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杂谈录】历史观的一元论坚守：驳阶级视角二元论的虚妄

在当下的理论探讨中，一种看似“全面”的观点渐有萌芽之势，其主张历史观察应当从“单一的受压迫阶级视角”转向“兼顾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的二元视角”。这种观点以“反对片面化”为幌子，试图在阶级分析的框架内塞进调和折中的逻辑，实则是对马列毛主义阶级分析法的根本性误读，更是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刻意回避。其迷惑性在于将“多视角”与“二元论”混为一谈，将“历史复杂性”与“阶级立场模糊化”画上等号，最终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沼。要戳破这种理论错误的泡沫，就必须回归马列毛主义的理论本源，以唯物辩证法为标尺，厘清阶级分析法的真正内涵，捍卫人民史观的一元论根基。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马列毛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从始至终都不是所谓的“受压迫阶级视角”，而是“站在历史进步立场上的先进阶级视角”。这一点正是“兼顾压迫与被压迫二元视角”错误扭曲事实的关键。这个二元视角的第一个根本谬误，就是对阶级分析法立足点的歪曲。二元论者将阶级分析法曲解为“谁弱我就帮谁”、“谁强我就打谁”的身份政治游戏，把科学的历史判断降格为朴素的道德同情，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严重矮化，更是将阶级分析法“政治正确化”的典型表现。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早已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但这种“人的活动”并非杂乱无章的个体行为，而是在特定生产关系中展开的阶级实践，其中推动历史前进的，始终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阶级力量。列宁在《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中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不是要把各个阶级对立起来，而是要精确地分析各个阶级的地位和利益，从而找到能够带领群众前进的那个阶级”。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资产阶级之所以被马克思称为“上升的阶级”，并非因为它是“压迫者”或“被压迫者”，而是因为它打破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桎梏，建立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其“上升性”完全源于推动历史进步的客观作用，而非实力强弱。同样的，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无产阶级之所以成为革命的主体，也并非因为它是“最弱势的阶级”，而是因为它是与大工业生产相联系、代表着公有制取代私有制这一历史必然趋势的先进阶级——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无产阶级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它的历史使命是“消灭私有制”。这种以“历史进步性”为核心的阶级判断，与二元论者主张的“兼顾压迫与被压迫阶级视角”有着天壤之别——前者是基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运动的科学判断，后者则是脱离历史规律的主观折中，更是对马列毛主义阶级分析法“解决革命主体与友敌问题”这一根本使命的背离。

二元论者声称“单一视角无法完整分析历史”，却恰恰忽略了马列毛主义阶级分析法本身所蕴含的辩证全面性。这种全面性并非来自“两个阶级视角的简单叠加”，而是源于对阶级矛盾运动规律的深刻把握。当我们站在历史进步的立场，以先进阶级的实践为线索分析历史时，必然会同时触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互动关系，既看到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推行的剥削政策对生产力的阻碍，也不否认其在特定历史阶段为延续统治而进行的改革所产生的客观进步效果;既批判压迫阶级的腐朽性，也承认其在组织社会生产、维护疆域统一等方面的历史作用。以中国封建史为例，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唐初的“均田制”，本质上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缓和土地兼并引发的阶级矛盾而采取的措施，这些政策在短期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但并未改变封建土地私有制的本质，最终仍无法逃脱“土地兼并到阶级矛盾激化再到农民起义”的历史周期率。(这一点在【思辨杂谈录】王朝周期律已经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马列毛主义史学界对这些历史现象的分析，从未陷入“只看农民视角”的片面性，而是通过剖析统治阶级政策与农民处境的内在联系，揭示封建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这种分析方法的全面性，是建立在对历史本质规律的把握之上，而非二元论者所主张的“视角平衡”。前者是“抓住主要矛盾带动次要矛盾”的唯物辩证法，后者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折衷主义。

深入剖析这个二元观点的第二个错误认知，则更能看清其理论的荒谬性。他们认为“需要兼顾两个阶级视角才能完整分析历史”，却完全无视了被压迫阶级——尤其是以劳苦大众为主体的被压迫阶级——在历史进程中的特殊地位，在以私有制为基础建立起的暴力机器下，被压迫阶级不仅反映着自身的困难处境，更承载着压迫阶级施政乱政的全部影响，是整个社会矛盾的集中表现。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分析法国农民时指出，他们“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这种分散性使其成为统治阶级压迫的直接对象，而他们的苦难“既是波拿巴王朝存在的基础，也是其覆灭的导火索”。这种集中表现本身就决定了，坚持从被压迫阶级视角分析历史，天然具备完整把握历史的能力，既看到统治阶级剥削政策对生产力的阻碍，也承认其为延续统治而进行的改革的客观效果。其中尤以劳苦大众作为最主要构成群体，他们是剥削社会的实际社会基础，其处境的恶化程度直接标志着阶级矛盾的尖锐程度;同时，他们的组织力量更是剥削阶级统治的核心根基，没有劳苦大众提供的社会“风口”，英雄枭雄、王侯将相便无“起飞”可能。他们手中的财富是通过税收、地租、剩余价值等形式从劳苦大众那里掠夺而来的，麾下的军队是通过征兵制从劳苦大众中征召而来的，依赖的知识分子是通过教育体系由劳苦大众的劳动成果供养长大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尖锐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这种思想统治的物质基础，正是无偿占有劳苦大众创造的社会财富。劳苦大众的处境就是统治阶级财政的晴雨表，农民“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的境遇，必然意味着封建王朝的横征暴敛已突破社会极限;工人“物的世界增值与人的世界贬值”的对立，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危机的直接体现。因此，从劳苦大众视角出发，本身就包含了对统治阶级统治状况的审视，包含了对整个社会矛盾运动的把握。二元论者将“被压迫阶级视角”与“统治阶级视角”割裂为两个独立维度，本质上是不理解阶级矛盾的统一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互为存在前提，二者在矛盾运动中构成阶级社会的完整图景，抓住被压迫阶级这一矛盾主要方面，就抓住了历史分析的关键，无需再进行所谓“两个视角的调和”。

劳苦大众作为历史发展的主力军，其地位并非基于道德同情，而是由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决定。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物质生产实践。劳苦大众作为物质生产实践的直接承担者，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的创造者。没有农民的耕作，就没有农业收成，统治阶级的赋税便无从谈起;没有工人的劳动，就没有工业产品，资本家的利润便成为空中楼阁。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正是这一“被忽略的事实”，决定了劳苦大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地位。二元论者将英雄枭雄、王侯将相视为历史的“主角”，却看不到这些“主角”的“舞台”正是由劳苦大众搭建的。他们手中的权力来自对劳苦大众的剥削，他们的施政乱政依赖于劳苦大众的劳动，他们的成败取决于劳苦大众的支持或反抗。秦末农民起义中，刘邦、项羽等“英雄”的崛起，正是依托于“天下苦秦久矣”的社会背景;法国大革命中，拿破仑的军事独裁，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借助农民和工人的力量建立起来的统治秩序。一旦脱离了劳苦大众这一社会基础，任何“英雄”都将陷入“无水之鱼”的困境。因此，马列毛主义阶级分析法将劳苦大众视为历史的主力，并非“政治正确”的选择，而是对历史本质的科学把握。

更进一步说，以劳苦大众为主体的人民史观，本身就蕴含着对历史复杂性的深刻理解，它无需通过“二元视角”来弥补所谓的“片面性”。“人民”这一范畴，在马列毛主义理论中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基于历史进步性的具体范畴——它包括所有推动历史前进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教员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这种具体性决定了人民史观能够容纳历史进程中的各种进步力量，同时又始终保持着对历史发展方向的清晰把握。它既看到不同阶级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共同利益，也不忽视它们之间的矛盾;既承认统治阶级中进步分子的历史作用，也不掩盖其阶级局限性。例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既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背叛性——他们“害怕工人阶级更甚于害怕路易·波拿巴”，也肯定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更揭示了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领导力量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同样在分析农民起义局限性的同时，高度评价其“对封建制度的打击”推动了历史进步。这种分析方法的全面性，是建立在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之上，而非二元论者所主张的“视角平衡”。前者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辩证法，后者是“抽象调和”的形而上学。二元论者所谓“避免简单化、片面化”的主张，实则是用折中主义代替辩证法，用模糊立场代替科学分析，最终导致对历史本质的歪曲。

历史观二元论的致命缺陷，在于其调和折中的本质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二元论为实现“协调两个阶级史观”的目的，必须进行理论上的折中与妥协，而当这种调和结论被放置到日益激化的社会现实中接受检验时，其内在矛盾便会彻底暴露。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蒲鲁东的折中主义时指出：“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阶级社会的历史，本质上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先进阶级战胜落后阶级、新的生产关系取代旧的生产关系的历史。在这一进程中，阶级矛盾双方的统一是暂时的、相对的，对立是长期的、绝对的。二元论者试图在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之间寻找“中立平衡点”，将根本利益对立的两个阶级“统一”到同一历史视角，这本身就违背唯物辩证法。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历史关头，调和理论要么为“兼顾”统治阶级利益而走向妥协投降，沦为其辩护工具，如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实质是放弃无产阶级革命;要么为迎合部分被压迫阶级的朴素情绪而走向民粹主义，背离历史进步方向，如俄国革命中的民粹派将农民理想化，忽视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要么在两种立场间摇摆不定，最终导致理论瓦解。因为它既因其模糊了革命主体与友敌界限，违背了马列毛主义“分清敌友是革命首要问题”的原则而得不到革命无产阶级的青睐，也无法真正实现对历史的科学把握，最终从“反对简单化、片面化”的初衷走向自身反面。这种结局就是二元论脱离历史规律、回避阶级斗争本质的必然结果，恰是不遵守唯物辩证法而自身呈现的唯物辩证法故事，正如恩格斯所言：“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

回顾国际共运史，历史观的一元论与二元论之争本质上是阶级斗争在理论领域的直接体现，是斗争辩证法在历史理论中的生动演绎。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而在阶级社会中，阶级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相对的。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正是背弃了斗争辩证法，用“阶级合作论”这一形而上学思维取代“阶级斗争论”，试图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寻求永恒的同一性，将“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幻想强加于历史规律之上。他们看不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阶级矛盾的尖锐化，看不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不可调和性，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而彻底破产。列宁则以斗争辩证法为锐利武器，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深刻剖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矛盾：垄断资本的形成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达到顶点

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激化，这种斗争性的强化必然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正是坚持了“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直接动力”的斗争辩证法，列宁才得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的历程同样印证了斗争辩证法的真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种矛盾的斗争性决定了革命必须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必须坚持工农联盟这一革命主体。如果按照二元论的逻辑，试图“兼顾”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的利益，调和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就必然会像历史上右倾机会主义者那样，选择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导致革命遭受挫折。这些历史经验深刻表明，历史观的一元论是建立在斗争辩证法基础之上的科学理论，它承认阶级矛盾的斗争性，把握历史发展的革命性;而二元论则是背离斗争辩证法的折衷主义，它回避阶级斗争的本质，最终被历史规律所抛弃。

在当前的历史理论探讨中，历史观二元论的复燃绝非偶然，它是当代阶级斗争在思想领域的折射，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试图消解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的现实表现。按照辩证法的观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形式，二元论者披着“学术创新”“反对教条主义”的外衣，实质是在进行一场“温水煮青蛙”式的理论斗争，他们将“多视角”偷换为“二元论”，将“历史复杂性”歪曲为“阶级立场模糊化”，其根本目的是淡化阶级斗争意识，否定劳苦大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为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辩护。面对这种理论进攻，我们必须运用辩证法进行斗争，坚持历史观一元论的原则立场，在理论交锋中明确是非界限。二元论思潮的泛起，恰恰说明资本主义世界走向崩溃的过程中，一些小资产阶级会急于通过思想渗透来缓解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而我们的回应就必须是强化马列毛主义阶级分析法的理论武装，揭露二元论的折衷主义本质。我们要始终牢记，历史分析的目的不是为了“平衡不同阶级的视角”，而是为了通过揭示阶级矛盾的斗争性来明确革命斗争的方向;不是为了调和阶级矛盾，而是为了团结先进阶级和进步力量，在斗争中推动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这种斗争不是主观臆断的“对立”，而是基于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否认这种斗争性，就是否认历史的本质。

历史观的争论从来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与现实阶级斗争紧密联系的实践性问题，这正是唯物辩证法“理论与实践统一”原则的体现。二元论者越是强调“兼顾两个阶级视角”，就越暴露其试图掩盖阶级矛盾、维护现存统治秩序的真实意图，他们害怕承认阶级斗争的绝对性，害怕劳苦大众通过阶级分析认清自身的历史使命，因此竭力用折衷主义的“调和论”来麻痹革命意识。而我们坚持人民史观的一元论，就是要将斗争辩证法贯彻到理论与实践的全过程，在理论上，深刻剖析二元论违背斗争辩证法的理论谬误，阐明劳苦大众作为历史主力军的科学依据;在实践中，站在历史进步的立场上，为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斗争提供理论武器，指导无产阶级团结广大劳苦大众开展阶级斗争。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列毛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从来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指导革命实践的科学理论，它要求我们不仅要认识历史发展中的阶级矛盾，更要通过实际的阶级斗争解决矛盾。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的解决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实现”，在阶级社会中，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不可能通过统治阶级的“恩赐”来实现，只能通过自身的斗争来争取。因此，坚持历史观一元论，本质上是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是坚持用斗争辩证法指导革命实践，这与指定文本中“阶级分析法是为了解决革命斗争中谁是主体、谁是友敌”的根本使命高度一致。

综上所述，历史观二元论是一种违背斗争辩证法、充满理论谬误和实践危害的错误思潮。它对马列毛主义阶级分析法的误解，根源在于否认阶级矛盾的斗争性;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回避，实质是害怕斗争推动历史进步;对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否定，最终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剥削秩序。而马列毛主义的历史观一元论，始终以斗争辩证法为灵魂，它承认阶级矛盾的斗争性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把握被压迫阶级，尤其是劳苦大众作为斗争主体的历史地位，坚持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推动阶级矛盾的解决。这种一元论不是“片面化”的理论，而是基于斗争辩证法的科学体系。它通过分析阶级斗争的绝对性与相对性，既看到不同历史阶段阶级矛盾的特殊性，也把握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形态更替的普遍性;它通过聚焦劳苦大众这一矛盾主要方面，既深刻反映整个社会的阶级状况，也明确革命斗争的主力军。我们必须坚定捍卫人民史观的一元论根基，以斗争辩证法为锐利武器，穿透历史的表象，把握历史的本质。在理论斗争中揭露二元论的虚妄，在实践斗争中团结劳苦大众推动历史进步。这既是对历史规律的尊重，是对马列毛主义阶级分析法的坚守，更是对无数为解放斗争牺牲的革命先烈的告慰，是对“改变世界”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使命的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