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谬至极！ 凭什么“假设”蒋介石会比毛主席做得好？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声音企图用“假如”来涂改“现实”。有这样一种论调，轻飘飘地假设：若是当年蒋介石执政到底，中国便不会有“三年困难时期”的苦难。

这是一种何其荒谬、何其冷血的虚构!

这种论调，不仅是对那段沉痛历史中逝去生命的漠视，更是对整个民国时代苦难深渊的公然背叛。它试图用一个被粉饰的、从未兑现的“B选项”，去否定那个虽然充满荆棘、却最终让中华民族站起来的“A选项”。

要戳破这个谎言，我们不需要“假如”，我们只需要“事实”。

历史的功过，不由后世的文人“假设”来评判，而由当时当地的人民用血泪和生命来书写。人民的苦难，是衡量一个政权最根本、最冰冷的标尺。

一、“假如”的幻梦，与“花园口”的浊浪

那些鼓吹“蒋氏治国”的人，刻意回避了一个问题：蒋介石和他所代表的国民政府，在他们执政的二十二年里，究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

是“黄金十年”吗?

那是一个只存在于上海租界、达官显贵客厅里的“黄金”。而在那“黄金”的阴影之外，是广大农村的凋敝、是军阀的混战、是无休止的内耗和主权的沦丧。

而当灾难来临时，这个政权的“底色”才真正显露无遗。

1938年，花园口决堤。

这是一个刻在中国历史骨血上的伤疤。为了阻挡日军，国民政府高层下令“以水代兵”。他们没有精密的计算，没有周详的撤离，只是一声令下，扒开了黄河大堤。

那不是“天灾”，那是彻头彻尾的“人祸”。

滔天的浊浪瞬间吞没了豫、皖、苏三省的大片土地。近90万人直接死于这场人造的洪水，而后续因此产生的“黄泛区”，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让超过千万的百姓流离失所，沦为赤贫。

那是一种怎样的“真情实感”?

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村庄、田地、亲人被黄水卷走，连哭喊都来不及的绝望。是在洪水退去后，土地盐碱化，瘟疫横行，幸存者在淤泥中扒食草根树皮的麻木。

一个为了军事目的，可以如此冷酷地牺牲近百万平民生命、且在事后毫无有效救济的政权，我们凭什么“假如”它会爱民如子?

如果说“花园口”是战时的非常之举，那么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则彻底撕下了这个政权“温情”的假面。

1942年，河南。

天灾(旱灾、蝗灾)固然可怕，但比天灾更致命的，是国民政府的“人祸”。在日寇铁蹄和汤恩伯部“水、旱、蝗、汤”四害的夹击下，河南人民已在生死线上挣扎。

而国民政府做了什么?

他们不仅没有开仓赈灾，反而继续在灾区强征军粮，横征暴敛。他们严禁灾民外逃，视他们为“刁民”。当美国记者白修德将“狗在路边啃食人骨”、“人易子而食”的惨状报道给世界时，国民政府的第一反应是震怒、是否认、是掩盖。

据统计，这场大饥荒饿死了至少150万人。

从花园口到1942，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怎样的政权?

这是一个对底层人民的生命极度漠视的政权。在他们的权力天平上，人民的性命，远不如一场战役的胜负，远不如“征粮”的数字，远不如官僚的“面子”。

这是一个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几近崩溃的政权。面对灾难，它无法形成有效的全国动员，无法遏制基层的腐败，无法将救灾物资发放到灾民手中。

这是一个彻底脱离了人民的政权。当“朱门酒肉臭”时，“路有冻死骨”便不再是诗句，而是这个政权治下每日上演的现实。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政权的“末日”。

1948年的“金圆券”改革，是这个政权对中国普通民众、特别是城市中产阶级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彻底的一次经济掠夺。它用一张废纸，洗劫了人民手中最后一点黄金和白银，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恐怖的通货膨胀。物价一日数涨，工厂倒闭，市民破产，经济秩序彻底崩溃。

试问，这样一个在大陆执政二十余年，留下的“成绩单”是战乱、饥荒、分裂、腐败和经济总崩溃的政权，我们究竟是哪里来的底气，去“假如”它能在1949年之后，突然脱胎换骨，变成一个廉洁高效、爱民如子的现代政府?

去“假如”它能带领四万万同胞，安然度过冷战的封锁、苏联的压力、和那几年真实发生过的自然灾害?

这种“假如”，不是在讨论历史，而是在编造神话。这种神话，是对1949年以前，在那个黑暗时代中挣扎、死去、反抗的所有中国人的公然侮辱!

二、新中国的“阵痛”，与开天辟地的“奠基”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毛主席。

我们是否要回避“三年困难时期”?不，我们绝不回避。

那是一场巨大的悲剧，是共和国历史上最深重的伤痛之一。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在饥荒中死去，这是事实，是刻骨铭心的教训。

这这场严峻的挑战，既有连续自然灾害的天灾因素，也有苏修集团背信弃义、突然撤资的外部压力，更有我们在“大跃进”初期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热切期盼与探索中的偏差。同时，还有个别人阳奉阴违、暗中作梗。在“一穷二白”的国情之下，全党全国怀揣着“超英赶美”的雄心壮志，力求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与现代化。

这是我们党和毛主席在探索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并实现民族解放的道路上，所经历的一次艰辛的尝试。这一次尝试，充分体现了革命者敢于担当、敢于突破的巨大勇气和决心。

但是，我们必须看清一个最根本的区别：

蒋介石治下的灾难，是那个政权“反人民”的本质所决定的。“花园口”是为了保住他的政权而主动牺牲人民;1942年的饥荒，是他治下官僚体系腐败、麻木的必然结果。他和他所代表的“四大家族”，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压榨和掠夺。

而毛主席所面对的挑战，是一个“为人民”的政权，在探索“如何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道路上，为了实现“超英赶美”的伟大目标，而展现出的极度自信与开拓精神。

“大跃进”的初衷是什么?是“超英赶美”，是渴望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能用最快的速度实现工业化，不再受人欺凌。这个初衷，是源于一种对民族解放的极度渴望。

这一时期的曲折是“方法”上的急切，是对新事物规律认识的深化过程。

但这个政权和毛主席本人，与蒋介石的政权，在“根”上就不同。

毛主席所代表的，是那个时代最广大的工农阶级。他的目标，是打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

我们来比较一下，1949年，毛主席从蒋介石手中接过的，是一个怎样的“烂摊子”?

那是一个被百年战火蹂躏、满目疮痍的中国。工业几乎为零，铁路不通，文盲率高达80%以上，人均寿命只有35岁。

而毛主席做了什么?

第一，他让中国“站”起来了。

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1950年的抗美援朝，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在鸭绿江边，面对武装到牙齿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这个刚刚从废墟上站起来的国家，敢于“亮剑”。

这一战，打出了一百年来中国的国威和军威。它向全世界宣告：那个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蒋介石敢吗?他不敢。他面对日寇的侵略，尚且要“攘外必先安内”，要等到“珍珠港事变”后才敢宣战。他的“主权”，是依附于美苏“施舍”的。

第二，他完成了中国数千年来最彻底的社会变革——土地改革。

“耕者有其田”，这是中国农民几千年的梦想。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无数次农民起义，都倒在了这个门槛上。蒋介石也曾高喊“二五减租”，但他做到了吗?他做不到。因为他的政权，就是建立在地主豪绅的支持之上的。

而毛主席做到了。他用雷霆万钧之势，在中国大地上彻底铲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亿万农民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他们从土地的“奴隶”变成了土地的“主人”。

这不仅仅是经济的解放，更是“人”的解放。这种解放，释放出了中国最磅礴的生产力，也是新中国一切建设的根本前提。

第三，他从“一穷二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

在西方的全面封锁和苏联后来的撤走专家之下，毛主席带领那一代人，勒紧了裤腰带。他们造出了“两弹一星”，拥有了完整的国防工业;他们建成了大庆油田，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他们建立了遍布全国的水利设施、化肥厂、拖拉机厂……

这个体系，就是我们今天“改革开放”和“经济奇迹”的“地基”。没有这个“1”，后面再多的“0”也毫无意义。

蒋介石在大陆二十二年，他留下了什么工业?除了几个沿海城市的零星轻工业和买办工厂，他什么都没有留下。他留下的，只有那搜刮了全国民脂民膏、运往台湾的黄金。

三、功绩与悲剧：谁是真正的“伟人”?

毛主席是“人”，但他更是改写历史的巨人。

作为一个为人民探索新道路的领导者，他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经历了历史性的曲折和巨大的挑战。这些探索中的艰辛，是追求伟大目标时不可避免的复杂性，但它们绝不能掩盖我们必须肯定和歌颂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丰功伟绩。

但作为“伟人”，他的功绩，是这个民族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

蒋介石的“功”，在于他至少在形式上(北伐)短暂统一了中国，并领导了(虽然是消极的)抗日战争。但他的“过”，是系统性的、根本性的。他代表的，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死路”——即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道路。

这条路，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一条“此路不通”的绝路。

而毛主席的道路，是开天辟地的“奇迹”。

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破局者”。他打破了旧世界，更重要的是，他为新世界“奠基”。

他让这个民族重新获得了“独立”与“尊严”; 他让亿万农民获得了“土地”与“解放”; 他为这个国家打造了“工业”与“国防”的脊梁。

这三者，是所谓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历史不是一场“比烂”的游戏。

我们不能因为新中国探索中的艰辛，就去美化那个在1942年任由150万人在饥饿中死去的政权。我们更不能因为“花园口”的滔天罪行，就反过来认为探索中的曲折是可以被原谅的。

苦难，就是苦难。它不应该被比较，只应该被铭记。

但“领袖”与“领袖”之间，却必须被比较。

一个领袖(蒋介石)，他治下的苦难，是源于他的“无能”、“腐败”和“背叛人民”。他最终被人民所抛弃。

另一个领袖(毛主席)，他所面对的挑战，是源于他对民族解放的“急切”和“探索中的代价”。但纵观他的一生，他最根本的功绩，是“拯救人民”和“奠基立国”。

这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人民依然在怀念毛主席。

因为人民心中有最朴素的一杆秤：

谁，让我们在外国人面前抬不起头?谁，让我们敢于对世界一切强权说“不”?

谁，把人民当成“草芥”，任由洪水淹没、饥饿吞噬?谁，喊出了“人民万岁”，并真正将“为人民服务”刻在了执政的旗帜上?

答案，早已写在历史的丰碑之上。那些试图用“假如”来为蒋介石招魂的论调，在“花园口”的浊浪、“1942”的饿殍和金圆券的废纸面前，永远显得那么苍白、可笑，且毫无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