖豆腐老李”，永远和群众吃一锅饭，穿一样衣。这位地下党县委书记，住在四面透风的牲口棚里，炕上放着一床很薄很脏的破被子，一件扛长工穿的裤子和一件破烂不堪的夹衣。他的爱人张玲芳也是我们的同志，在妇救会工作。有次路过，要给丈夫洗补铺盖衣服，把已穿成丝缕状的夹衣扔掉。老李同志告诉妻子：“那是件好东西，陪我工作多年，万万丢不得!”

为什么扔不得?

除了共产党人艰苦朴素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作风之外，其实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掩护身份的需要，不能露馅……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群众视“卖豆腐老李”如亲人，走到那里都千方百计保护他、支持他，不管风天、雨天，深更半夜，一旦有敌人活动情况，群众就来报告，使他对敌情了如指掌。

不过，地下工作永远充满不确定因素，即便再小心，也可能出事。

1943年5月，鬼子“扫荡”，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抓了老李，扣在水头据点的宪兵班。地牢关了9天，又蹲了17天大狱，他坚贞不屈，不畏敌人的严刑拷讯，始终没有暴露组织。几个村群众联名具保，水头火车站的日籍站长和据点的翻译官，又是张庄医院的老病号，常来打针，老程送了礼，最终获得释放。

释放后，老李继续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斗争。

柴泽民同志安顿在张庄医院后，又给程震山在兴南庄的药铺，找了个“坐堂医生”。老柴介绍的人，老程笑了，说：“只要你说，怎么都行，请他来吧?”

不久，来了位年轻的“老中医”，戴着着瓜皮帽，穿着长衫。老柴说是临汾来的好医生，姓陈名秀清，是本县西晋村人。当然，这也是个化名，他就是条西地委的城工部长白涛同志。

城工部就是今天的统战部，当时负责敌占区的城市地下党群工作。

陈大夫跟程大夫熟了后，有天问他：“震山，你的入党介绍人是谁?”

老程有点懵地回答：“我参加工作时就入了党，没有什么人介绍。”

白涛同志这才知道，程震山同志并未履行入党手续，虽然他实际上担负了大量党的工作，完全达到了共产党员的标准，而且是优秀党员的标准!

于是，老白找老柴研究，老柴笑了，说我咋没想到呢?幸亏你细心。

经过研究决定，当即给程震山同志补办入党手续，由柴泽民、白涛作介绍人，举行正式的入党宣誓仪式。

当然地下环境，没有党旗，只是面向延安的方向，同志们默念誓词：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作如下宣誓：

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遵守党的纪律;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五、要做群众的模范;六、保守党的秘密;七、对党有信心;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那么入党时间怎么算呢?

后来，程震山曾问过金长庚和阎家德同志，他们说问过聂真同志(太岳区委副书记)，老聂说：“像程震山同志这样一贯忠于党的抗日积极分子，入党时间可以从参加工作之日算起!”

画个重点：实践中考验党员，是我们党历史上的好作风、好做法。

换句话说，不经历风浪，怎么见真章?

又：山西平陆，就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那个县，有个刘湛村。

刘湛就是文中的“卖豆腐老李”，1947年11月，时任芮城县委书记的刘湛同志，在土改斗争中，遭还乡团袭击，壮烈牺牲，时年29岁。为纪念烈士，太岳三地委和芮城县委，将烈士牺牲地——西马村，改名刘湛村。

还有文中提到的宁毓俊同志，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夏县农会主席，发动群众，反奸斗霸，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最终积劳成疾，1947年初病逝，年仅34岁。

革命战争年代，这样默默无闻的英烈，还有很多很多……

前几天，上篇后面应该是程震山同志的后代，给我留言，感谢我写家里长辈的事迹。其实这样的事情，这些年我已经遇到很多次了，有些我写过的同志的后代，都纳闷我是怎么找到相关史料，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其实，这真的没有什么，作为历史专业出身，只要用心，这些史料还是能找的，关键是有爱!

我也是革命后代，我的祖父1935年入党，我又是学历史的，为普通的基层的默默无闻的革命者，还有英烈，发掘历史，重写历史，在我看来，是革命幸存者后代的责任和承诺。哪怕没人看，没人转，更很少搭尚，我几乎是靠打零工，来做这些事，我也愿意去做，因为实在很少有人，愿意去做这种无名无利的工作。有这劲头，干点啥不好，起码没这么累，没这么大生存压力，不好吗?

但是想想这些无名者，我们这个民族，在民族危亡的最危险时刻，曾经有过这么多奉献者，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作为后人，能遗忘他们，背叛他们吗?

当然，我还要拜托大家，多多点赞、转发，当然搭尚就更好了，这样我才能继续挖掘和书写更多的无名英烈事迹。别的不说，有心的朋友可以到旧书网，看看尽量搜集《运城党史通讯》、《河东党史》和相关各县党史、组织史资料、老同志回忆录，需要花费多少?

好啦，赶紧做午饭，下午看看能否找份工去做。

2025年11月12日11：37于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