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命”？

深夜的纺织厂里，张姨盯着断了的线头，喃喃自语：“这就是命。”田埂上，望着被暴雨打歪的秧苗，王叔蹲下身，点燃一支烟，吐出同样的几个字。这声叹息如此普遍，仿佛一把万能钥匙，试图打开所有苦难的锁。然而，在这看似认命的薄纱之下，是否真的只是无力?抑或隐藏着更为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的经纬?

将苦难归因于虚幻的“命”，恰如马克思所揭示的，是一种深刻的“异化”。劳动者在阶级社会中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其劳动成果反成为一种异己的、压迫自己的力量。这种支配关系如此坚固而日常，以至于人们难以洞悉其本质，便将其合理化、自然化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它不是单纯的愚昧，而是现实扭曲在意识中的投射。鲁迅笔下祥林嫂的“我真傻，真的”，何尝不是对这种无力感的悲鸣?她反复诉说的个人悲剧，表面是狼吃了孩子，深层却是封建礼教与阶级压迫这头更凶猛的“狼”，早已吞噬了她掌控生活的可能。将结构性悲剧个人化、命运化，正是旧意识形态维持稳定的微妙机制。

这种“认命”意识，并非天然生成，而是如葛兰西所指出的“文化霸权”长期运作的结果。旧时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将阶级秩序神圣化;而现代的“躺平”或“佛系”，虽带有无奈的反抗色彩，但若仅停留在个体情绪的宣泄，则可能在不经意间解构了集体行动的逻辑，沦为另一种承认失败的方式。统治阶级的思想通过教育、媒体、日常话语，逐渐成为被统治者的“常识”，使不平等秩序被视为天经地义。这便是“命运”话语的意识形态魔力——它将历史的、社会的建构，伪装成永恒的、自然的法则。

但是，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命”的枷锁绝非永恒。马克思主义的锋芒，正在于其彻底的批判精神和实践品格。它驱散“命运”的迷雾，指出一切社会关系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类实践的产物，因而也必然随着人类实践的改变而改变。《国际歌》唱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正是对这种“命运”观最彻底的反叛。从大泽乡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井冈山的“敢教日月换新天”，无数次的革命实践已经证明，所谓“命定”的秩序，完全可以在群众的历史性行动中被颠覆、被重塑。承认现实的严峻，不等于屈服于现实的永恒。真正的唯物主义，是认清客观条件之后，依然致力于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改变条件。

因此，当“这就是命”的叹息再次在耳边响起时，我们应听到的，不仅是个体的无奈，更是对改变集体命运的呼唤。它不应是行动的终点，而应是分析的起点。穿透这声叹息，我们看到的不应是宿命的必然，而是待解的历史课题，是等待被实践所改造的社会关系。所谓“命”，原是由人造，亦由人改。擦去叹息表面的尘埃，底下显露的，永远是那一行被无数先驱用行动刻下的真理：人类的命运，终究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