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锁链，从丰县生育八孩女子说起

江苏北部有个丰县，还有个沛县，《史记》里说汉高祖刘邦出生于“沛丰邑中阳里”。问题来了，刘邦是沛县人，还是丰县人呢？

《史记》里还有个故事：汉十二年（西历前12年），刘邦率军大破淮南王英布之后，顺道回了趟沛地，召集故人父老子弟喝酒狂欢，这就诞生了《大风歌》。一高兴，刘邦给沛民免除了赋税劳役，沛民趁热打铁，请求也给丰地照此办理。刘邦初不答应，说丰邑是我生长之地，怎么可能忘记呢？最可气的是当年这里的父老竟然跟着雍齿造我的反，抄我的后路。最后还是耐不住沛地父老一个劲求情，想想雍齿后来不也第一个封侯了吗？于是好人做到底，丰沛一个待遇！

所以丰沛当地有句话，叫“丰沛一家”。汉高祖的时代，这里的社会经济环境相当不错，交通灌溉之利甲于天下，地势饶食而无饥馑之患。直到宋金战争时期，开封留守杜充掘开黄河，南下夺淮，彻底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原本土壤肥沃、农业发达的富庶之地，由此沦为自然灾害频发的落后地区。特别是清末民国，地方统治动荡，社会秩序紊乱，致使乡村社会匪化和乡绅阶层劣化严重。

黄泛区也是拐卖人口的高发地区

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历时四个半月的武汉保卫战，终以失败告终。这是抗战历史上，时间最长，兵力最多，伤亡最大的一次会战，中国方面动用兵力达百万，伤亡40余万。在为数众多的阵亡官兵中，就有四川幺妹小霞的父亲，一位不知名的下级军官。

当时小霞还不到九岁，武汉失守了，爸爸的部队找不到了，留守处也早散伙了，没人去管这对孤儿寡母。妈妈是个家庭妇女，丈夫阵亡了，收入就断了，生存都成了大问题，回老家又没有路费，真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幸好有位孟叔叔来了，他说自己叫孟继祥，是爸爸的老部下，说爸爸对他有知遇之恩，兵荒马乱之际来保全母女早日脱离险境。可实际上这家伙却是个衣冠禽兽，要乘人之危，强奸寡妇，侵夺遗产。小霞的妈妈不堪凌辱，愤然自杀，孟继祥扫荡了全部财产后，换了便衣，带着小霞回到沛县老家。他告诉小霞和村里的乡亲们，说是看老部下的小闺女死了爹娘，无依无靠，太可怜了，才动了恻隐之心，收养为女。

说是养女，实为瘦马。什么是“瘦马”呢？熟悉明清历史的朋友，想必对张岱《陶庵梦忆》的“扬州瘦马”有所耳闻，简单说就是“雏妓”。

武汉保卫战期间的一名女孤童

小霞长到十六岁，孟继祥这个王八蛋就把她给欺负了，还恬不知耻地白天继续说，这是自己的闺女，晚上却强迫小霞做自己的小老婆。后来为了巴结沛县的大汉奸，伪保安总队长韩继尧，孟继祥就想把小霞送给狗汉奸当玩物，自己也好求个小队长或者乡长当当。

韩继尧在沛县一带可是个大人物，他的势力范围覆盖沛县、铜山两县，手里有皇协军1200多人。这是个典型的民国“乡贤”，字“德耕”，破落地主出身，自幼不务正业，加入了青帮，混黑社会觉得不如当兵有前途，就投奔福建督军李厚基的第三师师长、丰县人王献臣。军阀混战，李厚基失势，他们就都回了家。不过韩继尧不死心，回家就当了土匪，纠集了一帮下岗兵痞，不但战斗力强，而且熟知官府和黑社会的规矩套路，没多久就成为当地一支势力强大的地方武装。

抗战爆发后，韩继尧直接精准地就当了汉奸。王献臣也不甘寂寞，拉起“抗日”队伍，同时挂着国民党游击支队长和鬼子的徐北警防司令两块牌子。后来国民党势力不行了，就完全撕掉抗日的假面具，当了汉奸，担任“丰沛剿共司令”。既得日本人宠信，又有老主公撑腰，还有枪杆子说事儿，沛县历任伪县长都得看他的脸色，否则根本干不成，所以这家伙就成了当地的土皇帝，老百姓说：

“赵圈好比旧北京，韩继尧就像小朝廷。

二白好比坐西宫，张朝抬着李宏筹。

开国的元帅孙家胜，一窝子都是血孬种！”

这里解释下，赵圈是韩继尧司令部所在地，张朝、李宏筹和孙家胜则是韩继尧的爪牙，不是皇协军的大队长，就是伪区长。“二白”是大地主刘继霖的闺女，嫁到沛县四大家族之一的赵圈赵家，算起来还是韩继尧的表外甥女，却被韩继尧霸占为小老婆。

这是一个互为表里，呈金字塔形的地方政治架构，说话算数的是韩继尧，而非伪县长，支撑韩继尧的则是土匪、恶霸和基层政权负责人，当然他们也无缝对接，共同构成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反动支柱。

请大家注意，这是民国基层政治生态的一个显著特征。国家政权对基层的控制力薄弱，再加上科举制度解体，城市化和资本主义化的加速进程，还有农村社会的动荡，造成传统绅士中的优秀分子和新式知识分子滞留于城市，土豪劣绅乘虚而入，取而代之，成为广大乡村的实际主宰，他们凭借势力，恣意妄为，凌驾政府之上。

孟继祥就是看懂了这点，把“瘦马”献给了韩继尧，试图以此为敲门砖，挤进圈子。小霞成为这帮畜生的小玩闹，受尽各种侮辱和损害，每天以泪洗面，想死不想活了。可是想想如果自己死了，谁来给妈妈报仇雪恨，岂不便宜了姓孟的？于是咬咬牙，只能忍气吞声，活下来寻找机会。韩继尧的“西宫娘娘”二白知道后，大为吃醋，非要撵走小霞。

领了韩继尧一笔不菲的安置费，孟继祥领走小霞，又把她卖给了大地主阎汉亭家族的一位主要成员。阎家是沛县四大家族之一，比前面提到的赵家还财大势大，有良田百顷，长工二百户，另有看家护院的、佣人、丫环仆女、做饭的五、六十人，还有各种大牲畜七十多头，木拖车、四轮大车和轿车24辆，一年光收粮食和租子就有二百万斤。阎汉亭在清末当过湖田垦务公司总董事、实验农场场长，民初当过县里的财政科长，派人给县长送信，都是骑着自家的高头大马，直到大堂才下马，这威风在沛县，无人能及！

不过此时，阎家势力已经不能跟韩继尧相比了，虽然家大业大，还养着三十多人枪，有个四面炮楼的土围子。可在后者看来，不过是头存在栏中待屠的肥猪。那年阎地主小五十了，小霞还不到二十。

卖了小霞，孟继祥也没闲着，又从其他村子拐出来一对母女，这也是个寡妇人家，他把人家骗到徐州，卖了闺女，霸占了妈。

1948年11月，伴随着淮海战役打响的滚滚惊雷，国民党反动派的沛县县长张开岳弃城逃跑，沛县全境解放，成立了民主政府，建立了沛县民主妇女联合会。小霞从阎家跑出来，到了县妇联，要诉苦、要翻身，要求严惩大坏蛋孟继祥。

县妇联收留了小霞，为她撑腰，与阎家彻底断绝了关系，可惜作恶多端的孟继祥不在沛县。小霞就在妇联住下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没多久徐州也解放了，听说孟继祥可能在徐州，小霞要求到徐州工作学习，组织上批准了。

果然在徐州，小霞发现了孟继祥的行踪，徐州市妇联帮着她一纸诉状告到司法部门。公安机关配合人民法院，立即将孟继祥依法逮捕。这家伙不但对拐卖、奸污妇女供认不讳，还承认由于仇恨新社会，仇恨共产党不给他们这些坏人“生路”，所以为了变“天”，重塑他心目中坏人的美好秩序，就跟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相勾结，搞破坏的事实。

不久后，孟继祥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阎家的土地和财产，经过土改，回到贫苦农民手中。

小霞则被妇联送到学校学习，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组织上还帮助她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大姐。回忆往事，小霞说：

“感谢共产党！不但从苦海中，地狱里救出了我，而且给我报了血海深仇。”

《唐律疏议》

从制度史的层面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禁止人口买卖，并明文立法予以打击的国家。唐高宗永徽四年（653）编纂的《唐律疏议》中有“略人略卖人”罪，不管你是暴力威胁，还是欺骗利诱来拐卖人口的，都要给予严惩，轻则流放两千里，重则绞刑。之后历朝历代都有相关的律法，到了清代，不但法律规定更加完备，皇帝和朝臣也比较重视，而且对拐卖犯罪率高发区的罪犯，施行更为严厉的惩处。

从边远地区，特别是贵州贫困地区拐卖少数民族妇女，到内地贩卖，一直是清代拐卖妇女犯罪中的严重问题。乾隆二年（1737）十二月，刑部复准贵州境内强夺良家妻女，尚未成奸即行取回者，照强奸未成律惩处。六年（1741）九月，又对贵州拐卖人口明文规定：外省流棍勾结贵州本地违法之徒，将民间女子拐去川、广贩卖者，首、从定为斩决、绞候；贵州本省民人诱拐本地女子，在本省售卖者，如果被诱女子不知情，为首定罪绞监候，为从者及和诱知情之人，发配充军；如果捆绑卖者，为首照抢夺伤人例定罪斩监候．为从分发边卫充军。

从以上法条来看，惩处不可谓不重，买卖双方都要严惩，杀头到缓期杀头是家常便饭，起码也得发配充军。可我们也知道“皇权不下县”，再好的法律，到了基层往往走样，刑部的明文规定是很不错的，但是执行层面就必然走样了。

嘉庆十七年（1812）二月二十六日，嘉庆皇帝大发雷霆，诏谕军机大臣等有关部门领导：

“黔省近年略贩人口之风甚炽，地痞流氓和基层政府的办事人员相勾结，窝藏包庇，且有隐语，称被拐卖妇女为‘高脚驴’。四川的人贩子基本掌握了贵州贩卖妇女的全部市场，性质非常恶劣，贵州巡抚身负缉暴安良的责任，却发生这样的事情，地方文武及关津员弁都有失察的责任，必须严密查拿。如果再不认真查办，不能禁绝奸宄，朕就新账旧账一起算。告诉颜检（时任贵州巡抚），到时候恐怕摘了你的顶戴花翎，都不一定管用了！”

结果如何呢？当然是该咋样咋样，皇帝再声色俱厉，到了山高路远的地方，你懂的。

此处画个重点：来自贵州的少数民族妇女，是清代拐卖妇女犯罪中，最主要的受害者群体。很巧合的是最近发生的江苏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的受害者小花梅，仍是来自边远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妇女。

邻省四川也好不到哪去。嘉庆六年（1801），工部左侍郎韩鼎晋向朝廷奏陈《四川积弊六条》，说四川泸州、合川、重庆一带，拐卖妇女的人贩子已经团伙化作案。不但有人负责进行各种手段的拐良诱骗，而且在把“产品”送往贩卖目的地沿途，有窝家数十户。仅重庆一地就有著名窝户蒋鸡公、叶大脚、刘四海等，他们已经在业内打响了“招牌”，成为现象级大佬，近乎公开“营业”。每次收到各路“生产商”提供的妇女后，就在重庆本地进行“分拣”，按年龄、姿色、身体健康程度等条件，准备供应终端市场。等到集中了几十人后，即大江直下湖北一带贩卖。巡河差役每妇索钱一、二千文后，就为人贩集团提供保护，照应其出境，不必被其他衙门“骚扰”。最终目的是湖北的汉口，这里的分销商代为发卖，十之六七坠落娼门，剩下的强作婢妾。

在这份奏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城市成为拐卖妇女的集散地，边远贫困地区来的被拐妇女，经过这里的“市场”，以不同的价格，被买主以各种“用途”买走。清王朝日益败坏的吏治，造成基层政权糜烂，公职人员沦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不但贵州、四川如此，广东、福建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也成为重要的被拐人口输出大省。只是与川黔被拐妇女不同，粤闽被拐的主要是男人，这就是“猪仔”。美国发现了金矿，还要大修铁路，于是洋人勾结地痞无赖，把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拐卖过去。这其中就包括刚闭幕的冬奥会上，中国冰球队长叶劲光的曾祖父。当然也有被拐妇女，她们被称为“猪花”，在美国的处境更为恶劣，除了跟“猪仔”结婚外，主要是去向是作妓女。

对于卖猪仔、猪花，孙中山先生自然有极其深刻的感触，所以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即于民国元年（1912年）3月2日颁布《令内务部禁止买卖人口文》，宣布：

“嗣后不得再有买卖人口情事。”

现实情况如何呢？

曾供职于北平市警察局的退休警察白恩育，在解放后慨叹道：

“旧社会那些拐卖人口的人为了赚钱，想尽了方法把人骗到手，然后再卖往外埠或边远的地区，弄得人家夫妻不团聚，骨肉竟分离。我在侦缉队里经手过的这种案件，不知有多少起，真是千奇百怪，什么样儿的都有。”

民国时代，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近乎公开，所以市场非常“成熟”。被拐卖妇女在年龄上被细化为四个等级：上等的是二十来岁的妇女，能值三千元上下；其次是二十五岁以上、三十岁往下的妇女，能值两千元左右；再其次是十三、四岁以下的小姑娘，能值一千多元，因为这种小姑娘，当时不能生财，谁要买去也得调理几年，也就是小霞那样的“瘦马”；最下等的是三、四十岁往上的中年妇人，也就能值几百元的样子，因为这一类女人只能卖给华北和关外各地的穷苦农民为妻。

如此明目张胆，是因为人贩子平常肯拿钱结交地面上的官府，出了事能得到包庇，甚至有些勾结日本人，当官的怕洋人，谁敢去找麻烦？

不过与国民党反动派相比，这些人贩子集团连小巫见大巫都不算。红军长征后，苏区遭到血洗，大量青年妇女，甚至是幼女，被国民党军队抓捕后，押赴中心城市集中售卖。中央苏区所属的闽西连城，被出卖的妇女有687人，儿童362人，仅新泉一区就有339名妇女，109名儿童被卖到遥远的他乡。毛泽东同志曾做《寻乌调查》的赣南寻乌，被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等反动势力拐卖的妇女达1199人。而鄂豫皖苏区，仅六安、霍山两县，就有1690多名妇女被掳走贩卖。信阳、潢川、商城一带“围剿”红军的75师师长宋天才，先后用汽车拉了几千名青年妇女，运到开封贩卖。

一位外国传教士在安徽立煌（今金寨）境内，沙河到金坪之间的公路上看到：

“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像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蒋介石给刘峙尽量烧杀苏区的命令

蒋介石的御林军——蓝衣社别动队，因为无本生意收益颇丰，也参与其间。在鄂豫皖苏区，他们结合当地反攻倒算的土豪劣绅，把几千名十四岁以下的儿童，卖到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为资本家提供包身工，还有士绅家庭的奴婢，甚至是妓院里雏妓。最无耻的是国民党反动派，还给这些孩子们标上“逃荒者”或“父母被共产党所杀的孤儿”的标签，以便卖主能毫无心理负担地“拯救”，你是在做善事！

对此，美国记者斯诺也曾证言：

“我于1934年，亲见有整队的妇女，奔到中国各大工业中心。买卖人口的贸易，大为兴旺，有中间人，能专向国民党军官，买得妇孺，而转卖给人。”

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待拐卖妇女儿童问题，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就是古今中外，最大、最强、最肆无忌惮的犯罪集团。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拐卖妇女儿童——这一丑陋的历史现象，一度根绝。原因很简单，我党重建了基层社会秩序，国家基本实现了对地方社会的有效控制。千年难除的匪患、娼妓和赌博，百多年的烟毒都能根绝，牵涉亿万人利益的土地分配问题都能解决，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十五国联军都能拦在国境之外，所以经过人民政府的严厉打击，到1950年代后期，屡打不禁上千年的顽疾基本绝迹。其实早在中华苏维埃时期，对于贩卖妇女的不法行为，基层人民政权就曾给予严肃惩处。1930年出台的《宁都工农兵章程》第十一条《妇女问题》第四条规定：

“绝对不许贩卖女子为婢妾娼妓，违者枪决！”

乱世用重典，那些被贩卖的女奴，参加革命后，有权力要求把人贩子这样的社会渣滓物理超度，她们也将和男同胞一起，打碎数千年束缚人类，尤其是束缚女性的封建锁链，解放普天下的受苦人都翻身，建立有利于人民的全新秩序。在多部地方志中，例如我们都能看到类似的记载：

“此积弊延续到民国末期。解放后，县内拐卖妇女犯罪活动一度绝迹。”

然后1970年代末，这一现象又开始死灰复燃。1983年严打以后，虽有所收敛。但从1985年起又重新抬头，逐步蔓延，犯罪率不断上升。最早在四川省出现后，向云南、贵州发展，然后向东发展到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福建、安徽，进而北上向中原地区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发展，最后发展到全国各地。

在四川长寿，1968年到1978 年，全县被拐卖的妇女3603名，其中已婚331名，未婚3272名，骗卖到全国21个省区， 其中湖北2025名，河南531名，福建289名，新疆251名。

同在四川，中江县的情况更加触目惊心。1974到1979年，拐卖以及一般外流妇女儿童为2016人，平均每年336人，几乎是每天一人。进入80年代后，1980到1986年，数字翻番为四千余人，每年年均689人，几乎是每天2人，以后更每年逐步上升。

“12.16特大拐卖妇女团伙案”首犯

相对应我们再看输入地的数字，1975年至1980年5月，安徽无为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猖獗，流入妇女3173名（其中四川籍2405人），绝大多数是被拐卖来的。

在山西，根据公安部门1989年的统计数字，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已经蔓延至全省11个地市、70多个县。1984年到1991年，被拐入的妇女达近万名，被拐出的妇女达2004余名。从破获案件来看，1989年到1991年全省共破获拐卖妇女案件1826起，抓获人贩子3159人，解救受害妇女2700余名。仅1992年，山西省公安厅组织的两次解救专项行动，就破案228起，抓获人贩子317名，解救受害者71名。

为什么曾经死灰复燃的拐卖妇女犯罪，又沉渣泛起呢？

湖南慈利有个牛贩子叫吴若友，他所在的市场河是个传统的牛羊贩卖集散地，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这里生意兴隆，苏北有些牲口贩子也来此收牛羊，然后贩运回去出售。一来二去交际多了，吴若友就跟其中几个成了朋友，后者谈起苏北当地需要婚龄妇女，带去一个，起码能赚千元以上。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吴若友伙同妹妹吴若化，以招工、介绍对象为名先后拐卖妇女19人，大多数卖到了丰县，其中甚至还有15岁的少女。1987年12月，吴若友被抓获并判处死刑。

丰县被拐妇女小花梅

苏北的情况比较特殊，拐卖妇女问题的出现也较全国为早。1963年扬州专区在对12个县、市的拐卖人口的调查中，就发现有311个公社出现过相关犯罪行为，被拐卖人口中90%是妇女。到1987年江苏拐卖妇女犯罪现象从地区分布看，苏北多于苏南，主要是徐州、盐城、扬州等市。这些地区，也有大量被拐卖出去的妇女。比如1988年，盐城的阜宁、射阳、建湖、郊区等地，就有41名妇女被人贩拐卖到安徽肥东。盐城市委副书记带着公安、妇联相关部门的同志，也不过解救回15人，还不到37%。

这里要多说两句，妇联的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徐州市、县妇联积极参与打拐工作，1989年至1990年10月，徐州市各级妇联配合公安、司法等部门先后解救受害妇女近800人，妇联系统单独解救98人。

可是问题来了，为什么到新世纪，都2022年了，江苏徐州还是出现了“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这样的恶性事件呢？或者说，怎么根除重新出现的拐卖妇女犯罪呢？

除了出台法律，加大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参与者的打击力度外，我想从我曾经有限的基层工作经验出发，结合我的本专业——宋代政治制度史，谈谈我的刍荛之见。

关键是重构基层社会秩序，基础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核心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这背后最重要的，就是要打破地方政治世家的“铁桶”江山，否则只能是流官如流水，既难把工作一竿子捅到底，真正为群众解困；出了大事还要替“土官”背锅，传统政治世家虽损羽翼，不除根本，终究还会卷土重来，继续搞事。“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这句西汉谚语，是不是不少朋友都有即视感？

换言之，要想预防更多潜在的小花梅出现，就要打倒政治世家，彻底打破地方政治世家把持曲断的局面，基层党组织加强了，扫荡了犄角旮旯里的陈年老垢，基层社会秩序就干净了，群众也就有了过好日子的新鲜空气，才能水流不腐，户枢不蠹，才能政通人和，国泰民安。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我们的党，唯有她才真正代表最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劳动人民的利益，而非地方政治世家及其爪牙，或操纵的木偶。

要搞敢负责任的大政府，不要搞动辄甩锅的小政府，幻想“乡贤”来义务劳动填补权力空间，给政治世家结合宗族势力上下其手，搞李代桃僵的机会，否则就是与虎谋皮，为人嫁衣。

当然这样做，阻力很大，人家盘根错节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了，你凭啥动蛋糕？更别说唧唧歪歪，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总之别折腾，洗洗睡吧——这样的智叟。

但我觉得，做了总比不做强。起码可以看到的是趋势如此，大家看看一个疫情下的城市社区建设，一个扶贫同时对农村党支部的改造，就是这种不断向好的体现。还有随着公务员招考，大量新鲜血液进来，只要坚持做下去，就不愁不能深入。

所以，最后我还是要引用那句老话，作为结尾：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