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建平：“红高粱精神”四问

一、究竟有没有“红高粱”精神？

最近，突然冒出一个“红高粱精神”来。这种“精神”是什么，不得而知。它的“发明”者有一个说法，因为《红高粱》是讲述抗战故事的，所以有“红高粱”精神。

这种说法是成立吗，当然不成立。八十多年来，讲述抗战故事的作品很多，如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德英的《山菊花》、冯志的《敌后武工队》以及孙犁的《荷花淀》、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难道每一个描写抗战故事的作品，都要整一个什么精神出来吗？

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很多抗战老兵包括《红高粱》作者老家的抗战老兵，在谈及当年抗战的时候，没有一个提到所谓的“红高粱”精神，反而谈得最多的是革命战士要为人民服务，遵守革命纪律等。要问他们打日寇靠的是什么精神，他们说靠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靠的是“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靠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英勇奋斗、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没有一个说靠的是“红高粱”精神。

可见，所谓“红高粱精神”是杜撰和捏造出来的，硬生生把所谓“红高粱”精神强加到抗战老前辈、老战士的头上，是他们对不敬和亵渎，也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

二、“红高粱”宣扬的是抗战还是人性？

它的宣传海报标榜“一片高梁地，一片民族魂”。

不知道大家看了有啥感觉，反正鄙人感到莫名其妙。高梁地里干什么？谁都清楚，无非是作者一贯着意渲染的余占鳌和九儿那点原始兽性的东西，我们的“民族魂”难道就是这种东西吗？把这种东西与“民族魂”牵强联系起来，难道不是对我们的“民族魂”的亵渎吗？世界上哪个民族会把这种东西与“民族魂”联系起来，并且感到很自豪而炫耀？如果硬要把这种东西与我们的“民族魂”联系起来，那么这个“民族魂”是健康向上的吗？可见，他们的意图很清楚，就是想用这种狭隘的、低俗的、毫无进步意义的东西，来影响我们这个民族，特别是影响我们的下一代。

它的宣传海报声称：“展现旧社会人性挣扎的同时，书写普通民众在民族危亡时刻的觉醒与抗争”，这同样让人感到莫名其妙。

纵观《红高粱》系列的一贯基调，它所展现的是什么“人性”，每个读者心里都清楚。面对那个国家和民族面临危亡，无数中华英雄儿女奔赴抗日战场的历史，《红高粱》的作者还热衷于余占鳌和戴凤莲之间的人性挣扎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渲染，而对于唤起广大民众抗日的胶东八路军却极尽贬损之能事。有人说《红高粱》是抗日小说，但我们要说，它的抗日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它的抗日结局也证明个人英雄主义的抗日是没有出路的。与抗日比起来，它的作者更喜欢宣扬他的“人性”，人性才是《红高粱》系列一以贯之的主题，它所谓的“抗战”，只不过是一种陪衬罢了。

三、八路军、新四军的作风里有“红高粱精神”吗？

“红高粱”精神是什么？概括地说，就是吊儿郎当、自由散漫，纪律涣散，祸害百姓，耍个人英雄主义，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没有政治觉悟，不知为何而战，自私、狭隘、粗野。这样的精神能带出什么队伍？看看当年的石友三、庞炳勋，他们的队伍不仅不抗日，还投降了日寇。

人民军队是什么精神？谁都清楚，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要求每一个革命战士不仅要有不当亡国奴、起来打鬼子的坚定信念，而且要严格遵守革命纪律。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既能够分散开来，做群众工作，又能够集中起来打击日寇、消灭日寇，把敌人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在“红高粱”的叙事中，这些都是不符合“人性”的，在他们看来，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就是没有情、没有爱、更没有性，只有他所描写的余占鳌这种土匪气十足，不遵守组织纪律，在高粱地里跟九儿苟合的人物才符合人性。按照他们的逻辑，男人可以嫖娼女人，女人可以偷男人，而不要廉耻、不要伦理，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人性”。按照这种“人性”，白求恩到中国来就不符合“趋利避害”的人性，到晋察冀抗战第一线，不顾自身安危抢救伤员就更不符合人性，狼牙山五壮士就应该早点“缴枪投降”，“跳崖”牺牲就不符合“人性”；按照这种“人性”，见了鬼子就要像汤恩伯那样“一触即溃”，保命要紧才对。

试想，如果用这种所谓的“红高粱”精神带队伍，不要组织、不要纪律、不讲意志和信念，这样队伍不用说独立自主的开展山地游击战，不散掉或不投降鬼子就不错了。在抗日战争时期，这种“人性”在八路军、新四军里同样是不存在的，更不可能有这种“精神”。

四、为什么他们热衷于宣扬“人性”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性”论取代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中国文艺领域被占据了统治地位。

四十多年前，就有一些人宣扬“人性”，“红高粱”即是其中之一。他们宣扬“人性”的手段之一，就是要解构革命英雄主义、解构集体主义精神。凡是弘扬革命英雄主义、弘扬集体主义精神的，他们都反对。他们反对文艺为人民服务，鼓吹“创作自由”；他们鼓吹“文学不是唱赞歌的工具”，反对讴歌人民，讴歌工农兵，反过来他们为土匪、为恶霸、为地主唱赞歌。

其根本目的 ，就是否定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他们看来，革命战士不要有信仰，有革命意志，不要为老百姓的利益而牺牲，不要为民族的利益而奋斗，要首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遇事先考虑自己，不要冲锋陷阵，不要流血牺牲，否则就不符合“人性”。在他们看来，刘胡兰、江姐等英雄人物，都是不符合人性的。他们不懂得，正是这样一支具有严明纪律、钢铁意志的人民军队，打败了一个又一个敌人，从胜利走向胜利。按照他们的“人性论”逻辑，放到现在会怎么样呢？就是否定共产党员要在道德情操、精神境界上要高于普通老百姓，否定学习雷锋、焦裕禄那些英雄模范人物，否定遵守纪律，处处严格要求自己。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红高粱精神”只不过是瓦解革命理想、松懈革命斗志、涣散革命纪律的一剂毒药。“红高粱精神”，外壳是“红高粱”，内核却是“人性”的泛滥。现在，他们还想用这套东西，变化包装，继续麻痹和毒化人民。一帮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6周年国庆来临之际，急急忙忙要在中国大剧院上演《红高粱》系列，以“讲述抗战故事”为名，宣扬子虚乌有的“红高粱精神”，本质上就是要进一步宣扬“人性论”，用“人性论”对抗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自由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在认识论方面提供支持。

如果说抗日战争打的是看得见得鬼子，那么与“红高粱精神”做斗争，就是在与看不见得对手做斗争。我们反对“红高粱精神”，批评“人性论”，是因为它们是狭隘的、自私的、唯利是图的，有利于少数人而对多数人是有害的。“人性论”解释不了为什么反贪腐，为什么反诈骗等诸多社会问题，而贪腐、诈骗等恰恰是“人性论”泛滥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