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 胡勇||“草地密电”辩析·图穷匕见的“九九密电”

9月9日午后，前敌总指挥部收译了来自红军总部一份“密电”。

叶剑英曾经回忆过得悉这份“密电”并报告中央的经过：

大概在1935年9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一间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巴西那一带等他。

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

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1]

叶剑英这段回忆文字没有言及这份电报的关键内容，只是称“语气很强硬”。

当时的情况，张国焘要“南下”已不是秘密，能构成“秘密”的，就是这个“强硬语气”。

当时毛泽东住在距潘州村以东约两公里处的甲吉村(该村还驻有红四军一个团的警戒部队[1])，周恩来住在潘州村以西约3公里的牙弄村。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时年38岁且久历戎行身体强健的叶剑英在潘州村得悉这个电报后，再“飞跑”去找住在甲吉村的毛泽东，尔后再“赶忙跑回”潘州村前敌总指挥部会议的会场，往返时间大致在1个小时之内——最慢也绝不会超过1个半小时[3]。

据《毛泽东年谱(1893～949)》记载：叶剑英送来“密电”后，“毛泽东抄下电令，告诉叶剑英处境危险，要赶快回去，务必提高警惕，以防意外。随即同张闻天、秦邦宪等紧急蹉商，一致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以及王稼祥在牙弄村经堂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红一、三军立即北上，并通知在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要一军在原地等待。[4]

据徐向前回忆，那天晚上，毛泽东还亲自来到他的驻地征询他的意见。而他当时表示的态度是：“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也不好”，而“毛主席见我是这种态度，便没再说别的，要我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5]。

当晚，党中央还向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发出了一份电报：

国焘同志并致徐、陈：

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如何速复。[6]

这份电报应该签发自9月9日下午或晚间——徐向前、陈昌浩向党中央表示了准备南下的态度之后——牙弄村政治局紧急会议之前，电文中“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指的就是日前22时张国焘致徐向前、陈昌浩的“立即设法解决南下具体问题”那份“密电”。可以看出，电文中“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就是针对张国焘孜孜于西进的心结而去的转圜之句。

9月10日(有可能签发于凌晨2时之后)，已在北进途中的中共中央再电张国焘：

国焘同志：

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望你速复。

中央

九月十日[7]

该电中“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指的就是叶剑英送给中央那份“口气很强硬”的著名“密电”(以下简称“九九密电”)。这份“密电”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最关键的导致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连夜出走的“强硬口气”又是什么?因电报原稿原件未能发现，迄至目前为止未能得以最后确认。甚至连这份“密电”是否存在本身，都仍然有人置疑。而目前能够收集到电报中，1935年9月9日以张国焘个人名义签发的电报也只有一份，即9日24时(实际上是9月10日0时)张国焘签发的致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领导人电。该电全文如下：

向、浩并转恩、洛，博、泽、稼：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是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⒈向东突出岷、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下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⒉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⒊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

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⒋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西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⒌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⒍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国焘

九日二十四时[8]

《历史的回顾》的编撰者们认为此电就是的“九九密电”，为附和此说，他们甚至不惜冒犯史家大忌，将“密电事件”发生的时间刻意且肆意地延后了一天，从而导致了这个时间段的多个电报内容与已经确认的历史事实不洽，人为地制造了混乱。而事实上，这份电报并不是“九九密电”，甚至不是我们前边定义过的“密电”——该电抬头就是要求徐、陈转呈党中央各领导人，而徐、陈收悉该电时党中央已率红一、三军单独北上，党中央已经看不到这份电报了(该电电文很长，译出时间也很长)!如此，叶剑英当然更不可能在该电发出之前就看到并送给党中央!而《历史的回顾》编纂者们在引用这份电报时，还刻意隐去了至关重要的电文抬头，这也是不可原谅的！

当晚及次日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单独北上的情况，诸多史籍和回忆文字均已言及，大致的基本情况为：

㈠叶剑英回到前敌总指挥部将“九九密电”送回陈昌浩，尔后以组织直属部队“外出打粮准备南下”的名义征得徐、陈首长同意，部署军委纵队首长于次日凌晨2时集合部队，赶赴阿西茸地区与红三军团会合，尔后一同北上。凌晨2时，叶剑英取走了包座大捷中缴获的大比例尺地图后，也赶至阿西茸与中央会合。

㈡党中央从阿西茸地区开始北进时，在潘州村前敌总指挥部的徐向前、陈昌浩部均在熟睡中，次日清晨才得悉党中央出走和叶剑英带走地图的情况。陈昌浩即命前敌总指挥部副参谋长李特率一连骑兵前往追赶。李特赶上并企图阻止党中央北上，被毛泽东等劝止。但李特仍叫回了红军大学的大部分红四方面军学员。同日，前敌总指挥部也扣留了前去包座慰问部队而未能追上党中央的军委纵队部分人员。

㈢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单独北上后，曾派人向徐、陈送达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9]，并电令徐、陈首长率右路军主力跟进，未果。陈昌浩曾以徐、陈名义拟写了一封信函派人送交彭德怀，彭德怀根据毛泽东指示，签了收条[10]。

该函内容如下：

彭德怀转全体干部、战士：

一、中央不经过总部组织路线，自己把一方面军部队及直属机关昨晚开去，此中无论有否不能解决问题，中央应在正确路线与方式上，公开与我们商讨，不应如此私去，给全中国革命与全党以莫大笑柄。

二、在毛、周逃跑路线上，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又复不顾一切将疲惫至极三军战士，向荒漠冷冻之陕北、蒙古、苏联拖去，即不说力量有限，不能达到目的。而天寒衣单，孱弱之身，如何经此饿冻。假令一、三军单独出此，不到三月，恐人更不多，存者只几个中央委员而已。

三、兄等久经坚决战斗，素具革命勋功，此刻情况，更加洞悉。为今之计，只有向上峰建议，暂缓前进。此中整个行动大计，有待当面商讨，胡为乎与几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吾兄明哲，当不为此也。望兄即率队返回阿西，如何速示。

徐陈

九月十日[11]

该函中“中央不经过总部组织路线，自己把一方面军部队及直属机关昨晚开去”，实际上也可证“九九密电事件”中各事件的时序先后。

㈣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单独北上时，红四方面军部队有干部电话询问前敌总指挥部徐、陈首长时，徐、陈的回答是：“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无论如何不能打”[12]。这，也是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得以顺利北进的原因之一。

㈤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单独北上后的1935年9月12日，曾在俄界(今甘肃省迭部县高吉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议称：张国焘“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13]，该决议并没有向全党公布而仅限于向中央委员传达。

[参见图9-1：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单独北上示意图]

注释

[1]《叶剑英传》第256～第25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2]吕黎平《在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第154～第1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3]这是以毛泽东与前敌总指挥部距离最远的地方所作的推断。实际上，毛泽东当时很可能就在离前敌总指挥部更近的范围内活动，与前敌总指挥部最远的地方，也就是若尔盖县党史办认证的毛在甲吉村的住所了——不可能再远了，甲吉村往西不远处的求吉寺战斗正在进行，毛不可能在那里活动。

[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511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5]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0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6]《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致张国焘电(1935年9月9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7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7]《中央政治局为北上给徐向前、陈昌浩的指令电(1935年9月1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7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8]《张国焘为改变北上战略方针坚持南下再致前敌总部转中央领导人电(1935年9月9日24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73～第67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9]《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1935年9月1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9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0]《彭德怀自传》第210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11]《徐向前、陈昌浩致彭德怀函(1935年9月10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0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彭德怀自传》第210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叶剑英回忆录》第109～第11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1月第2版。

[12]朱玉等编撰的《李先念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第198页中曾称李先念亲历了这个场景，笔者对此说存疑：包座到潘州村在30公里以上，李奉徐陈电召后乘骑从包座赶到潘州村前敌总指挥部至少需4个小时(道路艰验崎岖马跑不起来)，此时已是午后，党中央和红三军团至少已接近了拉界(那盖)——徐、陈作出“红军不打红军”的决定肯定是在此前。

[13]《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俄界会议)(1935年9月12日于俄界)》，《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83～第6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