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访谈 | 我想呐喊，却寂静无声

原编者按：格非是我们的一位读者，一位历史专业的大学生。这篇访谈中，受访者格非讲述了自己接触卡尔主义的背景与历程，并结合自身经历和认知，提出了其自己的诸多思考。

格非因受家中长辈濡染，自幼对我国近现代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产生一种微妙的感情，及至此后阅历渐增，对社会产生了更深刻的认知，便断然决定走上一条实践之路。在学术追求上，其选择历史作为专业，因此一方面，他对历史研究本身的立场、方法论加以反思，认为不存在绝对客观的所谓“历史实证主义”，相反，一切能被人认识到的历史，本质上都是经过人加工后的产物。因此，研究历史无论如何不能离开现实立场。

另一方面，作为一名文科大学生，格非也面临着属于他自己的生存困惑：升学读研还是积极就业？当今社会中同乡会、同学会联系逐渐淡化的背景下，该如何打破原子化社会的孤立，更甚至，借助先进的思想力量连结成一体……以上皆为当代青年面临迅速变化的世界，以及面临自己人生的十字路口，所迸发出的生存之问。

如果各位读者对格非的经历抱有好奇，或同他一样面临升学、择业等问题，抑或是想要探讨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论，欢迎阅读本文并在文末留下你的想法。

郑州二七塔

“她唱红歌，更像是在追忆年轻时那种积极向上的情感”

我第一次学唱红歌的时候还挺激动的。那阵表妹刚搬来我家住，姥姥看她性格内向，在学校被人欺负、被撵到最后一排都不敢吭声，就教了她一首自己以前学过的zf派歌曲，鼓励她要敢斗争。姥姥能力强，性格也强势，总跟我和妹妹说要争强好胜，还常常用红歌当人工闹铃喊我们起床。

我觉得姥姥那一辈人，未必对那段历史特别怀念或者有多美好的回忆，毕竟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她跟我说，那时家里收入全靠挣工分，物质生活条件不算好。她爱唱红歌，我猜是因为她的精神状态一直很年轻，特别有干劲，家里人劝她别干活了，她都不愿意停。村里原来有社队企业，到了80年代就变成私人承包的鞋厂了，那家厂几乎年年拖欠工资，一整年都不发，最多到年底给一点，就算这样，姥姥还是要去那儿干活，跟打白工没啥区别。我实在没法理解她为啥这么做，可能就是闲不住吧。

她唱红歌，更像是在追忆年轻时那种积极向上的情感，把个人记忆和当时的时代环境揉在一块儿了。或许那个时代就适合她这种性格的人，换个人来，未必能有这种感觉。

关于历史，姥姥特别尊敬毛、周，经常给我们讲他们智斗外国人、维护国格的故事，听着还带点民族主义的味道。她对现在和过去的社会环境，不能做什么明显的区分，赞扬过去的历史人物也大多停留在个人魅力层面，总觉得毛、周这一辈人更有智慧。她没法从政治或者经济层面，把毛、周和后来的国家领导人做明显区分，但就是觉得后人在人格魅力和治国水平上比不上毛、周。我对历史的系统了解，不是从姥姥这儿来的，而是我自己喜欢历史，靠看书慢慢积累的。不过确实从她那里了解了一些当时农村的生活情况，比如三年自然灾害时候的惨状。

我小时候就挺喜欢红歌的，觉得它直白又有力量。那时候我就喜欢战争之类打打杀杀的题材，不管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的红歌，传递的精神都特别符合我当时的想法。所以那时候也没多想，就觉得红歌帅、有气质，对红歌的理解还停在浅反思的阶段。

就和姥姥唱红歌是怀念青春、鼓舞自己保持年轻一样，我小时候对红歌的感觉，也只是好听、好唱、有气势。后来读历史，我才开始思考：为什么红歌以前是流行歌曲，现在却显得不那么合时宜了？

“我最后一点幻想也破灭了”

我家的意识形态很普通，父母是改开后进城的第一代，打拼出了不错的生活，家庭条件还算可以。他们享受过改开的红利，思想就像教科书里写的那样，爱国爱党、勤劳奋斗，对政治没什么明确观点，但我确实受了他们一些影响。

初中时我读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它不像正统叙事那样 “通三统”，而是从派系集团的视角分析国内形势。书里的内容未必准确，有不少和史实不符的地方，但我读的时候，明显感觉到一种断裂——后40年对前30年有某种否定或背叛，这可能和我当时的意识形态取向有关。那时候我还觉得，比起直观感受到的国家后来的一些措施，自己更偏爱前30年的状态，这种感受其实挺庸俗的。比如小学时赶上钓鱼岛问题，初中时是南海危机，我总觉得国家对外太软，对洋人、帝国主义太妥协，不满其为什么不再用反帝叙事，不过这种不满还停在表层。

所以初中到高中，我民族主义情绪很重，支持“领导核心”，那时正提出“两个30年相互不否定”。我还希望中央能有第二个“遵义会议”，真正拨乱反正，把前 30 年和改开好好融合。我个人更倾向多肯定前30年，甚至幻想有个强人，在保留经济建设成就的基础上，恢复前30年尤其是对外的政治路线。

我真正意识到这想法不可能，主要因为两件事。

一是高中刚开始，疫情刚爆发时，我还觉得是好机会，觉得不管是TW问题、政治调整，还是经济改良，时机都不错。但高二时，我在郑州亲眼看见了富士康事件：工人住宿条件差，疫情在宿舍传播，zf却帮着富士康封锁消息。因为离得近，我了解得很详细，这事对我冲击很大。之后我开始读网上流传的左翼书籍……对正统以外的叙事产生兴趣，又读了很多相关书籍，慢慢从“当代强人”的粉丝、幻想“保救派”主政，转向一般意义上的“毛左”……这个转变到高三到大学期间才慢慢完成。

二是2022年底疫情放开。放开前政策反复调整，从西北及东部大城市的一些事件能看出：为了维护权威，不顾之前标榜的“科学防控”，也没做好准备就突然放开。当时各地殡仪馆、火葬场的消息很多，我回老家看到出丧的人也明显增多。还有个直观数据，山东某市公布的放开后有退烧及抗疫相关药品的药店名单，一百多家里，只有一家在市区外的县城能买到这些国家补贴的药品，其他全在市区。这能看出后40年三大差距扩展到了什么程度，国家还没有要限制的意思，这让我最后一点幻想也破灭了，彻底不抱任何希望。

这个过程中，读书的方向对我影响最大。一方面是历史书，尤其是CR时期、一共之前，还有自然灾害、四清运动等时期亲历者的回忆录，能了解到那些被“宜粗不宜细” 处理的历史背后的模糊细节。另一方面是政治经济学知识，借此了解国家真实经济状况。除此之外就是打听工人现在的工作环境。

我总盼着家乡能变好

我的老家在洛阳偃师，可能不算特别有代表性。长辈们跟我讲的河南往事，大多像现在旅游宣传里说的那样，夸当地文化深厚、历史悠久、出过多少名人。我小时候在城里长大，对他们经历的农村生活没什么认知，但回老家时，能真切感受到他们说的农村变化。

比如姥姥会讲她年轻时和大家一起兴修水利、改良土地的事，可现在我回农村老家，看到田地里的劳动力全是50岁以上的，甚至六七十岁的——就像姥姥，都六七十了还坚持下地，这是她自己愿意的，我们怎么劝都没用。村里很少见得到年轻人，地里的活儿大多靠老人撑着。现在村里的地，有些承包租出去了，剩下的多是一小块一小块的自留地，基本只能种点蔬菜，大些的能种玉米。灌溉方式也老套，要么自己拎桶浇，要么开闸大水漫灌，没什么有效改良措施，喷灌都少见，只有几处大片田地有喷灌设备，整体感觉农村还挺落后的。

在我看来，河南最有名的红色记忆之一就是郑州二七塔，它和二七大罢工有关。郑州还有碧沙岗公园这样的革命遗迹，但二七塔更具标志性。我们上历史课、思政课讲改开前后变化时，常放郑州的对比图：60年代郑州最高的建筑是二七塔，现在它周边立满了高楼。二七大罢工是党领导的第一次以工人运动为核心的罢工，尽管最后失败了。

我还采访过两位老人……从他们的讲述和我了解的史料来看，山河四省在前30年，尤其是“自然灾害”后的十几年里，农业建设做得很好，属于全国第一批次，至少数据上看各地发展挺健康，也出了焦裕禄、杨捍东这样的模范干部，还有红旗渠这样的成果。想想当时河南自然条件和历史积累都不算好，却能有那样积极的农工业发展态势，再对比现在的山河四省，还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地域歧视——一提河南人就想到偷抢骗，反差真的很明显。

我不太喜欢去离家太远的地方，就算有时在外地，也总盼着家乡能变好，忍不住会想理想中的河南是什么样的。它应该在合理的生产关系下，农村实现农业机械化改良，地方社队企业也发展起来。河南本就是农业大省，这样城乡差距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大，省会郑州的首位度也不会这么突出，整个省能均衡发展。而且河南历史资源丰富，可现在基本没开发好，显得乱乱糟糟的，理想中它应该能靠这些历史资源把文旅经济做起来。

我一直想选择历史专业

高考时，我对靠应试考名校没什么执念，用家长的话说就是“上进心不强”。选历史专业是我自己坚持的，和家里的意愿不一样。家庭给我的困扰肯定有，比如报志愿时，家人想瞒着我改志愿，改成思政教育之类的。其实我一开始被录取的不是历史专业，是入学后转过去的。

高中选科也有波折，我初中理科一直不错，刚上高中时数学虽然没那么好，但一开始也想选理科。后来主要受同学朋友影响，再加上学校的历史和地理老师讲得特别好，很开拓视野，上了高中才改主意想学文，这当然遭到家里强烈反对——刚开始学文时，家人还给班主任打电话，想让我改回理科。过了一个学期，我才说服他们同意。

支持我最多的是高三在学校认识的一个朋友，我们从高中到现在都是最好的朋友，意识形态、三观都很像，转变历程也几乎一样，算是互相促进、互相帮助的知己。

其实这算不上我有勇气，毕竟历史专业不好就业，家长能被我说服，还是因为家里的情况：父母工作稳定、收入还行，都算体制内。我妈是研究中学教学的教研员，工作性质有点像能到处做讲座赚钱的知识分子；我爸是公务员。他们可能觉得以家里的条件，能承担我学文的选择，当时就说让我读研读博。虽然我很不想读书，现在也没松口说要读博，但他们是想让我搞学术、去高校教书，可我觉得这太难了，几乎不可能。

我高中在以前管理比较宽松，新校长来了之后就严了，学生和校长还发生过“吉列豆蒸”。我在网上认识几个郑州的所谓“网左”朋友，见过几次面，他们跟我讲了不少郑州一中的消息。据说，郑州初高中里网左的比例好像不低，可能和前几年一中学生跟校长的斗争有关，大家常聊一中的事。不过我的高中在当地“大三甲”、“小三甲”里，一直算相当开明、氛围宽松的。

河南很多学校，尤其是县里的高中，实行“衡水模式”比衡水本身还卷。高一的寒暑假，因为我妈在教育系统工作，认识一些县中的校长，每当市里学校放假早，她就会把我送到新郑的高中体验半个月。那边的学生五点就得起床，先到教室读半小时书，再下去跑早操，跑完吃早饭，回来再读一小时书，中午也不能回去休息。见识过那种情况，我觉得我的高中已经很好了。河南很多县中，确实比衡水还严苛 —— 衡水名气大了，能在全省招生，而这些县中师资明显不行，全靠逼着学生应试。后来因为疫情，我才不用每年寒暑假都去那里“坐牢”半个月了。

我们要联络起来

我挺珍视组织线下活动的经历，不过这类经历不算丰富。一来是参与得晚，上大学后才慢慢有这想法；二来是这些经历从没达到多高、多严谨的程度，甚至不如现在大家一起办公众号的状态。但这些经历很有教育意义，最大的作用是让我认识了志同道合的人。我参与过的这些，其实都处于“大帐篷”状态：没有严格的组织架构，也没有能持续给成员提供经济保障的盈利方式，基本靠成员交会费、参加活动交钱，再加上活动后剩下的一点结余来维持。

可我觉得做这种事很有意义，能让大家认识更多人，尤其是线下接触特别重要 —— 聚到一起的多是同地区的人，能打破各自孤立的状态；就算是异地网友，线下见见面也比只在网上交流好，接触多了，哪怕之后还是常在线上联系，彼此的信任度也和只网聊不一样，线上线下是能相互转换的。

我还琢磨着，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过几年基本都要工作。要是工作后还能保持联系，大家有了一定物质收入和保障，意识形态上也能坚持住，那结合未来的社会环境，说不定能形成经济互保关系。等形势允许，就能重新搞些需要财力支持的公益或宣传活动。这也算是未雨绸缪，毕竟现在国内外经济大形势都不好，我觉得下一次金融危机可能在十年内发生，到时候对国内社会冲击肯定不小，年轻人应该提前准备。

其实从父母那代刚进城的人身上能学到不少。他们刚进城时没根基、没家庭背景，特别看重同乡会、同学会，早年靠传呼机、后来用电话保持联络，工作后互相帮忙——虽说这更多是为了个人发展，但这种组织形式，我觉得甚至超过很多我听说过的左翼读书会。不少大学的左翼读书会，成员一工作就散了，构不成任何经济互保关系。

所以我觉得，至少我们工作后，要达到甚至超过当年同乡会、同学会的组织度。之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工人提供些帮助，比如法律方面的；要是他们感兴趣，就搞些义务授课，同时做些宣传。另外，我认识的朋友里有不少老师，有可能的话，也能义务辅导工人子女，这是个值得努力的方向。

去年12月26日，我去了韶山。不过我是一个人去的，到那儿也只是和人匆匆见了一面，没和网上认识的人约着去，都是在当地随机遇到的人。那次活动确实挺有感召力，也让人振奋，但说实话，没认识到现在还常来往的朋友。我倒觉得，要是能和网上认识的朋友一起参加这种全国性活动，应该会很不错；可像这样独自去，随机认识的人日后确实难有太多交集，当然也不能说死，只是我这一次没交到新朋友。

“有这样的认知，就该有与之匹配的行动”

我决定考研，主要有几方面原因。从现实角度看，我在四川一所双非师范院校读书，要是在四川就业，或许能找到工作，但我不习惯长期一个人待在离家远的地方，对新地方的陌生人也没什么亲近感，更想和老朋友保持联系。可凭我现在的学历，想在郑州找工作难度不小。另一方面是家里的要求，从本科起父母就希望我读研。他们觉得我读研期间能做家教、兼职赚点收入，而且以家里的条件，也不用急着就业。不过他们曾提出让我边考研边考公，这我坚决拒绝了，最后商量妥协，还是定了考研这条路。

其实我当初也想过，不考研回河南老家也不是找不到工作，去教辅教培机构的快班应该没问题。但我对历史方向的进一步学习还有兴趣，只是没打算搞学术 —— 要是把学术当成事业，我反而可能就没兴趣了。所以我一直觉得，历史虽然是我的专业，但本质上是兴趣，这样我才有精力一直去学、去钻研。我觉得人追求的事业不妨定得宏大些，未来不管做什么工作，只要没什么消费欲望和阶级跃迁的想法，能保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就行，倒不如把左翼组织里的一些工作当成事业，这对个人精神状态或许会更好。再加上现在毕业生就业难，考公、考研、考编是主要出路，我不想考编考公，相对妥协下就选了考研，也没什么好犹豫的。

认知要与行动相互匹配

至于理想、热情与现实的关系，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人，对理想的热情常会被家长指责，或是被其他人当成笑话，觉得是脱离实际的空谈、高高在上的杞人忧天。但对我来说，很庆幸父母给的条件，让我不用被生存和生活的压力占满。而且我爱好历史，在学习过程中自己摸索着了解到一些历史真相，对社会也形成了自己的认知，我认为自己能做到不违心、不妥协、不放弃这种认知。既然有这样的认知，就该有与之匹配的行动——不管现在能做多少，至少当下要往这个方向努力，我就是这么协调它们的。

我觉得在现在的社会条件，尤其是经济环境下，追求个人上升没什么意义，既虚无缥缈，又像投资加杠杆一样，是虚假宣传下的赌博，最后可能摔得更惨。所以我现实中的生活和努力，确实要靠说服自己去追求理想来维持。比如考研提升自己、学习历史专业知识，一方面是维持兴趣爱好，另一方面是借此结交更多人，最终靠这些人和学到的知识技能，为未来搭建联络组织框架、做好宣传工作做准备，也为预防未来经济恶化、出现社会动荡做准备。这就是我平衡理想、热情与现实，说服自己努力的自洽逻辑。

关于就业，要是未来不做老师，确实挺纠结的。我现在的想法是，最好读完研能在离家近的县市找个大专当老师或辅导员，实在不行，在郑州找个初中或辅导班老师的岗位也可以。要是不当老师，我可能就不局限在河南或离家近的地方了。之前想过，或许会去武汉以东的江南地区看看，毕竟我对东南一带了解不多。我一直对博物馆感兴趣，经常去逛，之前听历史群里的网友说，有人考了导游证还能兼职赚钱，所以打算今年寒假考完研后，也试试考个导游证，到南方做些和文化相关的工作。像会计、计算机这类工作，我实在做不来。

之前还有人提过，郑州有家上市公司专门做文保业务，合作对象是各地博物馆，主要提供器械销售和维护，建议我可以考虑去做销售。这种是B2B模式，要和博物馆的人打交道、推销产品、参与招投标，挺有技术含量的，而且博物馆的人多是学文保、历史相关的，环境相对没那么复杂。这确实是个可选方向，但从我自己和家里的想法来看，估计还是会优先考虑当老师。

我个人觉得教书挺好的，一方面工作相对稳定，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对我来说，收入稳定比收入多少更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当老师能持续接触更多人，不管是在大专、高中辅导班还是初中，都能做自己喜欢的事。

历史是我重要的情感动力

在我参与的一些纪念活动或左翼小组中，关于传统和遗产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

就拿对主席的称呼来说，我和同龄人——比如现在上大学、研究生，或者刚毕业参加工作的这一批人，基本称呼主席为教员，或者直接称主席。而年龄稍大一点，30岁左右的朋友，受高华以及老一辈国史学家的影响，喜欢用“老头子”这类称呼。更年轻的，像我在郑州认识的初高中小朋友，他们的称呼就更随意多样了，有的用“老毛”，甚至还有用某些比较冒犯的称呼。对郑州的“老造”而言，用真名去称呼，就已经很冒犯、不尊重了，他们从情感出发，坚持要用“毛主席”这个称呼。他们光辉的过往是值得其毕生铭记的。他们非常明确地要用这份遗产和传统，去否定当下的现状。

我参加的vmz组织的公益小组俱乐部，人员构成挺复杂。有些人是小市民心态，把这儿当混圈子的谈资，抱着争地位、换利益的想法，把历史高高挂起，当成能谋利的小众知识。但我和关系好的朋友不这么看，我们觉得传统和遗产值得认真学，从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而且这也是一种情感动力。

我们这些人家庭环境大多不错，作为学生暂时没迫切的生活压力，有时间思考；可另一方面，我们不认同当下市场经济、应试教育构建的那套——以考公为导向、官本位思想，处处有鄙视链、把人分三六九等的科层制意识形态。我们没有小布尔乔亚那种追求虚无缥缈的上升、实现阶级跨越的动力，但也需要生活的动力和意义，不然容易陷入虚无主义。

所以历史成了我们重要的动力来源：从先烈的奉献中获得感召，对历史上的丑恶罪行感到义愤，借此激励自己学习、提升，盼着有朝一日能反抗、改变当下不合理的现象。在我看来，这种动力是首要的，总结经验教训倒在其次，毕竟从历史里总结的经验，最终还是要回归生活实践，而我们现在的实践水平还低，谈不上用理论指导实践。这也能看出，即使同为左翼，不同代际对历史的感受也差很多。这是历史惯性在不同人身上的体现。

学历史不能离开现实立场

从个人兴趣来讲，我主要还是对先秦史更上心，读研也打算主攻这一块。在先秦史里，最吸引我的是西周到春秋这段时期。一方面是这一时期的史料积累比较丰富，尤其是春秋时期；西周则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领域，研究空间挺大的。另外，我觉得西周到春秋这段时期，对中国封建时代以来的前现代文化，也就是咱们说的传统文化，它原初的文化精神影响特别大，算是中华文明真正成型的阶段。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也能帮着理解后来的一些历史现象。

关于历史及相关话语的建构。我完全支持史学界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对兰克史学——就是那种追求绝对客观历史真实的实证主义——进行的反思。我认为，一切能被人认识到的历史，和所有能被人认识到的事物一样，本质上都是经过人加工后的产物，更何况历史本身就带有意识形态属性。所以，能被人认识到的历史肯定是被建构出来的，也就是回溯性建构，历史话语正是这种建构的产物。

具体到建构过程，除了要遵守史学研究的基础规范，比如不能用论点代替史实，得以史料为依据——傅斯年说“史学就是史料学”，这话虽然片面，但史学确实离不开史料——更涉及到自身的意识形态和阶级立场这些问题。

学习历史，说到底是为了总结经验。求真是最基础的要求，可我们永远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真”，不管怎么还原、史料多丰富，都没法完全重现历史上人们的生活和想法。所以，更深一层的要求是“求实”，这里的“实”指的是对现实的作用，是总结历史经验后对当下的指导意义，这是学习历史时应该注意的。

像“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句话，虽然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产物，但我现在依然支持阶级史观、革命史观，觉得它们比八九十年代兴起的各种现代化史观更有说服力。我们对历史研究得越细致，就越能看清那些现代化话语背后的本质，不管是从晚清洋务运动开始的所谓近代化，还是现在我们的现代化生活，都能探究出它的底色到底是什么。

总之，我认为学历史，尊重史料、论点从史料中得来只是最基本的要求，关键在于研究历史除了弄清楚事情本身大致的样子，更重要的是从历史中学到什么、得出什么结论，以及这些结论是为谁服务的，这才是学习历史最重要的地方。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