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斌：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的鲜明特性

独特的地理气候是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自然基础。远古时代，中原地貌多为稀疏草原，除了覆盖野草、低矮灌木、乔木外，无太多大型植被，只需用较为简易的工具，便能进行地表清除，有助于人类对野生植物的驯化与种植。与此同时，这片辽阔的平坦区域，在远古年均降水量600—900毫米，这是一种总体上挑战性适度的自然环境。

举目整个欧亚大陆，中华文明也颇占优势。一方面，西北的戈壁与山脉将其他族群隔绝在外，东面的大海在当时是难以跨越的天堑，中原不会面临频繁的战争。另一方面，中国境内的黄河、长江、淮河、海河、珠江等流域并不完全阻隔，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内部互通。这种地理条件不仅对于出现先进生产力极为有利，对于社会、政治与文化的整合也十分有利，使得华夏以中原为枢纽，实现政治统一。

稳定的空间规模是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生长保障。从五帝时代单一制的邦国到夏商周多元一体复合制的王朝国家，再到秦汉至明清的以郡县制为机制的“中央—郡县”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于距今数千年前就奠定了疆域的基本规模，为中华文明的稳中有变、改易更新提供至为关键的空间保障。

厚重的文化积累是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内在支撑。中华文明核心文化基因的形塑凝聚，凭借的是漫长文明演进中思想文化的积累。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中华文明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期，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诸多本质不变而内容常新的文化基因，构筑了中华民族世代认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

深沉的历史精神是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核心品格。中华民族在某种意义上是“历史的民族”，重视对自身历史的传承借鉴，具有浓厚深沉的历史意识。历代前贤都善于在持久中触摸其变化的脉搏、在变化中紧盯其持久的痕迹，贵在“求其久”，重在“察其变”。同时，中华民族又深切理解“鉴古知今”之要义所在，如北宋名臣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旨在“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回顾历史，过往的一切都化入典籍、遗迹与记忆之中，有的隐而不彰，悄然成为今天的一部分。我们关注历史，除却具体的人、事与制外，更要注重把握历史背后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这无疑是中华文明最深层的内核。

（原题《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连续性》，摘自《学习时报》2023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