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公有制说到底本质上是奴隶制”

钟之说 2025-11-03 来源:钟建民的理论思考公众号

如果说没有私有财产的人就是奴隶，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实实在在的奴隶社会。

11月1日，在交流时华林(HL)说:“公有制说到底在本质上就是奴隶制，因为，公有制剥夺并消灭了人们的私有财产，导致所有人都沦为事实上的奴隶(没有私有财产的人)，而那些掌握着公有财产分配大权的人则成为事实上的奴隶主，它们凭借分配公有财产的权力可以决定被分配者的生死存亡，以至于被分配者不得不服从或屈从于分配者的意志。如果看不到公有制的这个本质属性，是绝对理解不了公有制为什么是人类社会中所有人为灾难，痛苦和悲剧的万恶之源的。如果说人类社会真的存在奴隶制，那就是在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例如前苏联或北朝鲜之类的国家。”

如果说没有私有财产的人就是奴隶，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实实在在的奴隶社会。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财产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绝大多数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正因为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劳动者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换取生活资料。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者成为被资本奴役的人。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共产党宣言》第39页，1949版本)。

由此可见，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本质上才是奴隶制。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私有制社会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竞争必然导致大资本对中小资本的吞并，最后是绝大多数人成为无产阶级，成为被资本奴役的雇佣工人，而少数的大资本成为现代奴隶主。

为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呢?

正是为了把在资本的束缚下的雇佣劳动者解放出来。

我们如果把公有制放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这一特定环境中去，联系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来看，这里的公有制已经不是体现产权的形式，而是消灭产权的形式。

现在我们进一步来讨论公有制企业的性质。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实现消灭了独立的、人格化的资产所有者。这就使公有制企业剩下了唯一的、人格化的生产主体--为企业提供各种劳动的员工，即劳动所有者。没有独立的、人格化的资产所有者，只有独立的、人格化的劳动所有者，这是公有制企业最基本的特点，也是公有制企业最重要的性质。

没有了人格化的资产者，没有了资本家、地主、股东等剥削者，自然也就不会有奴役劳动者的制度和社会，公有制又怎么会成为奴隶制呢?

当我们来面对公有制企业的劳动者时我们发现，在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的劳动者具有双重身份：

一方面他是生产资料公共所有者;另一方面又是劳动所有者。

作为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者，首先，劳动者可以利用公有的生产资料通过劳动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要，而不需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事实上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实现是实实在在地把劳动者从雇佣劳动的旧体制中解放出来，转变为主体劳动者!

因此，在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不是(也不需要)以劳动力所有者的身份出现的，而是以劳动所有者的身份出现的。

当然，劳动者必须在不损害公有资产的前提下(或在保值的前提下)利用公有资产;

其次，在多数情况下，每个劳动者都必须和其它劳动者结合在一起，进行集体生产。

而作为劳动所有者，他也具有两个特点：

第一他是以生活消费个体性为基础的，他存在着不断变化的消费需要。由于个人或家庭等方面的原因，每个劳动者在消费需求方面也不一样;

第二是每个人由于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家庭或个人的原因，在劳动投入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劳动者，以生活消费个体性为基础的劳动者，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一方面具有资产所有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则又是劳动所有者。

作为资产所有者，由于生产资料是公共所有，他们在资产所有方面是没有差别的，在同一种公有制的条件下，在同一个公有制企业中，他们在资产所有方面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在公有制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所谓的资产所有权已经没有意义;

另一方面，由于劳动者在消费需要和劳动投入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而能否反映这种差别并在分配上体现出来，决定着劳动者能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劳动潜力。也就是说，能不能全面体现劳动者对劳动所有权的基本要求，对公有制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在公有制企业，需要体现的是劳动所有权，而不是资产所有权。这是公有制企业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公有制企业另一个重要性质。

所有权的本意是指自己和他人相区别的意识行为，具有排他性。劳动所有权规定与生产成果与劳动投入个体性。而生产资料公有制，由于起到了消灭资产者、消除产权基础的作用，从而为全面体现所有劳动者的个人利益提供了基础和前提。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说社会主义所有制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否定就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总起来说，公有制企业没有独立的、人格化的资产所有者，只有独立的、人格化的劳动所有者，而具有双重身份的劳动者的利益要求表现为劳动所有权，而不是资产所有权。这就是公有制企业的基本性质，是从资产所有权和劳动所有权两个方面对公有制企业综合考察得到的性质。

所谓劳动所有权是与产权或资产所有权相对立的一种权利，它的核心内容是与“谁所有谁经营”“谁所有谁受益”相对立的“谁劳动谁经营”“谁劳动谁受益”，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权利”和“按劳分配权利”。我们常说社会主义要让劳动者当家作主，要实现按劳分配。劳动者当家作主是什么权利?难道不就是要体现“谁劳动谁当家”的基本原则吗?按劳分配分配是什么权利?难道不就是要体现“谁劳动谁受益”的基本原则吗?

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所谓公有制就是劳动所有权的体现，更具体点说就是劳动者当家作主和按劳分配权利的具体体现，是劳动所有权的实现形式。因此，公有制不是对个人利益的否定，而是对个人利益的肯定。公有制所否定的只是资产者的个人利益，即凭借资产所有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利，公有制所肯定的是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即劳动者凭借劳动投入获得产品分配权和企业管理的权利。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以劳动所有者为主体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最基本的生产关系，它是满足劳动所有者的利益要求、是实现劳动所有权的基本形式。因此，简单地说，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实现劳动所有权的基本形式。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质上正是最广大劳动者个人利益的体现，是劳动者成为具有独立性和个性的必要条件和基础。

华林所以认为“公有制说到底在本质上就是奴隶制”，是因为“那些掌握着公有财产分配大权的人则成为事实上的奴隶主，它们凭借分配公有财产的权力可以决定被分配者的生死存亡，以至于被分配者不得不服从或屈从于分配者的意志。”显然是指建立产权制度的公有制。

建立产权制度的公有制模式，事实上有两种不同的存在形态。

在十月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经济落后，在劳动阶级掌握政权之后，虽然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实现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但却不能直接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必须首先实现工业化。因此，在暴力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一个以工业化为目标的过渡经济时期。而适合这个过渡经济时期的经济模式，就是产权公有制模式。既然是过渡经济模式，它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工业化需要资金积累，而这个资金积累只有通过以国家为主体的产权经营体制来达成。但是既然这个过渡经济模式只是适合过渡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它自然也具有暂时性的特点。也就是说，仅仅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处于过渡时期。一旦社会主义国家完成工业化进程，这种产权公有制模式就成为过时的经济模式，成为一种病态的经济模式。

当社会主义国家通过产权制度与公有制相结合的模式，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之后，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进行必要的改革，把产权公有制模式转变为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体现劳动者当家做主和按劳分配要求的劳权公有制模式。

但事实上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能够及时进行这种改革。由于局限于苏联模式的误区，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只是一种过渡经济模式，并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只是一种没有实现按劳分配的公有制模式。因此，在改革过程，他们没有能够用劳动者当家做主和按劳分配的劳权制度取代原有的产权制度。这就使产权公有制模式在工业化任务完成之后依然长期保存了这种模式。因此，原来的过渡经济模式实际上就转变一种过时的病态经济模式。

华林所说的公有制正是这种病态的公有制模式。

正如前面所说，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特点是没有独立的、人格化的资产所有者，只有独立的、人格化的劳动所有者，而具有双重身份的劳动者的利益要求表现为劳动所有权，而不是资产所有权。因此，适合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权利制度应该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全面体现劳动所有权的劳权制度。

在公有制建立产权制度，其结果是在不存在人格化的资产者的情况下确立了资产者的生产主体地位，实际上必然会导致主体缺位的问题;在不需要体现产权要求的情况下体现的却是产权，必然否定了劳动者本应该有的劳动所有权要求，就必然会使企业失去发展动力和活力。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公有制企业有计划体制管着，尚可高效运转，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了计划体制的约束，在没有真正的产权主体的情况下，管理人员产生一系列腐败行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化公为私、假公济私的现象必然常见。产权制度与公有制的错配所造成的病态现象，正是华林所说的病态公有制的病态表现而已。

由此可见，华林的错误是把病态的公有制当作社会主义公有制看待，这是完全不懂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特点的原因所在。

对于公有制是奴隶制的观点，并非个别。在讨论到人民公社制度时，也有一些网友发表类似观点。这与我国是经历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国家，小农意识非常普遍且顽强是密切相关的。许多人并不了解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发生“羊吃人”(圈地运动)过程的残酷，对我国通过合作化、公社化过程难以理解和适应。因而产生所谓“公有制是奴隶制”的错误认识在所难免。小岗村从18户农民按手印分户单干到之后在沈浩书记带领下学习大寨村、南街村等集体经济单位，重新走上合作化的过程，说明了从个体生产的农民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劳动所有者的过程非常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