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扮演赫鲁晓夫？——对“非毛化”思潮的唯物史观批判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宏大史诗画卷落幕之后，历史的喧嚣并未归于沉寂。恰恰相反，在曾经风起云涌的战场上，一场没有硝烟却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斗争，在思想与文化的领域激烈地展开。对于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的评价，便成为这场斗争的核心焦点与试金石。

其中，两种看似“公允”与“谦逊”的论调，如历史虚无主义的迷雾，悄然弥漫，侵蚀着革命记忆的丰碑。其一，将毛泽东的革命生涯简单地以“三七开”的数字进行量化分割，并将其晚年探索定义为“严重的错误”；其二，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稀释为面目模糊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两种论调，绝非孤立的学术探讨或客观的历史总结，而是特定阶级立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曲折反映。它们以一种形而上学的、非阶级的、“全民”的视角，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与辩证法，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对革命领袖的“评价”与“定义”，解构革命理论的内核，否定革命道路的合法性，从而为某种业已发生或正在酝酿的社会秩序变迁，提供历史与理论的双重“合法性”。

这种做法，绝非坦荡君子之风，而是小人与怯懦者面对巍峨高山时，试图通过宣布高山有“缺陷”来获得心理平衡的卑劣伎俩。本文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锐利武器，穿透这层迷雾，剖析这两种论调背后的修正主义实质，并重新阐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革命理论与阶级斗争之间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以此捍卫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红旗。

一、领袖、阶级与政党：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历史唯物主义正名

在任何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领袖人物的出现及其发挥的作用，始终是历史唯物主义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庸俗的唯物论者常常将历史进程歪曲为脱离了人的主体性的纯粹经济运动，而唯心主义者则将历史描绘为由少数“英雄”任意创造的剧本。

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解决了领袖、政党、阶级与群众的辩证关系，指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是群众根本利益与革命意志最集中、最深刻的体现者。否定领袖的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否定其在理论创造上的独创性，本质上就是否定革命的组织性、理论性与先锋性。

（一）唯物史观视野下的领袖作用：从“时势造英雄”到“英雄造时势”的辩证飞跃

历史唯物主义从不否认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它只反对将这种作用神秘化、唯心化。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首先是历史的产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残酷地压迫着亿万工农，尖锐的阶级矛盾为革命的爆发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是“时势”。正是在这样的“时势”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而毛泽东同志，正是这个伟大集体中最杰出的代表。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上帝拣选，而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经过千百次失败与求索后，最终选择的引路人。

然而，承认“时势造英雄”，绝不意味着领袖只是历史的被动“漂浮物”。真正的革命领袖，一旦被历史所选中，就会以其超凡的理论勇气、政治智慧和革命意志，反过来给予历史进程以无比巨大的能动影响，从而实现从“时势造英雄”到“英雄造时势”的辩证飞跃。毛泽东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并非简单地重复俄国革命的道路，而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一个东方农业大国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从“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完整阐发，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初步探索，每一步都闪耀着毛泽东个人深邃的洞察力与理论创造力。

这种飞跃，不是个人意志凌驾于历史规律之上，而是最深刻地把握并运用了历史规律。当革命航船在“左”倾与右倾的迷雾中反复颠簸、濒临沉没之际，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力挽狂澜，确立了正确的航线。当党内许多同志对革命前途感到悲观时，是毛泽东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诗意论断，拨开了思想的阴霾。当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抉择时，又是毛泽东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吹响了反修防修的号角。

因此，承认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的决定性作用，不是个人崇拜，而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是对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的科学认知。将这份独一无二的历史贡献消解在含混不清的“集体”之中，不仅是对历史的背叛，更是对未来革命的缴械。它试图告诉人民：革命的胜利似乎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理论的成熟是一种集腋成裘的拼凑，领袖的核心地位是可有可无的。这恰恰是革命的敌人最希望我们相信的叙事。

（二）“集体智慧”论的实质：取消主义的修正主义变种

“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说法，其“高明”之处在于它披着一层“谦虚”与“民主”的外衣，使得公开的反驳者反而容易被扣上“搞个人崇拜”的帽子。然而，我们必须撕开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直面其背后取消主义的冰冷内核。这种论调的要害，在于它通过模糊理论的创造者与命名权，从而取消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的、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理论体系的“质”的规定性。

毫无疑问，毛泽东思想来源于人民群众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凝聚了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与智慧，也包含了周恩来、朱德等一大批杰出革命家的重要贡献。但是，将这些实践经验、零散思想和集体贡献，升华为一个系统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完成这一质的飞跃的，是且只能是毛泽东。正如物理学的殿堂中，无数科学家的观测与实验是牛顿力学体系的基础，但“牛顿力学”的桂冠，只能属于牛顿。因为是他，而不是别人，发现了那几个核心的、统摄全局的规律，并将其构建为一个严谨的理论大厦。

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与灵魂，在于其独创性的理论贡献。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解决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问题；人民战争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而在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特别是他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学说的巅峰性发展。这些理论，是毛泽东个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卓越的贡献，是其思想体系中最具“毛泽东”个人烙印的部分。

“集体智慧”论恰恰想要“磨平”这些最尖锐、最革命的棱角。它通过一种“民主”的话语，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平均化，使其变成一个可以被任何人随意解释、任意取舍的“大杂烩”。当理论的“所有权”属于“集体”时，那么党内的任何人，特别是那些掌握了权力的官僚，都可以宣称自己是“集体”的代表，从而篡改、阉割甚至背叛这一思想。其潜台词是：既然是“集体智慧”，那么毛泽东的论断，特别是他晚年关于党内资产阶级的论断，也只是“集体”中的“一家之言”，是可以被“集体”的其它智慧所“修正”甚至“否定”的。这正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否定斯大林之后所玩的卑劣把戏的翻版。

二、功绩与“错误”的辩证法：科学评价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实践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尤其是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评价，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鲜明的阶级性问题。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最擅长的伎俩便是打着“客观”、“全面”的旗号，用形而上学的、孤立的、静止的观点来肢解革命历史，将革命领袖的生涯切割成互不关联的“功”与“过”，并最终通过无限放大所谓的“过”，来达到从根本上否定其“功”的目的。“

三七开”的评价及其对毛泽东晚年“严重错误”的定性，正是这一手法的集中体现。

（一）“三七开”评价的非阶级性与形而上学本质

“三七开”这种看似精妙的量化评价，实际上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它违背了辩证法关于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基本原理。一个革命领袖的生涯，是充满矛盾斗争的有机整体；他的功绩与他所犯的“错误”，往往是同一个历史进程、同一次伟大探索的两个对立面。不理解他为何“正确”，就无法理解他为何会“犯错”；反之，若不深入分析他“错误”的根源与实质，也就不能真正理解他功绩的伟大。

毛泽东一生的事业，是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这是一项开天辟地的事业，没有任何现成的道路可循。他的伟大功绩，在于成功地领导党和人民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他晚年所发动的十年革命等一系列运动，恰恰是为了巩固这一伟大成果，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探索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作出的悲壮尝试。这两者是同一目标的延续，是同一矛盾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体现。用一把机械的刀，将其切割为70%的“正确”和30%的“错误”，无异于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分割成70%的“好细胞”和30%的“坏细胞”——除了扼杀生命本身，毫无意义。

更深一层地看，这种评价带有明显的超阶级色彩。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中，任何历史评价都不可能脱离阶级立场。“功绩”，是对谁的功绩？“错误”，又是对谁的错误？对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劳动人民而言，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获得土地、教育、医疗等基本生存权利，这是开天辟地的伟大功绩。而对于被推翻的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乃至社会主义时期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党内走资派来说，这一切无疑是“滔天罪行”、“严重错误”。

“三七开”的巧妙之处，正是在于它试图调和这种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它以一种虚假的“全民立场”出现，假装各打五十大板，似乎既肯定了“功”，又承认了“过”，显得无比“公允”。然而，这种“公允”的外衣下，隐藏着对阶级斗争实质的掩盖。通过对所谓30%“错误”的夸大与渲染，尤其是将其定性为“晚年严重错误”，它实质上否定了毛泽东晚年探索的革命性质，为颠覆其所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埋下了最危险的伏笔。这种评价方式，说到底，是典型的折中主义与机会主义。

（二）所谓“晚年严重错误”究竟为何物？

“晚年严重错误”这个定性的矛头，主要指向十年运动。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场震撼世界的革命运动？是将其视为一个独裁者晚年昏聩的权力游戏，一场“浩劫”；还是将其视为无产阶级专政下，一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伟大预演？这同样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十年运动的爆发，绝非毛泽东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建国后十七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阶级斗争不断激化、不断积累的必然结果。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还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党内的官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倾向于前者，他们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而毛泽东则敏锐地指出，阶级斗争远未结束，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且大量的矛盾集中体现为党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其核心是党内出现了一个脱离人民、享受特权、思想上日益资产阶级化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个判断，是石破天惊的。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社会主义革命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的出现，已经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惨痛的注脚。因此，毛泽东发动的十年运动，其出发点和根本目标，正是为了解决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尚未解决的世纪难题：如何自下而上地发动亿万群众，起来揭露和批判党内的黑暗面，清洗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被他们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这实质上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诚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由于革命经验的缺乏，更由于斗争的残酷性与复杂性，这场大革命在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混乱、偏差，给许多人带来了痛苦。但这绝不是这场革命的主流，更不能因此否定这场革命的根本性质与历史必然性。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巴黎公社在镇压反革命和处理内部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并最终失败，就否定其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开创意义一样。

将十年运动简单定义为“严重错误”，实质上是站在了那些被打倒的“走资派”和官僚主义者的立场上，为他们的重新上台制造舆论。这种评价，抹杀了当时社会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殊死搏斗，将其描绘成一场非理性的、无意义的内乱。这是对历史最无耻的歪曲，是对千百万投身于这场革命运动的工农兵群众的极大侮辱。

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唯生产力论”修正主义的彻底清算

在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判中，一个核心的论据便是他“不重视经济建设”，大搞“阶级斗争”，从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论调，是典型的“唯生产力论”的陈词滥调，是第二国际伯恩施坦、考茨基到苏联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脉相承的修正主义谬论。它通过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学说，将发展生产力与进行阶级斗争、变革生产关系对立起来，为资本主义的复辟鸣锣开道。

（一）“抓革命，促生产”：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针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当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时，就必须通过革命来变革生产关系，从而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但它并非完美无缺，更非一劳永逸。在所有制、人与人的关系、分配方式等领域，依然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存在着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土壤。

毛泽东深刻地洞察到这一点。他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正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法的出色的运用。这里的“革命”，就是要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不断地在政治、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领域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如果不抓革命，不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单纯地“为生产而生产”，那么生产力的发展，就必然会沿着资本主义的逻辑展开。工厂里，“厂长负责制”会取代“鞍钢宪法”，专家治厂、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将大行其道，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将丧失殆尽；农村里，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资本主义倾向会愈演愈烈，最终导致集体经济的瓦解和两极分化。

在这样的生产关系下，即便生产力一时有所发展，这种“发展”的果实又将落入谁手？这种“发展”的代价又是什么？它最终巩固的是社会主义，还是在为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创造物质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从来不是停滞的。一个完整的、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科技的突破，大规模农田水利设施的兴建，人均寿命和识字率的大幅提高……这些铁的事实，粉碎了“不重视经济”的谎言。

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核心在于把发展的目的——为绝大多数人服务，和发展的动力——依靠、发动、组织群众，放在首位。他所追求的，是一种蕴含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价值取向的、有质量的发展，而不是那种以牺牲人的主体性、牺牲长远利益为代价的、见物不见人的所谓“效率”。将“抓革命”与“促生产”对立起来的观点，要么是形而上学的无知，要么就是别有用心的污蔑。

（二）公有制与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与资本逻辑的决裂

“唯生产力论”者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句话本身没错，但他们没有说出的后半句是：两极分化、人剥削人的“富裕”，更不是社会主义。他们用一个抽象的、不分阶级的“发展”概念，偷换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首先在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及由此决定的、以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为目标的共同富裕。

毛泽东晚年的探索，无论是人民公社的制度建设，还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其核心目的，都是为了捍卫和巩固社会主义的这一本质。他警惕地指出，在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领域，仍然是产生资本主义的重要根源。干部特殊化、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按劳分配原则带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如果任其发展，必然会形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这个阶层最终会要求改变所有制，以使他们的非法利益合法化。

因此，他对“物质刺激”的批判，他对“利润挂帅”的否定，他对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提倡，他对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化要求，所有这些被后来者批判为“平均主义”、“破坏经济规律”的“错误”举措，恰恰是他为了防止资本主义逻辑侵蚀社会主义肌体而开出的药方。他所追求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更深刻的“经济规律”——即通过不断提高劳动者的政治觉悟和主人翁精神，来释放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无穷创造力，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与之相对，那种以“效率”为名，行瓦解公有制、鼓励个人发家致富之实的道路，无论其在短期内能够创造出多么耀眼的GDP数字，其最终结果都只能是生产资料的重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以及广大劳动人民的重新被剥夺。这究竟是“发展”了社会主义，还是“埋葬”了社会主义？历史已经给出了最清晰的答案。对毛泽东晚年经济思想的污名化，正是为这条资本主义道路扫清思想障碍的关键一步。

四、历史的延续与断裂：从国际共运的教训看毛泽东的理论巅峰

评价毛泽东，特别是评价其晚年的思想与实践，绝不能将其孤立于二十世纪下半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宏大历史背景之外。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对斯大林去世后国际共运所面临的崭新而严峻的挑战——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的伟大回应。

不理解这一历史的“断裂”与危机，就无法理解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划时代意义，更无法理解他为何要以一种近乎悲壮的方式，发动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

（一）苏联的蜕变：资本主义复辟敲响的警钟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如同一场政治地震，震惊了整个世界。这场以“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为名的运动，实质上是苏联内部新生的官僚特权阶层，为了否定斯大林所代表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发动的一场意识形态政变。随之而来的，是“全民党”、“全民国家”等一系列修正主义理论的出台，以及在经济领域大规模推行“物质刺激”和市场化改革。

毛泽东以其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敏锐，率先洞察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本质及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致命危害。他领导的中共中央，发表了“九评”等一系列重要文章，系统地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这场伟大的论战，其意义远不止于中苏两党的理论分歧，它标志着毛泽东开始严肃地、系统地思考一个列宁和斯大林都未能完全解决的根本问题：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如何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苏联的教训是惨痛的。一个由列宁亲手缔造、经过斯大林领导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在几十年后，从内部、从党的最高领导层开始，一步步地走向了资本主义的泥潭，最终在1991年轰然解体。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正是基于对苏联蜕变这一最深刻的历史教训的总结，毛泽东才将目光转向了国内，以极大的警惕性审视着中国社会内部与党内同样的危险。他看到，一个脱离群众、享受特权的官僚阶层正在形成；他看到，党内有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思想上已经停止了革命，满足于做“太平官”，甚至对资本主义的一套情有独钟。因此，他晚年的所有“左”的行动，所有看似“过激”的斗争，都必须放在“反修防修”这一宏大的历史坐标系中去理解。他是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命运，进行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一场与“苏联的今天”的赛跑。

（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

在与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和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刻反思中，毛泽东创立了其一生中最光辉、最伟大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首次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在基本制度确立后，如何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时代课题，从而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光辉的里程碑。

该理论的核心要点包括：

第一，必须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承认社会中始终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第二，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核心问题是政权问题，斗争的焦点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把斗争的矛头，史无前例地指向了共产党内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第三，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仍然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但其形式是崭新的，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自下而上地向党内走资派夺权。

第四，这场革命的目的，是解决人的世界观问题，是“斗私，批修”，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从而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这一理论的伟大，在于它彻底打破了“建设时期”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形而上学观点，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运动的内在矛盾和根本动力。它是一面能够照出党内资产阶级的“照妖镜”，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社会主义时期继续革命的“指南针”。将这一伟大的理论创新，污蔑为“晚年的严重错误”，无异于将捍卫无产阶级政权的锐利武器弃之如敝履。

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等于承认社会主义是一个静止的、和谐的、没有对抗性矛盾的社会；就等于承认共产党一旦执政，就永远不会变质；就等于面对党内的腐化、堕落和资本主义倾向，除了“内部整风”这种不触及灵魂的改良主义手段外，再也找不到任何革命性的解决方案。这实际上就是向党内的新生资产阶级缴械投降。

因此，如何评价这一理论，便成为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分水岭。

五、历史的回响与现实的警示：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价值

对历史的争论，从来都是为了现实的斗争。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当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陷入深刻的结构性危机，当国内的阶级分化与社会矛盾日益凸显，重新审视和评价毛泽东及其思想，绝非是怀旧的“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具有极其迫切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那些试图通过“非毛化”来否定革命历史的虚无主义思潮，其现实危害正在不断显现。因此，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是所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承担的战斗任务。

（一）否定革命领袖：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突破口

纵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从内部瓦解一场革命，最有效、最恶毒的手段，就是从否定其领袖开始。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最终导致了苏共的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为苏联的最终解体埋下了祸根。在中国，各种形式的“非毛化”思潮，同样扮演着意识形态领域“特洛伊木马”的角色。它们通过学术研究、文艺作品、网络段子等多种形式，以“还原历史真相”、“人性化领袖”为名，行解构崇高、消解革命之实。

将毛泽东的功过“三七开”，将毛泽东思想说成“集体智慧”，正是这一系统性工程中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它通过一种看似“温和”、“理性”的方式，剥夺了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灵魂。一旦领袖可以被“功过相抵”，一旦理论可以被“集体”的名义任意修改，那么整个建立在这一领袖和理论之上的革命历史、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就都失去了其合法性的根基。

当毛泽东被从神坛上“请下来”，变成一个有“严重错误”的凡人时，他所领导的那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也就可以被重新叙述为一场代价高昂的“弯路”。当毛泽东思想不再是指导我们行动的科学理论，而仅仅是可供参考的“智慧结晶”之一时，那么用西方的“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封建的腐朽文化来取而代之，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最终图穷匕见。它要虚无掉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历史评价，而是一个阶级、一个民族通过百年奋斗所确立的社会主义道路与未来方向。

（二）在新时代的阶级斗争浪潮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世界，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过时，阶级斗争的现实更没有消失。资本的逻辑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毛孔，996成为年轻人的“福报”，贫富差距的鸿沟触目惊心，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战争威胁从未远去。这一切都呼唤着革命理论的回归，呼唤着斗争精神的重燃。

毛泽东思想，正是我们进行新的斗争最宝贵的武器库。他的群众路线思想，教导我们如何打破官僚主义的藩篱，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在今天这个被帝国主义技术封锁和金融霸权控制的世界里，依然是民族解放与发展的定海神针；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为我们化解复杂的社会冲突提供了科学方法；而他晚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是我们警惕和防止和平演变、保持革命政党永不变色的最强大思想武器。

面对那些污蔑毛泽东、歪曲历史的小人，我们不能陷入纯粹的愤怒或无力的辩解。我们必须拿起理论的武器，用更深刻的学理、更严密的逻辑、更清晰的阶级立场，去进行坚决的回击。捍卫毛泽东，不是为了捍卫一个偶像，而是为了捍卫他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为了捍卫他所开辟的那条通往劳动人民彻底解放的光明大道。

这面旗帜，在过去引导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今天以及未来的斗争中，它依然是我们识别方向、凝聚力量、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让那些在历史的垃圾堆里嗡嗡作响的苍蝇们去哀鸣吧，革命的火车头，终将碾过他们的尸骸，向着人类解放的壮丽日出，前进！

结论

历史的尘埃，终究无法掩盖真理的光芒。对于将毛泽东主席的革命生涯简单粗暴地“三七开”，并将其晚年伟大的革命探索污蔑为“严重错误”，以及将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高峰稀释为“集体智慧”的种种谬论，我们必须予以最彻底的理论清算。这些观点，并非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是特定阶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无产阶级发起的意识形态总进攻。它们以形而上学取代辩证法，以阶级调和论取代阶级斗争论，其根本目的，是动摇中国革命的历史根基，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扫清最后的思想障碍。

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告诉我们，毛泽东的所谓“错误”，与他的伟大功绩，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他为探索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旨在彻底消灭剥削与压迫的社会主义道路，所进行的悲壮实践的必然组成部分。否定其晚年的继续革命理论，就是否定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最核心的矛盾与最根本的任务。同样，将毛泽东思想的桂冠授予一个无形的“集体”，就是釜底抽薪，取消了这一思想最富革命性、最具战斗力的灵魂。

对毛泽东的评价，从来都不是一个过时的历史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当下与未来的，最为尖锐的政治问题。它是一块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者与改良主义者、投降派的试金石。今天，当我们重新面对资本的全球性危机与国内日益严峻的阶级矛盾时，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如同一座巍峨的灯塔，其光芒穿越时间的迷雾，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指明了继续前行的方向。捍卫这面旗帜，坚守这块阵地，就是捍卫革命本身。

历史远未终结，斗争仍在继续，毛泽东这座为无产阶级革命铸就的丰碑，必将在未来的风暴中，愈发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