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 | 一段历史：抗战中的工人运动

原编者按：本文以旁观者的视角展现了一段晦暗年代中的工人运动图景——没有呐喊，没有欢呼，甚至没有胜利的希望。这些斗争也未必总是旗帜鲜明、阵线清晰，它可能潜伏于日常之中，依托于人情之间，成长于灰暗地带——它确实存在而且最终将证明它的力量。本文以史实为主，却又在叙事中透出一种深切的关怀：对基层动员艺术的注视，对策略灵活性的思考，对“如何可能”的持续追问。它写的虽是往事，叩问的却是现实命题：一个人、一个组织，如何在极限环境中维系火种，甚至照亮他人？此文所述，情真意切，值此抗日胜利记念之时，诸君共勉。

本文作者裴宜理，中国问题学者，劳工史学家，著有《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等重要著作，本文选自《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一书的第六章。

工贼操纵的工会活动在政府的卵翼下蓬勃发展，政府西撤后便迅速衰落。抗战时期的上海，帮会势力的衰落和激进的工人运动取代工贼操纵的工会活动，与国民党政权走下坡路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1937年夏，日本人的侵入和国民党的西撤，使帮会失去了保护伞，为共产党革命者提供了一个重建工人阶级根据地的机会。

国家正值多事之秋，激进派充分利用了这个时机，再次步入工运领域，试图赢得上海工人的忠诚。在失去官僚统治政权的支持后，帮会大亨们很快倾向于和共产党人开展“爱国”合作，因此，这些行动是有利于扩大革命的社会基础的。共产党赢得支持的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中共本身采取了新政策。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改变策略，与工人阶级中那必将再次被证明是共产党最可靠盟友的分子重新建立了联系。

抗日战争与工人民族主义

1937年日本对上海发起攻击，开始了以后对中国的数年侵略。从1931年9月进攻东北开始，日本图谋占领中国的野心越来越暴露出来。许多上海工人，坚持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的爱国传统，很快投身到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行动中去。工人的反应是更为广阔的民族主义联合战线——其中学生、商人和其他社会集团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一部分。早在1931年10月1日，一个由一名邮务上会会员率领的代表团就曾赶赴南京，要求政府更坚决地反对日本人。次月，在邮务工会和公用事业工会的领导下，上海70多个工会又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南京，重申他们的要求。当日军在1932年初将枪口直接指向上海时，30多个日商纺织厂的工人举行罢工。此次罢工得到了新老两个上海总工会分别发表的宣言的支持——老的总工会当时由一些幸存的中共地下党员领导，新的总工会即以青帮工人领袖朱学范为首的上海总工会。

1936年8月，当日本侵略的威胁进一步逼近的时候，为了响应广大工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呼声，救国会成立。三个月后，这一新组织显示了它的威力，当时它在该市另一场重要的日商纱厂罢工中扮演了领导角色。只是在青帮闻人杜月笙及朱学范插手干预后，罢工才被平息下去，其结果是工人工资略有提高。尽管当时物价飞涨，工人所得无几，但此次罢工在通行的中共史书中却被说成是工人运动的转折点。当时，毛泽东把它说成是“中国革命新阶段发生的重大事件”。近来，中国的史学家更把它说成是“大革命失败后上海工人发动的规模最大并取得成功的一次大罢工”。

当时正在上海的刘少奇协助筹集罢工资金，建立流动粥厂，以支持日商纱厂认1932年1月开始的罢工。但是刘的这些举措被康生说成是“只知在米袋子里兜圈子”，甚至污蔑为“右倾机会主义”，将他从中央职工部长的位子撤职下放。直到1936年春．刘少奇被指派主持北方局的工作，他才重新获得指导白区工人运动的权力。在此后的两年里，他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写了一系列论文，提出要关注工人的经济要求，实际上与其以前的主张是相吻合的。

在1936年11月日商纱厂罢工中，尽管共产党的影响甚微，但在共产党人的回顾中，它仍被视为中共反对“左”倾工人政策的成果。[5]中共制定的新路线，在1936年4月刘少奇撰写的《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中有很好的表述：

目前还不是革命与反革命决定斗争胜负的时候，……我们同志和革命的工人均应加入黄色工会，并参加黄色工会中的各种工作和活动。……在没有黄色工会组织的工厂和企业中我们应该利用各种公开的与灰色的形式，……如同乡会、互助会、劝戒烟酒会（在理会）以及其他旧式的新式的团体。……我们应该暂时放弃独立组织赤色工会的任务，过去的那些秘密的赤色工会即行取消。……我们要……鼓励与推动黄色工会去参加抗日救国的团体和运动，号召全国各党各派联合一致抗日救国。

刘少奇的《提纲》受到了在敌后冒着困难和危险开展工人运动的中共地下党的欢迎，因为它使得他们在处理工作中的复杂问题时有了很大回旋余地。随着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上海开始，此项自由政策被广泛采用——而且往往很成功。

在上海工人运动中具体负责实施这一转变性策略的是一位外来干部，名叫刘长胜。从1937年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初期，刘一直在这个国家最大的工业城市中负责执行共产党的工运政策。刘是一位北方人，原籍山东，是个手艺娴熟的皮革匠兼制鞋匠。他的这种混合身份在上海工界是不多见的，使他在工作中既能吸引江南工匠，又能吸引较缺技术的北方人。

虽说刘长胜广开门路，但他成功的关键在于他特别注重在经验丰富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中开展工作。刘本人是“职工委员会”的负责人——“职委”完全由一批收入高、地位优越的工人党员组成。在刘的领导下，共产党吸收党员的主要渠道是熟练工匠、技工、工程师及其他白领阶层的职员。此种策略效果明显。在珍珠港事变前夕，与刘关系密切的一位工友说，上海党员骨干“主要由久经考验的熟练工人组成”。

抗战时期上海党组织工作的首选目标是救国会，因为它的劳工网络主要由上海工人中的上层控制，救国会对共产党表示欢迎。[9]救国会网络中特别活跃的是“蚁社”，其成员主要是一些白领工人，从1928年2月建立伊始，便从事爱国活动，直到十年后被下令解散。蚁社还是“益友社”的一个主要集团成员，后者是在共产党支持下成立的一个互助组织，其成员包括印刷工人、药店店员、银行职员、百货店店员和其他类似较有地位的工人。在它存在的12年中，益友社共吸收了500多名新党员。

后来，中共干部还通过其他渠道吸收党员。在日本侵略上海时，大约有5000多家华商企业遭到破坏，使成千上万的工人变成了战争难民，幸好由于几位青帮首领提供经费和场地，先后办了四五十所难民收容所。中共地下党干部——其中许多人也失去了工作——积极充当志愿者。不久，中共党员开了不少避难所性质的小茶馆，其中多数都成为难民唱歌、说书、读报和谈论时事的场所。中共从这些地方吸收了大量党员；那些原籍北方的人往往返回家乡，与新四军接上关系，江南人则留下来继续开展工人运动。1938年初，当公开的反日组织遭到查禁后，中共工运组织者便帮助将小茶馆和救国会各团体改头换面为各种俱乐部和类似以前江南工人的行会公所性质的互助社。

民族主义当然是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吸引追随者的主要旗帜，但不是惟一的旗帜。物价上涨也是上海工人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如表3所示，他们的生活费用直线飙升。上涨的物价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米价。虽说周边都是中国盛产大米的地区，可是从1937年以后，上海却要依赖从国外进口大米。日军占领江南地区后，不仅要把当地的大米供自己使用，还要运回日本，上海大米不足，便强迫上海从西贡购买，而当时货币正在大幅贬值。因而引发了普遍的抢米暴动，光是在1939年12月，上海就发生了75起。上海工部局负责社会与产业事务的埃利诺·辛德尔（Eleano Hinder）对这一危机曾作过描述：

高物价带来的令人沮丧的后果之一便是“扫米”，米价不断上涨，“扫米”成为街头常见的一景（确实，“扫米”之外，还抢夺其他商品如原棉）。当运米车驶入交通拥挤的十字路口时，便有一群衣衫槛楼者，有大人，有小孩，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行动如闪电一般。一眨眼间，几个米包便被用刀子戳穿。珍贵的大米就顺路洒下，有的用手捧，有的用扫帚扫，大米夹着灰尘，装入备好的袋子。警察赶来之前，“扫米者”早已溜之大吉。

生活状况的恶化还可从最令人恐怖的统计数字——上海街头弃尸收集的数字中看出。抗战前不久，上海每年平均收集5500具，1937年上升为20746具，1938年为101047具，1939年为110173具。

这场战争对于生活在生存边缘上的人来说是灾难性的。相反，那些有一定保障的人则开始反击。看到这种现实，共产党决定摆脱这些年来的束缚，不失时机地介入。

上海工人中的特权阶层对于共产主义的发展壮大来说，继续有着重大的吸引力，商务印书馆就是一个例子，刘长胜把它作为一个发展党员的好地方，因为这里的工人受过较好的教育，有着革命的优良传统。1938年4月，根据刘长胜的指示，在该馆下属的印刷厂重建了中共支部。党员们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符合受过教育的工人口味的文化活动来发展队伍：在职员中开展读书活动，阅览室有大约3000册书；发行一份登载标题新闻和爱国评论的内部报纸；组织时事讨论，激发更大的民族主义感情；组织体育队、歌舞队等。在这些活动中，共产党最大的兴趣是在发行所开展工作，这里的白领工人都受过良好教育，长期抵制帮会主导的黄色工会的侵人。1939年，通货膨胀形势激发了工人们对工资待遇的不满，发行所的工人们决定发起一场静坐罢工，以引起人们对其生活状况的关注。尽管该馆黄色工会对此次罢工予以抵制，罢工仍按期举行，当时正好是学校开学前夕，急需大量教科书。虽说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门仍开着，但职员们却拒绝销售。罢工者经过14天的罢工，蠃得了胜利，削弱了黄色工会的权威，并为共产党进一步开展工作扫清了道路。至珍珠港事件发生时，商务印书馆已有中共党员30多人。

虽说在日本侵人上海后不久，许多负责工人事务的国民党官员逃之夭天，共产党人要轻松介入上海工人之中也并非易事。新来的日本军阀不仅拥有强大的谍报网络和军事机构，足以发现并镇压其对手，他们还野心勃勃，力图驾驭上海工人，使之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服务。他们从工人运动中寻找潜在的盟友，特别是那些对南京政府十年统治表示不满的人。很快，一批形形色色的合作者，从帮会喽罗到国民党改组派分子，到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从前的共产党人，都开始集中在“中华民国工人联盟”的旗号之下。在日本海军陆战队特别情报部的卵翼下，工人联盟开始煽动工人在非日资企业闹事。

这些工人罢工中，最著名的是发生在英资中国印刷设备公司为期6个月的罢工。罢工结果是工人增加工资20%。特别情报部内的保守分子坚持认为工人联盟受到了共产党的腐蚀，最终以中国工人福利会取而代之，头头是位与日本人关系密切的台湾人。福利会吸收的都是不那么“左”倾的成员，但仍在非日资企业（尤其是在英资、美资和瑞士企业）发动代价昂贵的罢工。福利会在活动了大约一年之后解散，代之而起的是新成立的上海总工会，由汪精卫傀儡政权控制。在成立典礼后的几个星期里，该总工会就控制了下属54个工会，包括211482名工人。1940年秋，这个受人保护的总工会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发动了一场跛足的运输业和市政工人的罢工。英国警务处认为，1939—1941年间，日本人煽动工人罢工所取得的成功令人惊奇；大多数罢工显然都是以满足工人的利益为结局的。

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人占领了其他国家的在华租界，工人联盟的活动宣告结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上海工人运动陷于沉寂，其中既受到新的政治形势的压制，又受到该市许多工厂面临经济灾难的影响。在这种险恶的条件下，共产党被迫采取坚决收缩和坚决退却的方针。尽可能减少有组织的活动，增加与职工的个别往来。其方式主要是通过交朋友、认同乡、结把兄弟、认姐妹，组织钱会和戒烟酒会等，以便在群众的掩护下保存组织，度过黑暗。在斗争方式上，则尽量采取表面上自发的，无人领导的、无组织形式的、无群众声势的所谓“三无”斗争。

这一时期，共产党的这种低调活动方式有助于他们在上海工人阶级中赢得朋友，某种程度上还可得到帮会的帮助。虽说许多帮会头目都铁着心肠跟着傀儡政权（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便是帮会头目常玉清组织的黄道会。常玉清体重315磅，以前是澡堂老板，他带领的700名黄道会徒众不但对付共产党，也对付国民党。其老窝在虹口区，专搞敲诈勒索、绑票和暗杀的卑劣勾当。在日本人的指使下，黄道会还在英资企业中煸动罢工。），但还是有不少人响应共产党的爱国号召。有几个青帮头目曾向共产党提供了极其有用的有关日本人和汪伪政权的的情报。另一个帮会头目则利用他在码头上的关系，为共产党传递宣传品。这些与中共合作的帮会头目主要来自湖北、湖南和安徽。有几位并自夸曾跟随孙中山干过革命。帮会关系使共产党得以扩大自身影响，但在整个抗战时期，对共产党最关键的支持来自工人阶级中比较有保障的阶层。新党员中有些最积极的分子甚至来自高级管理层。上海保险职工会会长胡咏骐即是一例。胡是浙江农村一个织绸匠的儿子，曾在宁波一所教会学校念书。后来他在教会奖学金的资助下，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人寿保险和商业管理学。在纽约一家保险公司完成实习后，他回到上海。1931年，他发起创办上海宁绍人寿保险公司，担任总经理。就像许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中国人一样，他对日本人的入侵义愤填膺。由于积极参加上海各界救国会的活动，他的事迹被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其他许多报道中国革命的书报所介绍。1938年，这位年轻的实业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他的社会地位很高，他的申请最后要经过在延安的党中央的批准。次年，他的申请被批准。

胡咏琪先生

投身共产主义事业的红色金融家，我国保险事业先驱，胡咏琪。

中共在扩张其在上海保险业职工中的影响的过程中，胡咏骐通过在上海保险业中建立业余联谊会（简称“保联”）发挥了关键作用。该组织在共产党支持下，在保险业职工中积极开展文化、教育和福利活动。联谊会成立大会是1938年7月1日在宁波同乡会召开的，有400多名保险业职工参加。保险业联谊会开展的活动与共产党人在商务印书馆开展的活动密切呼应。在读书热潮中，职工捐款设立了读书室；出版了一份由胡咏骐题写刊头的刊物，名为《保联会刊》；由思想进步的职工举行系列时事演讲；组成了评弹组、国乐组、口琴组、舞蹈组；还举行体育竞赛。联谊会里最有生气的是话剧组。剧组成立于1938年秋，开始时约20多人，不久便增加到80多人，后来，其中的许多人都加入了共产党。1938年12月，剧组在宁波同乡会的首场演出反映平平，但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剧团吸引了大量观众。大多数演出都由胡咏骐安排，积累的演出收入则直接转送给新四军。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联谊会不仅捐钱，而且出人；上海保险业职工中约有60人被吸收参加共产党。就白领工人对战时共产党信息的普遍接受而言，保险业职工的行动具有代表性，而百货业职工的表现则更进一步。例如，永安百货公司的职工们曾将毛泽东的几篇讲话抄在小本上秘密流传。这些小本总名之曰“小草”，内容还包括职工们自己创作的短故事、诗歌、漫画和歌曲。许多职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将写作的内容与共产党的宣传思想相吻合。1944年4月的“小草”上，就曾出现过这样一篇短文，其中写道：“大自然给人带来了冷和暖，可是人类自己创造了阶级社会——幸运儿独占了温暖，留给不幸者的只是寒冷……为什么人类不能消灭阶级差别呢？”这些小本子当然引起了共产党干部的注意。依靠救国会中的各种关系，共产党从百货业职工中吸收了很多党员。

保联会刊

虽然在白领工人中发展新党员投身革命事业是一条主要途径，但共产党并没有忽视他们更为熟悉的工厂工匠。共产党组织在船厂和机器厂重建时，吸收了大量机械工人和木匠参加。日本人在珍珠港事件后占领了这些工厂，他们指派本国侨民为监工，监视这些难驾驭的工厂工匠。随着战争延长，许多日本工头被派到其他地方，熟练的中国工人便被指派填补空缺。不少新工头都是中共党员。这些干部身处要位，使共产党在1942—1944年间得以在重要的工业企业中发动一系列成功的罢工。

抗战时期，中共上海党组织发展迅速。1937年11月时，仅有党员130人，到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时已猛增至2000多人。

来源：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