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 剥开“乡土”的画皮，揭露阶级的本质——对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费孝通《乡土中国》的批判

前 言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是一部集东西方反动学术思想之大成的毒草著作。它打着“理解中国社会”的幌子，系统地用资产阶级的文化决定论、功能主义和社会静力学，歪曲真实的社会和抹杀现实的阶级斗争。该书反动性的核心在于：以所谓的“差序格局”取代阶级分析，以“礼治秩序”美化封建宗法统治，以“文字下乡无用论”鼓吹愚民哲学，以“无为政治”掩盖地主阶级专政，以马尔萨斯人口论为农村的阶级剥削开脱。其根本目的，是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秩序提供“学术”辩护，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农民解放运动。本文将以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乡土中国》的反动理论体系进行彻底的、系统的揭露和批判，剥去其“文化关怀”的虚伪面纱，还其作为地主资产阶级奴仆的本来面目。

一部为旧世界招魂的反动宣言

《乡土中国》写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那正是中国两种命运、两条道路进行生死决战的关头：一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土地革命为核心、以武装斗争为形式的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旨在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解放亿万农民;另一边是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竭力维护其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统治。在这一宏阔的阶级斗争背景下，费孝通抛出《乡土中国》，绝非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一场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

该书通过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概念，如“差序格局”、“礼治秩序”、“熟人社会”、“无为政治”等，精心编织了一套关于中国农村的叙事。这套叙事的核心，是将充满残酷阶级压迫和激烈阶级斗争的旧中国农村，描绘成一个自然而和谐、稳定而有序、充满温情的“乡土社会”。它竭力掩盖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否定革命变革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这本书的毒素并未消散，反而被中外反动势力奉为解读中国的“经典”，成为他们攻击社会主义改造、诋毁集体化道路、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的重要工具。因此，彻底清算《乡土中国》的反动思想，是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 核心批判：“差序格局”论——阶级分析法的死敌

费孝通全部理论的核心和基石，是所谓的“差序格局”。他声称，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这种格局的特征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1. 用血缘地缘关系掩盖阶级关系。这种“差序格局”论的根本反动性，在于它用抽象的、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社会关系”取代了具体的、基于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阶级划分。在旧中国的农村，主要的社会关系绝不是费孝通所描绘的那种以个人为中心、由亲及疏、温情脉脉的“水波纹”，而是壁垒森严、尖锐对立的阶级关系：一方是占有大量土地、不劳而获的地主阶级，另一方是失去土地或仅有少量土地、深受剥削的贫雇农阶级，以及处于中间状态的中农。地主与农民之间，首先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断裂的、对抗性的，绝不是那种可以“推己及人”、“愈推愈薄”的连续谱。费孝通故意模糊这一根本矛盾，把地主对佃户的残酷压榨，轻描淡写地纳入“差序”的亲属、乡邻关系中，仿佛地主的盘剥只是“自家人”内部利益分配的亲疏厚薄问题。这完全是为地主阶级的剥削行为涂脂抹粉。

2. 其哲学基础是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和人性论。“差序格局”论的理论前提，是抽象的超阶级的“自我”和“人性”。它认为人的社会行为是由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由亲及疏的“本能”或“文化心理”决定的。这完全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胡说八道。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中，主要是阶级关系的总和。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归根结底是由其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决定的。一个地主，无论他对自己的亲属多么“厚”，对佃户必然是“薄”的，这种“薄”是由其阶级本性决定的，是剥削制度的必然产物。费孝通的理论，恰恰是把地主阶级自私自利的阶级性，普遍化为所有人的“人性”，从而将阶级压迫永恒化、合理化。

3. 政治目的是否定阶级斗争，维护宗法统治宣扬“差序格局”，其政治目的就是瓦解农民的阶级意识。它告诉农民，你受苦不是因为阶级压迫，而是因为你在那个“差序”的圈子里离中心(地主)不够“近”。你要做的不是团结起来进行阶级斗争，而是想办法“攀附”中心，成为“自己人”。这套说教，是维护封建宗法制度、束缚农民精神的精神枷锁。它与中国共产党的阶级路线——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和打击地主阶级——是根本对立的。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热情歌颂的，正是农民起来打破这种宗法“差序”、建立自己阶级组织的革命行动。而费孝通的理论，则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对农民运动的恐惧和污蔑。

二、 批判“礼治秩序”与“无为政治”——对地主阶级专政的美化

在“差序格局”的基础上，费孝通进一步描绘了旧中国农村的治理模式，即所谓的“礼治秩序”和“无为政治”。

1. “礼治秩序”：封建宗法压迫的遮羞布。费孝通将“礼治”描绘成一种与“法治”相对、依靠传统习俗、内化于心的社会规范，认为它比法律更有效、更温情。这完全是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掩盖。在阶级社会里，“礼”从来就是统治阶级的礼。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等礼教，其核心就是维护等级制度，确认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束缚农民的思想和行动。所谓“内化于心”，就是通过长期的意识形态灌输，使农民心甘情愿地接受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把地主阶级的统治看作是“天经地义”。这种“礼治”，是套在农民脖子上的软刀子，比赤裸裸的暴力更加阴险毒辣。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社会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费孝通的“礼治秩序”论，正是对这四条绳索的学术粉饰。

2. “无为政治”：地主阶级专政的谎言。费孝通声称，乡土社会是“无为而治”的，皇权止于县衙，乡村依靠长老教化。这更是弥天大谎。旧中国的农村，从来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地主阶级及其代理人(土豪劣绅)的赤裸裸的专政。县衙是地主阶级的统治机关，保甲制度是套在农民身上的枷锁，族权、神权是地主阶级实行统治的辅助工具。所谓“长老教化”，不过是地主乡绅利用宗族关系行使统治权的一种形式。他们对农民催租通债、欺压盘剥，何来“无为”?他们对农民反抗的残酷镇压，何来“无为”?这种“无为政治”的神话，无非是想把血淋淋的阶级专政，描绘成一幅田园牧歌式的和谐图景，从而否定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三、 批判“文字下乡无用论”——资产阶级的愚民哲学

费孝通在论述“文字下乡”时，提出了一个极其反动的观点：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面对面的交流足以传递信息，文字是多余的，甚至可能破坏原有的社会格局。因此，农民不识字的现状有其“合理性”。

1. 为文化垄断和阶级压迫辩护。这种论调，赤裸裸地为地主阶级对文化教育的垄断进行辩护。在旧社会，地主阶级之所以能压迫农民，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垄断文化知识，实行愚民政策。农民不识字的根本原因，不是“不需要”，而是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和经济条件。正如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而费孝通把这种由阶级压迫造成的结果，歪曲成由社会结构“内在需求”决定的“合理性”存在，这完全是颠倒黑白。其目的就是阻止农民掌握文化知识这一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让他们永远处于蒙昧状态，便于统治。

2. 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普及运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始终大力开展扫盲运动和普及教育，让工农及其子女掌握文化，这正是打破剥削阶级文化垄断、解放人民群众思想的伟大革命措施。费孝通的“文字下乡无用论”，在政治上直接对抗党的这一正确路线，企图将农民永远排除在文明进步的大门之外。这暴露了其骨子里对劳动人民的蔑视和恐惧，暴露了其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立场。

“只要在我国还存在文盲现象，那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这并不是政治任务，这是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谈不上政治。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 ——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1年10月17日)

“中国的劳苦大众虽然并不识字，但特权阶级却还嫌他们太聪明了，正竭力的弄麻木他们的思索机关呢” ——鲁迅《关于新文字》(1934年12月9日)

(鲁迅这句话真的很尖锐)

四、 批判人口论与“乡土社会”的静态史观

1. 贩卖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毒草。费孝通在书中流露出对人口压力的担忧，其思想根源是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这种理论把社会贫困归咎于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增长，而不是归咎于剥削制度。它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帝国主义侵略开脱罪责。毛主席早就批判了这种谬论，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中国农村的贫困，根源在于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束缚了生产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解放了生产力，就为解决人口问题提供了根本出路。费孝通贩卖人口论，是为维护旧制度提供“科学”依据。

2. 宣扬社会静力学，反对社会革命。《乡土中国》通篇贯穿着一种静止的、循环的史观。它将“乡土社会”描绘成一个超稳定的、内部自我调节的、排斥变化的系统。这种社会静力学，是直接对抗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的。它否定社会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企图让人们相信，旧的中国农村秩序是“天然合理”、不可改变的。这完全是为了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瓦解人民群众变革旧世界的信心和勇气。

结论：《乡土中国》——一棵彻头彻尾的大毒草

综上所述，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绝非一部客观的学术著作，而是一份彻头彻尾的、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招魂的反动政治宣言。它用一套精致的资产阶级社会学概念，系统性地掩盖阶级矛盾、美化封建压迫、宣扬愚民哲学、否定社会革命。其全部理论，都是为了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在社会主义时期，反动文人、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费孝通终于在1957年8、9月份彻底暴露其反动主张，并被其他学者、群众所揭发批判。但是......，他们需要为......(......恢复小农经济)、维持城乡二元分割、剥削农民工制造理论依据。费孝通那种掩盖阶级矛盾、强调文化特殊性、反对激进变革的改良主义、保守主义思想，正好迎合了他们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在之后费孝通及其《乡土中国》又被捧上神坛。

因此，批判《乡土中国》，不仅是为了清算历史旧账，更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迫切任务。我们必须认识到：

* 观察中国社会的唯一科学方法是阶级分析法，而不是什么“差序格局”之类的骗人鬼话。

* 旧中国农村的真相是残酷的阶级压迫，绝不是费孝通描绘的“乡土乐园”。

* 中国农民的唯一出路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任何改良主义的说教都是毒药。

* 无产阶级文化必须彻底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文化，包括费孝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

只有坚持斗争，才能让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普照大地，让一切反动思想的毒草无处藏身!

下面引述一下李达的几段批判：

“费孝通的中国社会结构论和经济匮乏论，表白了下述四点反动性：(一)捏造中国社会是以人伦为本位、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礼治社会’，没有阶级分裂和阶级斗争，因而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是不能成功的;

(二)中国的经济匮乏是由于人民的‘安分、克己、知足’和人多资源少，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无关，因而宣传马尔萨斯主义;

(三)他告诉帝国主义者：中国人民重礼节，安分，克己是容易征服的(中国社会结构和匮乏经济的谬论，是他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演的);

(四)费孝通的中国社会结构论和匮乏经济论完全从梁漱溟那里剽窃得来并拿到英国去贩卖的，标明了他自己是一个文化买办。” ——李达《历史唯物主义讲座》(1958.1-1959.8)

“费孝通的中国社会结构论，表达在他所写的《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症结》(他在1947年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讲演稿)和其他几篇小论文(如《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等)之中。依据费孝通的说法，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孔子给‘规画’出来的。这个社会结构，以人伦为本位，以亲属关系为基础。他说：‘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又说：‘伦重在分别，在礼记祭统里所讲的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尝、夫妇、政事、长幼、上下，都是指差等。不失其伦，是在别父子、远近、亲疏。伦是有差等的次序。’又说：‘儒家注重伦常，有它的社会背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是亲属关系。亲属关系供给了显明的社会身份的基图，夫妇、父子间的分工合作是人类生存和绵续的基本功能所必需的，……而且以婚姻和生育所结成的关系，一表三千里，从家庭这个起点，可以扩张成—个很大的范围。……在儒家的社会结构中，亲属也总是一个主要的纲目，甚至可以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模范。’他还在‘差序格局’中说明‘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他说：这个己是‘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加以克服于礼，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以向外推了。……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中庸里把五伦作为天下之大道。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从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综合费孝通的见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就是以人伦为本位的亲属关系的总和。

其次，中国社会的秩序是靠什么维持呢?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秩序的维持，不是依靠人治，也不是依靠法治，而是依靠礼治。据他说，这种社会的秩序是‘礼治秩序’，这种社会即是‘礼治社会’。他解释‘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而‘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所谓礼治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权力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由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的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据说‘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这就是费孝通所说的中国社会是‘礼治社会’，是‘礼治秩序’。正因为乡土中国的人习惯于礼治，所以在法律上是‘无讼’，在政治上是‘无为’，而受着‘长老统治’。费孝通所说的中国社会结构，是一个以人伦为本位，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它的轮廓大致如此。

费孝通说起了社会结构之外，还说起了经济结构。他说中国的经济是一种‘匮乏经济’。他从礼治社会中拈出了‘知足、安分、克己’几个观念来，说这几个观念是和‘匮乏经济’相配合的，即是说礼治社会是和匮乏经济相配合的。他说：‘中国是个农业国家。中国人民的生活多少是直接用人力取给于土地的。土地经济中的报酬递减原则限制中国资源的供给。其次，我们可耕地的面积受着地理的限制。这个旧世界是一个匮乏的世界，多的是人，少的是资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似乎最适合于中国的情势了’。(《乡土重建》语)中国的经济为什么是那么样匮乏呢?依据费孝通的理解，这是和儒家思想的‘知足、安分、克己’等观念有关系的。因为礼治社会中的人习惯于‘知足、安分、克己’，所以不向自然界去争取，因而科学技术不发达。科学技术不发达，在人多资源少的国家，其经济更趋于匮乏。所以他说：‘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发生科学，绝不是中国人心思不灵、手脚不巧，而是中国的匮乏经济和儒家知足的教条配上了，使我们不去注重人和自然间的问题，而去注重人和人间的位育问题了。’这就是说，经济的匮乏，是由于人多资源少，又因为受了儒家知足的教条的限制，不能发展科学和技术，向外开辟资源，以至人越多资源越少。这种‘恶性循环’，只有由马尔萨斯人口论所提供的方法来解决了。

以上是费孝通的中国的社会结构论和经济结构论。现在再说一说他关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观。

费孝通认为中国儒家思想所培养出来的“知足、克己”的精神，是和中国的传统匮乏的经济相配合的。正因为人们‘知足、克己’，所以不向自然界争取什么东西，因而科学技术不能发达，不能产生人对自然的新关系。‘匮乏经济因为资源有限，所以在位育方式上是修己以顺天，控制自己的欲望以应付有限的资源。’至于西方‘基督教传统所孕育的那种无餍求得的现代精神’，是和西方的丰裕经济相配合的。正因为‘无餍求得’，所以要向自然界争取物资，因而科学技术日趋发达，不断产生出人对自然的新关系。丰裕经济是‘修天以顺己，控制自然以应付自己的欲望’。但是据费孝通说，匮乏经济和丰裕经济各有一种恶性循环。在匮乏经济中，‘劳力愈多，技术愈不发达，技术愈不发达，劳力也愈多。在丰裕经济中也有一种循环：科学愈发达，技术愈进步，技术愈进步，科学也愈发达。到现在至少已有一部分人感觉到，科学发达得太快，技术进步得太快，人类已不知怎样去利用已有的科学和技术来得和平的生活了’。

依照费孝通的意思说来，由于中国匮乏经济的恶性循环的存在，所以一经和现代工业国家接触，中国就变为西洋工业的市场，变得更为穷困。‘在这生产力日降，生活程度日落的处境中，绝不会有‘现代化’的希望。’费孝通在中国这样的处境中，就想出了‘乡土重建’的许多办法来，如所谓‘现代工业的技术的下乡’、‘分散在乡村里的小型工厂’、‘乡土工业的新型式’、‘自力更生的重建资本’、“节约储蓄的保证”等等——这些办法就是主张在乡村中举办一些轻工业，为匮乏经济找寻出路。其次，西方丰裕经济也因为有恶性循环存在，所以引起了第一和第二两次世界战争。这个原因是由于西方还没有‘创造出一个和现代技术能配合的完整的社会机构’。西方国家只重视人对自然的关系，而在人对人的关系方面却是没有搞好。在人对人的关系上，中国的传统却比西方为好。费孝通说：‘中国的传统，固然使我们在近百年来迎合不上世界的新处境……但是虽苦了自己，还没有遗害别人。忽略技术的结果似乎没有忽略社会结构的弊病为大。若是西方经过了这两次大战而已觉悟到非注意到人和人的关系时，我想也许我们几千年来在这方面的研讨和经验，未始没有足以用来参考的地方。’他这些话的意思是说，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虽然不行，而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的社会结构却比西方的社会结构好，西方国家可以把中国的传统作为复兴的底子。

以上，我简要地叙述了费孝通的中国社会结构论、中国经济结构论和中西文化比较观。这三个部分大概是费孝通所说的他自己的‘中国社会学’了” ——李达《费孝通的买办社会学批判》(1957.10)

(转载自微信读书书评，有个别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