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径”还是“邪路”？毛主席为何拒绝用资本主义“魔鬼”来建设社会主义“天堂”

引言：历史十字路口的诱惑与深渊

在人类追求自身解放和历史进步的漫长征途中，一个看似充满诱惑、实则暗藏万丈深渊的“理论陷阱”，总是反复出现在革命的征途之上。这个陷阱，便是那种以“效率”和“发展”为名的“手段合理化”的诡辩。

它向我们兜售的逻辑是如此的“实用主义”：为了尽快实现我们那个崇高、最终的社会主义目标，我们是否可以暂时去“借用”一下那个被我们所要推翻的“敌人”——即资本主义——的某些“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方法”？譬如，市场经济、私有制、物质刺激等等？

这种论调，在历史上和今天，都拥有着巨大的市场。尤其是在旧中国、旧俄国、乃至旧越南那样，经济文化相对落后、饱经战乱、人民普遍贫困的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初步胜利之后，那种渴望通过走资本主义“捷径”来迅速“把蛋糕做大”、“让国家富强”的冲动，显得尤为强烈，甚至“情有可原”。

然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这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东方革命具体实践结合得最完美、也最深刻的革命导师，却对这种“捷径论”抱持着最深刻、也最坚决的警惕与否定。

本文的核心立论在于：毛主席之所以坚决不同意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绝非因为他不了解经济或反对富裕，恰恰相反，这建立在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深刻理解，以及对人类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最冷峻洞察之上，是一个最科学、也最革命的战略抉择。

他深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其必然伴生的剥削性生产关系、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以及最终必然导致国家政权性质蜕变的政治后果，是一个密不可分、有机的“整体”。任何妄图只想要资本主义的“效率”和“财富”，而拒绝其“剥削”和“阶级斗争”的幻想，都不过是“与虎谋皮”般的、天真且极其危险的空想。而以越南“革新开放”（??i M?i）为代表的某些国家实践，则恰恰以其充满矛盾和痛苦的现实结局，为毛主席当年的伟大预见，提供了最清晰、也最令人警醒的“历史镜鉴”。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是“技术”决定一切，还是“阶级”决定一切？

要真正领会毛主席当年的决绝，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哲学原点——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1.1 对“唯生产力论”的机械化误读

那些鼓吹可以用资本主义方式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人，其理论基石往往是一种被歪曲和庸俗化了的“唯生产力论”。

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简单、机械地理解为：只要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社会的性质就会自然而然地向更高级形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进步”。因此，在他们看来，采用何种“手段”去发展生产力，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效率”，是“速度”，是那个冰冷的GDP数字的增长。

手段可以不择，目标至上，一切都是为了发展，为了经济的硬指标。

1.2 毛主席的深刻洞见：“抓革命，促生产”的内在逻辑

毛主席则以其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对这种庸俗的“唯生产力论”进行了最彻底的批判与超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光辉的、辩证统一的伟大方针。

这个方针深刻揭示了“革命”（即生产关系的变革和上层建筑的改造）与“生产”（即生产力的发展）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也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

它首先承认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之一。但更深刻的是，它强调了“生产关系”具有巨大的、能动的“反作用力”。在许多情况下，恰恰是旧的、落后的、反动的生产关系（例如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或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成为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最主要“桎梏”。

因此，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首先变革这种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我们才能真正为生产力的下一次、更伟大的飞跃扫清道路，并提供最强大的“政治”和“精神”动力。（例如，新中国的土地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为后来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1.3 生产方式的“整体性”：手段早已内含“目的”

更为重要的是，毛主席深刻地认识到，一种“生产方式”绝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或“工具”。它必然蕴含着其自身的、特定的“阶级目的”和“社会后果”。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论表面上看起来多么“高效”，其“基因”里就天然携带着“剥削”、“逐利”、“两极分化”和“周期性危机”的不可治愈的“病毒”。

你不可能只“引进”它的“高效”，而能完美地“屏蔽”掉它的“病毒”。这是一种最天真、也最危险的幻想。这就好比，你不可能只想要老虎的“力量”，却不承担被它“吃掉”的风险。一旦打开资本主义的大门，伴随而来的绝不是简单的技术进步，而是整个社会阶级结构和权力分配的重塑。

二、“原始积累”的“原罪”：资本主义“效率”背后那被掩盖的“人吃人”

那么，资本主义那看似令人炫目的“效率”，其最根本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2.1 马克思的伟大发现：《资本论》与“剩余价值”的秘密

马克思在其不朽的巨著《资本论》中早已为我们彻底揭示了这个秘密——那就是剩余价值。

资本主义的全部“效率”都源于它能够以一种比以往任何社会形态（奴隶制、封建制）都更为“精巧”、也更为“残酷”的方式，无偿地占有工人阶级在其“剩余劳动时间”里所创造的“价值”。

而要实现这种“占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历史前提是：必须首先将“劳动力”本身也变成一种可以在市场上被自由买卖的“商品”。

2.2 “原始积累”的血腥：将“人”变为“商品”的暴力过程

“劳动力”是如何变成“商品”的呢？这就涉及到资本主义那充满血腥与罪恶的“前史”——“资本的原始积累”。

马克思以英国“圈地运动”为例，深刻揭示了这个过程的暴力本质：它是通过最野蛮、赤裸的国家暴力和法律，将数以百万计的农民从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强行驱赶出去，剥夺他们一切生产资料，使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最终不得不涌入城市，去接受资本家那“自由”的、但却是饥饿的鞭子的奴役。

这是对人性的彻底物化和异化。

2.3 毛主席的革命：一场旨在消灭“劳动力商品化”的伟大斗争

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其最核心、也最具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之一，恰恰在于它进行了一场与“资本的原始积累”方向完全相反的、旨在彻底消灭“劳动力商品化”的伟大斗争。

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了农民，使得农民不再需要为了生存而被动出卖劳动力。社会主义改造将工厂收归国有或集体，使得工人从“雇佣奴隶”重新成为了“国家的主人”。而“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以及与之配套的“铁饭碗”式保障体系，更是从制度上最大限度地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无序流动，从而避免了一个庞大的、失业的“产业后备军”的产生。

2.4 越南“革新开放”的“代价”：劳动力再次沦为商品，代价几何？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些在“革新开放”旗号下重新拥抱“定向市场经济”的国家越南，它取得的所谓“经济奇迹”，其最主要的“动力来源”又是什么呢？

恰恰是，它们以一种新的、更“现代”的方式，重新复制和经历了一次类似于西方“原始积累”的、残酷的“劳动力再商品化”过程。

在越南，我们看到农业的“分田到户”和“去集体化”，短期内虽提高了粮食产量，但也制造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城市提供了最廉价的“人力资源”。而在城市，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私有化”，则使得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下岗失业”，被迫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上，去接受国内外资本的残酷“挑选”和“压榨”。

正是这种以牺牲掉整整一代、甚至几代劳动者的“尊严”和“保障”为代价所创造出来的、极其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才成为了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最主要“比较优势”。

因此，当有人向我们吹嘘越南“革新开放”的“效率”时，我们必须立刻反问一句：这究竟是谁的“效率”？又是以谁的“血汗”为“代价”的？这种效率，其本质是资本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加速汲取，而非真正的技术或管理进步。

三、“国家”的“角色”：是“人民的盾牌”，还是“资本的帮凶”？

一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必然会深刻影响和决定其“上层建筑”，特别是“国家政权”的性质。

3.1 毛泽东时代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战斗堡垒”

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国家的性质是清晰且不容置疑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国家最根本的职能，是对外坚决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对内则坚定地镇压已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反抗，并领导和组织全体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个国家里，资本是被严格“限制”和“改造”的对象；而劳动人民，则是国家真正的主人翁。

3.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要求一个“为资本服务”的国家

然而，一旦一个国家选择了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发展生产力，那么无论其最初的“主观愿望”多么良好，它都必然会在客观经济规律的推动下，一步一步地改变其国家的性质。

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天然就需要一个能为其提供“服务”和“保障”的国家机器。它需要国家为其提供一个“稳定”的、有利于其进行剥削的“法律”和“秩序”环境；它需要国家为其提供廉价的“基础设施”；它更需要国家在劳资矛盾激化时，能够扮演一个“仲裁者”、甚至是“镇压者”的角色，来帮助其维持生产的“正常”进行。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隐秘前提。

3.3 “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成：当“国家”成为了“总资本家”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在那些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里，一种特殊的、介于“传统社会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怪胎”——即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成。

在这种体制下，国家虽然在名义上还由“越南共产党”所领导，但其主要的经济和社会职能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它不再是一个代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革命机器”；而蜕变为一个需要管理和协调国内各种资本（国有资本、私人资本、外国资本）之间关系，并最终以实现“国民经济总增长”为最高目标的、一个事实上的“总资本家”和“总管理者”。

3.4 越南的现实：一个日益向“资本”倾斜的政权

我们在越南的现实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蜕变的轨迹。

越南共产党虽然依然在名义上坚持“社会主义导向的市场经济”，但其在实践中所出台的大量政策，例如极其优惠的“外资引进”政策、对“罢工”的严格限制，以及近年来对“土地私有化”的日益明显推动等等，都无可辩驳地显示出：这个国家政策的重心，正在不可逆转地向着国内外的“资本”利益进行倾斜。

腐败，以及权力与资本的不神圣结合，也日益成为了这个国家难以根治的“顽疾”。人民的盾牌正在变成资本的工具，这是性质上最危险的改变。

四、“世界”的“棋盘”：是“独立自主”，还是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

一个国家内部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性质，最终也必然会决定它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棋盘”上所扮演的角色。

4.1 毛主席的“独立自主”：在“两个拳头打人”的绝境中杀出一条血路

毛主席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之一，就是那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光辉路线。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面临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阵营，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双重封锁、打压、甚至是战争威胁。我们是在真正意义上的“两个拳头的打击之下”，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

然而，正是依靠着毛主席无比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对人民群众无穷创造力的无限信任，我们硬是在这样一种看似“不可能”的绝境之中，建立起了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并最终成为了世界政治格局中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强大的、独立的“第三极”。这是一种建立在主权和人民尊严之上的强大。

4.2 “融入世界”的代价：沦为“全球产业链”的低端

而那些选择了“革新开放”并重新拥抱“定向市场经济”的国家，它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重新“融入”到那个由帝国主义所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去。

然而，这种“融入”绝不是一种平等的、互利的融入。它必然是、也只能是一种不平等的、依附性的融入。

这些后发的、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它们在这个体系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只有一个：利用自己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去承接那些从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低附加值、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它们成为了全球资本主义这部巨大机器的新的“世界工厂”和“原材料产地”。

4.3 越南的“选择”：在地缘政治中扮演的“新角色”

越南在“革新开放”之后，其经济起飞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它成功地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特别是近年来，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大量的、原本设在中国的跨国资本，为了规避关税壁垒，而将生产线转移到了越南。

这在短期内确实为越南带来了大量的投资和就业机会。但是，这种建立在“外部输血”和“地缘政治投机”之上的“繁荣”，是极其脆弱、毫无“根基”的。它使得越南的整个国家命运，都被深深地绑在了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战车”之上。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一旦它那点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被其他更廉价的国家所取代，那么它今日的“繁荣”就可能在瞬间化为泡影。

这，难道就是我们当初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最终想要追求的“民族复兴”吗？这种依附性的发展，其底色是屈辱与不确定。

五、“历史”的“判决”：是毛泽东的“保守”，还是资本主义的“反动”？

最后，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最根本的“历史评价”问题上来。

5.1 对毛主席“反对资本主义”的再理解

那些修正主义的理论家们，总是将毛主席对资本主义的警惕和斗争，描绘成一种源于“思想僵化”和“不了解现代经济”的“保守”与“封闭”。

然而，通过我们上述四个层面的思辨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毛主席之所以反对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发展生产力，绝不是因为他“保守”；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最彻底的“革命者”和最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地预见到了这条道路必然会带来的灾难性的“历史倒退”！

他知道，那所谓的“效率”，其背后必然是对劳动人民的新的剥削。

他知道，那所谓的“活力”，其背后必然是新的阶级分化和社会动荡。

他知道，那所谓的“融入世界”，其背后必然是对国家主权的新的丧失。

5.2 资本主义，早已成为“历史的反动”

因此，在今天，当我们已经拥有了像越南这样的活生生“参照系”之后，我们更能理解毛主席当年的“苦心”。

不是毛主席“阻碍”了中国的发展。恰恰相反，是资本主义这个早已在人类历史上腐朽和没落的制度，它正在以其强大的、反动的“历史惯性”，在阻碍着我们走向一个更公平、更合理、也更人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它是一条向后倒退的“邪路”，是历史进步的绊脚石。

结论：不容调和的路线斗争

综上所述，那种认为可以利用资本主义“手段”更快达成社会主义“目的”的“捷径论”，是一条被历史和理论都反复证明为行不通、也绝不能走的“邪路”。

它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法的庸俗化歪曲。

它在实践上必然会以“劳动力再商品化”为代价，重新制造出一个强大的“新生资产阶级”。

它在政治上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丧失和国家性质的蜕变。

它在国际上必然会使得一个原本独立自主的国家重新沦为帝国主义全球体系的“附庸”。

越南的“革新开放”，非但没有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成功范例”；恰恰相反，它以自身所付出的沉重社会代价（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官僚腐败，以及对外部资本的高度依赖），为毛主席当年的伟大警告，提供了一个最生动、也最令人警醒的“反面注脚”。

历史，从来就没有什么“既要…又要…”的“完美捷径”。在“姓社”还是“姓资”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我们所面临的永远是、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不容调和的“路线斗争”。

而毛主席，早已用他毕生的革命实践，为我们指明了那条唯一的、正确的、虽然充满了艰辛，但却通往最终光明彼岸的道路——那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在整个越南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将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