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坚决选择了合作化的道路

本书编者按：这是一个很有兴趣的故事。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内，是那样顽固地要走他们的老路。在另一个时期内，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赞成新事物。富裕中农的大多数，在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对于合作化还是反对的，下半年就有一部分人改变了态度，表示要入合作社，虽然其中有一些人的目的是为了想要取得合作社的领导权而入社的。另一部分人表现了极大的动摇，心里讲要加入，心里还是不大愿意。第三部分人则是顽固地还要等着看。在这个问题上，农村的党组织对于这个阶层要有等待的耐心。为了建立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方面的优势，某些富裕中农迟一点加入合作社反而是有利的。

河北省新乐县东王庄，有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个只有三户贫农、一户下中农的小社。这个社虽然小，困难多，但是社员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终于克服了办社中的困难，稳步地向着农业合作化的大道前进。

不互利是行不通的

一九五四年九月里，新乐县东王庄的互助合作运动蓬勃地开展。中农雷焕德和雷喜道领导的两个互助组(共十二户)合并成为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雷焕德当了社长，雷喜道当了副社长。

雷焕德当了社长以后，没有按照自愿互利政策处理社内的问题。一九五四年种麦的时候，没有规定个办法就马马虎虎地种上了。当时社员李老锁提议：“社里应该研究研究记工办法，现在马马虎虎，将来会乱了套。”雷焕德不接受这个意见，他说：“大伙都不错，吃亏占便宜都不是外人，记工干什么？”原来雷焕德种着三十来亩地，只有他一个主要劳动力，两个儿子干不了重活，他党得记工就不能占便宜，所以不同意记工。种麦的时候，他一个人参加种麦，却叫两个儿子在家放猪，副社长雷喜道跟着社长走，也叫自己儿子在家放猪。这时社员们都不满意。贫农社员李五卯说：“大伙一块作活不记工，我们就够吃亏的了，他们还都叫自己的儿子在家放猪，这样我们实在受不了。”社长雷焕德听见了，怒气冲冲地对李五卯说：“你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散。”

一九五四年秋后，这个社以社长雷焕德为首，组织了一个木货厂。按说社里的副业，全体社员都参加才合理。但是雷焕德等却规定了一个限制办法：凡是不能拿“垫本”的都不能参加。当时规定每户拿八元。几户贫农如雷来喜、雷冬尔等，因为拿不起“垫本”，就被拒绝在木货厂以外。社里向国家银行贷款买的骡子，整个冬天替木货厂做工；被拒绝参加木货厂的贫农却要给贷款拿出同样多的利息。同时，贫农社员不能参加副业生产，就负担了社里极为繁重的农活。像雷冬尔就一连起了八个猪圈。但是这些工都白搭了。

落个“好离好散”

到了一九五五年春天，社里规定了记工制度。社长雷焕德觉得一记工，便宜就不好占了，于是就串通中农户准备退社。在春耕播种的季节里，中农们有牲口有车，都尽量种自己的地，独独把贫农的地剩下了。贫农雷来喜的四亩地，一直留着很长的大车道(因为种晚了就被轧成大车道)。

整顿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开始了。雷焕德等中农社员坚决要退社。但是，曾焕德又觉得光自己和一些中农社员退出去，如果还有人继续办社，那不显得自己落后吗？于是就去动员别人也退社。他曾召集贫农骨干李五卯和党员李老锁等开会说：“咱们再不散，我可上山西啦。”李老锁说：“你走了，我们还得办。”雷焕德和雷选栓光动员李五卯退社就不下三、四次，但是李五卯坚决不退社。

在这个期间，县、区工作组的工作人员、乡的工作人员和本社的贫农骨干，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了对于中农的团结教育方针。中共乡总支曾用了十二天的时间，对于他们进行了社会主义前途的教育，讲明了自愿互利政策。他们所提的问题一个个都得到了解决。但是最后他们还是坚决退社了。在这些中农社员退社的时候，贫农社员们表示：一定坚决把社办好。社员李五卯说：“共产党领导我们翻了身，社会主义的道路咱们不走叫谁走？再说，过去单干时候缺牲口少车的痛苦我是尝够了，我不愿再退回去走那个苦道儿了。”下中农雷顺道也说：“土地改革以后我们的生活改善了，但是现在生产上还有困难，要想摆脱困难，不办社是不行的，我要跟着社走。”党员李老锁像宣誓一样地表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不怕任何困难，只要大家努力，咱们一定能把这个小社办好。他被大家推选当了社长。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这时候，东王庄的人们对这个新诞生的小社议论纷纷，大家共同的看法是：“缺牲口、少车、家底空，一定长不了。”

的确，这个小社面临很多困难。就在这最困难的时候，党的总支委员会对于这个小社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且确定总支委员李忠尔、雷银雪对于他们进行具体领导。李忠尔曾经用了两天的时间，帮助他们作出了全年的生产计划。这个小社的春耕生产开始了，当时社里就只有雷顺道的一匹小骒子，瘦得卧倒起不来。有一副车下脚没有上装。社长李老锁找党总支委员会商量，总支书记雷九维说：“别遭难，把我的车上装安上，我们社里用不着。”贫农雷新喜(同李五卯住在一个院）听说以后，慷慨地说：“别安啦，就使我们这个车吧。”车的问题解决了。再看播种的任务吧：原来退社的中农们早就安排好了“巧计划”，他们自己的春白地早已经播种完毕啦。这个小社的三十二亩地，还给留下十七亩没有播种。社员们决心克服这个困难，耕地的时候小骡子拉不动耠子，就一个人用力推，一个人帮着骡子拉。有一次，社长李老锁套上小骡子赶着耕甘薯地。地干土硬，人、牲口用尽全力耕着。中午回来，人累得吃不下饭去，牲口累得不吃草了。就这样跌倒了爬起来，一块又一块地把十七亩春白地种上了。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人缺吃的，牲口没有草喂。社长李老锁东挪西借还是没有办法，又去找党总支委员会。总支委员李忠尔除开给他们赊了四百斤干草以外，还借给他们二十元，并且鼓励他们说：“你们刚组织起来，家底空，困难是难免的，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困难一定能克服。”

六月的天气，烈日无情地照射着东王庄的“瞪眼沙”地，庄稼旱得拧成了绳子。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为了战胜旱象，像上火线一样，不分昼夜地浇地。小骡子拉不动水车，人帮着牠拉。骡子累得卧倒了，就干脆换上人来拉。地薄沙干，他们一直浇了两、三个月。

麦收以后，锄苗、浇地、栽甘薯等农活都堆成了疙瘩，就在这时候，这个社的主要劳动力李五卯得了病。李老锁是这乡人民委员会的秘书，忙着作小麦征购工作。雷顺道还得急着锄苗。五、六亩甘薯眼看着栽不上。只好发动全社四个妇女带着七个孩子下地去栽甘薯。这村妇女还没有养成参加田间生产的习惯，不会栽。李五卯只好带着病，同她们一块下地。他一面教给妇女们剪蔓插秧技术，一面还得看管七个孩子。五、六亩麦茬甘薯，就这样按时插了秧。栽完了甘薯，却欠下了五元的甘薯秧款。人家要得紧了，他们实在拿不出现款来，就派雷顺道去找总支委员李忠尔想办法。李忠尔把自己社里的款借给他们五元还了账。

还是他们胜利了

事实并没有按照东王庄一些人的想法发展；而是按照党指示的道路和这个社社员们的希望前进，他们胜利了。

东王庄有些单干农民因为缺乏人力、畜力，在天旱不雨的情况下，不少的庄稼旱坏了。这个小社，由于全体社员兢兢业业、克服一切困难，坚持了昼夜轮浇，没有旱坏一块庄稼。玉米浇了五、六水，保住了每亩二百四、五十斤的收成。他们栽的十三亩甘薯，好的每亩能收两千斤，一九五五年秋后，总共将有两方斤的好收成。三亩花生和其他庄稼也长得不错。他们还栽了一亩茄子，现在已经卖了六十多元，预计能卖八十多元。这些钱除了开支社里一年的零用以外，还能归还一部分贷款。一九五四年，他们四户在互助组的时候，只收了八千八百五十四斤原粮；一九五五年，根据已经收的粮食和没有收的庄稼正确地估算了一下，他们将收原粮一万三千三百多斤，比一九五四年多收四千多斤原粮。贫农社员李五卯一九五四年只收了一千大百多斤原粮，一九五五年将收三千斤左右。中农社员雷顺道一九五四年打的粮食不够吃，一九五五年光甘薯预计就能收八千多斤，他将过上富裕的生活。但是退了社的农民雷狗把，因为天旱、劳动力弱，再加家里有病人，比一九五四年少收一千三百多斤原粮。他后悔说：“我要不退社，怎么也不致少收这些粮食。”你要问李五卯他们社里一九五五年的年景怎么样？他会笑眯眯地吿诉你：“要不是把社坚决办下来，想也想不到今年的好收成。”雷新喜的婶母羡慕地说：“那会，谁都说这个小穷社长不了，现在人家硬把“死社”办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