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历史的“夹缝”呼吸

子曰：“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近几年来，国内的电视剧拍摄数量异军突起，世所罕见，就其拍摄内容或者题材而言，大致有两个亮点：一个是清朝的电视剧特别多，上自皇王侯将士，下至忠奸谗佞辩，一个个神采飞扬、个性张扬、颠倒黑白、浑水摸鱼、游龙戏凤、不知所以然，乃至于现在坚决不再看清廷的电视连续剧。另外一个就是观众们所谓的神剧，越拍越烂，酷似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神话传说剧目，比如《封神榜》上天入地、腾云驾雾、以一敌万、无所不能，如果按照逻辑分析学说，近乎于自虐的闹剧。顺着历史的年轮，我倒追了几下下，忽然驻足在清朝入关后的第四位君王乾隆皇帝的那份儿，也就是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1711年9月25日－1799年2月7日）他所完成的时代性的丰功伟绩自有公论，这里就没有必要锦上添花、班门弄斧、贻笑大方了。我所设立的起点恰恰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此时和珅逐渐走上政治舞台并得到乾隆器重）他给多尔衮平反之后，转折进入乾隆统治的后期（1779年至1796年）直至手握权柄（以太上皇自居自处）而死（1799年；同年和珅被赐死。）他的年号“乾隆”寓意“天道昌隆”按现代人的解释便是有一个伟大的梦想，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有一个辨识度很高的政治框架。所以自他继位乃至老死（1736年至1799年）行使国家最高权力共计63年零4个月，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掌国家最高权力时间最长的皇帝。这个时间段为21年，占他执政时间的33%，即便在世界历史上也没有超越他的范例。但这最后的20余年，是斩不断理还乱的“尾巴”，是他一生建立的不世功勋反而受到攻讦的主要节点，更是拖着尾巴、夹缝求生、不自量力、沽名钓誉、粉饰太平、好大喜功、大兴“文字狱”之风，大搞闭关锁国政策，从而贻害天下的政治“污点”时段。用孔子的话评述，就是“老而不死是为贼”，遵循360百科的译文：“老了还给别人做坏榜样却不去死，这是个害人贼啊。”写到这里，忽然又想起一名唐朝的皇帝，那便是唐玄宗李隆基（712年至756年在位，757年至762年称太上皇）即李姓王朝的第五位君王，《剑桥中国隋唐史》充分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绩“唐代诸君主中在位期最长的玄宗帝是一位非常能干的统治者，王朝经过了几十年的篡位、权力衰落和政治腐败的苦难，他又使它的力量达到了新的高峰。对生活在他退位以后苦难动荡的几十年的中国人来说，他的执政期代表着一个已失去光辉的黄金时代，一个政绩彪炳、安定繁荣和在国内外同样取得成就的时期。”也客观地指出了他的政治缺憾：“但是他的统治以悲剧和灾难告终，这一结局主要是他自己的一些几乎摧毁这个王朝的行动和政策所造成。对在8世纪50年代后期撰写玄宗期历史的历史学者来说，他是一个悲剧中的英雄，他在执政开始时政绩显赫，但后来被野心和狂妄引入歧途，以致使帝国的行政和资源过分紧张，最后以退出政务来结束他支离破碎的统治。”唐玄宗自从开元二十三年（736年）李林甫代替张九龄为相直至玄宗去世共计27年的时间（基本上是唐玄宗执政时间的50%左右）注定了李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历史变故，自此以后李唐王朝终于没有等到复原的机会。似乎可以说李林甫为相是唐玄宗政治统治的分水岭，也是李唐王朝从此腐化堕落、每况愈下的时间节点。唐玄宗李隆基做了6年名义上的“太上皇”并于762年和自己的儿子唐肃宗李亨同年去世。

再看看乾隆后期的社会政治面貌及引发的历史事件：

1.好大喜功，吏治腐败，贪污盛行，六下江南，导致清廷由盛转衰；埋下了让清朝从“康乾盛世”极快的转向了“道咸衰世”之后一蹶不振走向灭亡的种子。

2.先后发生了回民起义、台湾起义、苗民起义、西藏叛乱等，乾隆退位后又发生了持续九年的白莲教起义，政治局势日益衰败。

3.为了加强思想统治，"高己卑人，雄才易事"的乾隆，大兴“文字狱”之风，出现了乾隆朝长达三十一年的两次 “文字狱高峰”（即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一年的第一次“文字狱高峰”和"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的第二次“文字狱高峰”）制造130多桩，占整个清帝国时期文字狱的80%，其中47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乾隆死后，后继之君嘉庆皇帝于1799年（嘉庆四年）3月赦免了乾隆“文字狱”各案涉及人员。

4.实施并全面开启了闭关锁国政策；这是政治领导自大自负的表现。

5.居功自傲、醉生梦死、沽名钓誉、自吹自擂、树碑立传，命人编撰了《十全武功记》自诩为“十全老人”有其是亦有其非，有勉为其难凑数而已，就如同“排比句”不能少于三句话一样的“八股文”模板。

如果我们按个暂停键，看看这时候的世界，就非常诧异了：

1.西方的工业革命开始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通常认为它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是指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历程，即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以人类开始进入蒸汽时代而称之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此时的清廷的经济指标跌宕下滑，不复辉煌。

2.在西方国家相继发生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情况下，遥远东方的清朝统治者还在不断加强皇权，试图维系“家天下”“私天下”的封建统治；证明了帝国的政治制度也落后于西方。

在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浪潮中，乾隆皇帝以一朝一己之力，直接将中华民族此后200余年的历史定格在西方列强与世界发展的迟滞位置。如果以“天道昌隆”进行一次自我考核，不知道清廷剧的导演们会继续歌功颂德，还是拨乱反正呢？估计乾隆皇帝也辗转不安！

如果我们将视角转向北美洲，就会发现，乾隆时期的美国兴起：

1. 1775年4月18日（乾隆四十年）波士顿打响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枪声，揭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

2. 1776年7月4日，乔治·华盛顿在费城发表了《独立宣言》庄严宣告美利坚合众国脱离英国而独立，所以，7月4日这一天被美国定为独立日，也就是美国的建国日。

3.乔治·华盛顿（1732年至1799年）担任了两届美国总统（1789年4月30日至1793年3月4日；1793年3月4日—1797年3月4日）乔治·华盛顿在任期中制定了现在的美国宪法，设立了许多持续到今天的政策和传统，比如大选制度、任期制度、连任制度等等。

4. 1799年东方的乾隆皇帝和西方的乔治·华盛顿总统去世。

（同年，法国的拿破仑·波拿巴从埃及返回巴黎，发动“雾月政变”组成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如果历史（乾隆时期）允许“假设”，就姑且给她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尝试一下可能会出现的种种境况：

1.改革“闭关锁国”政策，实行无限制、全方位、零差别的对外开放政策，就像明成祖朱棣的外交、经贸政策一样，可以引进技术经验、进步思想，加强合作协商、互利共赢，从此钳制封建主义序统而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利用200多年时间是否会发展成为现如今的“第一世界”梯队中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呢？

2.改变政体，加强政治制度改革建设，实行君主立宪制或者民主共和制，同样，通过200多年的社会实践与发展，华夏是否会雄踞东亚、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

3.改变政治生态环境，不放纵自己的私欲名利、独大自负，不禁锢人们的思想与社会发展潮流，舍私为公、舍己从人，广开言路、从谏如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这里的主体是统治者自身，那么既有的统治秩序是否会千秋万代、天道昌隆，盛世景象、无止无息、延续无极呢？

4.与“英雄主义”相对立的是统治阶级高层内部的“大奸大恶”之人，如李唐王朝的李林甫，如清廷乾隆的和珅，而大奸大恶之人所依附的毕竟还是唐玄宗、清乾隆这样的统治者，是一种主从关系，反映了“内因”发展变化影响及其结果；如果从下往上倒推，就会体现出“外因”相对于“主体”的反作用，也就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因子、整体诉求、价值目标等等，是否会捆绑裹挟决定助长了统治者的动态变化变质变色变味问题？统治者会变成统治阶级的代言人。

《礼记·缁衣》中这样表述——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故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倍（背）；恭以莅之，则民有孙（逊）心。”后文进一步解释——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所以由果索因，问题的症结一定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统治者自身，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信仰、言行、虚实、表里、公私等等因素决定了统治阶级集团的整体素质、价值取向、判断标准和统治基础。从古典文献中可以挖掘出这样的信息：持道而行无言之教无为之治，以百姓心为心，这种社会环境与“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有相通相同的意趣。失道而后恃德，即进行德化教育，则人们就会自我约束产生向善之心，这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方法论与王阳明的“为善去恶是格物”的道理是非常契合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思想决定行动，观念决定选择，态度决定结果。“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译成现代文字就是‘如果用政令教育他们，用刑罚约束他们，那么百姓就会有逃避之心。’完全一种居高临下、逼人就范的阵仗，则君臣上下离心离德、危机隐患随时而生。“信以结之”说的是诚信公信；“恭以莅之”说的是真情实感，是一种真实态度，是懂民意通民情得民心解民悬的“大道”，而不是虚假的欺骗的权变的诡黠的刻意的态度。“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规矩，显示出一种阴阳平衡、表里转化的基本遵循，用现代汉语讲，就是——臣下服侍君长，不是听从君长所下的命令，而是盯着君长的实际行动，君长怎么做臣下就怎么做。这里的“命令”与“行动”就是一种阴阳表里主辅关系，是一种“初衷”与“结果”的双重逻辑关系，也是一种功勋卓著与站位正确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哲学思辨关系，简言之，就是现象与本质关系，老百姓更加直白更加自信更富有经验，概括为“听其言、观其行” 这种社会经验和体悟与《韩非子·六反》“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的语境是完全吻合的。生活中与言行一致、言信行果、言行合一的准则相反的便是阳奉阴违、背信弃义、两面三刀 、出尔反尔、恃强凌弱、瞒天过海、朝三暮四等等大忠若奸的流氓行径。语言是有欺骗性的，行为是社会实践的一种稳定的分析判断依据，就像一只烈型犬凶猛地向你扑来的时候绝对是不发声的，唯一发出声的一定是被袭击者。通过行为行动来验证它们的语言，就会陡然出现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错误的特殊的逻辑关系，于是一切被“自说自话”掩盖和代替了，即我说是就是是不是也是是也是不是，我说非就是非是也是非非也是是，于是是非非是是是非非是非是是非，最终都将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

本来已经停止下来进行检查修改了，但是，今天，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昨晚的预判“十年岁月可换的它的真情实意？”居然非常准确！所以我非常不开心，简直可以说是郁闷至极！故此思前想后，在这里重新加入一段文字，聊以自慰。如果说乾隆的执政方略导致中华民族丧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好机遇，不如说没有发展的基础和保障、以今量古就是一种虚无主义的表现，虽然在它死后的一百年，中华民族历经战争苦难、国弱民卑，但炎黄子孙骨子里的那腔热血还在，等到合适的机遇他就会重新燃烧起来。但是在它死后129年，孙殿英打开了乾隆的棺椁，也算是冥冥之中的惩罚吧。可是各位，如果不顾历史选择，强行实行无限制、全方位、零差别的对外开放政策，则各种各样的东西，不管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不管是纯粹的还是肮脏的，一股脑全部放进来，必然是沉渣泛起，首先要思考并及其谨慎的正确对待的问题是：资本从来都是依靠剥削掠夺自肥的，它们的侵入不会是人道的救济施舍模式（如果是，则衰败更甚，岂有民族气节可谈？）而是要吸血食肉吃人的，当资本与官僚结合形成官僚资本，则中华民族的肌体就会被侵蚀、腐化、压榨、剥夺的干干净净，希望没有了，那是要亡我华夏，亡我种族，当人们被周围的环境彻底的禁锢的时候，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了，如同吸食鸦片的精神萎靡、生不如死，没有力气，没有方向，甚至沦落到献媚求生存的地步。那是一种怎样的民族危机感吗？诚然洋务运动为民族资本主义带来了一线生机，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培植起来的官僚资本买办却阴魂不散、以至于150多年仍然大行其道！看看中亚以色列对加沙的无区别轰炸，巴勒斯坦的孩子们哭诉着：我们不会长大！言下之意就是孩子们可能随时成为被虐杀的对象，存亡生长就是一种奢望！所以清醒吧，它的罪孽更加深重，所以做出这样选择的一定是民族的罪人、历史的罪人，它的错，比乾隆更加恐怖；它的错，是不可逆转的；它的错，比老牌资本主义帝国对世界人民所犯的错误更大。面对这种情景，用伟人的文明的话讲就是要革命，一定要革掉它的命不可！

前文的表述提出4个疑问句，是反问句，还是设问句呢？简答：

1. 不会。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是由民族秉性决定的。即使假设成立，阶级斗争将随着资本对立而变得日益紧张尖锐，同时将反作用于社会生产力。加之特有的见异思迁、刚愎自用、置身事外、自私自保、隐忍怯懦、孤立散乱等等特征在资本的疯狂剥削、打压之下，必然妥协退让、保命要紧，届时民族四分五裂，国家元气大伤，外敌乘虚而入，结果匪夷所思。相反，资本会像癌细胞一样，肆意蔓延，直接损坏中华民族的肌体，那样的话，乾隆就是五千年中华历史的罪魁祸首，而不是自诩自大、自负自满、怡然自得的“十全老人”，不是华夏民族优秀文化的增益者，不是炎黄子孙民族精神、文化精髓的传承者！至于胆大妄为、肆意剽窃、自以为是五千年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那不是白日做梦，那是一个严重的精神分裂者的胡说乱道，那是狂犬吠日！当外部力量和作用发生逆转、喧宾夺主或者形成掣肘的局面时，国家的灭亡与民族基因和记忆的改变是不可避免的。二百年前的清朝不能做这样的选择，一百年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足以证明历史在混沌状态中的自我扬弃、自我纠偏、自我修复具有一定的潜在的积极作用。如果悖逆历史发展潮流，突然变道，伟人说过：这样的发展结果也只能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的附庸，变成新的殖民地，而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强国，“万国来朝”仅仅局限于利益关系，或者陶醉于自我感觉。虚幻的东西像幽灵一样迷惑了心智，人就不会涅槃而成为佛，它会堕落变成恶魔。

2.不能。封建帝制的顽固性在两千多年都是一贯的，它们绝对不甘于将“既得权力”与“既得利益”拱手让人，不经过流血革命，不经过历史洗礼，一切都是苍白的纸上谈兵、信口开河。况且政体是以保护统治阶级尤其是统治者的权力、地位、名誉、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形而上的东西其本质是行而下的主体的需要的真实反映！二十世纪的中华伟人毛泽东找到了正确的历史走向与政治方向！背离这种选择，无异于作死！

3.不变。中国有句俗语叫做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又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各位，放下屠刀，就是诛心，就是斩断虚妄、杀灭自我、达到无我的境界，此非“圣人”“完人”或者“至人”所不能为。芸芸众生，或光鲜亮丽，或朴实无华，或愚笨懦弱，一旦阶级地位确立，亦如统治者画地为牢、作茧自缚一样，它们唯一思虑的倒是如何长命百岁、如何千秋万代、如何自由滋润，而决然不允许外人的介入、批评、窥探甚至揣摩、分析、判断，它们没有凤凰涅槃的勇气，它们不会涤除自我的欲望，它们绝对不能更改人生价值的底线，所以会孤掷一注，所以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所以会瞒天过海、制造事端、浑水摸鱼、自肥自保，为了达到这个“伟大的目标”它们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无所不用其极，将“一切”都变成合理的，顺理成章的、水到渠成的、瓜熟蒂落的，孰不知其中包含了普通人无法想象、不敢想象的太多的“科技狠活”善良的儒家文化给了它们一个很优美的词汇是“龙变”或者称之为“权变”。“家天下”是以家族血统为着眼点的，其中不变的系统中也隐含着变化变革的因素与机遇；而在政体的框架下，出于个人目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必然滋生出自大自负、刚愎自用、偷梁换柱、移花接木、借尸还魂、指鼠为鸭、装聋作哑、欲盖弥彰的形式多样的暴行，历史文化中称之为“独夫”现代政治体系中称之为“独裁”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则称之为“法西斯”。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比“家天下”更无耻更残暴更垃圾，统治者出于个人目的，并且在权力、名誉及国家机器的多重吸引护佑下，一定会固守本真，坚持自己的隐晦的无法言表的真实想法与追求，《慧明法师开示录》讲“佛法真如门，不生不灭是无为；生灭门，有生有灭是有为。”看看五十年前的社会活力与自信，想想当下乃至未来的种种状况与可能，希望依旧在，只是容貌改，结果和结局自不待言说。

4.嬗变。统治者目标明确，则实现的路径多多益善，然而最便捷最稳妥的选择是顺应统治集团的驱动，借力而为；万变不离其宗，化力不变；宗旨是狭隘的自私的肮脏的隐晦的，无我利他即我得，伪装到无形无相便至于无耻且天下无敌了。特别是当统治阶级扼住了被统治阶级的喉咙的时候，统治阶级不断做大，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钳制、左右、甚至影响和决定统治者的爱恶取舍，看看它们的组成便一目了然，看看它们对工人、农民的围追堵截、死缠烂打、不依不饶的态度、层出不穷的花样便知道它们何其狠毒何其嚣张简直可以说是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这种主从关系通过利益上的媾和而和睦相处、相安无事、互惠互利，也就是设问四与设问三形成交集，突破设问二的限制性，曲径通幽达到设问一的轨道。剥开华丽的外表，所见所闻都充满了一股浓浓的资本主义的味道！六十年前伟人做了神一样的预判；三十年前历史在那里拐了个弯；在设问三与四的共同作用下变本加厉，正所谓现编不如现演、现演不如现眼、现眼不如显眼，一切都已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我们已然站在悬崖边上，看着民族的血脉被慢慢腐蚀、等待者危险的降临，那种揪心那种恍惚那种绝望那种愧疚那种麻木那种愤慨……而无能为力！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一个成语——敬始慎终，用时髦的话来讲就是过程管理与目标管理要前后贯通，如果改弦易辙，则过程管理会完全孤立于目标宗旨而独存，但这种存在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或者称之为华而不实。无实则无获，必当弃之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