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中国人口普查与恐慌

作为一种现代治理术的人口普查进入到中国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它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古代中国是没有事实的。大众对于自己生活的理解似乎永远是一知半解的，说不出一个确切的数值。这种指控首先是根植于现代性的，基于工业资本主义下的量化逻辑来考察中国。而在历史上，这种指控首先出自外国人之口。随着帝国外部危机的加重，中国本土知识分子也拥抱了这一“现代社会科学”的视角，一方面“师夷长技以制夷”，另一方面则是“师夷长技以治理民众”。总之，人口普查作为一种治理实践，构成了帝国现代转型尝试的第一步，因为只有基于人口普查，才可能实施相应的现代化政策，从而涵盖教育、医疗、军事动员、社会福利等等方面。但在被治理方这一边，民众则被视为是落后和愚昧的。政府官员和社会精英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推进其现代化项目，这个代价便是让现代性侵蚀民众。无论如何，当晚清政府试图在新政时期开展一次全新的人口普查时，它首先招致了一场恐慌。

本文是对多伦多大学历史学副教授Tong Lam的著作 A Passion for Facts: Social Surv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1900–1949中第二章和第三章的简要复述，旨在介绍1910年中国人口普查及其导致的民众恐慌这一历史事件，展现现代性兵临城下时，民众的抵抗在何种意义上谈不上“落后”，而是照出晚清精英的虚伪。　　

1909年人口普查的源起

中国最早的大规模人口统计源于明朝初年。朱元璋在巩固自身政权后开展人口统计用以获取税收。其主要特征是对成年男性（被认为是主要的劳动力）加以统计，称为“丁”，而女性、老人和小孩都被排除在外（他们被认为是依附于男性劳动力的“口”）。除此之外，由于政府没有足够的渗透能力，人口统计本身也是中央和地方、乡绅和民众、腹地和边疆博弈和冲突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以“现代社会科学”的视角来看，这种人口统计当然是很不准确的。

清政府的人口统计延续了明朝的政策。由于军队与旗人紧密联系，人口统计与征兵也没有直接联系（对于旗人则有一套专门的统计方式和族谱编纂，用于加强旗人对朝廷的认同）。康熙年间宣布“永不加赋”，实现的方式便是冻结了地方上的人口配额。在这个情况下，人口配额和实际人口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于是到了雍正时期，就将以“丁”为主的税收方式改变为地方土地税，人口统计和税收的关系暂时告一段落。　　

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所面对的内外交困使得其不能不转向一种“现代化”政策。这不仅是某种自强的需要，也确实是旧制度崩塌的结果。这便构成了新政的背景。1905年清政府设立巡警部，后改为民政部，主持若干项重要的国内改革。1908年7月，清政府宣布将在1909年元旦开始进行挨家挨户的人口普查。由于准备还需要更多时间，实际的运作延后了几个月。

1909年人口普查的几个特征让其不同于以前所做的人口统计，它不仅在深度和广度大幅度拓展，更是对清政府的人口和地理概念进行了重塑。简单来说，它标志着古代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尝试。　　

1909年普查的几个特征

人口普查的方式、目标和运作主体都使得其与过去的人口统计进行了断裂，这里做一个罗列：

·旧瓶装新酒：1909年人口普查的方法包括旧的以户为主的人口统计，也包括新式的普查。这种方法被民政部官员称为是东西方最好的办法相结合。实际上，旧的办法也并不旧。以户为主的统计在过去是强调对劳动力征税，这意味着之前存在几个家庭“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情况；然而在1909年统计中，户是对自然家庭的调查，分为“主户”和“副户”。这种调查在民政部的解释中获得了新的含义：既是对西方个人主义的排斥，又不是家长制（只关心男性家长），而是家庭本位。同时，并行的新式普查纳入了男女老少，将人口均质化对待，从而以民族国家的抽象平等公民意识形态代替了帝国的政治差异意识形态。

·代议制：作为新政的一部分，清政府在各个地方建立咨议机构。这一尝试，无论其实操如何，在政治上标定着现代国家建构。虽然地方自治是清朝一直以来的常态，而谘议局也旨在完善这一点，但实际上，地方自治在新框架下已经被容纳到现代国家之中。人口普查便是这种央地关系重塑的体现和载体：数据的收集是按照统一民族国家标准，而不是按照各种地方性的标准来完成的。虽然如何运用数据，似乎还有地方政治力量的一席之地，但是如何收集数据，却是遵循现代民族国家的律令。　　

（清末新政时期的谘议局）

·准确性：在1909年人口普查准备阶段，民政部三令五申要求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实事求是”）。过去由于政治原因和实操问题而出现的偏差不再被容忍。我们后面将会看到，这种对数据真实性执着的要求构成了恐慌的一个来源。

·直接计数：要求统计人员和被统计对象直接接触确保数据准确性。由于整个普查是新旧交替的，因此收集数据仍然是由户长填写完成，但民政部派出的调查员需要核实数据；此外，如果户长由于不识字等原因不能完成填写的，需要调查员和民众直接接触获取数据。这可能是民众第一次与国家机器的直接相遇，要向对方上报自己姓名、出生地、年龄、职业和其他身份信息。这要求个体重新思考自己与国家的关系。

·可读性：这具体体现在，人口普查同时伴随着在中国建立门牌制度。门牌号（写有姓名和数字）帮助国家机器识别被治理对象，同时也改造了空间的排序，做出了均质的可计算的政治空间。

·塑造新民：新政目标的前提是现代政治公民，人口普查则助力于塑造这些梁启超所说的“新民”，人口普查旨在让民众将自己想象为一个新共同体的一员。

总结来说，1909年人口普查的内涵是代替帝国等级秩序，而代以民族国家的平等秩序；更进一步来说，则是现代国家机器建立的抽象化规训机制，隐含着工业资本主义的政治要求。　　

（门牌号）

人口普查带来的恐慌

1909年人口普查的一个副产品是广泛的恐慌和大量的地方骚动。自发的反抗覆盖了广东、广西、云南、江西、江苏、浙江、山西、山东、热河乃至北京郊外。这些反抗相对来说规模不大，也构不成清朝覆灭的推动力。但是在许多地方，其暴力和剧烈程度也绝不低，往往最后以官军的镇压收场。仅山东一省，数以千计的农民加入了和政府军的对抗，约五百到六百人被杀害。

在展开形式上，恐慌首先是谣言四起，在一些地方，人们认为人口普查意味着加税和征兵（和门牌号制度相联系），但是在更多地方，人们将人口普查视为灵魂盗窃。据说，个人信息会被卖给外国人，钉在他们建设的桥桩和铁路下面。浙江长兴县的官员试图用金钱激励来加快人口普查的进度，结果民众认为，这种小恩小惠证明官员打算把民众的灵魂卖给外国人。

接着，民众聚集起来到调查员的住所，要求调查员交出人口普查的资料，那些迅速交出材料的人逃过一劫，民众当场将那些纸张销毁；而对于已经把人口普查资料寄给县里的调查员，民众就会摧毁他们的住房，有时还会把调查员扔到河里去。

毫无疑问，这些行为遭致了清政府的镇压，更进一步的是，这些行为被认为是“愚民”的暴动。据说，落后的民众不能理解人口普查的意义，用自己的迷信观点来解释这一活动，因而造成了骚乱。这自然使得精英们只想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现代化项目，进而改变这种“落后”状态。

不过，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　　

（《申报》报道的活埋调查员）

恐慌的背后

当然，存在所谓地痞流氓，运用恐慌和流言蜚语来乘机劫掠，从中谋求利益。但是一方面这不能解释恐慌的广泛蔓延和自发性（各地之间没有太大联系），另一方面这种行为更多是恐慌的副产品，并非原动力。

民众的恐慌并不来源于新的技术（铁路）和人口普查程序，问题在于旧的观念在新的语境中被激发了出来。就对于征税和征兵的恐慌来说，因为1909年人口普查的新旧并行的，而旧制度中人口统计和征税与征兵紧密相联，因而在1909年中民政部对“东方最好制度”的重新强调引起了人们的怀疑：这次可能又要和征税与征兵有关了。

进一步来说，这种恐慌绝不是空穴来风。在朝廷出兵镇压的过程中，中央官员也确实发现地方官僚和地方社会精英确实在利用人口普查的机会剥削底层民众。因此，民众确实在进行一种社会抗争，而不是简单的迷信骚乱。

此外，即便问题不是出在腐败的官僚本身，清政府发现人口普查所需要的费用也大大超出了预期。而即便人口普查完成了，后续的新政项目因为缺乏中央的财政支持，也需要地方上收取更多的税费。就这点而言，民众的猜想是完全正确的。派去镇压的官员也在自己的日记中评价这些人是“并没有那么愚蠢的愚民”。

不过，对于那些并非出于征兵和征税而是因为“妖术”恐慌的民众来说，又怎么解释呢？这里需要的是更加细致的解读。我们首先要确认的是，这种恐慌本身实际上是现代的，是对现代民族国家和殖民入侵的抵抗。

在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在地方社会精英心目中的合法性几近消失殆尽。在地方上追寻自强的民族主义者，受到反满情绪的影响，怀疑清政府正在将中国卖给帝国主义列强。另一方面，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干预能力和意愿也大幅度下降。这意味着，当中央试图重新介入地方时，地方精英会将其视为进一步出卖中国的行为。

底层民众虽然并不与地方社会精英共享同样的政治话语，但是他们受到帝国主义殖民活动的影响最为深刻，他们也能感知到自己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在不断恶化，在这个背景下，对于清政府的怀疑是顺理成章的。并不偶然的，1909年的人口普查恐慌（对于偷窃灵魂来建设铁路的恐慌）盛行的地区，正是那些后来积极反对外国势力控制铁路的地区。而在历史上，反对外国势力控制，表现为反对清政府对铁路的国有化，也正是这个运动，构成了辛亥革命的序幕。　　

小结

人类历史不缺乏恐慌，但缺乏的是没有历史的恐慌。在这个案例中，值得注意的是1909年这次人口普查恐慌和1768年妖术大恐慌的区别，后者因孔飞力的著作《叫魂》而闻名。Tong Lam在进行对比之后指出，关键的区别在于，1768年妖术大恐慌中，清政府受理了民众的超自然指控并展开调查，展现着一种朝廷对于超自然世界的管辖权；而在1909年人口普查恐慌中，清政府成为现代性的代表，直接反对超自然指控本身。其结果便是，清政府在选择了现代性的同时也失去了对旧传统的掌控。民众就此变成了不可被理解的他者，成为了“愚昧的民众”。实际上，在精英们看到现代化的地方，民众看到了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