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烽火：孟庆山的抗日传奇（14）

第二十七章：聂荣臻宴请祝贺新婚，

孟庆杰负伤离开部队。

战争中的革命夫妻，没有花前月下，也没有卿卿我我，而是相互鼓励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中去。孟庆山率领他的部队继续与日寇进行殊死的战斗，黄克也依然做着她的抗日宣传工作。

1939年11月初，晋察冀军区通知孟庆山到军区开会，正好组织上也派黄克到北方局党校去学习。这样，结婚刚刚一个多月的孟庆山和黄克，一同前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

到了阜平县，聂荣臻司令员听说这对新婚夫妇来了，专门请他们夫妻俩在阜平县城南庄吃了一顿饭。在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物资匮乏，但聂司令员为了招待孟庆山和黄克，派人到老乡家买了两只鸡。席间，聂司令抱歉地笑着说：“现在部队和群众生活都很苦，这顿饭很简单，既是庆贺你们新婚大喜，又是为你们接风洗尘。”

看到百忙中的聂司令员如此厚爱自己，孟庆山和黄克心里很是不安，他们连忙说：“聂老总，这就不错了，我们是来开会学习的.......”

聂荣臻爽朗地笑了：“对对对！你们都是来工作的，不是专为吃饭的。可是，作为庆山的老上级，我总得为你们的新婚庆贺一下呀！”

黄克羞涩地笑了，孟庆山也感激地笑了。

聂荣臻司令员在城南庄给他们找了一间房子，他们在这里住了一宿。第二天，黄克到了北方局党校驻地——阜平县台峪村，孟庆山就在军区开会。

会议结束后，孟庆山很快就返回了冀中，指挥部队与敌作战。

在北方局党校，黄克像其他学员一样，发了一身灰军装，每天早上出操、跑步，然后听课、讨论、写体会，紧张得很。就这样学习了三个多月，黄克发现自己怀了孕，她没有声张，一直坚持到学习毕业。

黄克把怀孕的事情写信告诉了孟庆山。孟庆山心疼自己的媳妇，在黄克学习结束的时候，派了自己的警卫员小董来接她。

开过了毕业典礼后，黄克到宿舍收拾了一下自己的东西，骑着小董带来的大骡子上了路。

走了两天，才出了太行山。黄克充满着喜悦，催促着大骡子加快脚步赶往冀中。

快到任丘县时，大骡子突然失了前蹄，一下子将黄克摔了下来，黄克躺在了地上，只觉得腹中一阵阵剧痛，豆粒大的汗珠从脸上滚下，她痛得咬住嘴唇，心里暗暗叫苦，看样子要流产了，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警卫员小董也吓坏了，围着她直转，不知怎么是好，黄克咬着牙坚持着，过了好长时间，疼痛渐渐轻多了，看着天色已晚，她让小董扶她骑上骡子，继续赶路。

半夜时分，黄克和小董终于赶到了第四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任丘县。

看到黄克回来了，孟庆山喜悦地把她接进屋，给她打热水洗脸，又做了一顿热乎饭。

当听说黄克摔了一跤，孟庆山心疼地掉下了眼泪。

在任丘住了几天，黄克经常觉得不舒服，加上鬼子又开始“扫荡”，部队时常转移，政治部主任李天焕非常关心黄克的身体安全，和孟庆山商量之后，安排她到九分区留守处。留守处在河北完县（今顺平县）神北村，那里是半山区，比较安全一些。

去那里时间不久，黄克在神北村生了一个女儿。

当时孟庆山的父母亲在聂司令员的指示下，也被部队护送到了这里，顺便照顾黄克。

黄克生孩子后，组织上找了一个奶姆帮助照看孩子，这个奶姆有一个一岁多的孩子。

孩子很瘦弱，可刚过满月不久，领导征求意见让黄克去完县抗日中学当主任。黄克只说了声“组织上让干啥就干啥”就去上任去了。领导觉得她身体不好。临行前给了她一匹瘦马。

黄克到抗日中学上任不久，敌人又开始了大“扫荡”。黄克和另外几个教员带着学生们翻山越岭，躲避敌人。冬天的太行山区，格外寒冷，黄克刚生完孩子，当时奶还没回去，奶水把褂子上湿得一片一片的，经风一吹，冻得浑身酸痛，但她没叫过一声苦。白天转移时，那匹瘦马也是让给学生和病号骑。反“扫荡”一个多月，黄克瘦下去十来斤。

敌人在“扫荡”中，探听到孟庆山的亲属住在完县神北村，他们偷袭了神北村。

鬼子把没有跑出去的老乡们堵在了山上，在汉奸的指认下，孟庆山的孩子和奶姆被敌人抓住了。

为了报复抗日将士和他们的家属，凶残的敌人把把孟庆山的女儿扔下了山，幸运的是孩子被山下的树丛拖住了，鬼子撤离后，被乡亲们发现救了过来。可是，奶姆和她的孩子却被鬼子用刺刀活活地挑死了。 

孟庆山和黄克后来才知道这个消息的。他们非常悲愤，想到全国有无数同胞被日本鬼子杀害，心中更加坚定了抗日杀敌的斗志，以更大的力量投入到了工作中去。

后来，黄克找了个机会，到奶姆的家里进行了慰问，同时也安慰了一下自己的公婆。

孟庆山的小弟弟孟庆杰参加游击军后，没有受到任何照顾，而是在一线部队当了一名战士。游击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他分到了九分区主力部队33团。他在战斗中有一股猛劲，因此常常被挑选出来指挥尖刀班和突击队。

一次，在攻打敌人据点的战斗中，部队受到了挫折。由于我军没有大型火炮，从傍晚打到深夜，也没有接近到敌人据点的围墙。33团团长刘秉彦急得团团转，他命人找来了孟庆杰。

“庆杰，你看，我们打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攻下敌人的据点，不能再拖了。我们以前夺取敌人据点，有几次是你带领尖刀班拿下的。你看这次.......”

“团长，你别说了，让我带尖刀班去吧！”

刘秉彦见孟庆杰爽快地接受了任务，高兴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好兄弟，不愧是孟司令员的亲弟弟呀！这次敌人防守很严，据点也很坚固，你和同志们要小心哪！张参谋，你在门板上描绘一下敌人据点的地形草图，给庆杰同志讲解一下！”

张参谋用木炭在一扇门板上简单描绘了据点的地形图，并给孟庆杰作了讲解。

孟庆杰很快带领尖刀班出发了。他背上背着马枪，左手挎着一只篮子，里面装着十几颗拉出弦的手榴弹，后面的十几个战士也都跟他一样的装备。

团里集中所有火力向敌人发射，孟庆杰和他的战友们像出山的老虎扑向敌人的据点。

战斗异常残酷激烈，尖刀班的同志牺牲了好几个，孟庆杰也负了重伤，但我军终于攻克了敌人的据点。

浑身是伤的孟庆杰被战士们送到了医院。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下，孟庆杰从死神那里捡回了一条命。

伤愈后的孟庆杰正想再回一线部队时，组织上却命令他去参加军区敌工部举办的训练班。

在军区敌工部，孟庆杰接受了几个月的训练。

当分配工作的时候，领导让他到保定去搞地下工作。孟庆杰对领导说：“我的脾气性格不适合做地下工作，我还是回部队吧！”

这位领导说话也难听，非要孟庆杰去保定做地下工作，性格倔强的孟庆杰死活不答应。这样一来二去，孟庆杰与领导闹僵了。

过了几天，领导找孟庆杰谈话，说：“既然你不去保定，现在你的伤还没有好利索，你就先回孟家庄家村里休息休息吧，等你身体好了，再给你重新安排工作，到时候组织上会去叫你的。”

万般无奈下，孟庆杰只好回了孟家庄村。

回到村里后，孟庆杰一会儿也没有闲着，他向民兵传授打仗经验，帮助村里做一些实际工作。同时，天天盼望着部队来人叫他回去。

可是，直到全国解放，部队也没有派人来。

孟庆杰回到村里的时候，孟庆山正在延安学习，他并不知道他的小弟弟离开了部队。

当解放战争开始的时候，孟庆山回到冀中，担任了石家庄军分区的司令员，因为整天忙于战争，根本顾不上小弟弟的事情。

解放后，孟庆山担任了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依然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弟弟找回应该得到的待遇。

那个时候的人们就是这样。大家都是首先想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很少以权谋私。同时，也说明了孟庆山为人正直、不徇私情的高尚品德。

第二十八章：当选党的七大代表，

带“西进支队”赴延安

中共六大是1928年6月在苏联的莫斯科召开的。

早在1931年，中共就曾有过准备召开七大的动议。但是，之后由于国民党接连对中央苏区发动反革命“围剿”，党要以主要精力集中于战事。加之这期间，党的高级领导人顾顺章、向忠发的被捕叛变，中共中央被迫由上海转移至中央苏区。这样，召开七大自然无力顾及，准备工作被迫中断。

1936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随后发生了“西安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成立了由毛泽东任主席的七大筹备委员会。然而，由于一些情况的相继出现和诸多因素的不断干扰，这个决议最终没有付诸实施。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关于召开七大的有关事项。任弼时在会议结束后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当年的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集七大的决议，对七大报告的起草、议事日程、代表分配及产生办法等问题，作了若干规定和明确指示。

1939年6月和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两次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

冀中区党委按照中央和中共晋察冀分局的要求选举出了出席党的七大代表，孟庆山作为冀中区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与黄敬、鲁贲、侯玉田等人顺利当选。

1940年初，孟庆山率部王力村与大批日伪军遭遇一番恶战之后突围，孟庆山骑在马上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一颗子弹把孟庆山的军帽打飞了，幸好没有受伤。

突围后，孟庆山很快接到了晋察冀军区的电报，指示他迅速到晋察冀军区驻地阜平县集中，准备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

孟庆山接到电报后，交代好了工作，同冀中区其他当选的七大代表一道，昼伏夜行，穿越平汉铁路，经完县、曲阳县，顺利到达阜平县。

在城南庄一间普通的农舍里，孟庆山见到了聂荣臻司令员。聂司令员亲切地和他握手、上座、倒水，同坐一条长板凳交谈。

“庆山同志，祝贺你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你的顺利当选，充分说明了你在冀中的才能和威望。我们晋察冀边区其他地方的代表正在向这里集中，估计三四月份能集中齐，争取五月份出发，六七月份到达延安。”

孟庆山静静地聆听着聂司令员的讲话，不时地点头。

“去延安的人员大概150人左右，为了安全到达延安，分局党委和军区决定组成‘晋察冀赴延安七大代表团’，分为两个大队，军队代表为第一大队，地方代表为第二大队。你们一块走，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同志总负责，军事指挥为陈伯钧同志，你呢，军事上也很熟悉，就当参谋长吧。你们要争取把这些干部全部安全地带到延安，他们可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呀！”

“谢谢聂司令员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小心谨慎，和舒同同志、伯钧同志共同努力，把这些党的重要干部带到延安。”

孟庆山与聂荣臻司令员谈完话，走出了屋子。他感觉这次任务非常艰巨，心里有些沉甸甸的。从阜平到延安，行程一千多里地，还要通过敌人几道封锁线，谁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呢？

孟庆山告别了聂荣臻司令员，到了离城南庄不远的台王村，找到抗大二分校校长陈伯钧，商量赴延安的工作。

在等待其他地区代表的日子里，孟庆山与舒同、陈伯钧一起反复研究去延安的路线和敌情，以及其他一些细节。

在冀中的时候，孟庆山就听说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生活很清苦，所以，临来阜平前，他把自己分区缴获、采购的一些延安缺乏的物资带来了阜平，把这些物资捆绑成六个驮子，准备出发时用马匹驮到延安。

1940年5月，晋察冀边区各地参加七大的代表穿过封锁线陆续来到阜平。在聂荣臻司令员的亲自操持下，晋察冀边区参加党的七大代表组成了“西进支队”。为了路上安全，聂荣臻特地抽调了两个连队作为警卫。

1940年6月9日，赴延安的“西进支队”出发了。三四百人的队伍，走起山路来，连绵数里。

“西进支队”经长城岭、石咀、耿镇、北高洪口，翻越五台山，逐渐进入游击区，接近敌占区。

作为支队参谋长的孟庆山，时刻提高着警惕，唯恐有什么闪失。他和大队长陈伯钧商量后，把一个警卫连放在支队的前面，另一个警卫连放在后面，由侦察员前后联系，观察四处敌情。

“西进支队”进入山西省定襄县境内，距离敌人的封锁线越来越近。支队由日行夜宿改为日宿夜行。

距离同蒲铁路还有一天的路程时，支队在一个小山村里休息了一天。后勤人员在这里购买了一些烧饼，也给马匹购买了一些饲料，准备过敌人把守严密的同蒲线。

趁休息的时候，舒同、陈伯钧、孟庆东分别到大家住的地方巡视了一遍，嘱咐大家准备过同蒲线。

因为支队地方干部多，他们没有作战经验，孟庆山反复叮嘱大家做好急行军的准备。

第二天半夜，队伍向同蒲铁路出发了。

部队沿着崎岖的山路前进，越走路越窄越陡峭。特别是驮着东西的马匹，在陡峭的山路上几乎不走，干部战士们急得没有办法，只好一个人前面拉，几个人在后面推。

孟庆山走在队伍的前面，不时从侦察员那里了解情况，向后面传着话：“注意，要翻陡坡了，右面是深坑。”

清晨，队伍才爬上山顶。孟庆山传令休息一会儿，架锅做饭。

说是做饭，实际上就是烧点水。大家用开水调炒面，就着咸菜，吃了两个烧饼，就又出发了。

又是一个半夜时分，距离同蒲铁路只有十几里地了。孟庆山和舒同、陈伯钧商量后，传令大家做好过路准备，同时派出侦察员到前面侦察情况。

一个小时后，侦察员们回来了，报告说前面没有异常情况。孟庆山派人叫来两个连长，打开手电筒，让他们在地图上看了行军路线，叮嘱他们：“千万不要走错路，特别是前卫连，你们要和支队保持密切联系，听明白了吗？”两个连长点头说：“明白了。”

“出发！”孟庆山下达了命令。

前卫连走出十几分钟后，支队也出发了。陈伯钧和孟庆山骑着马走在最前面，鲁贲、侯玉田他们紧随其后。

走了一会，到了公路边，只见月光下的公路像一条蜿蜒的青蛇。

孟庆山扭过头来，传令后面：“快点！再快点！”

过了公路，很快就到了铁路边，孟庆山环顾了一下，四周静悄悄的，没有看到敌人的炮楼和装甲车，于是命令队伍快速过铁路。支队在急速的行军中穿过了同蒲铁路。

过了同蒲铁路，孟庆山紧紧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按照地图上的标记，从前面的天水镇一侧穿过，又进入了群山，那里就是游击区了。

这时，侦察员回来报告：“前面是一条山路，路左面是悬崖，右面是几丈深的大沟，有几里地长。”

孟庆山问：“前卫连呢？”

侦察员说：“已经过去了，刚才联系他们，没有联系上。”

孟庆山和陈伯钧商量了一下，命令队伍继续前进。

“西进支队”路上遇袭，贺龙师长派兵救援

“西进支队”在险恶的山路上走了一会，突然听到远处有狗叫声。凭着多年的军事斗争经验，孟庆山感觉有情况，立即警觉起来。他勒住马的缰绳，对陈伯钧说：“老陈，不好，有情况。先停一会，派侦察员摸一下情况，再和前卫连联系一下。”

陈伯钧也勒住马的缰绳，听了一会儿，说：“就几声狗叫，没事。咱们快走吧！”

“还是了解一下情况再走吧！”

“没事的，老百姓养的狗叫是很平常的，咱们还是快走吧。”

孟庆山见陈伯钧叫走，也就不再坚持了。

支队刚走到一个半山腰，突然，左面的山包上闪出几处火光，空中发出“吱——吱——”的响声，“轰隆——”，一发炮弹在队伍附近爆炸了。紧接着，“嘎—嘎—咕—咕—”“叭勾——叭勾——”，机枪、步枪一齐向这里射来。

支队的骡马都没有受过训练，听见激烈的枪炮声，一下子惊叫着乱跑起来。

侯玉田骑的马前蹄一扬，长嘶一声，一下子把侯玉田摔下马来。

孟庆山一看，赶紧大声喊道：“老侯，小心！”又对鲁贲大喊：“老鲁，快下马！”

可是已经晚了，鲁贲连人带马一起跌入漆黑的山沟里了。

整个队伍一下子全乱了，特别是骑马的地方干部，好几个都是连人带马一起跌入到山沟里。

孟庆山跳下马来，掏出手枪，高声喊道：“有枪的集合！不要乱，都趴下！”

孟庆山的呼喊没有起作用。混乱中，有的人往前跑，有的人往沟里跳。

孟庆山见状，没有办法，只好再大声喊道：“都往前冲，到前面集中。”

孟庆山提着枪向前跑了一段，隐隐约约看见前面有两个端着枪的鬼子过来了，也许是侦察，也许是搜索，后面并没有其他鬼子。

孟庆山屏住气息，蹲在一个坟头后面。鬼子越来越近了，20米，10米，五米，孟庆山扣动了手枪扳机，“啪，啪！”，随着两声枪响，两个鬼子应声倒下。

孟庆山一跃而起，向前冲去。后面，又有几个同志跟着跑来。

跑了一阵，也不知道到哪里了，猛然看到前面有一道发白的线，像是路。孟庆山停下来，四下里看了看。

紧跟着孟庆山冲的同志也停了下来，等待着他的指挥。

“大家注意了，前面是有一个大沟，再往前就是路了。不知道大沟的深浅，我先跳下去，如果不深，你们再跳。”说完，孟庆山顺着坡滑了下去。刚到沟底，一个女同志紧接着也滑了下来，正好砸在他的后背上，幸好大沟不深。孟庆山赶紧扶起这个女同志，然后向上轻轻地喊道：“都下来吧！”

听见孟庆山的呼喊，上面的几个同志也都滑了下来。

孟庆山把这几个同志集合好，带领他们继续顺着沟走。

走了不远，突然看到前面沟里黑乎乎的一群人。孟庆山和这个女同志赶紧卧倒。又看见有骡马的影子，像是自己人。孟庆山问：“什么人？”

“老孟，自己人！”是陈伯钧的声音。

孟庆山和这个女同志站起来，向前走去。

看见自己人，孟庆山非常高兴，问陈伯钧：“其他同志呢？”

陈伯钧说：“都跑散了，好多人掉进沟里了。”

孟庆山把几个有枪的同志集合起来，让他们警戒。又派了一些人，找回了一些人。

又有一些同志陆续追了上来。这时天色渐渐亮了。

孟庆山与陈伯钧商量了一下，说这里距离敌人的封锁线比较近，不能久留，就带着这些同志继续往前走。

走了一会儿，碰上了前卫连。原来前卫连走错了路，刚退回来。

孟庆山和陈伯钧没来得及批评他们，大家看了一下地图，重新选定了行军路线，继续率队前进。又派人与后卫连联系上，命令他们迅速与干部队靠近。

天亮的时候，后卫连跟了上来。

舒同、陈伯钧、孟庆山集合好队伍，清点了一下人数，发现少了几十名同志和一些骡马。

他们刚要派人去找，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敌人追上来了。

舒同说：“情况紧急，不要找了，赶快走！”

原来敌人以为这是八路军的一支普通队伍，但后来发现这只队伍不普通，集合了人马，尾追而来。

支队除了两个警卫连是作战人员外，其余的都是很少经历与敌直接打仗的地方干部。

这些干部又累又饿，气喘吁吁。孟庆山鼓励他们：“不能停下来，敌人追上来了，只有甩掉敌人，我们才能脱离危险。”

大家听了孟庆山的话，一下子来了精神，急速地往前走。孟庆山又命令炊事班跑步赶到前面，简单煮点黑豆，让大家一边走一边吃。

就这样，孟庆山跑前跑后，指挥着支队前进，强调决不能再让参加七大的干部受到损失。

在这种紧张的状态下，支队走了三四天，终于与贺龙的120师联系上了。贺龙师长派出部队把“西进支队”接到了120师师部——晋西北的娄底村。

在娄底村，孟庆山他们见到了贺龙师长。孟庆山汇报了支队与敌人遭遇受袭的经过，他难过地留下了眼泪。

贺龙师长见状，赶忙安慰他，说：“庆山同志，不要想得太多，大部分同志不是过来了吗？你们先在这里休息几天，我再派人去找找失散的同志。”

贺龙师长派人出去找了几天，没有找到失散的干部，但打听到了有的同志牺牲了，有的同志被俘了。

“西进支队”在娄底村休息了几天，舒同、陈伯钧、孟庆山又把队伍重新编了组，确定了负责人。

两个警卫连的连长由于指挥失当，被撤职下放到炊事班当了炊事员，陈伯钧、孟庆山又重新任命了连长。

一切准备安排好后，“西进支队”又出发了。

离开娄底村的时候，贺龙师长又送给他们一些物资，还派人护送他们。

因为从这里到延安几乎都是根据地，所以虽然路不好走，但行军还是非常顺利。

几天后，“西进支队”抵达离延安不远的瓦窑堡。安排好大家的住所，舒同、陈伯钧、孟庆山一起到杨家岭，找中央组织部汇报情况。汇报中，孟庆山多次向组织上检查自己指挥失当，使党的干部受到损失。

对此事，中央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细致的了解调查：“西进支队”遇袭事件，使得冀中区副书记鲁贲、地委书记吴建民等几十名同志牺牲遇难，还损失了一些从晋察冀给中央的一些物资。陈伯钧作为队长，在队伍遭遇敌人后，不听参谋长孟庆山的建议，处置失当，应负主要责任；因此，中央给了陈伯钧处分。

处分了陈伯钧后，孟庆山多次找到有关领导，请求撤掉陈伯钧的处分，要求给自己处分。

陈伯钧是一位资深革命家，1927年1月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六期），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后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1928年春，陈伯钧在井冈山任红四军教导队副队长，因擦枪走火误伤队长吕赤致死，士兵委员会拟处极刑，毛泽东力主不杀并以象征性处罚结案，毛主席救了陈伯钧一命。陈伯钧此后历任连长、纵/军参谋长、军团长、抗大分校校长、兵团副司令员等，1955年授上将军衔 。

有关部门负责人拒绝了孟庆山的要求，并说：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这个不能替换。

孟庆山没有办法，只得服从组织的决定。他住在总政治部的招待所里，等待党的七大会议的召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