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沙皇的宫殿”到“人民的空间”

文 | 苏珊·P. 麦卡弗里

译 | 高领亚

争夺冬宫广场，1905年

Part.1

20世纪初，圣彼得堡不仅是国家首都，还是俄罗斯最大的城市和主要的工业中心。近150万人在此生活，其中三分之二拥有农民的合法身份。这些城市农民中近 80%生于圣彼得堡省外，但绝大多数不再季节性地返回农村了。19世纪90年代，钢铁和机械工厂激增，包括造船厂和机车厂。仅在这十年中，就有25万新劳工涌入圣彼得堡。

20世纪初的涅瓦大街

工种不同，生活水平千差万别。金属工人和工匠组成劳工精英，他们平均年薪有450卢布。但即使如此，大多数仍长期到商店老板处赊账度日。纺织工、妇女、家庭佣工和车夫挣得要少得多，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圣彼得堡大多数穷人——也是工作人口中的大多数——只能为家人租得起房间一角，与他们共享做饭和睡觉的空间。1900年，这些人约占圣彼得堡人口的三分之一。此外，圣彼得堡工业工人不仅住得很近，工作也都不远。1905年，1.2万人在圣彼得堡最大的普提洛夫工厂工作。

这些数以千计的劳动者，都住在这一不断扩张的城市的外围工业区，靠近工厂，或位于首都东南或西南，或位于瓦西里岛、彼得格勒区和维堡区的北部边缘。他们会在自己社区的教堂广场和空地上进行社交活动，很少去位于高档的海军部区的城市仪式中心。尽管如此，当一项严肃的整治行动出现，要吸引对工人需求注意之时，其领袖会将注意力集中至冬宫广场这一君主和人民在历史上相互接触之地。

普提洛夫工厂内景

为了回应地下左派政党的政治煽动，内政部秘密批准了警方建立工人阶级协会事宜，该协会旨在通过合法渠道提供互助。在圣彼得堡，这一所谓的警察社会主义实验，主要由杰出的乔治·加邦神父（Father Georgii Gapon）完成。1903年秋，加邦神父的圣彼得堡俄国工厂工人集会在维堡区工人社区的一个俱乐部举行会议。1904年底，工人大会已扩大至10个相关的分支机构，遍布圣彼得堡的整个工人阶级。其中最大的纳尔瓦分会包含该市西南部的普提洛夫工厂。1904年的最后几个月里，1905年革命所需燃料已几乎干透。与日本军队（被认为处于劣势）的战争持续数月，情况每况愈下，暴露出政府的无能。1904年11月，专业人士和文化阶层围绕一场宴会运动和全国地方自治组织大会齐聚京师。与此同时，大会领导人加邦试图宣传其成员在经济上不满，同时将其与自由派更加政治上的诉求区分开来。直至普提洛夫工厂的罢工创造了机会，他们才想出了一个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计划。1905年1月首周，普提洛夫罢工蔓延至圣彼得堡其他大型工厂。当年1月6日是周四，当天举行了“圣水仪式”。当时，劳动人民仍有一天假期，但这一仪式与60年前相比，已是一道苍白的影子。那一年，许多没有观看涅瓦河纪念活动的人，参加了关于组织大罢工的全天会议。由于近十万人参与停工，圣彼得堡当局感到十分紧张。在这种氛围下，意外之事就像恶兆。瓦西里岛上一门礼炮不小心朝仪式方向发射了一串葡萄弹，导致一名首都警官受伤，一根旗杆断落，冬宫四扇窗户破裂。很多人怀疑这是一起谋杀。皇太后当时正与其他贵妇从冬宫窗户向外观看，结果被窗户玻璃溅到。但沙皇尼古拉二世本人在冰面上毫发无损，也未过分担心。

周四仪式结束后，皇帝回到皇村的郊区宫殿，暂时未有回城的打算。与此同时，罢工继续加剧。加邦知晓尼古拉已离城，但在周四某时，他似乎想了一个主意，让工人大会所有支部的工人在周日下午齐聚冬宫广场，恭敬地向君主呈上他们表达需求的请愿书。加邦同伙 N. M.瓦尔纳舍夫（ N. M. Varnashev）回忆称，周四下午，加邦把他拉到一旁，低声说：“告诉我，你怎么想的，我们都去递交请愿书，不是更好吗？我们要告知沙皇和有关当局，我们将在周日集会，比如说，就在冬宫，人民要见沙皇，不是其他人！”起初，瓦尔纳舍夫觉得这个想法太过疯狂，但他很快得出结论，说其极好。罢工平息、复工、不可避免的逮捕以及对“小父亲”信心的恢复，都可预见。但前往冬宫游行，则相当于“抓住公牛的角！撕下面具！瞎子都可看到！为了人民还是反对人民？”在这段话中，瓦尔纳舍夫表示，加邦抓住了冬宫的象征性力量。在这一区域，圣彼得堡绝望的劳动人民，要么能促使君王听取他们的意见，要么，就不得不不幸地面对一个事实：君王不会被迫倾听他们的倾诉。

冬宫广场

这个想法很快引起广泛共鸣。当天晚上，加邦便将这一想法直接带至工人大会的纳尔瓦分会。至此，他似乎确信，直接向沙皇陈情工人需求，是唯一希望：“让我们和妻儿一起在周日下午三时都去冬宫吧。让我们安静平和地去，我们会被倾听。”一名目击者记录了他的讲话。有人听见他说，如果他们没有受到阻碍，“我们将进入冬宫广场，把沙皇从皇村叫出来。我们会等他到晚上。他来时，我会带着几名工人代表去见他，将请愿书呈上，然后说：‘陛下，您必须给人民自由。 ’”

回忆录作者记录了关于冬宫广场上会发生什么的争论。一时谣言四起。有人预计，士兵会在那里迎接他们。有人含泪答应了加邦所谓的邀请，高喊：“我们都将在广场上献出生命。 ”有人则相信他们的君王会欢迎他们，相信士兵只向流氓和挥舞红旗的人开枪。有传言说，尼古拉沙皇准备在自己宫里接待40至60名被选中的工人代表。

“流血星期日”又称“一月大屠杀”，是于1905年1月22日（俄历1月9日）发生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沙皇军警野蛮枪杀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的工人的事件。

负责维持秩序的官员已得知请愿书内容，也知晓周日市中心愈来愈多的集会计划。当局决定向城市各处派遣军队，组织工人向广场推进。内政部长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Sviatopolk-Mirskii）当天深夜前往皇村向沙皇汇报，尼古拉感到放心，一切尽在掌握。当局认为，散布沙皇不在城中的消息，以及街上已部署军队，会震慑示威者。

然而，官员们忽略了民众的情绪。过去的两天里，加邦在室内到处奔走，召集各支部集会成员，在会上发言。这些会议参与人数众多，有人都排到了街道上。每一次会议上，他都会强调一点：如果沙皇不接待带着和平请愿书前来找他的人，那么“对我们来说，就无沙皇可言”。周六晚上，加邦通过信件告知尼古拉和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数千人将于次日在冬宫广场集会。加邦期望尼古拉同意周日从沙皇村乘坐三十分钟火车前来，但尼古拉从未考虑过这样做。

尼古拉一世塑像

1月9日，派遣到城市街道上的部队，约有9000名步兵，3000名骑兵。大多清晨时分已就位，但分配至冬宫广场的后备军不需要早上十一点前在此集结。上午期间，城里貌似十分平静。许多人聚集在广场上，期待着来自圣彼得堡市郊各个分会的游行者到来。

有的游行者行程甚远，且需步行。最值得一书的是从科尔皮诺分会出发的工人队伍。该分部位于城南，离沙皇实际居住的皇宫仅有8公里。科尔皮诺工人显然对尼古拉会乘坐火车进城充满信心，他们天亮之前便冒着严寒出发，前行24公里至圣彼得堡中心。如果说皇村代表了俄罗斯的凡尔赛宫，那么科尔皮诺游行者的这一举动和 1789年10月法国革命者刚好相反。俄罗斯游行者下定决心，要在首都公民广场上面见君主，虽然在其城郊行宫见他会方便得多——在这么重要的一天里，他实际上一直待在那儿。虽然皇村已成为俄罗斯统治者的主要住所，但它却是一个缺乏公民意义的地方。

其他分会游行者也在清晨开始向冬宫广场进发，但他们大多都遭遇了军队。哥萨克护卫在涅夫斯基修道院附近将16000名涅瓦分会游行者堵回，但通过听取探子建议，约三分之二最终还是到达了广场。其他分会派出小分队，寻找通向广场的开放道路。试图从瓦西里岛过去的大队人马在桥上被哥萨克护卫堵回，有几个领头人下午晚些时候偷偷溜过冰面来到广场。

“流血星期日”

加邦本人领导最为重要的纳尔瓦分会。尽管副手一大早就告知他，大批部队正在桥梁附近集结，但加邦坚持游行。他敦促游行者从附近礼拜堂带上圣物，用以表明这是一次宗教游行。人群唱着“上帝保佑沙皇”，朝纳尔瓦大门行进。面对步兵和骑兵，工人们并没有停止前进。军队向他们开火，造成大约40人死亡，65人受伤。圣彼得堡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类似纳尔瓦枪击的事件。尽管如此，成千上万的人午后还是设法从四面八方汇集至冬宫广场——桥上虽有军队把守，但河流结冰，很多人都可沿冰而过。

在广场上，游行者遭遇军队。有些军队在九点左右就已到位。士兵封锁了通道，并试图驱散那些闯过封锁线的人，其中从海军部旁边的亚历山大花园来到广场的人最多。这些人在武装冲突中首当其冲。普列奥勃拉任斯基禁军军团一支连队被部署在这里，刺刀和骑兵鞭子无法驱散游行者，指挥官命令军队开火。两次扫射造成大约30人死亡，包括一些孩童，他们为了看得更清楚爬到了树上。一位目击者给沙皇发了一份电报称：“许多妇女被杀，我看见他们抬走了三个……他们还杀了一个孩童……这一切都没有警告……没人喊‘散开’！”这一事态的发展激起人们的愤怒，他们认为君主绝不会允许在他的宫殿前屠杀劳动人民。人们拥进广场周围的街道，军队在附近的莫斯卡亚街杀死更多的示威者。直至夜幕降临，人群才散去，许多人聚集在医院寻找亲友。加邦当天活了下来，但他的工人大会不复存在。

尼古拉也坚信这次对抗是一场悲剧，但他未能理解其政治意义。他在1月9日的日记中记录到：“痛苦的一天！在彼得堡，工人们欲去冬宫，紧接着发生严重骚乱。军队不得不在城市各处开火，造成多人死伤。天啊！多么痛苦，多么难受！妈妈从城里来找我们，然后直接去了教堂。我们与大家一起共进了午餐。”这种奇怪的超然不仅忽略了一场政治灾难和一个平静的家庭周日，还表明尼古拉并没有把自己等同于民众渴望的目标——冬宫。他明白人们想“去冬宫”。他似乎不明白，人们去那里表达的是一种相互尊重的记忆，希望君民在这个象征之地相遇时，正义会得到伸张。几天后，他在沙皇村自己的地盘上，向一个精心挑选的工人代表团解释称：“这些事件让人遗憾，不可避免地造成凡事皆乱的后果，因为你们被祖国的叛徒和敌人引导和欺骗。他们敦促你们就自己的需求向我请愿，其实是诱使你们反抗朕及朕之朝廷。”尼古拉虽还未理解当时正在发生的政治转变，很多其他俄罗斯人却已看明白。一位皇叔对尼古拉未接见工人代表感到震惊，因为“我们本来可以得救！ ”但另一人向美联社记者为部队可悲行为辩护时，提到了君主圈子里最能引起共鸣的历史事件：“我们从暴民手中拯救了这座城市。不幸的是，在此之前，无辜之人和罪人都不得不遭受痛苦，但假设14万人已抵达冬宫大门。他们会像暴民洗劫凡尔赛宫一样将其洗劫。”“流血星期日”之后，俄罗斯一片混乱。1905年上半年，在圣彼得堡、华沙、莫斯科，顿河流域以及其他地方，罢工持续不断，新的罢工也在爆发，起起伏伏。此后，罢工就未停过。尼古拉走投无路，最终在10月同意了一部书面宪法和选举产生的杜马。12月，动乱开始平息。1906年，俄罗斯开始了迟来且短暂的君主立宪实验。世人皆认为，尼古拉二世优柔寡断。但其在1905年革命期间的公开声明和仪式性的行为表明，他对俄罗斯绝对君主制的正义性和持久性有着坚定的信念。他的政治思想没有跟上时代步伐，但并非没有定型。1905年1月9日，星期日，沙皇拒绝在冬宫广场接见圣彼得堡工人代表团时，明确表示了自己的信念：人民任何政治行动都不合法，子民不能按照自己条件强迫皇帝接见他们，君民没有共同的公共空间。此外，他表示，作为整个国家的代表，圣彼得堡民众并不需要他特别关注。

沙皇尼古拉二世

这些也是1902年4月2日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民选国家立法机构开启时他所体现的政治理念。这一事件前所未有，需要仪式创新。有幕僚认为，沙皇不应屈尊参加这一活动，派首相前去塔夫利达宫（Tauride Palace）人民代表大会厅与人民见面即可。政府中更为开明的成员则建议尼古拉，亲自穿城前来与杜马代表会面。然而，沙皇决定把杜马代表召至冬宫，在皇座上召开这一独特的会议。这样炮制的仪式，尽可能多地利用了内务部所能收集到的帝国君主制的装点之物。

4月2日，尼古拉从沙皇村出发，前往圣彼得堡。此间，他并没有刻意做出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整个场面也一点都不欢乐。沙皇发表了他对俄罗斯新宪法的理解，命令代表们在冬宫大王座厅——圣乔治厅集合。他们将手持帽子站在画廊一侧，朝臣、官员和国务委员会成员站在他们对面。尼古拉及其家人在这两队人之间走向王座，他在讲台上坐下，旁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君主制的古老徽章，专为此事从莫斯科送来。

《The Winter Palace and the People》

亚历山大·伊斯沃尔斯基（Alexander Iswolsky）以宫廷侍从官的身份参加了这一仪式。据他回忆，场面前所未有。但他认为，皇帝的讲话让人耳目一新，是因为其中含有“宪法”一词。对他来说，这些装饰和环境都很熟悉，但他很想知道这座华丽宫殿对首次进入的“一群最民主的人”会产生什么影响。“在人群中，到处都能看到一些穿着晚礼服的外省律师或医生，偶尔也会看到制服；但占主导地位的甚至不是资产阶级的简单服饰，而是农民的长袍或工厂工人的衬衫。 ”在老臣们的脸上，伊斯沃尔斯基看到惊愕以及“甚至是愤怒”的表情。人民代表的脸上，则“有时闪耀着胜利的光辉，有时又被仇恨扭曲……昨日的俄罗斯正与明日的俄罗斯对面”，就在冬宫展览层。有的杜马议员或许只是因为从塔夫利达宫至冬宫，沿河堤走了三英里，感到疲惫而已。

沙皇在简短日记中记录了他对当天各项事宜的满意程度，并提到皇室乘船进城，十一时到冬宫用了早膳。下午一时，他们移驾至圣乔治厅，“祈祷后，朕说了一句问候语。国务委员会站在王座右边，杜马站在左边。我们以同样顺序回到孔雀石大厅。三时，我们登上小艇，经‘亚历山大’号返回。我们四点半到家。”尼古拉写道，“多亏仪式圆满结束，”当晚他工作时“心情十分轻松”。这次俄罗斯立宪实验会议暧昧不清，预示着结果令人失望。至1907年中期，尼古拉已两次动用特权关闭杜马，并修改了选举法，以确保议会几乎没有社会主义者。此后，城市里各阶层人士都很少关注到这一机构。

《到冬宫去》书籍内页

在冬宫王座厅设立杜马，目的或是为了提醒代表，他们在立宪俄罗斯中处于从属地位。1905年惨烈的冲突后，可以看出尼古拉也不再愿意在宫殿岸堤和冬宫广场上进行仪式性的部署了。涉及圣水仪式，官方则进行了创新。他们把礼拜仪式从圣徒彼得与帕维尔教堂移至圣以撒主教座堂，圣水仪式则在元老院广场附近彼得大帝雕像处的河上进行。然后，军事游行队伍从圣以撒主教座堂出发，前往近26公里外的皇村。尼古拉在巨大的皇村宫举办了他自己版本的新年招待会，将出席之人限定为朝臣、官员和外国政要，即旧时宫廷君主制的阵容。然而，即使沙皇背弃了冬宫，他也未正式将冬宫或其珍宝割舍给其他任何人。

争夺艾尔米塔什

Part.2

自尼古拉一世创建公共的皇家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以来，博物馆的领导们逐渐意识到，他们在宫廷部富有同情心的监护下，监管着国家的公共财产。然而，事实上，冬宫和艾尔米塔什珍宝依然是宫廷财产，宫廷财产和君主私人财产则很难区分开来。尼古拉二世之前的几代君王，对他们的艺术收藏兴趣相对较低，艾尔米塔什管理者可以对这些藏品实施行政控制和命令。这位末代沙皇同样对艺术没有太大兴趣，但他在多个场合热衷于宣称他对艾尔米塔什和冬宫财产的个人所有权。因此，关于俄罗斯政治未来的大争夺也包含了皇家艾尔米塔什镀金大厅里微妙的角力。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比如，在他执政初期，为庆祝重建艾尔米塔什剧院，尼古拉决定为皇室和选定的朝臣举办一系列芭蕾舞及其他表演，然后在博物馆大厅举行晚宴。图片馆负责人 A. I.索莫夫（ A. I. Somov）在给他儿子的信中提及此事引起的巨大骚动：“由于这一决定，艾尔米塔什对民众关闭，最大的三个展厅，即西班牙、意大利和弗拉芒，正在安装电力，里面摆放了桌子，并饰以植物。那里每周都有许多人的聚会……这种宫廷丑行将一直持续到大斋节。”

“艾尔米塔什”源自古法语hermit，意为“隐宫”，原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私人宫邸。1764年，叶卡捷琳娜二世从柏林购进伦勃朗、鲁本斯等人的250幅绘画存放在冬宫新建的侧翼“艾尔米塔什”。

另一案例则涉及彼得大帝统治时期的物品从艾尔米塔什至珍奇博物馆专设部门的转移。尼古拉同意了这一转移，将其当作建立俄罗斯历史英雄纪念馆的工作的一部分。不过，在1909年参观新展时，尼古拉提醒珍奇博物馆工作人员，所有展出的彼得大帝的物品都属于他个人，没有他的允许不得移动。尽管如此，面对微薄的预算，皇家艾尔米塔什工作人员仍在努力推进其教育民众的使命。托尔斯泰馆长直面普遍存在的年久失修和被忽视的现象。1911年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为所有的皇家博物馆制定保护艺术财产的规则，包括艾尔米塔什。委员会沮丧地发现，俄罗斯博物馆和艾尔米塔什雇用的警卫实在太少，艾尔米塔什有48个展厅，但只部署了44名员工来监管。此外，低工资未能带来高质量工作，许多雇员都是身患残疾或长期有病的退伍军人。委员会得出结论：“这些博物馆代表着我们自己国家的（obshchego-sudarstvennoe）财产，所有公民都须虔诚地保护它们……但最近由于道德混乱，保护公共财产之责被忽视，博物馆里各种物品，尤其是图画，被盗的情况越来越频繁。”在许多情况下，委员会口中的盗窃是指皇室将图画从一个宫殿移到另一个宫殿的决定。将这种行为称为盗窃，可谓是一种革命主张：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宫廷或皇室财产的艺术品实际上属于国家，国家领导人在道德上有责任保存和保护这些财产。1914年初，一个新的配套机构——皇家艾尔米塔什之友（Friends of the Imperial Hermitage），设想筹集资金并推广博物馆，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想法从未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