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 胡勇||“草地密电”辩析·“九九密电”核心内容之披露及相关证据

“九九密电”究竟存不存在，其“强硬语气”是什么?数十年后引发了一场延续至今的争论。而实际上，这个“语气很强硬”的关键内容，早在事件发生一年多后，就已在一定范围内得以披露：1937年2月27日，亲历了这次变故的何凯丰在《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中，第一次道出了这份“密电”中最关键的“强硬语气”：“在国焘给徐、陈的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1]”。一个多月后，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张国焘的面就谈到过这份密电及其“关键内容”：

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2]

当时在场的张国焘对与会者们提出的诸多问题都有自辩，但对毛泽东所言的这份“密电”及其内容，却没有表示任何异议，甚至以后在海外撰写的回忆录中也未置一词(张国焘在这次会议上只是否认了有“用武力解决中央”之举：“我要说明的是，发展到陷害总司令和武力解决革命同志，如果这样做便是反革命了”)[3]。这说明了什么?至少能说明张国焘自已也认为这份“密电”的存在是无法否认且难以自辩的——当时的他，肯定无法预料到一些后人还会因“找不着这份‘密电’”而生出了一场要为他“伸冤”的官司来!

据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回忆，“密电事件”发生的次年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后，任弼时曾特许他到总部机要科去看电报，而且是“凡我看过的你都可以看”。在傅钟看完所有电报后，任弼时曾经与他有过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关于这次谈话，傅钟留下了这样的回忆文字：

看过电报才知道，原来在一、四方面军分开前后，不少重要事情我根本不知道，不是弼时同志打破张国焘的封锁，我还是被蒙蔽着。比如：中央率一、三军团到俄界后，不仅等了三天，来电七次，规劝张国焘放弃“南下”，跟随北上，而且直到九月十八日，彭德怀、聂荣臻同志等还致电张国焘，告知他们已占领甘南的大草滩一线，当地的物资丰富，汉、回民众热烈拥护红军，“请你们立即北进”。显然，中央一直是坚持两河口会议精神，希望、等待并准备接应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对争取张国焘一起北上真真做到仁至义尽。所以弼时同志再次和我长谈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看来，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是你们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

这对我启发很深，彻底分清了是非。

……

后来，弼时同志没有为此批评哪个同志。对我则非常诚恳地说：“按照列宁的党性原则，我们不是不参加党内斗争。必须考虑到，我们是拿枪的，彼此都带着队伍！意见有分歧不好搞斗争的！我们还在长征当中，艰难困苦，人间罕见，团结一致比什么都重要。”他的这些话贵如金石，在我心里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共鸣，不仅使我经久不忘，而且每想到它都会引起新的震动。[4]

任弼时“贵如金石”这段话，其实已经回答了“‘彻底开展党内斗争’非‘武力解决’”之辩!

当然，何凯丰在《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中第一次披露“九九密电”时所作的表述：“……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在国焘给徐、陈的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也的确有可能使他人或后人产生这样的误读：“九九密电”原文中有“武力解决中央”之句!而在这些原始文献没有公布之前，许多史籍和文章也的确延用了“武力解决中央”的说法。这样错读和讹解，流传甚广，影响甚大，也是数十年后一些当事人否认有“武力解决”内容的“密电”存在之缘由!如此，“九九密电”中“武力解决中央”的内容，理所当然地应当予以否定并予以纠正!

实际上，“武力解决中央”这种过于露骨的表述，很难想象这时对徐、陈首长的态度也难以确认的张国焘会直接道出。毕竟，这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而不是土匪，徐、陈首长是党的干部而不是张国焘的私家军头——尽管他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张国焘再胆大包天，他也没把握认定徐、陈首长会去执行这样荒谬的命令。从徐、陈首长在得悉中央单独北上后严守“红军不打红军”的党性底线的事实来看，既或真有张国焘真有“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他们也是不可能去执行的。

我们作为后人，对徐、陈首长的党性底线也是不容轻率置疑的!

然而，在那年那月那时，已经有了“用枪杆子审查党的路线”的“督军会议”之前科，又已经有了凭枪杆子多少要推翻党中央决议之现实的情况下，张国焘要对党中央“彻底开展”的“党内斗争”，它还能是温情脉脉的么?虽然没有证据表明陈昌浩在收悉该电后在主观上有过对党中央不利的敏感和联想，客观上有过相应的部署和行动，但也并不能因此而洗去张国焘要凭“人多势众枪杆子硬”挟持党中央一起南下的不轨意图!而当“九九密电”关键内容被讹传成“武力解决”时，陈昌浩自己也因“密电事件”前后的表现而陷入了百口莫辩的尴尬境地——他和徐向前都没有参加过1937年3月底召开的“批张会议”，并不知道何凯丰、毛泽东在会前乃至会上实际上均已说明了“九九密电”的关键内容是“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或类似的表述)而不是“武力解决”。此后直到陈昌浩去世之时，这些会议文献都还属“党内机密”!如此，陈昌浩、徐向前生前称没有见过“武力解决”内容的“九九密电”，也在情理之中。但我们同时也需要指出的是：“武力解决”的“密电”不存在，并不等于含有“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意图或相类表述的“密电”不存在!这两者是不容混淆的!如果故意混淆，那也的的确确是大有“搅浑水”之嫌的!

还有，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想一想这样的问题：如果这份“密电”不存在，那么最直接的逻辑导向就是叶剑英个人或与毛泽东合谋伪造了这份“密电”，而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很难令人置信的：就算他俩都属某些颠覆学问者认定的“阴谋家”，他们有什么理由非得这么做?难道这段日子里中央上上下下对“张主席”制造的种种麻烦种种纠葛还没有领教够?还不足以激励起“我们先走一步干起来再说”的气性儿来?非得整出一个匆忙出走还被迫拉下了许多同志甚至亲人的“狼狈逃跑”来?试想，如果不是情况万分急迫，已经向张国焘表达了“先行北上”意图的毛泽东等，还有什么理由非得整出一个“假密电”来自己吓自己?

更何况，时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对当时部队的分布情况和部署一清二楚，他不可能不知道党中央秘密而紧急地率一、三军单独出走所面临的巨大风险：红一军团已经先行一步，党中央身边只有红三军团、干部团(已与红军大学合并)和军委纵队。红四方面军四军部队部署在求吉寺监控守敌，实际上也挡在了党中央从达拉沟这条栈道直接去俄界的路上。党中央率三军团只能从阿西茸——卓藏寺——扎公果——那盖(拉界)这条迂回路上去俄界，红四方面军四军部队只要经达拉沟栈道这条捷径进至达拉附近，就完全有可能迎头堵住党中央的去路，红四军在喇嘛岭上的警戒部队也可以直接取捷径进至白龙江峡谷扼阻党中央北上。毛泽东、叶剑英怎么就那么自信此番出走一定能成功?万一不成功，首先有可能死在“自己人”枪下的人会是谁?……

对于这种风险，党中央也是有预见的。彭德怀曾回忆，当时他曾问毛泽东，紧急情况下可不可以扣人质。毛泽东说不可，真要如此，那就只好跟他们南下，他们总会觉悟的。而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性命或许还可暂时无忧，但叶剑英可就难说了——且不说“密电”，就凭他带走了前敌总指挥部的地图这一条“罪状”而陈昌浩、李特又确曾派人来追杀的事实，就足以让他性命难保了!

若非特别紧急的情况，“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会刻意去整出一出惊险传奇来?

而凭着“人多势壮枪杆子硬”这一张底牌，“张主席”似乎也有理由对“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以裹胁党中央南下抱有信心——9月10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红旗》附刊第1期中，《为争取南下每一战役的全部胜利而斗争!》的文章就已赫然刊出——该文声称：“南下战略方针已经定下来了”，“一切夸大敌人力量，不相信自己力量，丧失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企［图]逃跑到偏僻地区的倾向，是我们目前主要的危险，必须开展无情的斗争”，“在南下进攻的行动中反革命分子必然要乘着我们的行动由北进转变到南下的关头，及利用部队日前某些客观困难（如粮食、气候、草地……等）进行反革命的造谣破坏。保卫局系统和全体指挥员必须机警的灵敏的和反革命进行坚决斗争，逮捕以至处决，这同样是重要的工作”。[5]，然而却没有“毛周张博右倾逃跑”的具体“罪责”和责任人的指向，显然该文是策划并拟就于张国焘等得悉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单独北上的消息之前(有可能是在“九九密电”发出而尚未收悉来自右路军的“七人联署电”之时)，这不是正好说明了张国焘在发出“九九密电”之时对“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预有筹划么?

注释

[1]何凯丰《党中央与国焘路线的分歧在哪里(1937年2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11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泽东年谱(上)》第725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3]《张国焘在1937年3月3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共中央在延安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选摘)(1937年3月27日～31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4]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67～第77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为争取南下每一战役的全部胜利而斗争!(1935年9月1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86～第78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