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非常突破——1935年大渡河之役详考》连载第三章 一叶孤舟系千钧？

第三章 一叶孤舟系千钧？（上）

一、两个扯皮的袍哥，给“朱毛”帮了个大忙

1935年5月24日的安顺场，原本也跟纳耳坝一样，当晚就要被付之一炬。

5月23日，川军第五旅(旅长杨学端)第七团余味儒部已经从富林西移至安靖坝、宿大坪、连坡湾(今石棉县城对岸)一带布防。安靖坝位于连坡湾与桃子湾渡口(安顺场对岸)之间，分为安靖上、中、下坝，余团团部及团主力进驻于此后，又向桃子湾渡口派出了一个营，其任务是与驻扎在安顺场的“彝务总指挥部”的一个营，共同在安顺场—桃子湾渡口设防。而在桃子湾渡口上游方向的挖角坝(距桃子湾渡口约40公里)，则由第五旅第二十一团肖绍成部设防，作为第四旅袁镛部(驻清溪)与第五旅杨学端部(在桃子湾至八排之间河段设防)互为策应的机动部队，在挖角坝—王岗坪(通往当时汉源县城清溪镇)一线游弋。

安顺场两岸渡口驻扎的这个两个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袍哥队伍。

驻桃子湾渡口的杨旅余团这个营的营长叫韩槐堦，原是名山百丈场哥老会的“舵爷”，生性好赌，曾在安顺场浪迹多年，与当地豪绅混得很熟，其队伍本身就是打家劫舍的绿林所改编，鱼肉百姓个个都是把好手。而驻安顺场的“彝务总指挥部”的这个营的营长则是土生土长的地头蛇，名叫赖秉权(字执中)，手下那个营说是一个营，实际上连两个连都没有。前些日子他带着队伍跟着“彝务总指挥官”邓秀廷去西昌“阻击”红军，结果刘伯承的一纸文书就把邓秀廷给唬住了，双方连仗火都没开，邓就率先撒丫子往老家甘相营(今喜德县城)奔了。上头会跑下头也一样会跑，赖执中当然也往自己的老窝奔。一路上，下头的人也纷纷效仿长官各回各家。赖营跑回安顺场时，除了沿途撒下的“哨卡”，剩下的人马，也就是给赖执中看家护院的一个排了。[1]

赖执中家业兴起得缘于“香木”，所谓“香木”，即大渡河每年雨季冲刷出来的千年香杉，俗称“建板”。这种木材据称永不腐朽，是制作寿材之上等材料，赖家自父辈起就因此而富甲一方。赖本人是1894年生人，少读私塾，稍长即入越嶲县官立学堂，民国四年(1915年)毕业于成都志诚法政学校。同年返乡随父经商，几年后就任民团团总。1924年曾出任川军第四师副官长，后再返乡开矿办学，“改土归流”后参与“彝务”，任“彝务总指挥部”营长，家道因此而更趋鼎盛，迄至20世纪40年代，已在越嶲境内置地六七十亩，田四百余亩，且兼营开矿、采金之业及商贸。[2]

至于大渡河上游的“香木”行业，那差不多就是赖执中家的私产了。大渡河年年冲下的“香木”，唯有他与下游河段的羊仁安可以享有，无论这东西在他们的地域里被谁发现，都必须报缴，而且在未被运走之前，要负看守责任，否则性命难保。这般富甲一方也霸道一方，就连刘文辉部的川军将领们在多年后的回忆文字中都颇有不忿之言。负责此段河防的第七团团长余味儒之所以派了个袍哥营长来守桃子湾，也是想凭借他的袍哥关系，把同为袍哥队伍的赖执中营给组织和调动起来，以弥补川军方面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河防兵力。[3]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个“袍哥关系”，坏了“大渡河河防”这盘菜。

本来，按“河防部署”，赖执中的袍哥，应该与韩槐堦的袍哥一起撤向北岸渡口布防。

至于安顺场，那就是要跟五六十里外的纳耳坝一样，当晚就要被付之一炬。

韩槐堦也是这样准备的，白天，他已经将最后一批粮食和重要物资送到对岸;除留下两只船外，其余船只已全部毁坏或拉到对岸;安顺场满街也堆积了柴草，老百姓的家具等等也已经搬出了屋，只准备点上一把火，就化作一堆灰烬。

但“河防部署”贯彻到这最后一步时，两支袍哥队伍的大佬拧了脖子。

这街上的房子有一大半是赖执中的财产，赖执中他舍不得这些坛坛罐罐。

说出口的理由也头头是道：

“韩营长，你想哈子嘛!‘红脑壳’是不是硬是要走这边嘛!宁雅正道啷个也比这边挡鼻子遮眼睛的路好走噻!从冕宁过来那些‘倮倮’地方，未必就硬是楞格好打整嗦?要是红脑壳不走这边，哥子的这些房子就一把火烧啰，太可惜啰嘛!二天满街都成了光腔腔，你哥子要来耍，又吃啥子喝啥子呢?”

“赖哥子，万一这红脑壳硬是要走这边，你我挡毬不到，又啷个对上峰扯回票哩?”

“哪有楞格凶险嘛，哥子我已经在这个条子上放了十多个哨卡，‘红脑壳’一来，娃儿些飞叉叉地就要跑来报消息嘛，到那个时候再烧房子也搞得赢嘛!再说罗，‘红脑壳’都是些外省人，这边的路是啷个生起在，他们硬是就都晓得嗦?又啷个跑得倒楞格快嘛，未必然他们的腿杆子就不是肉长的嗦，我肯信!”[4]

……

两人争执不下，又一起过河去找团长余味儒吃“讲茶”。余味儒一来因为在这片地面儿上办差，不能不对“地头蛇”礼让三分;二来中央红军第二先遣队在大树堡大张旗鼓的“渡河”声势也多少让他对安顺场这边的情况心存侥幸，于是也就迁就了赖执中的坚持：“赖营长，兹事体大，兄弟也不敢马虎，你看这样要得不?你担个保具个结，‘红脑壳’一到你就烧街。这个样子兄弟也好对上峰扯回票，你说要得不?”

赖执中慨然应诺，当场签了字画了押，担了保具了结，回到了安顺场。

于是，房子没有烧，船也靠了岸。赖执中也回家做起了好梦。[5]

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两位不那么认真贯彻“河防部署”的营长，给红军帮了一个大忙。

就在赖执中回家睡起大觉的同时，中央红军渡河第一先遣队占领了马鞍山。

马鞍山位于安顺场东南侧三四公里处。山不高，白天可以清楚通视整个安顺场。

24日下午时分，红一团冒着蒙蒙细雨从察罗镇出发，经姚河坝、小堡子、老街子、海洋会、三墩、新场，于当日20时左右到达马鞍山。这段行程大约有六七十里——对于日前刚经历了120里急行军的战士们来说，那的确称得上是相当艰巨的。

安顺场稀疏的灯光在望，大渡河轰隆的咆哮已闻。

在马鞍山作短暂休息时，侦察员已从当地老乡口中得知两岸敌军的情况。

杨得志、黎林简单商量后作出部署：由团长杨得志带领孙继先的一营夺取安顺场;由团政治委员黎林带领陈正湘的二营到下游的小水村作佯动，以吸引和牵制宿大坪、连坡湾(今石棉县城对岸)方向可能来援的敌余味儒团主力，以三营长尹国赤率三营担任后卫，留在原地掩护指挥机关和保证刘、聂、李等首长的安全。

事关重大，刘伯承、聂荣臻和红一师师长李聚奎都打着手电亲自检查准备工作。

在马鞍山半坡一间小茅草屋里，刘、聂首长找来一营营长孙继先，亲自交代任务：

“孙继先，你知道石达开么?”

“不知道。”孙继先，宁都兵暴过来的老行伍，没啃过什么历史书。

前留法学生聂荣臻给他扼要讲了讲古。

“蒋介石说，朱毛红军插翅难逃，要做第二个石达开咧!”聂荣臻捎带着激了一将。

“嗤，管他十达开九达开，反正我们一定过河!”

孙继先瘪了瘪嘴，鼻子里轻轻哼出一声。

“我们会不会成为石达开，就看你们的了!”刘伯承一只独眼瞪住了孙继先。

孙继先本能地把腰一直，胸脯一挺。

“安顺场守敌不多，不是刘文辉的正规军，是当地的地头蛇、民团一类的武装。你马上率领一营去完成四个任务：第一，歼灭安顺场的全部敌人，歼灭后，点一堆火，作为信号;第二，部队占领安顺场后，迅速找船，找到船，再点一堆火;第三，立即渡河;第四，渡河过去，固守滩头阵地，掩护后面部队渡河。再点一堆火，我们后续部队马上就到。明白了么?”

“明白!”

孙继先领受任务后转身还没跨出门，刘伯承又补上一句：

“毛主席就在我们后面。他相信我们能渡过去。我们一定要渡过去!”[6]

孙继先回到一营，一番简短动员，也作了具体部署：一连从安顺场西面攻击;三连从西南面攻击;二连和营部重机枪排从东南沿河边攻击前进，并负责搜寻船只。孙继先本人随二连行动。22时，全营一起开始行动。

经过紧张准备，22时，红一团一营扑向安顺场。

战斗本身应该说进行得相当顺利。

尖兵排冲进安顺场时，哨所里的袍哥们正在开展“娱乐活动”，喝酒、拉琴、唱戏、赌牌。有哨兵听见响动问了一声“干啥子的……”下半句话就噎回肚子里了——人家已经冲到面前，黑洞洞的“花机关”正凑在眼前晃悠。

屋子里的人还不满地嘟囔：

“哪个在乱毬叫唤?完了这一局再撒你龟儿的酒疯要不得嗦?”

“歇哈哈儿，歇哈哈儿，我们是朱毛红军。”尖兵排的川籍战士嘿嘿一脸怪笑。

“噢哟，红脑壳来……”有人跳起来就想跑。

“哗……”一排“花机关”响过，袍哥们谁也不敢动了——都怕炮子穿个对红心。

这也就是不过20分钟的事儿。

正在公馆中高卧不起的赖执中听到枪声一跃而起，随从也报告说公馆门口的卫兵已被红军缴械。赖执中顾不上别的，让人把临街铺面点上一把火烧着，然后攀上后院墙就要逃跑，孰不料跳下墙时跌了跟斗把脚崴了，只好让勤务兵刘正清背着，经安顺场后山跑到彝区躲了起来。

赖执中的确高明，沿街铺面着了火就要殃及邻边民房，大家都去救火了他就好跑。事情的发展也还真就是这样，红军和老百姓一起去救火了，也就没人顾得上去找他了——救完火，红军还给积极救火的群众每人发了三个大洋[7]。

赖执中的随从还是有十来个人钻进了一座小碉楼，拒不缴枪。

孙继先说这个碉楼先围起来不管它，还是找船要紧。

这会儿，后面跟来的杨得志也敲开路边一座小屋，向一位老者打听渡船。

正说着，听见背后一声川腔：“啥子人?”

通讯员很机灵，“快慢机”哗啦一声顶上火：“不准动，老子是朱毛红军!”

两个人双手把枪举过头顶，一跪不起。

一问，是管船的袍哥。

“通讯员，把这几个货给孙营长送去，要他赶紧找船。”

通讯员来传达命令的时候，孙继先也在安顺场东头一间小屋里找到一个老乡。老乡说这些天倒是有船来来往往，但昨天都被拖到对岸去了，只留了一只小船来回送信送东西，但有时在这边，有时在那边，今晚究竟在哪边，说不准。

孙继先的心一下就被吊到了嗓子眼儿。

正在焦急，东南方向传来几声枪响。不一会儿，二连一个战士飞跑着来报告：

“营长，有一只船有一只船……”

“在哪儿?快带我去!”孙继先一跃而起，带着那个战士就往河边跑。

离街上一里多路的河湾旁围着一群人，月光下有一只小船在漂荡。

孙继先吊在嗓子眼儿的心，一下就落了下来。

[图3-1：安顺场当年就是这样的渡船(复制品)(占半幅)]　　

二、有船就有办法——杨得志要击楫中流

二连政治指导员黄守义向孙继先报告了情况。

原来这就是那只往来送信的船，不用时就泊在这个岔河湾里，还搭了个哨棚派人看着。一连冲向安顺场街心时也打这儿经过，夜暗沉沉却谁都没注意这儿泊着一条船，旁边还有个哨棚。待到场镇里枪声响起来时，守船的几个袍哥赶紧把船拖出来想往对岸逃跑。当二连搜索到河边时，船已经离岸三四十米了。幸而河岸边水浅，二连战士们跳进水中端着机枪兜空一梭子，又连唬带吓一通吆喝，船又被乖乖地摇回了岸边……

船到手了，孙继先却犯了难。

按刘总参谋长的部署，找到了船马上就应该渡河，夺取对岸滩头阵地。现在夜晚沉沉，大渡河的咆哮声又淹没了刚才战斗的枪声，对岸的敌人可能还不一定知道这边的情况，我们有可能打他一个措手不及……然而这只是地面战斗的经验，现在的问题是大渡河水流湍急。先不说渡过河去，就是把船拖到一里外上游的渡口，没半小时根本就不成——对岸到处都是悬崖峭壁，倘若就地起渡，小船会被河水冲过对岸渡口而没地儿靠岸。河中哪里有暗礁哪里有漩流我们不清楚，船工现在也还没找到。如果贸然就地起渡，实在没有什么把握。现在已经快凌晨3点了，究竟如何是好得赶紧拿个主意……

考虑好一阵儿，孙继先终于拿定了一个“机断专行”的主意：尽快将船拖到上游渡口，通讯员跑步去报告刘、聂首长和杨得志团长。[8]

回到镇里，才想到应该按刘总参谋长的指示“点火堆”。

刚要安排人去点火，耳旁响起一声怒吼：

“孙继先，你该死!你搞啥子名堂?为啥子不点火?”

一只眼的刘伯承一脸怒气，站在他面前。

孙继先浑身一机灵，赶紧立正检讨：“刚才忘了……”

聂荣臻走过来缓和了一下气氛：“说说情况，到底怎么样?”

孙继先惴惴不安地把战斗情况和自己刚才的盘算向两位首长作了报告。

——他心里也没底，不知道自己刚才的“机断处置”究竟对不对。

静静地听过孙继先汇报，刘伯承的怒气也褪去了。他在来的路上也找老乡了解过，当晚渡河是不现实的。要渡河，须在晴朗的白天，把船拉到上游一里多路的渡口，由当地熟知水性的船夫摆渡，才能斜划到对岸去。如果半夜由红军战士自己划船，即使不被暗礁碰坏，到了对岸也难以停靠渡口，还可能白白损失这条至为宝贵的船。

考虑了片刻，刘伯承决定改变原来的安排：

“好!一营现在开始睡觉，明天一大早，把全街能买来的最好吃的东西都给你们买来，早饭后，强渡!”[9]

不过这觉还睡不了——还有一伙在碉楼的敌人没有解决哩。

孙继先找到了船也腾出了手，组织部队很快就把这里的敌人解决了。

美中不足，赖执中跑掉了。

赖执中逃脱后在外躲了很长时间，红军过境大半年儿后才回到安顺场。那段日子里，川军河防诸将都在互相抱怨推卸责任，他则因前有担保具结后又弃任而逃不敢出面自辩，于是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安顺场之失的唯一替罪羊：“刘文辉部担任河防之夷兵赖营又叛变与匪通，匪之一部，遂得由安顺场窜渡……”[10]

如此一来，他就更不敢回家来了——直到事过境迁，没人再追究这事儿为止。

回到安顺场后，赖执中继续传承了他那本来就很红火的家业，而且越做越大：修公路，办学校，开矿业，助农桑，同时也贩鸦片，卖军火，霸林业，并田土，仍然是富甲一方霸道一方，好事儿有一些，恶事一大堆。在处理“彝务”和与其他恶霸的明争暗斗中，也欠下了一屁股血债。[11]

1950年5月，赖执中因在民间械斗和“治彝”中欠下的诸多血债，被人民政府镇压。[12]

赖执中是成都志诚法政学校毕业生，有文化，有见识，爱交际，擅书法，对他的另一面没有切身感受的人往往觉得他很开明，很有书卷气，许多与其交往过的进步人士甚至地下党员，都对他抱有一定的好感，认为他“颇有文采，实无霸气”，“为人豪爽”，甚至还有“亲共情绪”——这似乎也不是空穴来风，比如赖的长子赖鑫有，抗战初期就参加了新四军(更名赖华)。[13]

还是那句话，历史是复杂的，处在历史漩涡中的历史人物也是复杂的。

这是后话了，还是回到那年那月那日的安顺场来。

——1935年5月24日深夜，中央红军渡河第一先遣队占领安顺场。

这个日子，与七十二年前太平军占领安顺场的时间，在同一个月。

差一点还是同一天——相差仅仅十天。

还有一点与翼王相同——同逢涨水天。

前面横着一条大渡河。

孙继先把船搞到了，杨得志团长就开始盘算着渡河的事情了。琢磨了半个晚上，思来又想去，但瞅不着水情和对岸的敌情，心里还是怎么着也不踏实。25日清晨天刚放亮，他又和孙继先一起趴在河边，一边举着望远镜观察水情、敌情和对岸的地形，一边在心里盘算着，互相嘀咕着：咱该怎么着靠这唯一的一条船，把对岸的渡口抢到手。

大渡河此时正好涨水，河宽虽不过二百多米，但河水流速超过每秒四米，从此岸渡口到彼岸渡口只能顺流斜漂而下，如此，船至彼岸的行程至少在五六百米开外，而且水流湍急，暗礁丛生，惊涛咆哮，声震如雷。撑船过河本身就是一个难度很高的“技术活”，而且彼岸敌军火力的严重威胁——此岸渡口正对着彼岸一座碉堡，这座碉堡居高临下俯瞰着此岸相对低矮的渡口和沿岸;此岸船在在彼岸桃子湾渡口靠岸后，得攀上大约数十米长的一段陡峭石阶，石阶上面就是敌人的工事和四座碉堡，其火力可以控制此岸船只启渡后的全部行程……

工事和碉堡后方有几座小屋，有围墙，渡口守军韩槐堦营的主力有可能就隐蔽集结在村庄中，准备伺机向渡口发起反冲击，击退登岸红军。从动静上看，敌人似乎并没有察觉安顺场已被红军占领。[14]

年纪虽轻却已身经百战的杨得志和孙继先都认为，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遇到的第三道江河天堑，比乌江急，比金沙险，彼岸高山连绵，地势居高临下，河面完全在守军火力的瞰制之下，是个易守难攻之所在。红军渡河行动中船渡过程，船靠彼岸后船工为返回而在峭崖下向上游拉纤拖船，以及船回此岸后向上游拉纤拖船至渡口的过程，都会受到彼岸守军居高临下的火力威胁——当年的船渡情况是：两岸渡口都要拉纤拖船上行一般距离：“河对岸安靖坝渡口桃子湾的船拉到尖石包新路上，河这边从陈家湾拉到小河口(笔者注：松林河与大渡河交汇处以南约数百米处)起渡”[15]。

渡河方案有几种：

一是泅渡：水急浪高漩涡多，人一下水，肯定被急流卷走。

此案昨夜即被他们自己否决。

二是架桥：现在瞅得很明白，眼下正值洪水季节，水深无法打桩，又无船可以连接。

此案亦被否定。

三是船渡：这是唯一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方案。

方案实施办法：在此岸组织强大的火力掩护，严密封锁彼岸敌军碉堡和工事，准备封锁彼岸渡口上游和下游两个方向可能来援的敌军，并组织一支短小精悍的突击队，乘坐那只唯一的小船，在此岸火力掩护下穿过激流，冲上岸去夺取敌人的工事。

这个方案实施起来，有两个不小的困难：

一是此岸掩护火力必须对彼岸敌军具有压倒优势，以形成有效的压制效果。因船靠彼岸后还要拉纤拖船至上游，才能放回此岸渡口，船回此岸后再次启渡至彼岸渡口，这前前后后需要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故而第一批突击队员有可能要在彼岸渡口坚持至少一个小时以上。如此，突击队必须配备具有相当持续性的火力与火器。

二是船渡必须配备充足的船工，以增强这唯一的一只船在船渡中的保险系数。

刘伯承熟虑良久，同意了杨得志的方案：“火力必须强大，轻重机枪要集中使用，三挺机枪封锁一个枪眼。各营连在沿渡口河岸二里开外排开，组织特等射手，专打露头之敌，一定要打得他们抬不起头来!军团炮兵连组织炮火掩护。”

火力相对来说问题不大——相较于韩槐堦的袍哥队伍，杨得志的本钱还是很足的。

这天清晨时分，陈光率红二师主力也陆续赶来。在得悉了有关情况后，他即指挥已到达的部队在渡口两翼展开并接替红一团的两翼阵地，监控并准备封锁对岸桃子湾渡口上、下游方向可能来援之敌：红一军团炮工营的四门八二迫击炮进入阵地担任强渡火力掩护，其中一门炮由神炮手赵章成亲自掌炮;安顺场渡口右侧河岸上，六挺重机枪、数十挺轻机枪一字排开，操家伙的都是清一色身经百战的特等射手。他们的任务是：封锁敌人的碉堡，阻击韩槐堦营主力向渡口发起的反冲击，掩护渡河突击队抢占桃子湾渡口。

除彼岸渡口正面外，两侧上、下游也都部署了掩护火力：安顺场下游小水的重机枪火力，控制彼岸安顺场渡口溃逃之韩营，并阻扼从宿大坪、连坡湾方向的可能来援之敌;安顺场上游松林河北岸的重机枪火力，控制彼岸挖角坝方向可能来援之敌以及彼岸渡口被击溃之敌。[16]

后来的影视也好，文字也好，总是把红军描绘成一支装备低劣，只有大刀长矛土枪土炮的队伍。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红军主力，尤其是像红一、三、五军团这样的主力兵团，都是百战劲旅，胜仗多多，缴获多多，当然装备的好玩艺儿也就多多。红三军团炮兵营甚至还有几门很像样的山炮，以及当时连国民党军中都不多见的高射机枪(当时称作“机关炮”)。长征中四渡赤水，为了便于机动，山炮被沉了，重机枪也被拆埋了一些，但装备仍然还是很精良的——你可以想想看，老打胜仗缴别人枪的红军总是扛着梭镖土枪这合不合情理?

还有陈赓的干部团，脑袋上一色的德式钢盔——连刘湘精锐郭勋祺部都没这么排场的行头。土城战斗干部团登场亮相之时，川军弟兄们看花了眼，还以为是“中央大军”上来增援了哩!当然，各位也别怪川军弟兄们土包子没见过世面，就是现在，谁在反映长征的影视作品中见过清一色戴钢盔的红军?

四渡赤水那会儿，红军缴了黔军这类部队的枪，除了武装游击队和老百姓，一般都一把火烧了——档次太低，瞧不上。而且边烧还边瘪嘴：“嗤，嗤，九响炮，烧火棍一根，王家军，侯家兵，都没啥出息，这号货色也好意思背!”

最多的一次，一烧就是上千支。

从红军与国民党军装备的整体对比来看，当然是敌强我弱——尤其是与国民党中央军相比，这是一个铁的事实;但与某些国民党地方军阀及其个体单位——尤其是川军“破落大户”刘文辉乃至韩、赖袍哥这类队伍相比，又是我强敌弱，这也是一个铁的事实。

火力有了，剩下的问题就是——船工。

船工的问题很要紧，刘伯承日前夜里就在考虑：安顺场的老百姓中肯定有船工。随先遣队行动的红一军团组织部长肖华更是为这事儿忙活了一夜：他和红一团的群工干部和宣传队员们踏着雨后泥泞，在安顺场里里外外走家串户，终于找了十来个船工。[17]

船工们当然有顾虑：这可不是平常撑船，只需一心对付水情。这是要打仗，枪炮不长眼，要是有个好歹，一家老小啷个活命?但这来请的都是些背枪拿刀的大兵，虽然说话和和气气，但要拧着不去恐怕也是脱不倒爪爪[18]的哈……

这个情况并不意外，红军有的是钥匙来开这道锁。

先是好酒好肉的款待，然后手拉手拉家常摆“龙门阵”，从干人[19]们如何受苦遭罪到数落刘家军、赖袍哥的种种霸道和劣行：老板你看我们参加红军前也是干人，干得没得办法了才跟着共产党造反求活路。天亮了我们就要渡河，你们也看见我们的机枪和大炮了，韩袍哥那几条破枪经得起我们捶么?你们给我们撑船，那就是为天下干人效力，红军将来得了天下，你们就是有功之臣!你们给我们撑船，我们的战士也要保护你们，不会让枪子儿打到你们身上的。我们还要给大家发米，发烟土，安排好你们家人的生活，撑船前先发工钱，你们还可以多多联络些船工来……

这种很沾地气儿的“家常龙门阵”很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有个叫帅士高的船工很有些血性：“红军先生说得对，我撑了半辈子船，缺吃少穿，前两天还要被撵出老屋，龟儿刘家军还要把安顺场烧光，哪个王八蛋才不恨这些龟儿挨炮子的刘家军!左右都是个死，与其让他们逼死，还不如把红军先生送过河打他龟儿的刘家军，死了也算值……”

船工们情绪激昂，纷纷响应，而且还联络了更多的船工。

——后来几天给红军撑船摆渡的船工，有77人之多。[20]

船工的问题也解决了。

[图3-2：桃子湾看安顺场渡口(占半幅)]

注释

[1]张弗尘：《红军长征经过“河道”及强渡大渡河的概况》，《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3页;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红军长征在四川》第101～第102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2]《石棉县志》第749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3]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0～第34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4]想哈子：四川方言，想一下;楞格：四川方言，这么;光腔腔：四川方言，空架子。

[5]张弗尘：《红军长征哈经过“河道”及强渡大渡河的概况》，《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3页。

[6]孙继先：《强渡大渡河》，《星火燎原·第3辑》第141～第142页，战士出版社1960年8月第1版。

[7]中共雅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从大渡河到夹金山——纪念红军长征的一段艰苦历程》，第24～第25页、第41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8]孙继先：《强渡大渡河》，《星火燎原·第3辑》，第144～第145页，战士出版社1960年8月第1版。

[9]孙继先：《强渡大渡河》，《星火燎原·第3辑》第145页，战士出版社1960年8月第1版;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红军长征在四川》第103～第104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10]贺国光编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第373～第374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1986年9月翻印。

[11]《石棉县志》第749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12]《石棉县志》第749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13]吴鲁仲：《赖执中在西昌》，《石棉文史资料·第1辑》第84～第96页;孙汝坚：《赖执中的两件事》《石棉文史资料·第2辑》第125～第127页。

[14]孙继先：《强渡大渡河》，《星火燎原·第3辑》第145～第146页，战士出版社1960年8月第1版。笔者也曾到现场与曾任安顺乡乡长的罗向如同志一起调查核对过当年的地形和敌军工事配备。

[15]张弗尘：《红军长征经过“河道”及强渡大渡河的概况》，《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6页。

[16]笔者参照红军方面的回忆文字并到现场与曾任安顺乡乡长的罗向如同志一起作过调查核对。另据时任红六团政治委员的邓飞老人在《强渡大渡河战斗的回忆》一文中称，5月25日，红四团、红六团分别接替了红一团在安顺场上游老街、下游下坝、小水的掩护阵地。邓飞：《强渡大渡河战斗的回忆》，《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0～第11页。

[17]肖华：《向安顺场的英雄船工致敬》，《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3～第5页。

[18]脱不倒爪爪：四川方言，摆脱不了关系。

[19]干人，指穷人。

[20]《石棉县志》第758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第三章 一叶孤舟系千钧？（中）

三、“一船烽火浪滔滔”——红一团孤舟勇渡

剩下的问题最关键：突击队的组成——哪些人来操家伙抢渡口?

关于突击队是如何组成的，孙继先留下了一段动人的回忆文字：

强渡，决定在九点钟开始。七点半钟，全营就集合在岸边了。

作战斗动员的是肖华部长。他简单地讲了讲渡河的意义，然后提高了嗓子问：

“同志们，谁愿意坐第一船过去?……”

这句话刚出口，顿时乱了营。谁都要坐第一船。你争我抢，连伙夫也站起来要求了。我看见有些连长、指导员想让本连争得这个任务，又不好意思出面，就跟这个战士咬咬耳朵，推推那个同志的肩膀，鼓动着战士去“闹”。营部通信班的同志大概原以为这第一船稳是他们的了，现在首长向大家一号召，更是急得不得了，有的急得直扯我的衣服，倒像我能给他“人情”似的。同志们的嗓门一个比一个高，一片喊声，把大渡河水的响声都给压住了。

肖华部长大概也没料到会这样，一时也给弄得没了办法，只是扬着手笑着说：

“同志们，静一静……”

哪里静得下来。这时，聂政委插话了。他说：“算了，由你们营长下命令吧，叫谁去谁去!”

顿时，全营同志的眼睛都朝着我来了。

看着这情景，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我们的战士多好呵!谁都知道执行这个任务有多么大的危险，但他们却都争抢着要去。

我请示杨团长：“二连长打仗勇敢，一排长也不差，还是叫二连去吧?”

杨团长点了点头说：“好!”

这一决定宣布以后，一、三连好不服气，又争了一阵，但二连的同志早已把船牢牢地护起来了。自然，在二连也少不了一场争抢，最后还是决定一排的一、二班为主，加上连长、排长和几个班长，组成了这支突击队。突击队员有连长熊尚林、排长曾令明、三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其余的我都记不清了。最使我难忘的，是二连的通信员。当渡河突击队要出发时，他突然哭着从队伍里冲到我面前，嚷着：“我要去，我一定要去!”我被他的求战情绪所感动，批准了他，他破涕为笑地站到突击队的行列里。可惜他的名字我也记不起来了(笔者注：经各种回忆文字互为补充映证后核实，他是一营二连通讯员陈万清)。但他们十七位英雄名字，却永远留在我军光荣的历史上。

突击队的人员决定了以后，他们立即兴高采烈地装备起来：每人一支驳壳枪，一挺花机关，一把马刀，还有六至八个手榴弹。在连长熊尚林带领下，一班的八个同志跨上了小船。[1]

突击队指挥员、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

这种场景，在当年的中国大地上，大概只有共产党的军队中才会出现。

多年后，西方有研究管理学的学者们从“经济人假设”出发，提出了一个“集体行动困境”理论：所有参与集体行动的团队成员，都知道他们所参与的集体行动如果得以成功，整个团队乃至他们自己，都能获得相应的利益或好处。但却因此而产生了一种困境：团队成员每个个体都有搭便车享受集体行动成果的冲动，但这些个体有可能因为这种享受成果的“原始冲动”，而不愿意去为集体行动承担成本、支付代价乃至作出牺牲，从而使集体行动难以持续。

这就是所有的集体行动都不可避免需要面对的困境。

指挥第一船的突击队指挥员、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二连连长熊尚林

而当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群造反奴隶，成功地跨越了这种困境。这种成功不光对这支团队的成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激励，甚至也影响到了并非完全自觉自愿而且有可能是被动被迫地跟这支团队一起面对困境的人们。比如参加这次冒险犯难“集体行动”的船工，他们可是没见过多少仗火的老百姓!昨黑里借着酒劲儿可以慷慨激昂，今天一大早酒劲儿过了一听见枪要响，那腿肚子就不由自主地开始哆嗦——多年后有船工离开官府“新闻通稿”私下里掰活八卦段子玄龙门阵时也承认：“当时的确后悔甚至想跑”，但周围都是举着武器情绪激昂的战士，一来想跑也不敢跑，想跑也跑不了(登船强渡的战士们保护船工的责任那是分摊到人了的——也包括仗一打响防止他们惊慌逃亡)，二来看着自己也一样是五尺汉子，凭啥子人家就楞格拽[2]，自己就楞格萎[3]?哥子我这回为啥子就不能也拽他一哈哩?……

这的确是一个奇观。这种跨越“集体行动困境”的缘由之一，就是这支队伍的指挥员都是“承担成本、支付代价乃至作出牺牲”的带头人!或者换句话说，只有敢于也能够“承担成本、支付代价乃至作出牺牲”的“带头人”，也才有资格成为这支队伍的指挥员。而这种带头为“承担成本、支付代价乃至作出牺牲”的行为，在这支队伍的指挥员中是被视作“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比如，孙继先当年在为军中媒体《战士报》上报英雄名单之时，就把自己排除在外;后来在回忆文字中骄傲地宣布“他们十七位英雄名字，却永远留在我军光荣的历史上”之际，也理所当然地没有把他自己计入，以至于“十八勇士”变成“十七勇士”的误会延续至今，而且还很不好更正。

在如今关于这次强渡战斗的回忆或史述文字中，一条船载十七勇士一次强渡成功之说已然成为定论。然而喜欢究根问底是笔者作为治史者的本能，觉得还是把相关信息弄得越明白整得越清爽越好。在经多方考据并在安顺场打量了那艘船的原样复制品后，笔者认为还是现场两位指挥员杨得志、孙继先的回忆文字最有原汁原味，也最为详实可靠，合情合理：当年的那只船很小，除了八名船工，再载上九名突击队员和要携带的装具、武器和弹药，已无更多载人空间——这就是“十七人飞十七桨”[4]的由来。

况且，为了增强船渡成功的保险系数，一条船也不可能把人塞得太满。

——根据当地群众回忆，突击队分作两船强渡，是临登船时船工们建议。

当然严格来说，一船十七个英雄的说法也没错——船工也是英雄嘛!强渡成功后在驾船摆渡送红军渡河的过程中曾发生过翻船事故，刘元清、宋明清、郑金安、姚贵友、石满意、王有论、陈一金、余正论、刘老七等九名船工牺牲，红军落水牺牲的也有二十多人。[5]

杨得志口述(张重天记录)《大渡河畔英雄多》首见于《红旗飘飘·第2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7月第1版)，孙继先名为《强渡大渡河》的回忆文章首见于《星火燎原·第3辑》(战士出版社1960年2月第1版)，这是头两篇由战斗参与者、指挥者自己撰写的回忆文章。这两篇文章陈述的故事基本相同——都是突击队勇士们分两船先后强渡，而孙继先的文字则更为完整、细节更详实。笔者不妨将孙继先《强渡大渡河》的原文照录在此，并根据其他相关史料作一些解析和印证：

……我走向刘、聂首长。首长们正站在河边的工事里，用望远镜望着对面，不时地低声商量着什么。刘总参谋长问过我准备工作进行的情况，又向对岸望了一眼，向着杨团长说：“开始!”

“战斗开始!”杨团长下达了命令。

“达达的……”清亮的冲锋号声响了。

“哒!哒哒!”轻重机枪一齐向敌人的工事射击了。

“轰!轰!”两发炮弹在敌人的碉堡上爆炸了。[6]

这两发炮弹是由红一军团炮工营营长赵章成送到彼岸敌人工事的。据他回忆：这些工事不大，“容纳不下很多人，而且也不够坚固，但地势险要，居高临下，封锁着河面和渡口”，而他的“第一发炮弹就打在敌人的工事上，没有死伤的敌人拔腿就跑”。[7]

随即，突击队离岸出发：

二连连长一招手，系在岸上的绳索解开了，小船一颠一簸地向河心斜漂过去。

一时，同志们的目光一齐集中在这只在激浪中颠簸的小船上了。不知怎的，小船似乎走得特别慢，敌人的枪弹好像也特别密，在船的四周激起一团团的浪花。一会儿，浪花把整个小船遮住了，我们的心里顿时一阵发冷;一会儿浪头又把小船推出来，我们又高兴得欢呼起来。我们的心就这样随着小船的起伏跳动着。渐渐地，大家都忘掉了自己，陆续爬出了壕沟，站到岸上来。刘总参谋长、聂政委也挤到前面来了。号声突然停住了，肖华部长几步跑上去，从司号员手里夺下号来，甩了两甩，挺起胸膛吹起来。我知道，从首长到每个战斗员，这会儿大概都和我一样的心情：打吧，向我们打吧，只要不打中我们的船就行。

小船在破浪前进，驶过了中流，接近了崖下的死角，危险渐渐减少了。很快，小船便靠上了对岸。突击队的勇士们从船上跳下来。我紧张地望着他们，看看有多少伤亡。一个，两个……八个，九个，个个都生龙活虎般地扑上敌方渡口。“好!全活着!”我不由惊叫起来。[8]

据老船工何玉轩回忆，敌人也开了炮：“两边的枪像火炮子一样打开了，看见那只船的周围被大炮打起来的水花子都有十几丈高”[9]，这当然有些夸张，韩营最多有一两门六○小炮——小地方老百姓没见过真正的“大炮”，看见什么炮都觉得是“大炮”。

当空船往回返的时候，勇士们已经冲上了台阶。敌人慌乱地把滚雷和手榴弹乱扔下来。顿时，勇士们的身影被一团浓烟和炸起的水花遮住了。我们的心又紧张起来：他们还在不在?打了一阵以后，大概敌人以为把我们的人都消灭了，滚雷停止了。这时候，硝烟里又出现了一群人影，迅速向敌人的碉堡冲去。后来我登上对岸发现，原来渡口很陡，台阶又高，正好成了战士们隐蔽的死角，敌人的滚雷、手榴弹从战士们身上滚过，然后在岸边爆炸，因此没有伤亡。

突击队快要接近碉堡时，二百多敌人跃出工事，开始反冲锋了。我正想以火力掩护，那边杨团长早已下了命令：“给我轰!”赵章成同志把仅有的两发炮弹打出去了。炮弹正好落在敌人堆里，敌人一乱，勇士们冲进碉堡，控制了主要工事，和敌人厮打起来。[10]

万幸，万幸!——多年后笔者也去桃子湾渡口看过：石阶已不复存在，但陡峭依旧——孙继先所言不虚。不过孙继先关于掩护炮火的回忆与直接操炮的赵章成的回忆有点出入，根据赵章成的回忆，当时炮连手中的炮弹还有31发。[11]

有一个细节笔者听安顺场的人们“八卦”过：第一船靠岸时有枚敌人扔来的手榴弹滚进了船舱，一船工没见过这场面吓得纵身就要跳水逃生，却被旁边的红军战士拦腰一把给死死抱住，另一位战士则身手敏捷地拾起手榴弹扔了出去——两位红军战士配合默契，就跟事先商量好了且演练过似的……

那天，红一团组织的掩护火力起了很大的作用。数十挺轻重机枪专门瞅着敌人结成团儿的地方下家伙，彼岸山坡半腰正对着安顺场渡口的那座碉堡，自始至终都被红军的机枪火力封锁得死死的，真正是如刘伯承所要求的那样：被“打得抬不起头”。赵章成回忆说：“特别是一营机枪排长李德才打得尤为出色，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12]，惹得此岸红军将士一阵接一阵地欢呼：

“土佬，打得好!土佬，打得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土佬”是李德才的绰号，他把着一挺重机枪就像握着一支玩具水枪那么自如。

后来红一军团政治部的《战士报》这样表扬他们：“南岸猛烈火力掩护。‘牲’部(注：红一团代号)机枪连三个特等射手，一营机枪排一个特等射手，以及炮兵连的炮手表现了他们百发百中的准确，机关枪打得敌人不敢抬头”。[13]

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重机枪排排长李德才，绰号“土佬”

红一军团炮兵连连长、神炮手赵章成

笔杆子们的这话可是一点没掺假水——袍哥们的确是趴在地上不敢抬头了。

船在彼岸拉纤拖至上游后放回，孙继先率第二批突击队员登船。

这一次，他们带上轻、重机枪等重火器：

船又靠岸了。我带着二班和两挺轻机枪、一挺重机枪共八个战士跳进船里。小船在徐徐前进，可是心里却比在岸上时还要焦急，觉得船比在岸上看来还要慢。我紧握驳壳枪坐在船头上，向前面看着，连连催促船夫：“快点，快点划!”战斗还在渡口上面的小围子里激烈地进行，我们的人数和一营敌人相比实在太单薄了。回头看看南岸，同志们还都暴露在河岸上，扬着手，呼着口号;再看看船上的同志们，每个人都脸色铁青，直盯盯地望着对岸。尽管敌人的子弹在船旁的水里激起“刷刷”的声响，但谁也不在乎。[14]

然而正如俗话所言：欲速则不达。第二批突击队的这一船，比上一船，更费周折：

船刚过中流，忽然听见背后谁“哎哟”一声，扭头一看，一个战士正用手捂着右胳膊，接着，船底一股水像小喷泉似的直射出来，船被打穿了。

“快堵住，快堵住!”班长在喊，大家七手八脚地忙着把洞堵起来。

一个船夫直瞧着负伤战士的胳膊发呆。“快划呀!”我这一喊，他才又划起来。可是因为把握不稳，船被浪一打，往下一斜，直往礁石上撞过去。幸亏船夫眼灵手快，用力一扳桨，拼命抵住了礁石，船滑过一边。船夫的手也被擦破了。船在礁石边上摇摆着，眼看急流要把船冲到礁石下游去;如果被冲下去，再被礁石那边过来的水流一夹，船就会翻掉。在这紧急关头，船夫吃力地把住船，拼命地喊：“下来，快下来，把船推过去!”我们只好都下船跳到礁石上，有几个同志还站在水里，用水推，用肩抵，使船绕过礁石，才重又上船。当我们到达对岸时，已经在渡口下面二百多公尺的地方了。因为是陡壁，没法上岸，又只好再把船拖上去，弄了整整一个钟头，才到了渡口。[15]

船工帅士高回忆：“本来我们是想把船靠在对岸尖石包，好躲过敌人的火力，但是水急，船靠不拢，刚一进去就被挤了出来冲下去，船边边被礁石擦了一下，咔的一声，都担心船烂，经检查船还未烂。船已打到桃子湾。”[16]

这个时候，彼岸的战斗正趋于白热化——第二批突击队员来得正好。

渡口上的战斗更紧张了，我们第一批战士据守住碉堡，敌人正进行着一次反击。我们上去的正是时候。我一招手，八九颗手榴弹一起甩了出去，敌人两个班被打垮了。我和熊尚林同志带的九个同志会合了。查查人数，我们十八个人，除了一两个负重伤的，一个也不少。我向熊尚林喊了声：“赶快往前打!”十几支自动火器一压，守敌完全垮了，一路退到北面的山上，一路沿河逃走了。[17]

突击队攻占桃子湾渡口

强渡成功!

刘、聂首长，两岸壮士，一齐发出欢呼。

这场战斗的持续时间大约是三个小时。

孙继先充分地享受且抒发了胜利者的豪迈：

渡口完全被我们占领了。我俯在小围墙上，向对岸望去，第三船已经平稳地驶过了中流，正向岸边疾进。船上的重机枪在正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坐在船头上的正是杨得志团长。岸上，还继续传来震天动地的喊声。我把驳壳枪往皮带上一插，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蒋介石继续作他消灭红军的迷梦吧!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永远不会作石达开第二!我们胜利了![18]

的确也是如此。

石达开的阴影，至少在安顺场，被朱毛红军的“十八勇士”一把抹去了。

十八勇士留下了英名：

红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

红一团二连连长熊尚林;

红一团二连二排排长罗会明;

红一团二连三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发秋、曾先吉;

红一团二连四班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肖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

红一团二连通讯员陈万清。[19]

强渡大渡河的突击队勇士们

很多年后，安顺场老乡与来这里看旧战场的人们津津乐道这场战事，还在咋舌：

“啧，啧，红军是飞过河去的?”

石达开，毛泽东。

紫打地，安顺场。

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

这一天蒋介石的部署是：

“自乾(刘文辉)集中康定、泸州(定)”，“薛(岳)交番前进”。

这位最高统帅对“匪之动向”的判断则是：“匪将入青康窜新疆、宁夏”[20]。

[图3-3：安顺场强渡战斗示意图(1935年5月24日～25日)(占1幅)]

注释

[1]孙继先：《强渡大渡河》，《星火燎原·第3辑》第146～第147页，战士出版社1960年8月第1版。

[2]拽：四川方言，厉害之意。

[3]萎：四川方言，懦弱。

[4]李一氓诗：“十七人飞十七桨，一船烽火浪滔滔。输他大渡称天险，又见红军过铁桥。”

[5]《石棉县志》第758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张弗尘：《红军长征经过“河道”及强渡大渡河的概况》，《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6页。

[6]孙继先：《强渡大渡河》，《星火燎原·第3辑》第147～第148页，战士出版社1960年8月第1版。

[7]赵章成：《掩护十七勇士抢渡大渡河》，《炮兵·回忆史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4页，1996年2月第1版。

[8]孙继先：《强渡大渡河》，《星火燎原·第3辑》第148页，战士出版社1960年8月第1版。

[9]张弗尘：《红军长征经过“河道”及强渡大渡河的概况》，《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4页。

[10]孙继先：《强渡大渡河》，《星火燎原·第3辑》第148～第149页，战士出版社1960年8月第1版。

[11]赵章成：《掩护十七勇士抢渡大渡河》，《炮兵·回忆史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4页，1996年2月第1版。

[12]赵章成：《掩护十七勇士抢渡大渡河》，《炮兵·回忆史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4页，1996年2月第1版。

[13]《战士报》第186期。

[14]孙继先：《强渡大渡河》，《星火燎原·第3辑》第148页，战士出版社1960年8月第1版。

[15]孙继先：《强渡大渡河》，《星火燎原·第3辑》第149～第150页，战士出版社1960年8月第1版。

[16]张弗尘：《红军长征经过“河道”及强渡大渡河的概况》，《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4～第5页。

[17]孙继先：《强渡大渡河》，《星火燎原·第3辑》第150页，战士出版社1960年8月第1版。

[18]孙继先：《强渡大渡河》，《星火燎原·第3辑》第150页，战士出版社1960年8月第1版。

[19]《“牲部”强渡大渡河的十七个英雄(1935年6月3日《战士报》第186期)》，《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6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0]《蒋介石1935年5月反省录(1935年5月25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二十四年五至七月(上)》([台湾]高素兰编著)第154页，国史馆2008年11月初版。　　

第三章 一叶孤舟系千钧？（下）

四、夹河而上奔泸定——中革军委作出重要抉择

杨得志乘第三船过河后，突击队在桃子湾渡口夺得了韩营的另一条船，两只小船继续来回穿梭摆渡，船渡速度开始加快。陆续登岸的部队则继续向下游反击，以巩固和扩大渡口阵地。至26日凌晨，红一团主力渡过大渡河，居高临下，乘胜向下游宿大坪、连坡湾的余味儒团发起猛烈冲击。而余味儒团官兵一触即溃，枪械物资遍地狼藉，谁也挡不住，谁也不去挡。

当日午后，紧跟在红二师之后的红一师主力也陆续赶到安顺场。红二团开始渡河。

红一团占领安靖坝后，又找到了一条船。随即，红六团一营在小水又打捞起一条沉船。

上午7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聂荣臻将渡河情况电告继进的红三、五军团首长：

董、李、彭、杨：

㈠安顺场河宽百米，深约三十米左右，但流速一米达八至两米达。

㈡架桥材料已备齐，今二十六日拂晓开始架设，本日尚无把握架成。

㈢找到船共四只，只一只好的，可容四十余人，余三只均坏，刻正赶修中。

㈣我一团主力已船渡北岸，余尚续渡中，本午十时前可全部渡过。该团渡完后，一师即继续渡河。

㈤安顺场至龙场河北之敌均逃。

林、聂

二十六日七时[1]

红一军团工兵连在尝试架桥时，修船的工作也在同步进行。随着船只的陆续修复，船工队伍也逐渐扩大，最多时增加到77人[2]，还成立了渡河指挥部，由船工刘学仲担任总指挥，“军委干部团政治科学员负责押船”，“船工分为六个组，人停船不停，从早到晚轮班开船”。[3]两岸点起了马灯和篝火，两岸各有一个排的红军战士负责拉纤拖船。南岸河边搭了三个棚子供船工休息、吃饭，每天天刚亮就开船，傍晚看不见了才收工。船工的待遇极其优厚，一天开五顿饭，顿顿有肉吃，鸦片烟还管够。

安顺场的老乡们说：这可是安顺场从来没有过的盛况。[4]

26日上午10时，红一团全部渡完。中午时分，继进的红二团开始续渡。

红一团顺流而下，猛击沿岸川军。

据川军河防诸将回忆，当时第五旅的防御阵势整个就乱了套：

正当纳耳坝火光炽烈的时候，右翼余团传来飞报，说红军已于早饭后渡河。该团官兵随即沿河岸羊肠小道三三两两向下游逃窜，有的气喘吁吁，折臂跛腿;有的歪戴帽、横挂枪、骂声不绝，一概不听制止。[5]

川军第五旅旅长杨学端本人说得更凄楚：

夜半(笔者注：5月25日夜)，进至距安靖坝十余里的某地(笔者注：大概是农场对岸——今石棉县城对岸)，即与余团会合，与过了河的红军在河边山地对战相持。至次日下午组织进攻无大进展，反遭红军反扑。我正面的唐(灼元)团第五连连长孙某负伤，全线溃退下来，引起全线动摇，两翼纷纷后退，麜集在道路两侧小地区，形成混乱。我在正中央机枪阵地督战，见此情况，知非后撤整理不能再战，仍率余、唐两团后撤至八排、三梭窝既设碉堡线上，再行抵抗。[6]

当时的情况是：杨学端看到混乱局面已难以挽回，便思谋着找一片能与河道成直角的山地另行布置防线。在与美罗场的山防大队长裴敬一商量后，他决定由连坡湾登上野猪岗山顶，据险扼守。但到达连坡湾时，第七团团长余味儒也逃来与他们“会合”了——还有一大堆溃兵。

然而这一“会合”，还不如不会合。川军河防诸将在回忆文字中写道：

这时余团官兵不断溃逃，谁也不敢去制止。连尚未参加战斗的预备队中的营长董文权也丢掉部队，伙同余团溃兵向下游逃走。杨旅长认为情况万分紧急，只有登上野猪岗山顶之一途，当由本地人陈俊安(裴敬一的中队长)领路上山，从傍晚一直走到天明(26日)，才到达野猪岗山顶(小地名三梭窝)摆开阵势。这时红军到达对山山顶，相互射击。红军在对山以火力掩护，部队由山下向野猪岗山顶仰攻。唐灼元团机枪连有一机枪手，用机枪俯射山下红军，但却被对山红军一枪击倒。这时第五旅部队因枪支射程有限，无法对付对山红军火力，只有向山下仰攻的红军射击。这时左侧临河边的余团的余笑凡连不支，向山腰撤退;右侧高地唐团席营之一连，亦被红军压迫后撤，整个阵线动摇，旅部急忙下令向美罗场方向撤退。

第五旅败兵到达美罗场时，天已入暮，整天没有吃饭，官兵疲乏不堪，倒地即酣睡不起，无法布防。[7]

川军一个甲种旅的防线，就这么着，在一天之内崩溃了。

——桃子湾渡口下游百余里内，再无川军踪影。

战后，杨学端被刘文辉大加申斥，一个甲种旅被缩编为两团四营，两个团长都被撤职。

韩槐堦韩袍哥的一营袍哥，只收拢不到一连人——还加上了吃空额的。

所以就只好当连长了。[8]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是25日下午时分跟在红二师之后赶到安顺场的。26日中午时分，因为与已过河的红一团联系不上，他打电话向在小水村附近以火力掩护对岸部队行动的红六团询问情况。红六团首长回答说大渡河涛声隆隆，对岸部队在山间行进，根本听不见此岸红军的呼声——吹号也听不见。

林彪问接电话的红六团政治委员邓飞：“你看见黎林没有?”

“我看见他在对岸。”

“你问他，他们前头的部队已经到哪里了?”

“我们现在正吹号联系，但他们听不见。”

“你们写大字标语摆在沙滩上问他。”

这个办法好!——林彪出了个挺聪明的主意。

朱水秋团长让宣传队用战士们的识字板写好了大字标语，又发了颗信号弹提醒。

黎林用望远镜看见了。不一会儿，也用大字标语回复道：

“二营前卫连已进至宿大坪，敌正向汉源方向逃窜”[9]。

很别致的通讯联络方式，算是彼年彼月彼日大渡河战场上的一段小花絮。

红一军团二师六团团长朱水秋

红一军团一师一团政治委员黎林

对岸肃清残敌巩固渡口的行动进展很顺利，但此岸架桥的行动却很不顺利。

工兵连从25日下午折腾到26日上午，尝试了很多办法都未能成功：河水太深，无法打桩;想牵铁丝过河再铺设木板吧，拉起的铁丝在急流中几次被冲断;想用船体来连接吧，又根本没有那么多的船……

人送雅号“能人”的工兵连连长王耀南，真是没一点咒念了。

参与组织架桥工作的肖华后来回忆道：

控制渡口之后，为了抓紧时间抢渡，我们曾试图架设浮桥。后续部队为我们准备了许多铁丝、木板、竹子。架桥指挥是何迪宙，他原来是敌人工兵营营长，第四次反“围剿”时被我军俘虏过来的，由我任架桥政委。我们将几十根铁丝拧结为一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浮桥刚搭好一半，就被湍急的洪流冲垮了。反复数次，皆因水急浪猛，流速太快而未能成功。[10]

26日上午，毛泽东等赶到了安顺场。

“我早就说过，刘伯承这条独眼龙，肯定能把我们带过大渡河!”

中午，面对刘伯承摆的一桌米酒，毛泽东兴致勃勃。

刘伯承却仍是一脸忧色：“主席，刚才我盘了一下账。现在我们只有四只小船，一次只能渡四五十人，来回一个钟头。照这样渡法，要个把月才能把几万部队渡完。而据九军团电称，薛岳部李韫珩第五十三师今天已经接近礼州，离这里也就是几天的路程。蒋介石不会给我们一个月的时间啊!”

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很有同感：“刚才我在镇上拜访了一位90多岁的老秀才，这人名叫宋大顺，曾经亲眼目睹了石达开的覆灭。老人记忆力很好，还给我念了一首诗。”

“噢，念来听听!”诗人毛泽东来了兴致，好像全然没把当前的严峻形势当回事。

李富春掏出一个小本子念念有词：“前有大渡河天险阻拦，右有唐军门雄师百万，左有松林河铁索斩断，后有铁寨子倮倮把关。”

毛泽东摇头：“诗作得一般化，秀才恐怕是捐来的。”

“这位老人跟我说，‘长毛并非匪类，军纪严明，但你们红军比他们更好。’”李富春笑着说。

“我们不是石达开嘛!”

李富春一笑：“主席别忙，老人还念了一首诗歌颂我们红军哩!”

“噢，听听看，我们跟石达开有什么不同?”

“红军起义替天行道，百税厘金一笔勾销，贪官污吏望风而逃，打尽土豪百姓欢笑。”

“跟前一首差不多，不过这位老者的确还是有些见识。”毛泽东继续打哈哈。

“老人最后对我说，我们百姓当然不愿意你们走，不过你们不走，恐怕也是不行的。此地不是停留之地哩!你们还是得赶紧走!’”[11]

言下之意，石达开的阴影，仍然还笼罩着红军，红军前途仍然未卜。

“今天工兵连几次试着架桥，根本就行不通，12根、24根头号铁索都被冲断。”

刘伯承继续汇报。

毛泽东脸色严峻起来，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也相顾点头——其实他们几位一到安顺场，就已经找过许多老乡了解过情况，还到河边查看过水情，对这个形势，在场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看法也是一致的。

审时度势之后，毛泽东等作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抉择，这个抉择于当日电告了各部首长：

林、刘、聂、彭、杨、董、李(抄送邓、蔡))、左、刘：

A.安顺场及其下游之小水、龙场三处共有渡船四只，因水流急，每天只能渡团余，架桥不可能。同时由安顺场至泸定桥之铁索桥仅三站路，由泸定桥可直趋天全、雅安或芦山。我第一团现在龙场对岸之老铺子，扼阻并监视其东北山地之刘敌第七团，一师明午可全部渡完。

B.我野战军为迂回雅安，首先取得天全、芦山乃至懋功，以树立依托，并配合红四方面军向茂县行动，决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其部署：我第一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归聂、刘指挥，循大渡河左岸;林率一军团[军]团部、二师主力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均向泸定桥急进，协同袭取该桥。军委纵队及三军团、第五团、九军团准一军团部及二师主力行进路线跟进。

C.一军团之第一师应于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两日由安靖坝先后经瓦狗坝、龙八布，以两天半行程达到泸定桥急进。经瓦狗坝、龙八布时，应向清溪方向各派出警戒部队，待干部团赶到后撤收。干部团主力明二十七日开安顺场渡河，接替老铺子第一团任务，以一部留龙场、小水警戒并监护渡船。

D.一军团部及二师主力，于明拂晓起亦以两天半行程由安顺场经四[田]湾、楂维到建沙坝、泸定桥急进。五军团明晨由现地经新场、安顺场进至海罗瓦、草罗沟之线。

E.三军团明晨应由海棠或海棠以南西转至洗马姑、岔罗之线，并须到岔罗补充足五天粮米。

F.第五团仍留大树堡及万公堰、大冲南岸，续行佯渡，惑敌一天，并准备二十八号向海棠、洗马姑转移。

G.各兵团均须在岔罗、安顺场补足五天粮食。

H.军委纵队明日集中安顺场。

朱

5.26.[12]

这个抉择的要点是：一、中央红军主力组成左、右两个纵队，沿两岸夹河而进，袭取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右纵队为正在渡河的红一师和待渡河的军委干部团，军委干部团渡河后先向下游接替红一团任务，继续警戒和阻击下游川军;二、正从越嶲赶往大树堡的红三军团在海棠改道，转向洗马姑、察罗，向安顺场前进;三、在大树堡的左权、刘亚楼所率红五团继续执行佯动任务至27日，28日经海棠、洗马姑转向安顺场与主力会合。

同时，朱总司令还电告殿后的红军九军团：“西昌之敌约一个团由河西岸向泸沽前进”，“我九军团应坚决击退该敌，以便今二十六日夜转向冕宁开进，与王首道、李井泉游击队会合，并须在冕宁扼守追敌;只在泸沽通冕宁路被截断时，才可向冕山、登相营转移，并节节迟阻追敌。”[13]

朱总司令该电中“西昌之敌约一个团”不是薛岳的中央军，而是被中央军“礼让”到前头的刘文辉的“川康边防军”第二旅刘元琮部主力。因为这当口的中央军弟兄们实在是打不起精神头来：这几个月以来的“追剿”那基本上就是“服苦役”，而且还看不见何时是个尽头。现在有“委座”的“稳进手令”来保驾护航，谁还有那精神头带头往前闯哩?

如今表现红军长征艰苦卓绝的文字和影视可谓是铺天盖地，而很少有人提及国民党军实际上也差不太多的“艰苦卓绝”。其实一进入川滇黔甘边这类山区，被追者与跟追者基本上就处在差不多平等的位置了，跟追者的所有优势也就大都不复存在：跑路那是双方都得甩着两条腿跑，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可以助力;打仗那是双方都操着差不多档次的家伙打——除了天上的飞机，跟追者的重兵器大家伙没法拖着走;粮食困难那是双方都存在的问题，跟追者的补给全靠人力畜力运补，一样的问题大大的;再到后来，跟追者除了没过草地，雪山也一样得翻——甚至比被追者翻得更早……

相较而言，土生土长的川军反倒显得比中央军更能适应这种环境。

一旦双方都处在这种相对平等的位置上了，那被追者的优势实际上也就凸显出来了。

以后的两天里，这种优势得到了惊世骇俗的展现和印证。

吃苦，跑路，至少在那个时代，还没谁能比得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

而能吃苦能跑路的军队，那不就是能打仗的军队么?

[图3-4：巩固安顺场渡口战斗示意图(1935年5月26～28日)(占1幅)]　　

五、路还是桥？急追还是稳进？——刘文辉和蒋介石的纠结

中央红军渡河第一先遣队在安顺场强渡成功，对刘文辉而言，那效果是震撼性的!

此时正拟从雅安去汉源的大渡河上游守将刘文辉是何时得到中央红军在安顺场强渡成功的确切消息的?——注意，笔者说的是“确切”，确——切！从目前川军档案文献中来看，其上限不会早于5月26日凌晨5时。刘文辉虽然是川军中的“破落大户”，穷酸得紧，但电台还是可以通到旅一级单位乃至部分执行重要任务的团一级单位的。但在这个时间以前，他得到的是一个“不确切”的信息：“安顺场方面有赤匪便衣队扰乱肖团防线”。而且这个信息很可能是来自第五旅第二十一团肖绍成部的报告——肖团位于安顺场上游五十里外的挖角坝，向刘文辉上报这个“不确切信息”的时间是在5月26日凌晨1时之前。

笔者作出这个判断的依据，是清溪镇的川军第四旅旅长袁镛相继发出的几个命令：

第一个命令是下达给第四旅第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的：

顷本军长电谕，安顺场方面有赤匪便衣队扰乱肖(绍成)团防线，仰派队取捷径前往增援。等因奉此。仰该团即派肖守哲营(即第三十八团第一营)，即刻出发，经富庄取小道捷径向挖角坝前进，位于肖绍成团后方，并切取联络，相机行动。仍将前方情形随时报部为要。

此令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

旅长 袁镛[14]

此令是1935年5月26日午前1时发自汉源(今汉源县清溪镇)教育局旅部。

肖绍成距安顺场距离很远，加上山路隔绝，与下游旅部的通讯联络实际上是不畅的。“赤匪”在安顺场强渡成功的消息，他是不可能那么快就知晓的。那么他又是如何得到这个“不确切信息”的?笔者不得而知，只好揣测：是红一团强渡成功后，向挖角坝方向派出了侦察人员?还是肖绍成自己心有惴惴因而弓杯蛇影草木皆兵?……

不管肖绍成这个“不确切信息”来源如何，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这个时候的刘文辉认为，肖团报告的这个“敌情”不算太大，故而只是“派兵一营”;二是此间与安顺场两岸渡口失守担戴最大的第五旅旅长杨学端，迄至此时为止，并没有向刘文辉报告准确而可靠的信息——甚至连不准确的信息也没有。

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此间在前线指挥的杨学端正焦头烂额，电台还不一定随时跟在身边。

到了凌晨3时，袁镛又向挖角坝方向增派援兵了，这个命令是发给所辖各团的：

顷奉军长电谕，安顺场方面有赤匪便衣队扰乱肖团防线，仰率部取捷径增援，并派兵一营进驻冷积[碛]。等因奉此。除令十一团曾(子佩)营进驻冷积[碛]，三十八团肖(守哲)营经富庄向挖角坝先行搜索前进外，其余部队按照如下之时间顺序向挖角坝出发;

一、十一团二、三营于午前五时三十分;

二、手枪连、旅部于午前六时二十分;

三、三十八团二、三营于午前七时三十分;

四、各团及本部笨重行李一律存汉源城，由陈盈欧营派兵一连负责保管。

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该团长即便遵照为要。此令。[15]

援兵增至四个营，另派出一个营翻越飞越岭进驻冷碛!增兵的依据哩?仍然是那个“不确切信息”——“安顺场方面有赤匪便衣队扰乱肖团防线”。看来刘文辉对这个原以为并不算太重大的“敌情”还是心有惴惴，不太敢掉以轻心了，于是又将第四旅袁镛部这支他手中唯一的机动兵力派出了三分之二。

然而当天下午6时40分，这个命令又被改变了——而且改变得很厉害，是方向改变：

一、顷奉军长电渝，该旅杨(开诚)团全部进驻龙八步，对左翼择地作工，李团即驻飞越岭，构筑坚固阵地。等因。

二、杨(开诚)团陈(盈欧)营随同副师长到飞越岭，李团肖营暂驻蛮庄林，待情况明后再报向飞越岭归还建制，该营即派官长侦探一名，设法前进至挖角坝，与肖(绍成)团取联络，并侦察情形。

三、明(二十七)日拂晓，按十一团、三十八团、旅部手枪连之顺序，向目的地出发，杨(开诚)团务于本日到达。仰转饬遵照。此令。[16]

这个命令是从飞越岭东坡下的泥头驿县(今汉源县宜东镇)发出的，可见这个时候袁镛已率第四旅旅部离开清溪进驻了宜东。同时也可以说明，26日凌晨的那两个命令在当日白天并没有执行(否则该旅主力当天至少已进至王岗坪，第三个部署也就无法执行)。究其缘由，只能是“当日白天”不断有更为确切的消息从第五旅旅长杨学端处传来：过河的红军不是什么“便衣队”，而就是“赤匪”主力!杨旅担负的大渡河下游防线已全线崩溃!

还可以看出的是，刘文辉这个时候仍然没有操心泸定桥的问题。

究其缘由，很可能是刘文辉对于“赤匪”渡河后架桥不成而从最坏处着想所产生的“船只困难”，未必就能已清楚洞悉：26日当天中央红军过河部队已向杨旅发起反击并将其击溃并逐退至三梭窝、美罗场附近，这在刘、袁等川军将领的心目中很可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这数十公里河段的船只完全有可能已被“赤匪”控制，“赤匪”主力完全有可能从此间全部渡河。他们很可能溯河而上来抢沈村—龙八埠—化林坪—飞越岭—宜东—富庄—清溪这条“川康要道”——那个年代最主要的川康通道也是“茶马古道”，而且还有可能继续控制沿岸船只。此间过河“赤匪”首先威胁的是“路”，而不是尚在“路”之北侧数十里之遥的“桥”!

这从刘文辉“该旅杨(开诚)团全部进驻龙八步，对左翼择地作工，李团即驻飞越岭，构筑坚固阵地”的“电谕”内容可以得窥一斑：“对左翼择地作工”，那就是对大渡河东岸的下游筑工设防，防止已渡河的“赤匪”溯河而上来抢“川康要道”!而原本部署驰援挖角坝的“一营”人马，现在已变成了“官长侦探一名”，任务当然不是增援而成了“与肖团取联络，并侦察情形”——侦察从下游溯河而上的“赤匪”的“情形”。

看得出来，刘自公现在最担心也是最操心的是：中央红军主力沿东岸溯河而上，夺取“川康要道”而趋汉源(今汉源县清溪镇)，尔后再顺势夺取雅安!这就相当于要刨刘自公的老根，他就是明知挡不住，也得把头皮硬起来挡一挡!

次日一大早，川军第四旅主力从宜东出发，翻越飞越岭，开赴大渡河东岸。

很有意思的是，日前——也就是刘文辉确悉中央红军在安顺场强渡成功并紧急向大渡河上游东岸派兵布防的那天，蒋介石又给薛岳下达了一个要求尾追红军的中央军各部“稳打稳扎”的手令：

薛总指挥：

我军由西昌前进时，各部应照剿匪行军要领，须梯次交番前进。例如，第一日第一纵队先由西昌到礼州，次日仍须暂驻原地筑碉，掩护其第二纵队第二日向泸沽前进。及至第二纵队到达泸沽时，则第三日令其暂驻泸沽筑碉，而掩护第一纵队或其他纵队向冕宁前进。及我冕宁部队到目的地之日，再令驻礼州部队或泸沽部队向冕山与越嶲前进。但其在礼州与泸沽已筑之碉堡，仍须派后续或指定守备部队防守，而前进行动之时，切戒其对本身掩护、搜索、警戒之署，勿稍违剿匪手本之原则为要。中决本日飞成都。

中正。[17]

佩服蒋公，这心操得实在是太仔细了!不光是每日行程，连进止时间都给卡得死死的。

目前笔者可以确认的是，蒋介石写下这个手令之时，并不知晓“赤匪”已成功渡河的消息——刘文辉也是当天下午才确悉这个消息并作出了相关反应的。蒋公当日飞抵成都后的23时，对“匪之动向”的判断已经延展到了西域荒漠乃至黄土高坡：“残匪窜向：甲、宁夏;乙、张掖;丙、陕北;丁、玉树”[18]。而在给薛岳的另一电中，通报的则是刘自公于24日晚上上报的一个既“陈旧”又“乌龙”的“敌情”：

限即到

薛总指挥：

中刻抵成都，据刘自乾敬亥电(笔者注：5月24日23时)称：大树堡已发现便衣队一二百人混在难民中，为我军河防部队擒得，故未得逞，但匪大部尚未发觉也。我军在德昌应酌留一营兵力筑碉防守，并征集粮秣，保护后方输送为要。

中正。有[亥]侍参电[19]

看来左权、刘亚楼那天在大树堡的佯动，既哄了刘自公，也哄了“委员长”——还连哄了几天。比如，蒋公在5月27日那天的反省录中，仍然固执地将包围圈划在了一片遥远天际：“以后剿匪战略。如匪向西康突围。则取远势大包围之。注重陇西南之布防。若匪合股，则急定川北包围之法，北守南攻。东攻西守。以期聚歼”[20]。

薛岳将军生前撰有《剿匪纪实》，对这一段时间的部署留下了很详尽的文字：他也的确是没有辜负蒋公的这番操心，“中央大军”大军的日行程始终控制每日三十里至六十里之间。[21]当然，估计他老人家的属下官兵肯定也很欢迎最高统帅再次强调的“稳打稳扎”的那个手令：走一天歇一天，怎么着也比被催着命踢着屁股往前闯要好得多啊!再说这越往大渡河边儿走，这地形越是复杂艰险，要一个不留神儿被“赤匪”冷不丁杀个回马枪打个伏击，那不是上赶着自找倒霉么?

国民党中央军追剿红军总指挥薛岳

还真是这样，蒋公给薛长官发出这个手令的第二天，被薛岳部中央军“礼让”到了“中央大军”前头的“川康边防军”第二旅刘元琮部，就在泸沽被“赤匪”们打了一个伏击——因“川康边防军”在红军从金沙江畔北进时守住了会理、西昌两座城池，得到了最高统帅蒋公的奖赏，心气儿也高了起来，跟追“赤匪”的劲头竟然超过了“中央大军”。

27日那天，已尾追中央红军后卫红九军团至松林的刘元琮部兵分三路合击泸沽，还传令甘相营邓秀廷率部前来助战。泸沽系西汉古镇，坐落于安宁河与其支流孙水河交汇处，有桥连接孙水河两岸的南北街，镇东有要隘孙水关，西有梳妆台，南有接官坪，北有老君台，军事地理地位十分重要。刘元琮的部署是：刘本人率机关枪、迫击炮两连及旅直属队从接官坪大路北进，作正面攻击;白永安团从安宁河西岸经梳妆台攻击红九军团左翼并切断通往冕宁的道路;旅部手枪连则占领孙水关及五里牌隘口，从东侧切断泸沽通往越嶲的道路。

这位刘元琮是刘文辉族侄，与刘元瑭一样，也是个狠角色，人称“三莽子”。

不过他这回遇上了一位更狠的。

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

红九军团一个营在南街顽强阻击刘旅，在掩护机关、后勤部门和辎重物资转移后，撤至孙水河北岸隐蔽布阵，正面攻击的刘旅直属队一部跨桥尾追，被红九军团迫击炮火击退。从泸沽东侧进攻的刘旅手枪连在镇东郊涉河攻击时，又遭预伏红军集火射击，手枪连阵形大乱，尸体顺河漂下，余者狂奔入南岸民房躲避，红军则从容撤至北街。刘旅直属队一个连再度跨桥攻击进入北街时，又遭预伏红军火力杀伤，伤亡十余人。刘元琮恼羞成怒，集中迫击炮火向北街猛烈射击，红军为避免民众伤亡及民房损毁，从北街撤向镇外。

率部从泸沽西郊迂回红九军团的白永安看见红军北撤，认定这是在“逃窜”，遂令所部从梳妆台经踏水桥放胆追击。红军且战且退，经东岳庙退向李家堡，白永安越加气盛，继续放胆跟追。白团先头营进至李家堡时，预伏在此的红九军团主力在军团长罗炳辉指挥下突然杀出，迫击炮、机关枪、排子枪齐发之后，又是刺刀、马刀一拥而上。一片开阔地上无处藏身的白团先头营官兵顿时乱作一团，前头的纷纷跪地缴枪，后头的疯狂奔逃。督战的营长策马跃上踏水桥急欲奔逃时，又被桥板缝隙别住了马腿而堵塞了桥面，于是正纷纷涌上桥面奔逃的官兵纷纷落水。踏水桥下是安宁河散流河水形成的小峡谷，急湍似箭，猛浪若奔，岸陡水深，漩涡相连，白团官兵落水者罕有活命。急切中，一士兵砍断马腿，桥面方得通畅。白永安又指挥机枪在此岸山头掩护，从红军枪下刀下幸存的先头营官兵始得平安过河……

不过半小时，刘旅白团损兵折将，大败而归。红九军团俘敌百余，白团官兵落水而亡亦有百余，阵亡中校参谋、连长、副连长各一员，士兵七八十名。而红九军团缴枪百余，子弹万余，于当日主动撤离，从容北进。而刘元琮旅也于当日退回松林……

这个时候，奉刘元琮之召的邓秀廷部才跚跚从甘相营来到泸沽。

战后，“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传令将白永安撤职，在率部再度进至泸沽镇时，又以“作战不力”为由，将白团两个排长枪决于泸沽桥上。[22]

就在刘元琮泸沽惨败的同一天，安顺场的中央红军主力开始夹河而进，奔袭泸定桥。

注释

[1]《林彪、聂荣臻关于安顺场渡河情况致红三、五军团电(1935年5月26日7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5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石棉县志》第758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3]中共雅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从大渡河到夹金山——纪念红军长征的一段艰苦历程》第28页，1986年9月第1版。

[4]张弗尘：《红军长征经过“河道”及强渡大渡河的概况》，《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5～第7页。

[5]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1～第34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6]杨学端：《防守大渡河实况》，《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5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7]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2～第34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8]杨学端：《防守大渡河实况》，《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5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当时川造步枪因钢材质量问题，不耐高膛压，因此不得不减少子弹的装药量，有的甚至“减半装药”。

[9]邓飞：《强渡大渡河战斗的回忆》，《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1～第12页。

[10]肖华：《向安顺场英雄的船工致敬》，《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6页。

[11]李富春与宋大顺的谈话，张弗尘先生在《红军长征经过“河道”及强渡大渡河的概况》一文中有过考证，参见《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5～第7页。另，石棉县文化馆也有调查材料——转引自中共雅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从大渡河到夹金山——纪念红军长征的一段艰苦历程》第31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12]《朱德关于我军夺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的部署(1935年5月26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55～第35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3]《朱德关于继续阻击追敌致罗炳辉、何长工、王首道、李井泉电(节录)(1935年5月26日)》，《朱德年谱(1886～1976)·上》(新编本)第50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14]《袁镛派兵一营前往挖角坝命令(1935年5月26日午前1时于汉源教育局旅部)》，《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50～第151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15]《袁镛命各团向挖角坝出发令(1935年5月26日午前三时汉源城教育局旅部)》，《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51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16]《袁镛命进驻龙八步飞越岭令(1935年5月26日午后6时40分泥头驿县公署旅部)》，《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51～第152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17]贺国光编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第162～第164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1986年9月翻印。

[18]《蒋介石1935年5月反省录(1935年5月26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二十四年五至七月(上)》([台湾]高素兰编著)第157页，国史馆2008年11月初版。

[19]贺国光编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第165～第166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1986年9月翻印。

[20]《蒋介石1935年5月反省录(1935年5月27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二十四年五至七月(上)》([台湾]高素兰编著)第158～第159页，国史馆2008年11月初版。

[21]薛岳编：《剿匪纪实•滇黔川南追剿》第67页，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1月版。

[22]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冕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1～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