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贸易史 | 精选好文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波斯和中国》、《鸦片贸易史》、《英中条约》、《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俄国在远东的成功》、《新的对华战争》、《对华贸易》这10篇文章是马克思、恩格斯分别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评论，其中《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鸦片贸易史》、《英中条约》、《俄国在远东的成功》是作为社论发表的。

这些文章均写于19世纪50年代。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经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揭露了英、法、俄、美等国对华战争的侵略本质和血腥暴行，谴责列强通过极不平等的贸易、虚伪狡诈的外交和“极端不义的战争”对中华民族进行的掠夺和践踏，同时深切同情、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反抗列强侵略的斗争，认为“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他们对中国的农民起义作了科学的评价，指出封建专制的压迫和欧洲列强的侵略是引起中国革命的原因，中国革命必将对欧洲产生重要影响。

马克思指出：“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恩格斯在展望中国的前途时满怀深情地预言：“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这组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的中译文收入1938年武汉中国出版社出版的《马·恩论中国》，译者署名方乃宜;同年又收入上海珠林书店出版的杨克斋编的《中国问题评论集》。

今日分享《鸦片贸易史》一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鸦片贸易史

卡·马克思

1858年8月31日-9月3日

联军全权代表强迫中国订立新条约[1858年天津条约。——编者注]的消息，看来引起了以为贸易将有大规模扩展的狂想，同第一次对华战争结束后1845年时商人们头脑中产生的狂想完全一样。即使彼得堡的电讯所传属实，是否能完全肯定，通商口岸一增多，对华贸易就必然会扩大呢?是否能够指望1857-1858年的战争会比1841-1842年的战争导致更好的结果呢?有一件事是肯定无疑的：1843年的条约并没有使美国和英国对中国的出口增加，倒是起了加速和加深1847年商业危机的作用。现时的这个条约也是一样，它使人们梦想得到一个无穷尽的市场，使人们产生不切实际的希望，可能就在世界市场刚刚从不久以前的普遍恐慌中逐渐复原的时候，又促进新危机的形成。除了这个消极后果以外，第一次鸦片战争还刺激了鸦片贸易的增长而损害了合法贸易;只要整个文明世界的压力还没有迫使英国放弃在印度强制种植鸦片和以武力在中国推销鸦片的做法，那么这第二次鸦片战争就会产生同样的后果。我们不想详述这种贸易的道德方面，关于这种贸易，连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都这样写道：

“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每时每刻都有新的 牺牲者被献于永不知饱的摩洛赫[古腓尼基人所奉祀的火神，以人做祭品。——编者注]之前，英国杀人者和中国自杀者竞相向摩洛赫的祭坛上供奉牺牲品。”[蒙·马丁《论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1847年伦敦版第2卷。——编者注]

中国人不能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在目前条件下，扩大对华贸易也就是扩大鸦片贸易;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这些论点早在两年以前已经得到相当普遍的承认。1847年为调查英中贸易状况而委派的一个下院委员会曾提出报告说：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以来，同这个国家的贸易处于很不能令人满 意的状态，扩大我们交往的结果竟一点也没有实现我们的合理期望，而这种期 望本来是在能够更自由地进入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大市场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我们发现，贸易受到阻碍并不是因为中国不需要英国商品或 别国竞争加强 …… 花钱买鸦片……消耗了白银从而大大妨碍了中国人的一般贸易;实际上就必须用茶叶和丝来偿付其他商品。”

1849年7月28日的《中华之友》在概括同一种观点时，十分肯定地说 ：

“鸦片贸易在不断地增长。英国和美国对于茶叶和丝的需求增大，只会使鸦片贸易继续增长;制造商的情况是毫无希望的。”

一位在中国的美国大商人，在1850年1月份汉特的《商人杂志》 上刊登的一篇文章里，把对华贸易的全部问题归结为如下一点：

“停止哪一种贸易——鸦片贸易还是美英产品的出口贸易?”

中国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正是这样。蒙哥马利·马丁说：

“我曾问过上海道台，促进我们对华贸易的最好办法是什么。他当着女王陛下的领事巴富尔上尉的面立刻回答我说：‘别再向我们运送那么多鸦片，我们就 能够买你们的产品。'"

最近八年来全部贸易的历史给这个论点提供了新的、十分明显的说明;但是在分析鸦片贸易对合法贸易的有害影响以前，我们先来简单地回顾一下这种触目惊心的贸易的产生和发展。这种贸易，无论就可以说是构成其轴心的那些悲惨冲突而言，还是就其对东西方之间一切关系所发生的影响而言，在人类历史记录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在1767年以前，由印度输出的鸦片数量不超过200箱，每箱重约133磅。中国法律许可鸦片作为药品输入，每箱鸦片抽税3美元左右;当时从土耳其贩运鸦片的葡萄牙人几乎是唯一给天朝帝国输入鸦片的商人 。

1773年，堪与埃芒蒂耶之流、帕尔默之流以及其他世界闻名的毒品贩子并驾齐驱的沃森上校和惠勒副董事长，建议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是英国在印度和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经营垄断贸易、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18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该公司长期控制着同印度进行贸易的垄断权和印度最主要的行政权。它的贸易和行政特权由英国议会定期续发的公司特许状规定。由于公司管理中的独断专行、经营不善，加之19世纪初日益强大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迫使印度对外“开放”，致使东印度公司的权力和影响日渐弱。1853年下院辩论印度法案时的焦点就是英国今后在印度的统治形式问题，因为1854年4月30日是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截止日期。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改变殖民统治的形式，于是公司被撤销，印度被宜布为英王的领地。英国资产阶级要求扩大对华贸易，提倡自由贸易。1833年8月23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的法案，该法案自1834年4月22日开始实施。——编者注]同中国进行鸦片贸易。于是在澳门西南的一个海湾里下碇的船只上，建立起了鸦片堆栈。但是这种投机买卖最后失败了。1781年，孟加拉省政府派了一艘满载鸦片的武装商船驶往中国;1794年，东印度公司就派了一艘运载鸦片的大船停在黄埔——广州港的停泊处。看来，黄埔做堆栈比澳门更便利，因为黄埔被选定做堆栈以后才过两年，中国政府就觉得有必要颁布法令，用杖责和枷号示众来震慑中国的鸦片走私者了。大约在1798年，东印度公司不再是鸦片的直接出口商，而成了鸦片的生产者。在印度，实行了鸦片垄断，同时东印度公司伪善地禁止自己的船只经营这种毒品的买卖，而该公司发给同中国做买卖的私人船只的执照中却附有条件，规定这些船只如载运非东印度公司生产的鸦片要受处罚。

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经达到2000箱。在18世纪，东印度公司与天朝帝国之间的斗争，具有外国商人与一国海关之间的一切争执都具有的共同点，而从19世纪初起，这个斗争就具有了非常突出的独有的特征。中国皇帝[嘉庆帝。——编者注]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下令同时禁止外国人输入和本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二

正因为英国政府在印度实行了鸦片垄断，中国才采取了禁止鸦片贸易的措施。天朝的立法者对违禁的臣民所施行的严厉惩罚以及中国海关所颁布的严格禁令，结果都毫不起作用。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风，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

东印度公司一手扶植的、北京中央政府抵制无效的鸦片贸易规模日益增大，到1816年，鸦片年贸易额已将近250万美元。就在这一年印度的贸易开放了，只有茶叶贸易一项例外，仍由东印度公司继续垄断。印度贸易的开放又大大推动了英国鸦片走私商的活动。1820年，偷运入中国的鸦片增加到5147箱，1821年达7000箱，1824年达12639箱。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向外国商人提出严重警告，同时惩办了被认为是与外国商人同谋共犯的行商368,大力查办了本国的鸦片吸食者，并且在自己的海关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最终的结果，一如1794年所做的同样努力，只是把鸦片堆栈由一个不牢靠的地点驱赶到一个更便于经营的基地。鸦片堆栈从澳门和黄埔转到了珠江口附近的伶仃岛;在那里，全副武装、人员众多的船只上建起了固定的鸦片堆栈。同样地，当中国政府暂时制止住了广州旧有窑口[私卖鸦片烟的店铺。——编者注]的营业时，鸦片贸易只是转了一道手，转到比较小的商人手里，他们不惜冒一切危险采用任何手段来进行这种贸易。在由此产生的更有利的条件下，鸦片贸易在1824年到1834年的10年当中，就由12639箱增加到21785箱。

1834年，也像1800年、1816年、1824年一样，在鸦片贸易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东印度公司不仅在那一年失去了经营中国茶叶的特权，而且必须完全停止一切商务。由于东印度公司从商务机构改组为纯粹的政府机构，对华贸易就向英国私人企业敞开了大门，这些企业干得非常起劲，尽管天朝政府拼命抵制，在1837年还是把价值2500万美元的39000箱鸦片顺利地偷运进了中国。这里有两件事实要注意：第一，从1816年起，在对华出口贸易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上，鸦片走私贸易总是占着大得极不相称的比例。第二，就在英印政府在鸦片贸易上明显的商业利益逐渐消失的同时，它在这种非法贸易上的财政利益却越来越重要了。1837年，中国政府终于到了非立即采取果断行动不可的地步。因输入鸦片而造成的白银不断外流，开始扰乱天朝帝国的国库收支和货币流通。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许乃济，曾提议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而从中取利;但是经过帝国全体高级官吏一年多的全面审议，中国政府决定：“此种万恶贸易毒害人民，不得开禁。”[1838年10月28日道光帝所下的上谕中有“鸦片烟流毒内地，官民煽惑，传染日深……必欲净绝根株，毋贻远患”等语。马克思所引可能源出于此。——编者注]早在1830年，如果征收25%的关税，就会带来385万美元的收入，到1837年，就会双倍于此。可是，天朝的野蛮人当时拒绝征收一项随着人民堕落的程度而必定会增大的税收。1853年，当今的咸丰帝虽然处境更加困难，并且明知为制止日益增多的鸦片输人而作的一切努力不会有任何结果，但仍然恪守自己先人的坚定政策。顺便要指出的是：这位皇帝把吸食鸦片当做邪教一样来取缔，从而使鸦片贸易得到了宗教宣传的一切好处。中国政府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采取的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最高潮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销毁走私的鸦片——提供了第一次英中战争的借口，这次战争带来的后果就是：中国发生了起义[指太平天国革命。——编者注];帝国国库完全空虚;俄国顺利地由北方进犯;鸦片贸易在南方达到巨大的规模。尽管英国在结束这场为保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战争时所签订的条约禁止鸦片贸易，可是从1843年以来，鸦片贸易实际上却完全不受法律制裁。1856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总值约3500万美元，同年英印政府靠鸦片垄断获取了2500万美元的收入，正好是它财政总收入的六分之一。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借口的那些事件，是不久以前才发生的，无需赘述。

这个题目讲到最后，不能不特别指出摆出一副基督教伪善面孔、标榜文明的英国政府本身的一个明显的矛盾。作为帝国政府，它假装同违禁的鸦片贸易毫无关系，甚至还订立禁止这种贸易的条约。[1842年订立的中英南京条约并无禁止鸦片贸易的条款。——编者注]可是作为印度政府，它却强迫孟加拉省种植鸦片，使该省的生产力受到极大的损害;它强迫一部分印度莱特[菜特即印度农民，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实行新的土地税收法以前，在英国殖民者没有破坏印度的村社以前，他们是享有充分权利的村 社农民。在从1793年起实行所谓柴明达尔制度的地区(最初在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实行，后来稍微改变了形式，在联合省和中央省以及马德拉斯省部分地区实行)莱特成了柴明达尔(地主)的佃农。在19世纪初孟买和马德拉斯两管区实行“莱特瓦尔”土地税收制后，莱特成为国有土地的持有者，并按印度英政府随意规定的数额缴纳地租税。根据“莱特瓦尔”制度，莱特同时被宣布为他们所租佃的土地的所有者。由于实行这种在法律上自相矛盾的土地税收制，为农民规定了高得无力缴纳的地租，致使农民欠税日增，其土地逐渐转到包买商和高利贷者手里。——编者注]种植罂粟，用贷款的办法引诱另一部分印度莱特也去种植罂粟。它严密地垄断了这种毒品的全部生产，借助大批官方侦探来监视一切：种植罂粟，把罂粟交到指定地点，按照中国吸食者的口味提炼和调制鸦片，把鸦片打成便于偷运的货包，最后运往加尔各答，由政府拍卖，国家官吏把鸦片移交给投机商人，然后又转到走私商人手里，由他们运往中国。英国政府在每箱鸦片上所花的费用约250卢比，而在加尔各答拍卖场上的卖价是每箱1210-1600卢比。可是，这个政府并不满足于这种实际上的共谋行为，它直到现在还公然同那些干着毒害一个帝国的冒险营生的商人和船主们合伙经营，赔赚与共。

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财政，实际上不仅要依靠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而且还要依靠这种贸易的不合法性。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同时允许在中国种植罂粟，英印政府的国库会遭到严重灾难。英国政府公开宣传毒品的自由贸易，暗中却保持自己对毒品生产的垄断。任何时候只要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大都会发现：它的“自由”说到底就是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