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并不容易！程“怪医”的革命路（上）

中国红军骑兵，陕北，1937年，(美)福尔曼 摄

二十世纪初期的山西，西风渐染，一个显著变化就是传统纪年与西式纪年，开始并行于当地报刊上。部分接受新思想的中国人，已经开始以“世界人”的眼光，逐渐观察这个对中国人来说崭新的“世界”，思考如何改变旧世界，打造新世界。

1909年，是为宣统元年。

26岁的阎锡山，结束了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学业，回到山西。途经朝鲜，看到不如丧家之犬的亡国之民，他大受刺激，多少年后回忆说：

“我当时深感亡国之民，生命财产廉耻无以自保，因而于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向山西人民普遍讲述亡国之可怕，大声疾呼地提出‘亡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的口号。”

民国初年，身兼山西督军兼省长的阎锡山

夏县小晁村，一户姓程的普通农民家庭，这年出生个男孩，起名青麟。

程家并非本村望族，祖父宗孟正直耿介，常替人解困而享誉乡里。青麟记事时，祖父虽早已去世，家里还挂着乡亲们送的“德高望重”牌匾。程宗孟一生勤劳，善理家事，家境尚可，然而不幸遭遇“丁戊奇荒”，顿时破产，夫妻饿死，留下个儿子，也就是青麟的父亲，叫养性。

所谓丁戊奇荒，即发生在光绪三、四年(1877~1878，丁丑、戊寅)华北地区的特大灾害。因山西、河南受灾最重，时人又称“晋豫奇荒”或“晋豫大饥”，是“亘古以来未有之奇灾。”这次大灾，导致山西人口锐减50~60%，死亡人口约在800~1000万之间。

汾河两岸的山景，光秃秃的一片。1914年，(美)克拉普 摄

程养性从小失去双亲，寄住在中秦村老姨家，长大后做长工，终生务农，未曾读过书。日子倒也过得去，成人后娶妻晋氏，生得三男四女。青麟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出生时，长兄在外经商，二哥务农，四个姐姐相继出嫁。两岁头上，母亲病逝，便与父亲相依为命。

从小，青麟就胆大命大，曾两次死里逃生。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注定了他长大后的性格，坚毅果敢和乐观向上。

程家有七八口人，一头小牛犊，耕种着四五十亩贫瘠旱地，每年打下的粮食总不够吃，逢年过节，父亲还得靠借贷和当东西过活。由于家境不好，孩子们一直没受什么教育。青麟长大点，也是如此，小小年纪就帮着父亲种地。舅舅晋执策很喜欢这个外甥，常说青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如果能读点书，将来不可限量!

也许是这个原因，也许是程家吃没文化的苦多了，父亲送青麟到私塾上了两年学，15岁又送到县城里的夏县县立第一高小，一边当旁听生，一边当工友。青麟也真不负众望，虽然上学晚，但他勤恳好学，早起晚睡，把学校的各项伙计干完干好，让被人找不出麻烦，就赶紧去听课上学，门门功课都是优良，一年后转为正式生。

转正之后，青麟以字震山，作为学名注册，从此以字行。

这时，山西爆发了全省学生普遍参加的反房税斗争。

曾以救国救民为初衷的阎锡山，攫取权力后，背叛革命，成为反动军阀。为弥补大肆扩充军备的巨额开支，阎锡山制定了在全省农村估价征收房税的政策，并于1925年初下令各县开征。

办法是：对农村所有房产包括牛棚、马棚、猪圈和厕所等在内，由各县县长负责，逐房登记估价，限3月内按房价9%征税，逾期不缴者加倍处罚。还规定各县县长如期完成任务者，晋级加官，办理不力者，撤职查办。各县县长为了晋级加官，不顾一切地强制执行，高估房价，多收余额。中产以下的房主，一时拿不出税款，或变卖产业，或高利借款，无物可卖或告贷无门的便被县府扣押，闹得人人恐慌，家家不安。中产以上的房主，因房产多，税款重，也极力反对。

各学校的学生，来自全省各地农村的很多，他们都为自己的父兄受房税重压而极度愤懑，地富阶层的子弟也因其家庭受害大，表示不满。

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山西学联组织起声势浩荡的反房税斗争。斗争波及夏县，一高学生效法太原学生，游斗土豪劣绅，冲进县衙，吓跑了县长。震山也是参与者之一，当然那时的他，实际上还是个懵懂少年，革命的被裹挟者。

最终，反房税斗争取得完全胜利。

事后，夏县反动势力秋后算账，大搞人人过关。加上两位嫂子相继病逝，家里拉了饥荒，供不起震山继续读书，他只好放弃学业，回家务农。

1927年，18岁的震山觉得就这样当农民，没什么奔头，于是离家出走。先到解县(今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原本想在家京货铺学徒，但没有铺保，人家不收。后来三姐夫介绍他到运城亲戚家学兽医，由于刻苦努力，两年就出师，能单独行医，给大牲口看病了。

学了兽医，有了一技之长，仍旧收入微薄，难以养家糊口，震山就想走出山西，到外面闯一闯，看一看。

1929年，震山投军，在晋军炮兵二十七团当兽医兵。次年，中原大战，震山随军转战河南。最终，这场军阀混战，以蒋介石战胜冯玉祥、阎锡山而告终。阎锡山下野，炮团又开回山西。

此时，程家的生活状况，随着三个儿子在外各有营生，也大有改善。父亲和二哥，除在家务农外，还兼营磨面、跑车、买卖牲口，小日子逐渐红火。1930年，21岁的震山结了婚。

1936年初，长征到陕北的红军，渡过黄河，东征山西。阎锡山联合蒋介石，调集重兵，围追堵截，震山所在团也调到前线，与红军作战。

这却给了震山真正开眼界的机会，追着红军走，沿途看到很多红军的抗日宣传标语，句句说到他的心坎里。在安泽县古县镇驻军时，又听在开药铺的岳父和群众讲，红军公买公卖，纪律严明，对群众和颜悦色，以及打土豪分田地，救济贫苦百姓，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震山从心里佩服红军，觉得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是真正抗日救国的队伍。由此萌发了投奔红军的想法，还和夏县一高的老同学分享，大家都想参加红军，在黑暗中杀出去!

不过，这种想法还很朴素，谈不上多少坚决。苦于没有投奔红军的门路，大家也就散了。这时候，有人介绍震山参加青帮。想着多条路，想也没想，他就拜了香堂，歃血为盟，磕头认师。

今天我们看红色题材的影视剧，仿佛参加革命非常容易，你不找党，党会找你。实际上，在程震山所处的时代，特别是国统区，尤其是山西这样封建地方军阀的老巢，想参加革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后来，程震山同志也曾说：“那时，我虽有求真理的愿望，但由于条件所限，始终没有尽快找到革命之门。”

在当时的山西青年中，哪怕是晋绥军基层官兵中，抗日成为大家的共同要求。时任炮兵二十七团上尉兽医长的程震山，也不例外，谁抗日我就跟谁走!

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程震山随部队北上。此战，傅作义指挥晋绥军，取得百灵庙大捷。抗战爆发后，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日益高涨，程震山又随部南下，参加平型关战役和忻口会战。

在大白水阵地上，程震山目睹日军的凶残和中国军人的英勇杀敌，深受教育。面对日军炮火和轰炸，每天都前沿部队送炮弹给养，都九死一生，但大家都把生命置之度外，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每一寸国土。

忻口会战虽然以失败告终，却由于八路军、晋绥军和中央军密切协同配合，重挫日军，大长了中国军民的志气。此后，晋绥军一路南撤，太原沦陷，但大家心劲尚在。程震山还抽空回了趟家，动员二哥和侄子出来参战。

但是战局却越来越差，炮二十七团已经准备西渡黄河，躲到陕西去。接着临汾、运城先后沦陷，部队混乱不堪，很多人都开了小差，都想各自找出路。

原本不是抗战积极性高涨，怎么“突然”就崩了呢?

说到底，这是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必然破产。不管是蒋介石，还是阎锡山，既不愿意，也不可能发动群众，做长期艰苦抗战的准备，由于阶级本性使然，缺乏抗战到底的决心意志，生怕自己吃亏，所以只能打顺风仗，打输了、打久了，心态就崩了。

正如阎锡山自己所说：“我们不能背上棺材抗战”，“日本人最有力量，所以必须费力经营好日本人这个窟窿。”

程震山带着二哥和侄子，离开了炮二十七团，他们不甘心当亡国奴，想去报考八路军的学兵队，又听说已经转移了，最后只能跑回老家。

此时的夏县，已经今非昔比。

一方面，地下党组织利用牺盟为掩护，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青年、妇女、学生和农民救国会纷纷成立，组织下沉到基层，还成立了抗日游击队和抗日县政府;另一方面，日寇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深深教育了人民，破巢之下岂有完卵?唯有斗争才有出路!

刚回家，由于对地方上的新情况不熟悉，除了下地干活，震山一度不敢出门。不久，一高同学史运生来找，跟他谈抗日救国，谈如何宣传、发动、组织群众起来抗日。这些话，让震山顿觉心明眼亮，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然后来入了党，才知道运生不但是同学，更是同志。

为了坚持持久抗战，更是为了对抗鬼子扫荡、土匪和溃兵的抢劫，震山响应牺盟的号召，率先在自己家打了百十米的地道，设计非常巧妙，家里人的抗日热情，也随着修地道，被点燃起来。随后，震山一家又向乡亲们推广，不少群众也都效仿，挖了地道。

饶是如此，一时麻痹，震山还是被土匪抓了票，少不得捆绑拷打。好在他入了青帮，有套说辞，土匪也认，不久就放了，没怎么花钱。

出来后，震山并不气馁，常现身说法，向群众宣传抗日、防匪的重要性，组织发动群众。他觉得，不光要有明着的游击队、自卫队，还要有暗着的情报站，及时掌握鬼子、汉奸的动向，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

震山利用兽医的专长，不但给牲口治病，慢慢也摸索着，给人看病，效果还相当不错。索性在小晁村开了间药铺，既给人给牲口看病，也抓药，慢慢地在十里八乡，名气就打开了。由此接触了很多人，这其中不乏共产党人。在他们的引导下，震山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8年秋，震山参加了牺盟，做工会秘书工作。

他经常白天以给人看病为掩护，晚上发动群众坚壁清野，以对付日军的“三光”政策。由于工作踏实，看病和发动群众工作影响较大，中共夏县中心县委委员金长庚同志，发现这是个好苗子，要培养好、保护好。组织上花重金，给震山买了二十响驳壳枪，作为与敌斗争和防身的武器。

这好玩意还真管用，不久震山家遇到土匪抢劫，就是依靠这把枪，跟土匪对打了一个多钟头，最终打跑了土匪。

土匪是当时治安的最大问题，为了自卫，村里自发组织了红学会、自卫团。日军也想利用这些群众组织“以华治华”，他们要求村村都要建立组织，户户都要有人参加。这正好给了我们打进去的机会，震山利用自己的威望，把小晁村和周边的三贤庄、梁家庄，三个村子的红学会联合起来。大家选举他为三村联合红学会的大队长，掌管人事保卫、组织发动与各村的联络工作。

这里多说两句：所谓红学会，不是今天的红楼梦学会，而是红枪会，或者叫做大刀会、天门会、哼哈会等，又有大中小红学之别，总之是带有迷信色彩的民间自卫武装。

这种组织，往往里面有各种能人，在他们看来，程震山显然是个大能人。上过学，在外闯荡过，队伍上当过官，见多识广不说，更重要的是这个大夫，又看牲口又看人，能看大人也能看小孩，能看男的也能女的，会号脉也能打针。用今天的话说，能看真正全科的中西医，所以群众送给程震山一个外号，叫“程怪医”。

当然，这位名医的底色，是抗日积极分子。

1939年夏，震山结识了中共夏县中心县委书记柴泽民。

日后这位亲历中美建交，出任中国首任驻美大使的外交家，当年正在夏县做抗日工作。有意思的是，此前从事地下斗争时，柴泽民也曾在国民党西北军部队担任过军医，跟程震山有很多共同语言。这时，柴泽民化名王富贵，人称“王先生”。由于工作需要，柴泽民曾多次到程震山家，了解和布置工作。

他告诉程震山：“震山，可要好好抓一下，不管他是什么红学会、红枪会，什么自卫团、自卫队，只要是各村群众组织的头头，都要尽量争取过来，把他们组织起来，要争取到领导的主动权，我们的工作就好开展了。”

说白了，有人的地方就有群众工作，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必须把群众组织起来，领导他们走正确的方向，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而不是把领导权拱手相让给坏人，给坏人以可乘之机。

对此，震山非常认可，表示一定按组织的要求办。

柴泽民又说：“光看病不行，要再养些蜂，搞些收入，来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

革命不但需要精神，更是要花钱的，而且花钱如流水，尤其地下情报工作更是如此。我们党是个穷党，但也不能白嫖自己同志，所以老柴给了老程10元省钞，作为启动资金。

省钞即“晋钞”，由山西省银行发现的纸币，20元晋钞等于1元法币，或一块银元。这笔钱显然不多，当时能卖差不多1石(150斤)小麦，但对那时的党来说，已经尽力了。

运城当地有养蜂的传统，资源充足，10块钱很快回本，不但收了很多蜂蜜，能配药用，给人畜治病，而且剩余的蜂产品，也卖了不少钱。解决了药铺的维持资金问题，使其可以良心运转，保障各项工作所需的基本经费。

为了保证工作开展不偏差，组织上还安排程震山，作为牺盟优秀干部，参加学习。两个月的时间，主要内容是有关持久战和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政策等有关问题。学习班里，程震山还遇到几位老同学，当年反房税斗争的积极参与者，如今是殊途同归，抗日把大家又团聚在一起。

1939年12月，爆发了晋西事变。

时值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供高潮，阎锡山为配合蒋介石的一盘“大棋”，同时准备投降日军，保持他在山西的反动统治，妄图消灭新军、牺盟等进步力量，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

至此，等于我们和阎锡山撕破脸，阎锡山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逐步明朗化。统一战线面临破裂边缘，上级党委决定：党政群团中，凡公开了身份，不能在当地坚持活动的同志，都要随军到晋东南根据地去。

撤退名单中，原本也有程震山的名字。但工作需要，临走前告诉他：“你不能走，仍回去搞药铺、当医生，听候有人找你接头联系。”

此前，程震山因为宣传抗日，已经“红”了。三村红学联合会的会长，军统特务司马芳，曾是程震山的一高同学，对程震山的工作和家庭，一清二楚。如果不走，程震山很危险，但组织有需要，他没有二话，更没有二心!

又：原本不想写长篇了，但是没办法，这篇东西有点多，已经周四凌晨了，我再不赶出来，这周就得剃光头，一份钱收入都没了，我跟孩子就得喝西北风了。

这篇的发生地，山西夏县小晁村，其实对我这个学宋史的，非常亲切。因为司马光的家族墓地，就在这里。大名鼎鼎的司马光祠，及其附属建筑涑水书院、余庆禅院，集中于此。

程震山同志小时候，长大后闹革命，所奔走的地区，其实就是司马光成长的地方。顺便说，他的主要斗争对象，文中提到的特务，也是司马光的后代，当然是败类。读书的时候，有段时间，特别爱看温公的《涑水记闻》。没想到，这次写作，一杆子插到他的老家了。

当然，我没去过夏县，真想有机会去看看。

不说了，先这样吧，后面的看还需要几篇，争取再一篇，顶多两篇。

大病初愈，身子还没有完全恢复，每晚都咳嗽醒，今早甚至有点咳血，所以不敢熬夜，好不好就这样吧?不过还是拜托大家，多多点赞、多多转发，当然能多多“搭尚”就更好了，毕竟这是我唯一靠谱的固定收入，虽然很少，以此为生。

睡了，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