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杂谈录】王朝周期律

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史长河中，一个幽灵般的怪圈始终盘旋不散，王朝初兴时的励精图治、轻徭薄赋，中期的积弊渐生、矛盾暗涌，晚期的民不聊生、战乱频仍，最终在农民起义的烈火或地方割据的冲击下土崩瓦解，随后新的王朝在废墟上建立，重复着几乎一模一样的轨迹。这被后世称为 “王朝周期律” 的历史现象，并不是被“历史循环论”所主张的那样是一种循环过程，更不是所谓的“天命转移”、“君主贤愚”的偶然结果。王朝周期律的本质，是封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是地主阶级统治下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历史必然。封建王朝的一切“仁政”、“改革”、“为民请命”，本质上都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剥削阶级在无法突破自身制度桎梏时的权宜之计，这些粉饰太平的伪装，终究会在阶级矛盾的总爆发中被撕得粉碎，留给底层民众的，永远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悲惨结局。

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封建国家作为奴隶主国家的替代者，其核心使命从未改变，维护封建生产资料私有制，尤其是土地私有制，保障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土地私有制，土地作为最核心的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地主阶级手中，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只能通过租种地主土地或沦为佃农、流民，忍受着“地租、赋税、徭役”的多重盘剥。这种生产资料占有上的极端不平等，决定了封建阶级关系的核心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封建国家的所有职能，从税制设计到法律制定，从军队组建到官僚体系运作，本质上都是为了巩固这种剥削关系，确保地主阶级的财富不断增殖，统治地位不受动摇。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封建王朝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斗争从未停止，只是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式。王朝初期多表现为隐性的经济剥削与反抗，中期则表现为局部的农民暴动与统治者的镇压，晚期则升级为全面的阶级对抗与王朝更替。所谓的“王朝兴衰”，本质上就是这一阶级斗争的阶段性结果，是封建生产关系在“相对适应生产力，到逐渐束缚生产力，再到彻底阻碍生产力” 的过程中，不断走向自我毁灭的历史轨迹。

封建统治者常常将自己包装成“民之父母”、“天下共主”，将王朝的长治久安归功于“君主圣明”、“仁政爱民”，但历史的真相是，封建王朝的任何政策，其出发点都不是为了劳苦大众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根基。轻徭薄赋是为了让中下贫农能够生存下去，从而持续提供地租和赋税;抑制土地兼并是为了防止自耕农大量破产，避免税源枯竭和社会动荡;甚至赈灾救济，也不过是为了给濒临崩溃的剥削秩序 “输血”，防止农民起义的星火燎原。这些可持续剥削的手段被统治者大肆宣扬的 “善政”，其本质上是剥削阶级为了长期剥削而采取的“怀柔之术”，是包裹在“为民请命”外衣下的阶级压迫工具。而这一切剥削与压迫的制度根源，正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它既是封建王朝得以建立的经济基础，也是王朝周期律的逻辑起点。

只要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可以被私人占有，土地兼并就会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这不是由统治者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封建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在封建生产关系中，土地是财富的主要载体，是剥削的主要手段，地主阶级作为经济上的统治阶级，必然会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经济优势，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手段，不断扩大土地占有规模。合法手段包括购买、继承、接受赏赐，非法手段则包括强占、巧取豪夺、兼并逃亡农民的土地。而农民阶级作为被剥削阶级，由于生产工具简陋、抗风险能力极弱，在遭遇天灾人祸、苛捐杂税时，只能被迫出卖土地，沦为无地的佃农或流民。这种土地兼并的过程，从王朝建立之初就已经开始，只是在初期由于人口较少、土地相对充裕、统治者的抑制政策，表现得相对缓和，而到了王朝中后期，便会愈演愈烈，最终形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极端不平等局面。

东汉的历史是土地兼并的典型样本，开国皇帝刘秀本身就是南阳豪强地主集团的代表，其政权的建立完全依赖于豪强地主的支持，因此东汉王朝从一开始就不可能真正抑制土地兼并，反而对豪强地主的土地掠夺采取了默许甚至纵容的态度。刘秀登基后颁布的“度田令”，试图清查土地、核实人口以增加财政收入、抑制兼并，但由于遭到豪强地主的激烈反抗最终不了了之。到了东汉中后期，豪强地主的势力进一步膨胀，他们不仅占有大量土地，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垄断了地方政权，形成了“门阀士族”的雏形，凭借政治特权大量隐匿田产和人口，逃避赋税，导致自耕农纷纷破产逃亡。唐朝的土地兼并则伴随均田制的瓦解展开，初期推行的均田制将无主土地分配给农民，试图维持自耕农群体以保障税源兵源，但均田制本身承认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买卖，为兼并埋下了隐患。随着人口增长和贵族官僚的贪婪扩张，大量均田农民的土地被兼并，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编户之民，十不存三四”，大量农民沦为佃户或流民，均田制的瓦解不仅导致税源流失，更引发了府兵制的崩溃。明朝的土地兼并更是达到封建王朝的顶峰，初期朱元璋虽严厉抑制兼并，但随着制度松弛，藩王、官僚、地主相互勾结形成庞大的兼并集团，万历皇帝的弟弟福王朱常洵被赐予良田200万亩，内阁首辅严嵩家族占有土地多达百万亩，到明末全国近一半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自耕农几乎消失殆尽。

土地兼并的必然结果，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阶级矛盾不断激化，而对于封建王朝来说，最直接的冲击是税源的大量流失。自耕农是封建王朝的主要税基，自耕农的破产意味着王朝财政收入的锐减，与此同时，地主阶级凭借政治特权大量逃税避税，进一步加剧了财政缺口，这种 “税源流失导致财政紧张” 的恶性循环，成为王朝中期以后最突出的矛盾，也推动着王朝周期律向下一阶段演进。封建王朝的财政体系，本质上是地主阶级剥削农民阶级的分配体系，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农民缴纳的田赋、人头税及各种苛捐杂税，而财政支出则主要用于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包括皇室奢靡消费、官僚集团俸禄、军队开支等。当土地兼并导致税源流失后，封建王朝的财政体系必然陷入危机，而统治者为了维持统治，只能采取更加残酷的剥削手段，从而引发财政体系的自我瓦解。

王朝初期，由于土地兼并尚不严重，自耕农数量较多，财政收入相对稳定，统治者为了稳定税基，往往会推行“轻徭薄赋”政策，而这些政策本质都不是统治者的“仁慈”，而是为了让农民“休养生息”，从而持续为地主阶级提供剥削对象。但随着土地兼并加剧，自耕农数量减少，财政收入开始萎缩，而财政支出却不断增加，皇室成员增多导致奢靡消费升级，官僚集团膨胀引发俸禄开支激增，边境冲突与内部叛乱使得军费开支居高不下。为了填补财政缺口，封建统治者只能抛弃“轻徭薄赋”的伪装，开始加重对农民的剥削。东汉中后期，为应对羌人叛乱和皇室、官僚的奢靡消费，朝廷不断加重赋税，推出“更赋苛征、算赋、口赋加征”等苛捐杂税，甚至公开卖官鬻爵，买官的官员上任后变本加厉剥削农民，形成 “卖官到贪污，再到加税，最终导致农民破产” 的恶性循环，到东汉末年，农民赋税负担达到极限，大量逃亡导致税源进一步流失，财政危机彻底爆发。唐朝的财政危机在安史之乱后全面爆发，此前租庸调制因均田制瓦解已名存实亡，为应对巨额军费推行两税法，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税基，但由于地主阶级抵制和官僚集团腐败，两税法实施中逐渐变形，地主隐瞒田产逃税，农民被苛征暴敛，加上藩镇割据截留财税，中央只能加重未割据地区赋税，进一步激化阶级矛盾。明朝的财政危机堪称极致，中后期一条鞭法因土地兼并失效，财政收入持续萎缩，而对后金战争、水利治理、皇室奢靡等开支居高不下，朝廷加征“三饷”，相当于在农民身上再压一座大山，农民既要缴正常赋税，又要承担三饷，加上地主高额地租和天灾人祸，只能逃亡形成庞大流民队伍，流民增多又导致税源流失，陷入 “加税产生流民，流民导致税源流失，税源减少导致再加税” 的死亡循环。

封建王朝的财政危机，本质上是剥削制度的危机。当土地兼并导致自耕农大量破产后，封建王朝的剥削基础已经动摇，但地主阶级和封建统治者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不愿意改变土地私有制这一根本制度，只能通过加重剥削维持统治，这种“竭泽而渔”的方式必然导致农民阶级的彻底反抗，也必然引发财政体系的自我瓦解。而财政危机的爆发，又会催化官僚体系的腐化加剧，使封建王朝的统治工具彻底变质。官僚体系是封建国家的统治工具，是地主阶级维护剥削秩序的重要载体，但在封建制度下，官僚体系本身就具有腐化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一方面源于封建权力的私有性质，另一方面源于财政危机的催化作用。封建官僚体系的权力本质上是地主阶级赋予的，核心职能是维护地主阶级根本利益，而由于封建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制约，官僚们很容易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且封建官僚大多来自地主阶级，本身拥有大量土地财富，进入官场后会进一步利用职权扩大利益，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兼并土地、逃税避税成为常态。

东汉中后期，察举制被豪强地主垄断，官僚选拔看重门第关系，大量豪强子弟进入官场形成“门阀士族”，他们相互勾结结党营私，贪污腐败成风。外戚梁冀掌权时，大肆拓建林苑，贪污财富达三十余万万钱，相当于全国半年财政收入;宦官集团掌权后“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税收征管形同虚设。唐朝的官僚体系腐化以牛李党争和宦官专权为主要表现，两派官僚为争夺权力相互攻击、党同伐异，完全不顾国家利益和民生疾苦，宦官们掌握宫廷禁军、干预朝政甚至废立皇帝，与官僚相互勾结形成巨大腐败网络，安史之乱后藩镇节度使也加入这一体系，拥兵自重、截留财税，进一步加剧腐化分裂。明朝的官僚体系腐化登峰造极，中后期东林党与阉党交替掌权，党争不断，东林党代表江南地主阶级利益，反对向地主征税、主张加重农民负担，阉党则依靠皇帝信任大肆贪污受贿、迫害异己，内阁首辅严嵩贪污白银数百万两，大宦官魏忠贤“遍置死党”，贪污财富不计其数，导致税收征管完全失效，农民被苛征暴敛。财政危机与官僚腐化之间形成相互催化的恶性循环：财政危机爆发后，王朝为填补缺口往往增加官僚俸禄或允许其通过额外手段获取财富，刺激官僚贪污腐败;而官僚腐败又导致财政收入大量流失，加剧财政危机，最终导致官僚体系彻底崩塌，封建王朝统治失去组织保障。

当官僚体系腐化到一定程度，中央集权与地方治理的平衡被打破，央地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统治秩序的分裂与瓦解。央地矛盾的本质，是中央地主阶级与地方地主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封建剥削体系内部的分裂。王朝初期，中央政府凭借强大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威，能有效控制地方，确保财税上缴和统治稳定，但随着土地兼并加剧和财政危机爆发，中央权威衰落，地方地主阶级和官僚集团势力膨胀，为维护自身利益开始抵制中央政令、截留财税，甚至拥兵自重形成割据势力。东汉的央地矛盾表现为州牧割据，中后期中央为加强地方控制将刺史改为州牧，赋予军政财大权，反而为地方割据创造条件，州牧们截留财税、扩充军队，董卓入京后各地州牧以“讨伐董卓”为名拥兵自重、相互攻伐，形成三国鼎立局面，中央完全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唐朝的央地矛盾核心是藩镇割据，安史之乱后中央为安抚平叛将领封其为节度使，赋予军政财大权，这些节度使占据一方、截留财税、扩充军队，河北三镇长期不服中央管辖，“自擅兵赋，不输王赋”，中央多次削藩失败，藩镇割据加剧导致中央财政收入锐减，统治秩序分裂。明朝的央地矛盾表现为督抚专权，中后期为应对农民起义和后金威胁，中央赋予地方督抚军政财大权，让其自主招募军队、征收赋税，这些督抚掌握权力后截留财税、扩充势力，逐渐脱离中央控制，明末各地督抚拥兵自重，中央无法统筹调度，最终眼睁睁看着农民起义军攻城略地，最终将其埋入坟墓。央地矛盾的激化，进一步削弱了封建王朝的统治能力，使其无法集中力量应对农民起义和外部威胁，当中央政府失去对地方的控制时，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彻底瓦解，王朝周期律进入最后的更替阶段。

贫下中农阶级是封建王朝的主要生产者，也是最主要的被剥削者，在王朝整个生命周期中，始终承受着地主阶级和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剥削。当土地兼并达到极致、财政剥削达到顶点、官僚腐化和央地矛盾完全激化时，农民的生存空间被彻底挤压，只能通过起义的方式进行反抗。农民起义是封建王朝周期律的最后一环，是阶级矛盾的总爆发，也是封建王朝更替的直接动力。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是封建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封建制度下，农民阶级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压抑，创造的财富大部分被剥削，无法用于扩大再生产，当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财政剥削导致农民无法生存时，农民阶级就会被迫起来反抗。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是当时土地兼并严重、苛捐杂税繁重、官僚腐化的直接结果，张角等人利用太平道发动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迅速得到广大农民响应，虽最终被镇压，但彻底摧毁了东汉统治基础，使其名存实亡。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源于土地兼并、财政危机、官僚腐化和藩镇割据的多重压迫，起义军转战南北、攻占长安，虽最终失败，但彻底摧毁了唐朝统治秩序，为朱温篡唐称帝、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明朝末年的李自成起义，是明末土地兼并、三饷加征、天灾人祸共同作用的结果，起义军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传遍天下，最终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身亡，明朝灭亡。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起义虽然能够推翻旧的封建王朝，但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他们无法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起义目标只是为了获得土地和生存空间，而不是推翻封建土地私有制和剥削制度，因此起义的结果往往是旧王朝被推翻，新王朝在废墟上建立，继续维持封建生产关系和剥削秩序。这就是王朝周期律在中国封建史上不断重复的根本原因。只要封建土地私有制没有被推翻，只要地主阶级的剥削没有被消灭，阶级矛盾就会不断积累，最终导致王朝更替和周期律循环。

东汉、唐、明三个王朝的兴衰历程，清晰展现了王朝周期律的完整逻辑链条。土地私有制导致土地兼并，兼并导致税源流失，税源的不足导致财政危机，这种危机会催生官僚腐化，官僚腐化会强化央地矛盾，央地矛盾导致社会秩序出现裂痕，原本被社会秩序压制的农民起义最终爆发，在农民起义下旧王朝统治走向末日，而因为农民阶级无法超越私有制的束缚，最终新王朝重复的旧循环。这一逻辑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源于封建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源于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阶级对立。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们并非没有意识到王朝周期律的存在，也并非没有尝试过挽救，从东汉的“度田令”到唐朝的“两税法”，从明朝的“一条鞭法”到各种“中兴之治”，统治者们采取了各种措施，试图抑制土地兼并、缓解财政危机、整顿官僚体系，但这些努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措施都没有触及封建土地私有制这一根本制度，没有改变地主阶级剥削农民阶级的本质。

封建统治者的一切“为民请命”都是虚伪的伪装，他们所谓的“仁政”不过是为了让农民持续提供剥削对象，所谓的“改革”不过是为了调整剥削方式、维护剥削秩序，所谓的“赈灾救济，拨款扶贫”不过是为了防止农民起义、保住统治地位。当这些措施无法解决根本矛盾时，统治者就会露出残酷本质，用武力镇压农民起义，维护既得利益，但历史的车轮无法阻挡，当阶级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起义的烈火就会熊熊燃烧，将腐朽的封建王朝化为灰烬。以马列毛主义的视角来看，王朝周期律的本质是封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必然。封建生产关系在建立初期曾适应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但随着生产力发展，逐渐成为阻碍，土地私有制导致的土地兼并、阶级剥削导致的贫富差距、官僚腐化导致的治理失效，最终将封建王朝推向灭亡，这是剥削制度的必然宿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规律。

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史中，无数农民为了生存奋起反抗，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阶级斗争的壮丽篇章，他们的起义虽然没有改变封建制度，但推动了历史进步，为后来人更深刻认识和改变封建社会的腐朽性奠定了基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剥削制度必然会被历史淘汰，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也是马列毛主义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更是无数被剥削阶级用生命换来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