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夫之女：我们家的“国家孩子”

近日，我在看电视剧《国家孩子》的时候，一件陈年往事又非常鲜活地浮现在眼前。我的小妹妹，就是我父母收养的南方孤儿。

记得那是1959年夏天，我正在院子里玩，母亲忽然走到面前，蹲下拉着我手说，你不是一直说别人都有弟弟妹妹，只有你没有吗?现在你也有小妹妹了。

我懵懵懂懂地来到自己的房间，看见姨母也在。房间里新加了一张婴儿床，床上躺着一个很小的婴儿。

母亲一直拉着我的手，不断地说，你看，小妹妹多可爱呀!

我那时是第一次看见婴儿，非常好奇，还有些紧张。说实话，眼前的小娃娃真说不上多可爱，她又瘦又小，好像一只刚出生的猫仔，而且脸上还长着很多红色的疹子。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先天带来的湿疹。

母亲接着说：这是你的小妹妹，你要对她好，长大了也要照顾她。

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这样郑重其事，这样的话，她从来没有对我的哥哥姐姐说过。因为年纪的缘故，我没有感到这个妹妹的不同寻常之处。我只知道，我也有妹妹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母亲还是考虑很周到的，因为我一直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现在有了一个更小、更需要呵护的小妹妹，怕我心里不平衡，先把思想工作做在前头。

说来也怪，我小的时候不是很听话的，我和哥哥姐姐也时有吵闹，但是我们都对这个小妹妹非常关照，以致后来，已经成了一个习惯了。

我的父亲乌兰夫给这个小妹妹起名“乌兰奥德”，汉文翻译过来就是“红星”的意思。但是我们都喜欢叫她的小名“东东”。后来，她的名字也几经转换，但不知为什么，东东是我记忆最深刻的名字，因为承载了太多的儿时记忆。

东东在父母的呵护下很快恢复了健康，活泼可爱。只是她的湿疹一直没有痊愈，满脸都是红色的小疹子，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因为又疼又痒，小孩子就会整夜地哭闹。只要听到妹妹的哭声，无论多晚多累，母亲都会到我们的房间里，把她抱起来安抚。为了不吵到我们，母亲就把她抱到走廊的另外一头，来回走动。只要我半夜醒来，看见走廊的灯亮着，就知道母亲又在哄妹妹睡觉了。

妹妹的湿疹总是不见好转，成了母亲的心病。为了防止小孩子把脸抓破，我母亲缝制了纱布手套，套在东东的小手上，可是这也不是解决的办法。后来一位老中医开了一服中药，要长期服用。中药又苦又涩，妹妹不愿意喝，总是又哭又闹。再后来，我母亲想了一个办法，把苹果刮成泥，和中药拌在一起，用小勺子喂给她吃，居然很管用，妹妹不再抗拒了。天天看见妹妹这样吃药，时间一长，我就好奇起来了，觉得黑黑的中药和苹果泥拌在一起吃，大概很美味。有一天，我见四下无人，就把放在桌上的半碗中药和苹果如法炮制地吃掉了，觉得味道还不错。姨母给妹妹喂药的时候，发现药不见了，十分纳闷，好几天都听见她自言自语：没看见家里有耗子呀?耗子也喝中药吗?

东东转眼到了快上小学的年龄，母亲已经早早替她办好了上幼儿园学前班的手续。按照计划，1966年9月，我妹妹就应该正式入学了。

但是事情却有了谁也没有料到的变化。

1966年春天，我父亲去北京开会，我母亲随行。因为离我妹妹上学的时间还有好几个月，母亲就把她带在身边，这样方便照顾。但是他们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当年，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出于私欲，诬陷我的父亲反党叛国。由于事关重大，中央对我的父亲审查了六年，最后证明是被人诬陷。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怀下，父亲1973年恢复工作，周恩来总理还特意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首提“单刀赴会”的评价。这些历史过往知道的人很多，我就不再追叙，只讲一下和我妹妹有关的事儿。

在我父亲审查期间，他和我母亲基本是与世隔绝，先是北京，后是湖南，都是荒山野岭和军事禁区。我们是1972年前后去湖南看望父母的。谈话之间，母亲非常歉疚地说，我妹妹没上过学，将来不知道怎么办。我惊奇地看了一眼东东，几年不见，已经是个小大人了，不但很懂事儿，而且温雅大方，哪里像个文盲了?

但是我妹妹却很自负。她告诉我，她早就读完了小学课本，是妈妈教的。现在，妈妈正在托警卫战士给她买初中课本。

没有想到的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父母还是给予了妹妹尽可能基础教育。

在湖南的十几天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儿。

我妹妹喜欢读文艺作品。但是她只有一本小说，就是《欧阳海之歌》。这是我妹妹从换防的战士宿舍里捡来的，已经读了好几年了，磨得破损卷边了。但是我妹妹还是喜欢看，特别是下午闲暇的时候，她会在窗前的阳光下细细阅读，一幅其乐无穷的样子。

其实，我父母那里还是有不少书籍的。我母亲一直有个习惯，就是随同我父亲出门的时候，一定带一只装满书籍材料的皮箱。但是这都是马列经典和理论方面的书，没有文艺作品。

六年前，我母亲离开居所的时候，也带了这样一只皮箱，可能是走得匆忙，无意卷进了一本俄文版的俄罗斯中短篇小说集，插图很精美。

有一天，我妹妹又在翻看这些插图，还轻轻叹着气。

这一幕被我父亲看见了，他对我妹妹招招手说，过来，爸爸给你翻译。

我从堂屋路过，看见我妹妹皱着眉头，满脸不悦地听着。我父亲正好说到：两只鸟哇哇叫着飞起来，一会儿就不见踪影了。

我不识时务地哈哈大笑起来，说：这也太不文艺了!

我母亲听见了，立刻觉得我说得对。她命令我把父亲的翻译变成文学化的文字，一笔一画地誊写在我妹妹的小学生练习本上，供她阅读。当时我真想给自己一巴掌，懊恼自己的多嘴。

所幸的是，我哥哥也参与了这项工作。于是我们在湖南最后几天，都是和父亲在这样的讨论中度过的：“这是什么样的鸟?是快乐地叫还是悲伤的?雾蒙蒙是什么天气?早晨还是黄昏?”等等。

我回到北京后，我的朋友们都知道了我妹妹的情况。我第二次去湖南的时候，手里只提了一只很大的旅行包，全是中外名著，是朋友们送给我妹妹的。

父母回到北京后，我妹妹才第一次进入学校。那时侯，她已经十三四岁了。所幸，我妹妹很努力，也多亏了我父母六年的基础教育，她顺利地考上了高中，后来进入了大学。

我父亲去世后，妹妹萌生了出国留学的想法。那时候，我母亲已经是重病在身。我母亲把她和父亲的全部积蓄——2万元人民币全部交给了她，作为父母对她最后的祝福。

直到母亲去世，我妹妹都不知道她和这个家庭毫无血缘关系。但是她得到了我父母给予的比亲生子女更多的关爱。

今年三月，在建国七十周年前夕，北京召开了乌兰夫民族工作国际交流会，向国际友人分享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念和经验。我当时发言说，乌兰夫提出让草原人民领养南方孤儿，当然有对蒙古民族性格的深刻了解，比如心胸博大、爱护幼小、具有深厚的母爱等等。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仅仅十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也只有十二年，中国的各民族之间在旧时代反动统治者压迫和挑唆形成的、持续了几百年的仇视、隔膜、争斗、歧视已经基本被消除了，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成功，是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创造的奇迹。所以，乌兰夫完全有把握、有信心以家庭领养的方式，让这些南方孤儿渡过难关、健康成长。

后来，我也想到了一个小小的因素，也只能是猜想，已经无从查证了。我妹妹是1959年被我的父母收养的，是内蒙古大规模接受孤儿的前一年，这种家庭抚养的方式，会不会多少给我父亲一些启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