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95周年,说说反革命大师蒋介石对我们的大考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也要牢记历史,提高警惕,警惕那些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他们的内应——买办和代理人,警惕那些和平论调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警惕那些碌碌无为,粉饰太平,心里只有上面,只有洋大人,全无人民群众,吹牛我来,出事你扛的官僚主义者。
1927年4月12日清晨5:20,位于闸北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上海工人纠察队总部,被一群青帮流氓袭击,接着大批军队冲进来,收缴了工人武装。
与此同时,闸北商务印刷所、华商电车公司、南市三山会馆,以及曹家渡、浦东、吴淞、江湾等地的工人纠察队,也遭到了军队的袭击。工人纠察队员被打死120人,打伤180人。2700多人的工人武装,基本都被缴械,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逮捕,据说仅“四·一二”就抓了上千人。
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同志,甚至在4月11日当晚,就被流氓头子杜月笙残忍杀害。
面对这种情况,我党迅速反击,12日中午,闸北数万徒手工人举行集会与游行,从反动军队手中夺回了市总工会会所。总工会在群众欢呼声中宣布继续办公。当夜,有1万余名徒手工人露宿在湖北会馆门前,保卫总工会。
1927年4月13日10:00,上海市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举行抗议反动派摧残工人的声讨大会,通过了六项决议:收回工人的武装,严办破坏工会的长官,抚恤死难烈士的家属,向租界帝国主义者提极严重的抗议,通电中央政府及全国全世界起而援助,军事当局负责保护上海总工会。
尽管风声骤紧,蒋介石颁布了戒严令,可还是有6万多工人市民,响应号召,参加大会。会后,大家列队到宝山路天主教堂,找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部请愿。
13:00,游行队伍走到宝山路三德里,早已接到蒋介石屠杀令的反动军队,从周围各里弄里冲出,向毫无准备的徒手群众开枪,将队伍冲散,就用机枪扫射,实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时值雨天的宝山路,顿时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今天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九十五周年,那就说说蒋介石吧?
现在不少年轻朋友提到蒋介石,非常不屑,动辄质疑他的能力,觉得好像这就是颗又坏又蠢的花生米,好像中国革命是唱着歌儿,吃着火锅,就稳赢了的。
革命真就如此浪漫,如此顺利,如此轻松惬意吗?
我们回看九十五年前的“四·一二”,你就会发现,历史并不是今天这些朋友们想象的那样。
“四·一二”之前的反革命势力,即国民党右派,到底是群什么人呢?
他们是包邮区的买办,是盘踞地方黑白通吃的各种型号军阀,是吃饱了“革命饭”想化公为私的既得利益者,是湖南被打倒的地主,是更多地方没有被打倒,却生怕被分田分地分产的地主,更是死命也要维护封建既得利益的无数反动派。
简单说,各路反动派就是国民党右派的阶级力量。无论他们是土产的,还是国外反动派豢养的。
“四·一二”之前,他们能做到的也只是暗中使坏,偶尔兴风作浪,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力,没有一面大旗能把他们团结起来,全面碾压工农群众,制造尸山血海来压制前者,并呵斥他们必须听话,必须继续当牛做马,否则“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
我是公务员出身,后来学宋代政治制度史的,如今改行搞中国革命史,对历史,对当下,对未来,最大的感触就是组织力不容小觑。
所谓组织力,简单说就是有效动员。
就像这两年的疫情,最初爆发虽然打了个武汉措手不及,但很快我们从武汉、湖北到全国一盘棋,各个社区,哪怕平素没人管的老旧小区,也做到了门口有人值守,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工作者网格分包,志愿者跟进填坑,这就是有效组织,就是当下我党的组织力,实现了有效动员才能控制住疫情蔓延。当然令人很无奈的是就在上海,“四·一二”的爆发之地,新爆发的疫情,竟然打得当地一塌糊涂。具体的我就不说了,想必大家也看到了,两下一对比,您也就能看出组织力的作用了吧?
如果当年我们能以革命的有效动员针对反革命的有效动员,也许就没有“四·一二”、“四·一五”和“七·一五”什么事了。同样,如今的上海如果不是搞成邬烟张气,断然不会如此拉胯。
我们再看当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鲍罗廷的机会主义,我们空有组织力,却一度毫无招架之功。
造成这个局面的,除了陈鲍之外,还因为反动势力出了个蒋介石。
蒋介石之前的反动势力,其实也是一盘散沙,还不如我们呢?
对革命力量没有压倒优势,最多搞搞定点暗杀,小到基层的农会主席,大到亲共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还有军中地主子弟的小兵变。
反革命力量真正做大,是在蒋介石集团的旗帜下完成整合的。
如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那么我们也可以说:
“四·一二”的一阵枪声,让国内和国外豢养在国内的各路反动派,云集在蒋介石集团的大旗下,向人民发起了大屠杀!
“四·一二”之前一个月,1927年3月上旬,国民党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此时别说国民党左派了,中间派甚至右派有些人,也还是为我党站台的。他们觉得蒋介石太冒险了,还是徐图为之更靠谱,中山舰事件后您节奏太快,我们跟不上啊,不能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搞成个鸡飞蛋打的局面,可就彻底糟糕了!
这里面最有代表的就是谭延闿了,二届三中全会上,出席代表中,左派和我党党员超过了三分之二,于是老谭也出来连夜绣红旗了,国民党的李宗仁回忆说:
“此三中全会,实系一不折不扣的反蒋会议。不特原来‘反蒋’的分子,如徐谦等,均有激烈的反蒋演说。纵使少数号称‘袒蒋’的温和派,如谭延闿等,此时都一反常态,在会议席上诋毁蒋氏不遗余力。
三中全会随即通过一系列的议案,要职均在抑制蒋总司令,削减其在党、政、军、财各要政上的控制力,使其变成一单纯的受党领导的军事领袖。”
这有错吗?从制度层面而言,非但不错,而且相当有益,所以连李宗仁自己都认为:
“平心而论,党中央此种抑制军事独栽的议案,实未可厚非。”
所以桂系也是准备参加进来,大家一起“反蒋”的,只是比较暧昧,不支持不反对,反正我不出头,你们爱找谁找谁。于是又找了程潜,武汉国民政府甚至下了“俟机逮捕蒋介石”的密令,可这也是个老滑头,坐观成败,想两头吃。
这就是就是老军阀的病根子,虽然他们中的不少人被称为“新军阀”,可真正“敢想敢干”的还得说是人家蒋介石,你桂系鸡贼,阎锡山和冯玉祥不大气,还有程潜之流更是扣扣索索,程潜带过的张轸那种级别的,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人家包邮区的买办财团,还有他们背后的帝国主义列强,怎么能看上你们,选上你们呢?
再看我们这边,不管是我们还是我们的国民党佐派朋友,包括当时还在扮演“左派”的汪精卫等人,核心问题是千算万算,搞来搞去,你没有枪杆子支持,宣言和决议只能是一纸空文,而蒋介石这个“总司令”掌握军权,迅速整合各方面力量,掀了桌子,于是这些态度暧昧者,也迅速跟进沾边,表示情绪稳定和喜闻乐见了。
所以说,蒋介石是个“伟大”的反革命组织大师,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反革命能量最大的反动派。没有蒋介石,中国反动派破坏的烈度要小好几个阶梯。
不过坏事,有时也是好事。
没有蒋介石如此深刻,而且是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来教育我党,教育中国人民,教育除了极少数反动派之外的绝大数社会各阶级,如果不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坚决果断地举起屠刀,我们党和他的伟大领导者,毛泽东同志和他的那一代人,也不可能义无反顾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进而建立起一个属于人民的共和国。
这话可不是我夸大其词的,建国之后,毛泽东同志自己就说过:
“没有蒋介石中国人民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团结起来,也不能武装起来。单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请了另外一个教员,这就是蒋介石。这个人在中国可是做了很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在尽他的历史责任。”
是的,蒋介石这个“好老师”和他发动的“四·一二”,在今天,仍然有教育意义。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也要牢记历史,提高警惕,警惕那些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他们的内应——买办和代理人,警惕那些和平论调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警惕那些碌碌无为,粉饰太平,心里只有上面,只有洋大人,全无人民群众,吹牛我来,出事你扛的官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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