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心目中的武则天：伟人从来惜“英主”

毛泽东是把“时代中的中国”变为“中国的时代”之一代伟人。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封建时代的杰出政治家，是“女中英主”。毛泽东对武则天的认同，显示出他“女人岂止半边天”的价值观念。

但让人感叹的是，一些野史，把武则天写得荒淫得很。比如“初唐四杰”的骆宾王，在《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中骂她“狐媚惑主、秽乱春宫”。明清以来的小说作者更是发挥想象，把她描绘成心狠手辣的极品荡妇。即使现代的影视作品，关注的重心也依然在她的私生活和宫廷斗争上，看不见她作为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的一面。

01

毛泽东对武则天的评价，破除历史上各色人等的成见、陋见，从“治国之才”入手，直指武则天的巨大贡献，可谓句句抓住要害。

要知道，东晋以来，门阀世家占据了大多数优质的社会资源，连皇帝都要受到他们的影响与控制，庶族寒士备受打击，社会动乱不止。为争取世家大族而形成的九品中正制，让上品与下品界限分明，家庭出生即决定一切，士族子弟还没有出生，官位却早已预留好了。

王朝可换，门族永续。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有识之士们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隋朝皇帝杨广设立进士科，试图把门第的铁围撕开一道口子，却导致了贵族集团抨击“政烦于上，人乱与下”，门阀的不满最终成为朝代更替的引线。

唐太宗李世民极具政治手腕，他以夺门之变上位，为与士族制衡，提拔并重用房玄龄、魏征等寒门出身之人。他把进士科取士推进一步，以期达到“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的效果。

但李世民本身即是出生于士族，并需要依靠士族的力量，因此不可能彻底解决士族与寒族的争端，只能看着二者进行拉锯战。这样，难题就落到儿子李治身上。

“卧榻之上，岂容他人安睡？”，等李世民一死，李治刚即位，长孙无忌等原关陇集团的贵族就倚老卖老起来，开始不遗余力地打击寒门出身的官僚，直至权倾朝野。

眼见改革的果实就要被人窃取，唐高宗李治急在心里。经多方考察竟然发现，发现最得力的、最有政治能力的人，不过是一介女流的武则天。于是，不顾长孙族的强烈反对，立武氏为后。

他果然没有看错人。武则天当政期间，破格提拔、放手用人，批量选拔寒门庶族进入官场，改革发展科举制度、大量增加录取名额以向腐朽的门阀发出“最后一击”，收到了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疆土安定的效果。

02

毛泽东说，领导的职责，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他从容人、识人、用人等方面对武则天进行评价。

容人，需要雅量。

武则天纳谏，不问官阶。有个叫刘知几的小官上奏章说：赦令不可过滥，以免让坏人不知敬畏；升职不可随便，以免让人不知进取；庸官昏官要淘汰，垃圾不清理会污染整个环境；地方主管不要频繁调动，否则会滋生“踢皮球”之风。武则天不仅采纳了他的建议，还对他进行了嘉奖。

武则天能够坦然面对反对过自己的人。李世民孙子李冲起兵讨武时，贵乡县尉颜余庆被误认为同党。来俊臣判了颜余庆流放，武则天却改判他为死刑。这时，司刑寺司刑丞徐有功认为颜余庆是从犯而不是主犯，他在朝堂公开批评武则天，与武皇辩论“魁首”与“支党”，气氛之紧张，令在场的几百人都锁着脖子不敢出大气。

但武则天最后免除了颜余庆的死刑，也没有追究“触犯龙颜”的徐有功的责任。

识人，需要智慧。

武则天出生庶族，对士族的腐败无能骄横深恶痛绝。掌握最高权力之后，她极力为各阶层人士进入政权广开大门。

她获得庶族阶层拥戴，在于她敢于识人、善于识人，《资治通鉴》“唐纪”中说她:“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

她识人的方法不拘一格。可以是在殿堂上亲自策问，考察举人们对经书的熟悉程度、对国家大事的看法意见甚至是仪表外貌；可以是自己推举自己，毛遂自荐求做官；可以“试官”，先根据推举使用，过一段时间看表现，不称职者会被罢免甚至杀头。这样一来，真正的人才就难以遗落于体制之外。

用人，需要方法。

在利益交织、权力集中的朝堂，以武则天的庶族出身背景，若是缺少一个“狠”字，不但无法完成政治目标，身家性命都难以保证。

武则天的策略是重用酷吏，让人服、让人怕，把酷吏当作对付豪门大族权力的武器。而一旦权力稳固，就倒打一耙，毫不手软地收拾了一个个曾经的鹰犬。比如，酷吏周兴就被上演了“请君入瓮”的戏码，流放荒蛮之地，半路就让仇家取了性命。后来，又杀了作恶多端的索元礼、来俊臣这些人，以安抚天下人心。

很多人只看到武则天残忍冷酷的一面。但毛泽东却在这一放一收之间，看出她的非凡之处：果决、坚韧、一击必中。这正是毛泽东本人“观人观大节，略小故”识人策略的实现。

03

毛泽东说：“武则天有自知之明，她不让在她墓前的碑上刻字。那是她认识到，一个人的功过是非，还是由后人评说。”

自知之明，从来是一件容易说却不容易做的事情，因为它涉及到人性，需要面对的是人生的最根本的问题。《道德经》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自知，需要建立在对复杂的人性的准确洞悉，对千百年历史的综合权衡，和对自身优点与不足的清醒认知的基础之上，方能光芒四射、烛照四方。

毛泽东在晚年评论武则天有自知之明，也是在对自身局限和盲区的一种思考与表达，是痛苦中的彻悟。他是勇于承认错误的，他知道自己能力的极限。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国家经过“三年困难”元气大伤，毛泽东对“浮夸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1961年，他在号召全党“大兴调研之风”时，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郑重地向全党倡议“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同年，在谈到1958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高指标时，他毫不推卸责任，还说自己要负“总的责任”。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带头作自我批评，公开说自己在关于生产力方面“知识很少”，不大懂工商业。他敢于在一片崇拜和赞扬声中，主动摘下自身的光环，用谦卑铺成通往智慧的道路。

毛泽东在后世的遭遇，与武则天有某些类似的地方。但伟人从来惜“英主”，既然理解他们这样非凡的人物需要智慧，那是非功过也就只好让后人评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