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论述研究

毛泽东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经验。为了指导中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他的大多数著作是在总结古今中外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他所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论联合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都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光辉文献和不朽著作，是学之常新、用之不尽的宝藏。

一、要重视总结历史经验

（一）总结历史经验是领导者的重要职责和重要领导方法

毛泽东认为，领导者不但要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要认真总结具体的经验。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样的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的认识有什么发展，进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要认真总结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

毛泽东指出，对历史和现状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是一种重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1958年1月，毛泽东为干部拟定《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第23、25、34、35、36条都讲到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的方法，并具体提出，“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总结群众中的这一类先进经验，发展下层单位和群众的这一类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创举”；“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方法。哪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小时就走也好。要和工人、农民接触，要增加感性知识”。

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又讲道：“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其他的书记也要做调查研究，由你们负责去抓。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

（二）总结历史经验是教育干部的一个长期的、重要的方法和手段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与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的三位一体的任务。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反复阐述了这个重要观点。1942年3月30日，他又在中央学习组专门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特别强调了学习党史的重大意义。他说：“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深刻地指出：“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教育干部也是长期进行的。陈独秀不懂得民主革命，实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失败，五万党员只剩下万把人。上山打游击，打了十年。十年中间又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万里长征教育了我们。然后是延安整风，编出了《六大以来》、《两条路线》等几本书，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整了三年半。那是和风细雨的，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口号，个人写笔记、看文件，讲自己的思想。在七大召开以前，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七大成为团结的大会，实现了全党思想的统一。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一九四五年七大以前，二十四年中我们党在思想上没有完全统一过，先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后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学派很多，各搞各的。主要有两派：一派是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一派就是非教条主义。延安整风和七大以后，我们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政策上、文化政策上、党的建设上都有了一整套统一的东西。为什么后来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没发生错误呢？为什么有些东西过去反对它的人也赞成了呢？比如在军事上，过去有的人怕打烂坛坛罐罐，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主张正规战，反对游击战，而这一时期对诱敌深入等都通了。这就是因为教育了干部，特别是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还没有搞过这样一次细致的整风。我看要从现在开始，用六十条长期教育干部，没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他又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个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群众都知道。”因此，毛泽东强调干部必须学习和研究历史，尤其要学习和研究我们党的历史。

（三）总结历史经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毛泽东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这些话，讲得都很深刻，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可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就在于能够自觉地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善于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邓小平也曾经说：“老祖宗不能丢啊！”领导干部如果不懂得一般的中外历史，也不懂得党的历史，对学习与研究中外历史和党的历史没有什么兴趣，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就无法做到持续不断地去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就会在工作中出现失误。在党的百岁华诞之年，总书记号召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明理、增信、崇德、力行。这个号召是完全正确和及时的。党史是我们党的根，是什么时候都不能丢弃的。

二、要从正反两方面去总结历史经验

毛主席在著作中反复地讲：“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育了我们。”在革命斗争中，成功和胜利的经验固然是宝贵的，是值得认真总结的，但失败和受挫的教训也不是可有可无和无关紧要的。

（一）经验是从对胜利和失败的比较中获得的

毛泽东说：“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见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因一次的实践还是片面的，不是全面的，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务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二）正面和反面的教员都对我们有帮助

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是正面教员；日本、美国等帝国主义是反面教员，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陈诚是反面教员；革命队伍里犯过错误的干部，如陈独秀、王明、李立三、张国焘等也是反面教员。毛泽东具体讲到陈独秀、王明的错误时说：“失败的教训同样值得研究，它可以使人少走弯路。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曾给我国的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但是他的错误对我们有帮助，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从这一点上讲，我本人就是他的学生。我们的教员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教员，蒋介石是我们的教员，犯错误的同志也是我们的教员，没有他们，我们就学不会办事。”

毛泽东对日本军国主义这个反面教员作用谈得更多。他说：“我们国家的人民，也是由国内敌人和国外敌人教育过来的，其中也包括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1956年，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见到毛泽东时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毛泽东回答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三）“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1956年9月25日，他又在《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中指出：“共产党人不要怕犯错误。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如果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是成功之母呢？错误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过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物极必反’，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他还在1965年写的《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中说：“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

（四）“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指出：“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这样。他们努力学习和研究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并且叫人们也这么做。”

（五）“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

毛泽东所撰总结中国革命斗争历史经验的文章和著作，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能紧紧抓住正（成功）反（失败）两个方面的经验，一方面紧紧抓住成功的经验不放，另一方面又紧紧抓住失败的教训不肯撒手。如他在1928年10月5日和11月25日先后写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中，既讲到了湘赣边界割据的成功经验，又讲到四月和八月两次失败的教训。读了此文，就使人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曲折性、艰难性、复杂性和激烈性有了十分清楚的认识，并坚定了必胜的信念。再如1936年12月在陕北红军大学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中，他既总结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前三次反“围剿”战争的成功经验，又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失败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中引出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规律，使人不能不为毛泽东高超的战略战术思想而赞叹。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全面总结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他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达到自由王国。”

（六）“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

毛泽东指出：“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比如，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这是一条经验。这条经验，只有打才能取得。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要打破那种美国人不可打、不可打败的神话。”的确，艰难困苦更能激励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和奋斗精神，使他们毫不动摇、前仆后继地去为理想和信念奋勇向前。毛泽东在1959年回到家乡韶山时，看到家乡“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换新天”的情景，立即回忆起32年前在家乡开展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并想到无数烈士流血牺牲才换来这个“新天”，就写下《七律·到韶山》，发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言壮语。

三、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来总结历史经验

如何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呢？毛泽东提出许多科学的方法。总的来说，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作指导，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研究历史问题，认认真真总结历史经验。

（一）研究党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

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个根本的科学方法。研究党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更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个根本的科学方法。毛泽东是这样讲的：“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历史主义方法的坚持和运用是很不容易的。不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离开具体时间和具体空间去研究问题的例子有很多。如有人一直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闭关锁国”的。这个结论显然违反历史实际。首先，他们不懂得或者忘记了那时中国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即那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敌对的态度，实施孤立和封锁政策。离开这个具体环境和具体条件去看问题就必然要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对问题不能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其次，他们看问题犯了主观、片面的错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尽管面临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孤立和封锁，但经过努力，到1976年年底，我国已同世界上113个国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同时经过斗争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就先后从苏联和东欧，后来又从日本等国家引进了先进技术和人才，这对我国的工业化建设起了重大作用。到20世纪70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又主动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从而打破了长期以来由于美国的原因而形成的中美关系僵局，为1979年中美建交奠定基础。

（二）要注意历史事件的发展和相互联系，不可孤立地看待一些历史事件，更不能割断历史

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他还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割断历史、忘记今天中国是前天和昨天中国发展的情况，时有发生。如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时，有些媒体就把改革开放后21年和前29年截然分开，忘记后21年是前29年的发展。在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时，又有一些媒体把改革开放后30年成绩和前29年成绩相比较，说明前29年是如何落后。他们之所以这样讲，就是因为他们把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割裂开来，不懂得没有改革开放前29年的建设，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后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只懂得中国的今天，不懂得中国的昨天，更不懂得中国的前天。解放前，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一切都很落后。新中国成立时，我国钢的年产量仅有10多万吨，粮食年产量只有2263亿斤，几乎没有自己的机器制造业。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经过29年的奋斗，钢的年产量达到2046万吨，粮食年产量达5276亿斤，不但能制造汽车，还有了“两弹一星”，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三）要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肯定一切，也不否定一切

毛泽东指出，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即“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他还指出：“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的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对党的历史上的许多问题，如“党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土地分配问题，还有对党的六大的评价问题等，都“应作两方面的分析”。“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他还讲，研究具体问题和写文章也“应该是分析而又综合，就是在第二步骤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古人说：文章之道，有开有合……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

缺乏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这也是当前一些学者所持有的一种错误史观。他们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好的则一切皆好，坏的则一切都坏；反“左”就倒向右，反右又倒向“左”，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一风吹，一刀切，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等等。对这种观察研究问题的方法，我们要引以为戒。

（四）要弄清历史的现象和本质，区别历史的主流和非主流

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我们看事物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对革命和反革命力量的估计，“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

怎样区分现象和本质呢？现象多为感性的东西，而本质则是理性的东西。“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

毛泽东还认为，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要区分发展的主流和非主流。他在《矛盾论》中指出，世界一切事物都充满着各种矛盾，各种矛盾又有主次之分，形成它独有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是如此，它充满各种大大小小的、主要和次要的矛盾，按照它本身规律发展着。所以，抓主流，就是要抓住社会和事物的主要矛盾，从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找出它的客观规律。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从大的方面来说，也就是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大趋势。孙中山曾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总结历史经验，要紧紧抓住历史发展的主方向和主流。如果抓错历史发展的主方向和主流，就会走上错误的道路，会犯大错误。对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也要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看法。“总结经验，我们的经验是很丰富的，但是不能够罗列很多事情，而是要抓住重点，从实际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总结。这样总结，会给我们全党一个推动力，使我们的工作比过去做得更好些。”

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要树立正确党史观。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如果历史观错误，不仅达不到学习教育的目的，反倒会南辕北辙、走入误区。”毛泽东关于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论述表明，正确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必须有一套科学的方法，必须全面准确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

作者简介：杨圣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原文来源：《北京党史》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