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主义是一种爱国主义——观《南京照相馆》杂感

在国家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的环境下，观众对主旋律电影逐渐形成两种极端对立的接受模式，这两种倾向均偏离了电影本身，成为一种预设性的立场表达——观众在观看影片之前，便已经对它作出了评判。观众不再是电影而是意识形态的观众，关于电影的争论也由此脱离影片的文本内容，演变为意识形态的交锋。对支持者来说，题材本身就是不容置疑的崇高符号，他们不顾电影质量优劣，一味给予溢美之词。而反对者则出于天然的对意识形态询唤的警惕与排斥，重复着“极端民族主义”“煽动仇恨”等陈词滥调，同样未能真正进入电影文本内部进行对话。

“爱国”是最好的赎罪券

近期上映的《南京照相馆》堪称主旋律题材中的一股清流，创作团队摒弃了空洞的政治口号，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搜集与提炼，以几个平凡小人物的视角，细腻而克制地呈现了这段残酷的历史。影片巧妙地穿插真实的历史影像资料，在黑白与彩色、历史与虚构的交织中，强化了历史代入感与艺术感染力。同时，影片将日军暴行有机嵌入到剧情当中，没有过度呈现暴力镜头使之流于奇观。影片采用的微观视角极具张力，而不少观众囿于自身固化的立场与认知框架，对其缺少省察，本文尝试通过外部的意识形态批评提供不同的观看角度。

 

影片场景史料来源一则

观众评论

日军摄影师伊藤秀夫是影片中最为关键的人物，观众对他的评价极具症候性。伊藤的形象本身具有多重面向，其前后的行为与立场也经历了鲜明转变，许多人却将这一问题简化为某种固化的民族性想象，仿佛日本人天生就是鬼子（许多人叫好竟然是因为影片中终于没有有良心的鬼子了）。这种解读实际上落入了本质主义陷阱，即“把外团体本质化，意思是指他们全体都有某种劣质成分，没有一个人没有，形容他们的那些比喻还说不尽他们的坏。”“本质化可以把敌人变成只是一种险恶而不可能变好的特性。”[1]这种思维方式与昔日将中国人视为“东亚病夫”并无本质区别。“一个人是坏人是因为他生性就坏”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无效归因方式，是一种拒绝理解和思考深层原因的态度，使伊藤发生转变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军国主义被淹没在本质主义的喧嚣之中。

《三个阿道夫》中阿道夫的转变

日本军部为配合战争宣传需要，规定每支部队都需要配备随军记者，这是伊藤担任随军摄影师的制度背景。在角色设定中，伊藤颇具书生气，而且对中国文化抱有兴趣。他受到军国主义感召，怀揣“摄影报国”的理想投身于侵略战争当中。最初被命令拍摄杀人场面时，他颤抖着无法按下快门，军国主义的训诫并未能让他立即适应血腥的现实，完成帝国军人的身份转化。然而，随着战争持续，他逐渐将理论转化为实践。此时的他，面对堆积如山的尸体视若无睹，却拿出饭团去喂食趴在尸堆上的野狗。之所以产生这样看似前后矛盾的举动，并不是因为他品行伪善或变成了坏人，而是源自一种更深层的意识形态运作：在他眼中，中国人已被剥夺了“人”的属性，降格为某种非人的存在。对常人而言，“杀生”势必会背负道德负担，负担的程度与生物种类有关，当捏死卑微的虫豸时，人们通常不会有任何负罪感，甚至对“低等生物”以及令人讨厌的动物加以凌虐也不会引起太多反感（近几年B站出现了越来越多残虐“低等动物”的up主，其中少数已经有了百万粉丝，这种现象值得警惕，一旦社会上特定的人群被指认为非人时，他们极有可能成为新的实验品）。非人化，正是大屠杀得以发生的逻辑基础，屠夫可以一面充当刽子手，一面在自己的关系网络中充当好人。

《南美派遣记》中对军国主义媒体的讽刺

影片中出现的“不许可”照片真实再现了当时日本当局实施的新闻审查制度。所有战地照片均需经过严格审查，符合军方宣传导向的才被允许公开。1937年9月日本陆军省和海军省出台《报纸登载事项许可与否的判定要领》，规定14类照片不许发表，其中前11类主要涉及军事机密，最后三类则直接关乎日军的形象：

十二、对我军(日军)不利的新闻照片。

十三、逮捕询问中国士兵及中国人的新闻照片中，使人感到有虐待俘虏之嫌的。

十四、残酷虐待的照片;但关于中国士兵及中国人的残酷性的报道无妨。[2]

这一严苛的审查机制，系统地遮蔽了战争的真实面相，也成为日军操控舆论、掩盖罪行的重要工具。日本普通民众所看到的是这一类报道：

影片中出现过几处“百人斩”刽子手的客串，当时日本媒体将其作为“英勇杀敌”的典型进行宣传，掩盖了屠杀平民的事实，而日本的普通民众根本无从知晓日军的真实暴行。日军暴行的照片能够唤起西方世界的同情，相信同样可以促使日本民众重新认识战争性质。网络上“原子弹下无冤魂”这样的言论甚嚣尘上，近期不少自媒体借机炒作“日本国内没有人真正反战”，并以当时日共的转向为例，试图塑造一种“全民支持战争”的片面叙事，这类言论不仅简化了复杂的历史语境，掩盖了实际存在的反战声音与抵抗实践，更是在为当下悄然生长的法西斯主义造势，是一种危险的话语操控。

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所依托的就是国家主义、爱国主义，日共早期领导人佐野学、锅山贞亲发表“转向”声明，拥抱“圣战”，一方面固然是遭到暴力机器镇压的结果，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思想上拜倒在了国家主义的大旗之下。[3]国家主义长期以来不仅是群众，更是左翼难以跨越的思想障碍。“自负、傲慢和利己主义，正是爱国主义的基本要素。”“早自婴孩阶段，孩童的心灵，就已经被关于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等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所毒害。当这个孩童长大成人之后，他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己是受主拣选，来保卫自己的国家免受任何外国人侵袭的信念中。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我们要求建置更强大的军队和海军，与更多的战舰和弹药。”[4]高德曼敏锐察觉到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爱国主义”所承载的并不是“爱”，而是“恨”这种情绪，它的爱是空洞的，恨是狂热的，它将主要矛盾转移到外部，将内部的压迫合理化。这种情感当中既没有对不幸的同情，也没有对压迫的反抗。

国家主义以服从性为标准划分敌我，抗争者会被视为“不爱国”，甚至扣上“叛徒”“境外势力”的帽子。然而，“爱国”并不是正义以及行为合理性的标准，日本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支持侵略扩张才是“爱国”，反对者会被视为国家的敌人投入监狱。反战漫画家中泽启治在《赤脚阿元》中有这样一段经典对白：

“对，我就是不爱国，但我引以为荣。这场战争就是为了掠夺和杀戮，根本就不对，因此，被称之为不爱国是对的，被称为懦夫也是对的。如果有更多像我这样的人挺身而出与土匪政府干到底，这才是真正有勇气的爱国者。”

马克思主义始终站在反国家主义立场上，列宁指出：

在这样的战争中（帝国主义战争），“保卫祖国”是一种骗局，是替战争辩护。被压迫者（例如殖民地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即压迫国家而进行的战争，才是真正的民族战争。[5]

决定战争的性质（反动战争或是革命战争），不是看谁先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是看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这个战争是哪一种政策的继续。[6]

李大钊同样警惕国家主义的收编，拒绝将当时的学生运动命名为爱国运动：

日本人说，中华的学生运动是排日运动，我们固然不能承认；中华人说，中华的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我们也不能承认。我们爱日本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和爱自国或他国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一样诚挚，一样恳切。我们不觉得国家有什么可爱的道理，我们觉得为爱国去杀人生命，掠人土地，是强盗的行为，是背人道反理性的行为。我们只承认中华的学生运动，是反抗强权的运动。[7]

二战与一战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如果缺少这一内核，它就不会具有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仅仅是又一轮帝国主义战争。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并不来自于保家卫国（否则在日本的立场来看美军轰炸日本本土也是一种侵略），而是来自于对殖民者、压迫者的反抗。“我们不是朋友”这一句台词类似于福斯特《印度之行》中“我们将把每一个该死的英国人都赶到海里去，到了那时，你和我将成为朋友”，它必须在特定历史语境即当时的压迫结构下进行理解，两个不平等的国族之间只有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不可能真正成为朋友，非历史化的解读最终只会落入狭隘的民族主义陷阱。

友人供图：京都大学招贴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战争题材电影的国家主义转向是近十几年发生的，不少人基于对抗日神剧的反感将《地雷战》《地道战》等归入神剧之列，却没有意识到二者之间存在根本区别。毛时代的抗战题材电影所强调的是人民战争，而非国族战争，其核心是重塑人民主体，强调人民群众在战争中（历史上，以及未来）的主体地位，而不是依靠政府片面抗战或是宣扬个人英雄主义。除此之外，战争题材影片的国家主义转向抹杀了当时群众对新秩序的想象这一关键元素，将新中国的成立视为革命的初心以及最终目的，为革命画上了句号，也为当下的现实确立了绝对的合法性。

注释

[1] 丹尼尔·希罗、克拉克·麦考利著，薛绚译《为什么不杀光？种族大屠杀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86页。

[2] 《“不许可”审查——严密的新闻控制》，https://www.krzzjn.com/show-557-84479.html。关于影像与战争的研究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顾铮《民族主义及其变种军国主义——以二战时期的日本“国策宣传摄影”为例》，《现代性的第六张面孔——当代视觉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顾铮《战争的理由、视觉表征与上海——木村伊兵卫与原弘的“上海”摄影特辑（1937-1938）》，《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赵伟《图像的扭曲及其反思——从侵华战争中一组日本战地摄影谈起》，《艺术学研究》2022年第1期。

[3] 日共转向问题详见郭雨颖《从思想犯到协力者——以二战时期日本共产党知识人佐野学、锅山贞亲的“转向”为中心》，《成大历史学报》第59号，2020年12月。

[4] 爱玛·高德曼著，许慧琦译《无政府主义和其他论文》，暖暖书屋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136页。

[5]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战争与和平》，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8页。

[6]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同上，第70页。

[7] 李大钊《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1页。

而真正重要的是改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