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

【编者按】

上个世纪50—70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红旗，向着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指导思想——现代修正主义做了坚决的揭露、批判、斗争，捍卫了国际共运的正确路线。这是继共运史上马克思恩格斯与一系列机会主义者论战，列宁与第二国际老修正主义者、俄国孟什维克和党内机会主义者论战后，又一次大论战，具有深远历史影响。这次大论战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体现在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前、中期陆续发表的一系列战斗文献。这些文献，反映了毛主席等革命左派共产党人的深远政治洞察力、高超理论水平，和驾驭历史风云的卓越政治智慧、策略水平。

本号将陆续重新发表、或摘编发表其中的若干重要文献，以供有识者参考。为了方便今天读者阅读、学习，对其中若干段落进行了重新划分，加进了若干小标题，并做了若干标注。

上一篇：关于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②

（1956年12月29日）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四、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

斯大林的错误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教条主义的发展。各国共产党的队伍在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展开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由于对斯大林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由于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潮无疑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而事实上，帝国主义也正在积极地利用这种思潮。

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在一些基本点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只有善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才能得到成功。而且只要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创造出自己的新的经验，从而给别的民族和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作出一定的贡献。教条主义者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特点，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他们不肯认真地研究本国、本民族的社会历史特点，不肯根据这些特点具体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指导无产阶级的事业达到胜利。

马克思列宁主义既然是各国工人运动经验的科学总结，当然不能不重视运用先进国家经验的问题。列宁在“做什么？”一书中说过 ：“社会民主主义的运动，根本上就是国际的。这不仅是说我们应当反对本国沙文主义，而且是说在年轻国家内刚刚开始的运动，只有在它运用别国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列宁在这里是说俄国刚刚开始的工人运动必须运用西欧工人运动的经验。在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运用苏联经验的问题上，他的这个观点也是适用的。

但是学习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苏联的一切经验，包括基本的经验，都是同一定的民族特点结合在一起的，都是别的国家所不应该原样照抄的。如前所说，苏联的经验中还有错误的、失败的部分。所有这些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对于善于学习的人都是无价之宝。因为它们都可以帮助我们少走弯路，少受损失。反之，如果不加分析地原样照抄，那么，在苏联成功了的经验也可以在别的国家造成失败，更不要说失败的经验了。列宁在我们上文所引用的话下面紧接着说 ：“但是，要真能运用别国经验，单单认识这种经验或单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就必须善于用批评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独立地检查它。谁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发展和散播到了如何广大的地步，就会懂得，为了履行这个任务，该要有多少丰富的理论力量和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

显然，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国家，问题比列宁在这里所说的更要复杂许多倍。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间，教条主义者否认中国的特点，照抄苏联的某些经验，曾经使我国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的失败。这个失败深刻地教训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在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五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经彻底地清算了这条为害严重的教条主义路线，团结了全党同志，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内，发展了人民的力量，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如果不是这样做，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克服了教条主义路线，我们的党现在在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的时候，才有可能比较地少犯一些错误。也由于这样，我们能够充分了解目前波兰和匈牙利的同志们纠正过去时期教条主义错误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必须纠正的。我们将继续努力纠正和防止在我们工作中的这类错误。但是反对教条主义同容忍修正主义毫无共同之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承认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然有它的民族特点，但是这决不是说，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可以没有基本的共同点，可以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目前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潮流中间，在我们国内和国外，都有人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意义。

由于斯大林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过去时期的领导者犯了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严重错误，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就借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企图削弱或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削弱或者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削弱或者否定党的领导作用。

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把对于反革命力量的专政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亦即社会主义民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强有力，所以能够战胜国内外的强大敌人而负起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正因为它是劳动群众对剥削者的专政、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正因为它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实现了任何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实现的民主。离开了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密切联系，离开了他们的积极支持，就不可能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至少不可能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愈是紧张，无产阶级愈是需要采取最坚决最彻底的态度，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来战胜反革命力量。苏联十月革命时期和紧接着的国内战争时期“热火朝天”的群众斗争的经验，充分地证明了这个真理。我们党所常说的“群众路线”，也就是从苏联当时的经验学来的。苏联当时的紧张斗争，基本上依靠着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当然不可能具备完善的民主程序。

到了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反革命力量已经基本上肃清以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国内的反革命残余（这种残余在帝国主义存在期间不可能完全肃清）仍然是必要的……在这种条件下，当然应该在国内政治生活中逐步地发展和健全各种民主的程序，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人民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发展国家管理工作和企业管理工作中的民主方法，密切国家机关和企业管理机关同广大群众的联系，撤除损害这种联系的障碍，进一步克服官僚主义的倾向……

社会主义民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都不允许同资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无论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和文化方面，社会主义民主的唯一目的，都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了发展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了发展他们同一切反社会主义势力作斗争的积极性。因此，如果有一种民主可以被利用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可以被利用来削弱社会主义事业，那么，这种所谓“民主”就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但是有些人并不是这样认识问题的。对于匈牙利事件的反应，最显著地暴露了这一点。在过去时期的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而反革命分子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以致反革命分子在一九五六年十月间能够很容易地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组织武装叛乱。这就说明了过去时期的匈牙利还没有认真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当匈牙利处在革命和反革命、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和平和战争的紧急关头的时候，一些国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他们不但没有提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反而出来反对苏联援助匈牙利社会主义力量的正义行动，出来宣称匈牙利的反革命是“革命”，出来向工农革命政府要求给予反革命分子以“民主”！个别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报纸，至今还在放肆地诋毁在艰苦条件下英勇奋斗的匈牙利共产主义者所采取的革命措施，但是对于全世界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浪潮，却几乎默不作声。这些奇异的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这些事实说明，那些离开无产阶级专政而高谈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而反对无产阶级，实际上是要求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虽然他们中间许多人或者并没有自觉到这一点。

列宁曾经再三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之点 ；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乃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对于一九一九年的匈牙利无产阶级政权，列宁曾经要求他们“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强力手段”来镇压反革命分子，并且说 ：“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资格当无产阶级的领袖或顾问。”由此可见，人们如果因为看到了斯大林后期所犯的错误，看到了过去时期匈牙利领导者所犯的错误，就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把这个基本原理污蔑为什么“斯大林主义”和“教条主义”，那就会走上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离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道路。

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也否认社会主义民主需要集中，否认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作用。这些议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来，当然不是什么新东西。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者斗争的时候早已指出，在任何社会组织中，只要有联合活动存在，就必须有一定的权威和一定的服从。权威和自治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它们的应用范围是因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所改变的。恩格斯说 ：“把权威原则描写成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描写成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他并且说，谁要是坚持这种荒谬观念，谁就是在实际上“为反动派效劳”。列宁在反对孟什维克派的斗争中，透彻地指出了党的有组织的领导对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决定意义。在一九二零年批评德国共产主义“左派”的时候，列宁着重地指出 ：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否认领导者的作用，否认纪律，“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以帮助资产阶级。这也就恰恰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忍、不能团结、不能整齐动作等等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如果任其横行，必使任何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都会一败涂地。”

这些原理是否过时了呢？是否不适用于某些国家的特殊情况呢？运用了这些原理，是否就会产生斯大林的错误呢？事实显然不是如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原理，经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考验，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一种可以称为例外的情况。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由于实行了国家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实行了党的领导，恰恰是由于他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破坏了党的领导。正确地贯彻国家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正确地加强党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乃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人民、战胜敌人、克服困难而获得强大发展的基本保证。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为要打击我们的事业，总是向我们要求“自由化”，总是集中力量来破坏我们事业中的领导机构，来破坏无产阶级的核心——共产党。他们对于目前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党和国家机关的纪律受到损害而产生的“不稳定状态”，表示了极大的满意，并且正在利用这种状况来加紧他们的破坏活动。这个事实说明，维护民主集中制的权威，维护党的领导的作用，对于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具有多么严重的意义。

毫无疑问，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必须建立在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党的领导必须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些方面如果发生了缺点，就必须坚决地加以批判和克服。但是对于这些缺点的批判，只能是为着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而绝对不能是像敌人所企求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混乱。

在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们中间，有些人索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界限。在他们看来，用不着经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用不着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国家，某些资产阶级国家就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它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就已经是社会主义，甚至全人类社会都已经在“长入”社会主义了。

但是，正在他们进行这种宣传的时候，帝国主义对于已经建立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正在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军事、经济、外交、特务和“道义”的力量，积极准备把它们“破坏”和“搞垮”。这些国家的潜伏的和逃亡到外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也还在力求复辟。

修正主义的思潮虽然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但是帝国主义者的行动，却并不有利于修正主义，而是证明了修正主义的破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