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伯箫：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回忆范明枢先生

七十六岁了，人们称他为“七六抗战老人”。人，的确也该相当老了吧。记得二十年前还是“五四”时代在曲阜师范学校当校长的时候，他的头发就已经斑白了，也蓄了短短的髭须。……

他每天晚上查自习，总到得很晚很晚;在大家正以为“快下自习了，校长怕不来了吧?”刚要出去的时候，却往往在门口碰见的就是他。他很少说你，而喜欢跟到你的位子上看看你;这一看，会教人感到说不出的惭愧。——他查自习，惯例走了又像忘记了什么再突然回来。所以同学们要等他二次打了回头才敢说话吵闹。若是他一出门就真的走了，那么自习室就会一直紧张到摇睡铃。

先生态度是和蔼的，学生群里也从没见他发过脾气，摆过架子。

“杨先生教的不好是啵?我已经把他辞退了。我说：‘听说先生另有高就，那么下学期就请便吧。这地方实在太偏僻!’他还挽着袖子要同我打架呢。你看这样辞退他合适么?”

学期终了，他会随便抓住一个同学就这样谈起来。

他主张学孟子“养吾浩然之气”，主张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事事胸有成竹，却很少形于颜色，透漏锋芒。不沽名、不钓誉，心安就好，人言无足轻重。……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一九三一年，先生在济南乡村师范当图书馆管理员。那是一月只四十块钱的差事，势利一点看，以他的身分是不值一干的;然而他干了，并且干得很有兴致。在那年双十节学校举行的庆祝大会上，他登台讲话，摘了帽子的头，那时几乎完全秃了，他却精神矍铄地提高了嗓音说：

“……民国这个招牌已挂了二十年了，我们没看到什么民主，却一下失去了这样七百万平方里的大好河山。……我不老，你们更年轻，我们应当大家努力!”

那时正是“九一八”后，一席话曾给了当时的学生很大兴奋，很多激励，有的人都感动得哭了。从那以后，人家就称他“老青年”。他老，那时已六十八岁了;他年轻，心像二十多岁的人那样活泼有生气。他常常从那些寒苦的学生身上，偷偷地学习些新的东西;学生喜欢看的书，他也跟着喜欢看。起初还疑惑着：“这些书有什么好处呢?”而他硬生生地钻研下去，慢慢地像豁然贯通了似的，在那些社会科学书里他发现了从来没听说过的真理，觉得津津有味了。学生开给他书目，他就照着购买，因此那学校所藏的图书成了进步青年们稀有的财富。……但，也是那些书籍，触着了反动势力的痛处，照到了“韩青天”政府的黑影，于是先生被捕了。

听说是三月梢头，一个春天的夜里……忽然村里掀起了狗咬，咬得很厉害。接着是嘭嘭的敲门声，咯咯睐睐的说话声。先生的老朋友鞠思敏，那时的乡师校长，被叫了起来，全校的人也大半都被惊醒;但被莫名的恐怖笼罩着，除了几句简单的对话，是怕人的寂静。

“图书馆住的是谁?”

“是一位快七十岁的老先生。”

“就是他，老先生才更厉害。”

春天夜里还是很凉的，先生没穿好衣服就被绑了。连几个学生一起，集合在河边的操场上。他们当夜被运进了城里，押进了监狱。

“你不知道那些是赤化的书么?”

“不知道什么赤化，我看那些书说得很有道理，就愈看愈想看了。”

——审判的时候，有过这样的对话。

他劝学生们应该学史可法，而自比左光斗。那故事他是常常讲给人听的。……结束那故事，先生往往说：“那时还只左光斗下狱呵，可是现在连史可法也被捕了。”

先生的学生是很多的，在山东也有些说话“有力”的人;大家联名保他出来，那已是他受了半年铁窗生活的时候了。出狱那天，他对接他的人说：“保我干什么呢?狱里生活我还没过够;这是大学，应该让我多学学，也好知道我到底犯了些什么罪过!……”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的那年，也是春天，我因事路过泰安，又上山拜望先生一次。那时冯焕章已到南京去了，山上留下小学，烈士祠，苗圃果园数处，就都由先生经理主持。访谒先生是上崖下坡赶了几处小学才碰到的。远远地望见就招手，多少年没见，仿佛还认识。“XX么?”叫着我当学生时的名字，只两个字就把我的眼泪唤出来了。不是悲哀，是喜悦。看着他精神的焕发，步履的稳健，声音的謦欬爽利，谈笑的洪亮开扩，握手的时候，我说：“老师愈老愈年轻了，比十五年前还健康!”谁能相信那时是七十三岁高龄的老人呢?……

那时我正在海边一个学校里同另一群青年人作伴，平日只怕有暮气，只怕意识精神落在了青年人的后边;及至见到了先生，才晓得自己还是个孩子，怕什么呢?听了他老人家临别时嘱咐的话：“人生是有味道的，要好好的干啊!……”十五里下山的坎坷路，我完全是跳着走的。

在敌人踏入了山东、陷落了泰安的时候，我曾担心着先生的安全，挂虑着先生的健康;等看到远从故乡来的电讯，详细地描写着“七六抗战老人”当选为山东临时参议会议长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的担心和挂虑是多余的!听说在游击部队里他穿着土布军装完全像一名老兵。部队出发作战，他也一定要跟着。——

“接火了，老先生还是回去吧。”

“不，让我来观战。”

枪声密了。机关枪咯咯咯叫着，战斗激烈起来的时候，别人劝他：

“老先生请回吧，战斗很快就要结束了。”

“不，让我看看胜利的到来!”

就这样一种镇静的态度，一种从容自若的谈吐，像小孩子跟前的慈母一样，给了战士们以莫大的感染与鼓励。往往有他在跟前，便可以更快的解决战斗，更快的获得胜利。——须知在生死场上，是七十六岁的白发老人啊!

战地里联络，鼓动，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百姓。他冲着敌人的封锁线走来走去，唤起了群众，团结了军队，人人喊他“老救星”。有时平稳的地方他和年轻人走在一起，人们怕他累着要替他雇一辆车子，他会很生气地说：

“你们想干什么?想把我挤出青年人的队伍么?”

别人正有些歉意的当儿，半天他又追加一句：

“这简直对我是一种侮辱!”

他爱青年，不是把青年只看做学生，而几乎是把青年看作先生。抗战初期，每次和年轻人一起开会，他都看成是一种学习，袖珍记事册里记着的就常是年轻人的意见。人们见他听人发言，那样细心，仿佛一个字都舍不得漏掉似的。有时一句话没听清楚，他往往在散会的时候，紧赶上那发言的人，谦逊地问道：“你刚才说的什么?能不能再讲一遍我听听?……”

为这一切，我深深地怀念着这“老当益壮”的人民的议长，范明枢先生。

一九四〇年九月

节选自《吴伯箫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文题目为《范明枢先生》，作者：吴伯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