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明 |“杨振宁救了邓稼先”背后的历史真相
如果历史可以全部讲出来,尬尴的绝对不会是毛主席。
杨振宁先生逝世,知乎“如何看待杨振宁这个人?”问题下的高赞回答,截取了邓稼先夫人许鹿希的一段访谈视频:

尽管截的不完整,漏掉了一些关键信息,但也再次提及了1971年邓稼先等核弹理论组的一大批科学技术人员“挨整”的往事。
评论区里的一些人明着骂“小将”,实则在骂谁很明显。
关于这件往事,笔者没法说太多,这里只能提供一些历史真相的线索,关键的一点:整邓稼先的还真不是什么“小将”,而是“老将”!
20世纪50年代,面对美国核讹诈与核威胁的严峻形势,毛主席展现坚定决心,审时度势地制定了发展我国核武器事业的战略决策。随之,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草原,中国首个核武器研制、试验和生产基地——221基地应运而生。
1958年,邓稼先调入第九研究所的221基地,负责原子弹理论设计。
初期科研条件极为艰苦:办公场所为借用的一栋未完工的办公楼;冬季寒冷时只能跑到街对面副食品商店取暖;科研人员常蹲在地上吃饭,借机讨论技术问题;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缺乏专业资料和设备,只能通过基础物理理论自行推导原子弹原理……
就是在这样极其简陋、艰苦的科研环境下,邓稼先带领着一个平均年龄不足23岁的科研团队白手起家,利用最原始的计算尺、手摇计算机及算盘等,硬是在1964年10月成功爆炸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随后转战氢弹的研制工作。
1966年下半年开始,221基地与全国其他单位一样,当时参与氢弹研制工作的职工成立了两派群众组织,对吵对打,干扰了正常的科研工作,而当时氢弹的研制工作正处在最后的紧要关头。
邓稼先,这个曾被看作书呆子的科学家挺身出来,利用多年积累下的群众威望,耐心地说服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使两派人携起手来继续为制造氢弹出力。与此同时,得知消息的毛主席亲自签发电报,责令221基地暂停“四大”。在毛主席的关怀下,科研人员成功开展了关键的第6次试验,并最终在1967年6月成功爆炸了我国第一颗氢弹。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而新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速度之快,举世震惊。如果说是运动“干扰”了科研工作,难道运动之初的“干扰”不应该更大吗?
1968年,二机部实行军管,221基地则被编为“兰字八三九部队”。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的冲突,让全国进入“备战状态”。有人提出,221基地原先所处的金银滩位置太显眼,应该整体搬迁到四川等地。
1969年11月,第一批1100多名职工和130多台车辆踏上转移路,计划在三批内完成全员搬迁。但搬迁途中意外频发:热电厂电缆短路爆炸,229工号炸药加工点突发爆炸造成5人死亡,实验部核心资料离奇丢失……
这些本可避免的事故,被军管会的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上纲上线,扣上了“阶级敌人破坏”的帽子——之所以如此,因为当时“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正在全国展开,国防科委指定由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赵启民和时任公安部革委会副主任的赵登程负责的军管组主导清查221基地。“二赵”不进行深入调查,反而将几起事故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的阶级破坏”,甚至宣称基地存在“长期潜伏的反革命集团”,借机打击报复1966年那场运动中表现积极的“造派群众”。
从1969年7月到1971年11月,“二赵”以“清队”为名,在基地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他们大搞逼供信,许多普通工人被按上“五一六分子”的罪名,百分之八十的科室干部被审查,九成以上高级技术专家被扣帽子……据后来统计,这场运动导致30人被处决,数百人伤残,还有不少人不堪折磨选择结束生命。
毛主席原本期望的“支左”,被“老将”实际上搞成了“清左支右”。
邓稼先“挨整”的经历,正是发生在这场风波之中。1971年初,一次重要的型号研制中出现三次冷实验不理想的状况,当时的军管组上纲上线,把30多名年轻的科研人员和工人关进了221基地的学习班进行审查和批斗。邓稼先原本可以置身事外,他却勇敢地站了出来,同军官组讲道理,导致自己也受到了牵连。
直到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赵启民跟随李作鹏的被审查倒台,221基地的风波才得以平息;赵登程于次年同样因林彪事件暴露而倒台。
1972年,在毛主席的关注下,中央召开“京西宾馆会议”,开始清算林彪集团的罪行,221基地的冤假错案迎来转机。
1974年,中央联络组进驻基地,开始大规模复查平反。他们夜以继日梳理案件,给2600多人摘掉“特务”“反革命”帽子,为800多名靠边站的干部恢复工作,给35名被迫害致死的职工平反,给74名被开除的职工恢复职务……
随着平反工作推进,二二一厂逐渐恢复生机。科研骨干回到岗位,生产秩序重回正轨。1975年底,核武器生产任务圆满完成,中央特意发来贺电。
以上是邓稼先“挨整”的大致历史过程。某些人想借此来攻击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也不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邓稼先同志的觉悟比你们要高到不知哪里去!
邓稼先同志1956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做好了一辈子隐姓埋名的准备,参与到了核弹的秘密研制工作。
作为业务负责人,凡事亲力亲为。他一共参加了32次核试验,其中有15次是亲临现场指挥。一次,爆炸实验失败,必须到那颗原子弹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我做的,我知道。”他一个人走进那片地区,找到重要部件用手捧回来。就是这事故,导致他的身体被射线严重损害,患上了直肠癌,最终于1986年英年早逝。在80年代的一次试验中,邓稼先仍然使用领导的“特权”,把检查雷管的危险工作揽在自己身上,不让别的同志涉险。在邓稼先身上,我们看到了持之以恒的无私与大无畏。

在邓稼先病重期间,他的老同学——美籍科学家杨振宁归国看望他,痛心地问他:“老同学,国家到底给了你多少奖金啊,值得你把命搭上?”
邓稼先对冲着杨振宁笑了笑,吃力地伸出了两个手指头,对他说:“20块,原子弹10块,氢弹10块。”不是国家不给,而是邓稼先同志根本不要。
以前还有人搞出邓稼先挨整10年的历史谣言,说什么邓稼先妻女受“迫害”,“15岁的女儿被发配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王明锐同志在《科研战士怀念邓稼先》一文中,讲述了自己在1972年春陪邓稼先去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生产建设兵团探望邓的女儿的经历,文章写道,“那时,在许多有职有权的人都把自己的子女往部队里塞,以逃避上山下乡的时候,你能相信当时作为核武器研究院主管科技的副院长的邓稼先,竟让自己唯一的女儿留在内蒙古建设兵团呆到最后吗?”“除非是因工作需要而与上层交往,他总是把自己看成和工人、农民一样的普通劳动者。”
如果历史可以全部讲出来,尬尴的绝对不会是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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