掠夺者的窘境：德国民族学的原罪与西方博物馆的未来
为追寻“（所谓的）失落文明的遗迹”而实施的暴力行为是铁证如山，无可置疑的。西方机构拥有的这些遗物远远超出了公平的限度。
博物馆一直在为其民族学藏品与殖民占领时期的主题重叠而道歉，但许多博物馆仍难以明确其使命。
“毕竟，成就总是外来者取得的。是谁发现了北极？不是爱斯基摩人，而是外来者。是谁在尝试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不是喜马拉雅山区的当地人，而是外来者。我敢打赌，穿越撒哈拉沙漠的汽车探险会增进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这将超越阿拉伯人自古以来的所有贡献。”
“也许吧，也许吧，弗兰克”，教授表示认可。
——维克多·阿普尔顿（约翰·威廉·达菲尔德的笔名），《神秘沙漠中的唐·斯特迪》（1925年）【译者注：1925-1935年间美国陆续出版了15本以少年冒险家唐·斯特迪（Don Sturdy）为主人公的儿童小说，故事情节遵循一定的模式：异域探险，发现考古遗址，挫败恶棍，猎杀野生动物，拯救生命，经历风暴等困难，最终安全返回美国。】
《黄金之墓中的唐·斯特迪》封面
尽管这位教授显然对代数和星盘的起源一无所知，但书中他被设定为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主要研究“失落文明的遗迹”。他和他的哥哥猎人弗兰克与侄儿唐一起在撒哈拉沙漠中活动，从“黄铜之城”和“祖母绿洞穴”中为他的雇主——国际博物馆和动物收藏公司追捕奇珍异宝。唐·斯特迪系列（1925-1935）经常被认为是印第安纳·琼斯故事的灵感来源，但唐并不是唯一一个由一位看似善良但全副武装的学者陪同冒险的少年。大胆冒险的民族学家是二十世纪初的时代缩影。小说中的公司自有其原型，他们将真实的历史与“古老而失落”的文化建构融合，而且并不太在意以何种手段获取收藏品。
为了“增进世界的知识”，欧洲和北美的博物馆惊人地大量收藏了以人体为原料的造物、人类遗骸和兼具这两种属性的东西（如木乃伊和被炮制而缩小的头颅）。【译者注：厄瓜多尔和秘鲁的亚马逊雨林中生活着吉瓦罗人（Jivaroan peoples），他们有猎头并炮制缩小头颅的习俗，在他们的宗教中缩小人头能防止被杀者复仇。20世纪西方人对收藏缩小人头的痴迷导致被炮制人头的商品化，杀戮因而激增。20世纪末开始，一些西方博物馆将收藏的缩小人头返还南美，以顺应去殖民化潮流。】这些机构出现的社会背景是：欧洲人及欧裔殖民者统治其他民族（而非被统治），或使其他民族成为其学术研究的对象（而非被研究），或掠夺其他民族的物品（而非被掠夺）。
缩小的头颅，展出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圣奥古斯丁的莱特纳博物馆。
在民族学学科理想化的自我愿景中，其宗旨是记录我们物种的文化多样性和进化历程。但“进化”可以被、而且经常被扭曲，以暗示智人分为从原始到发达的不同等级。这种等级制度的发明者自然将自己置于顶端，民族学主题和殖民占领主题之间的交集不言自明。这段历史现在令博物馆倍感尴尬并公开道歉。但这些藏品仍然与我们同在。博物馆对标牌进行了调整：不再使用“原始”这样的词汇，曾经骄傲地自居殖民地的宝库的机构已经被重新命名为“世界博物馆”。然而，超越陈旧学术观念、文化傲慢和反动世界观的博物馆使命仍有待阐明。
也许没有哪个机构比柏林的民族学博物馆更充分地体现了该领域过去的乐观主义和今天存在的道德风险。该机构成立于1873年，其馆藏源于普鲁士王家珍奇馆（Kunstkammer），其设计目的是服务于世界观的分析。世界观是一个群体理解世界的共同方式，从神的本质到工具的制造都囊括其中。该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的收藏狂热在19世纪80年代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当时德国成为全球帝国游戏的玩家，占领了非洲、东亚和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区。到1908年，巴斯蒂安的门徒费利克斯·冯·卢尚（Felix von Luschan）自豪地夸耀：“我们的博物馆是最丰富的，尤其是在非洲领域，我们的馆藏数量是其他任何机构的十倍。”
德国博物学家阿道夫·巴斯蒂安
但该博物馆在20世纪将面临冲击。其来自非洲和大洋洲藏品的重要藏品在1920年代通货膨胀期间被出售，虽然大部分藏品在二战期间幸免于难，但却流散于西德、东德和苏联各地。1970年，一座优雅的新馆在西柏林郊区的达勒姆启用，毗邻自由大学及亚洲艺术和欧洲绘画博物馆。两德统一后，旧馆藏重新汇聚。但在21世纪，达勒姆大楼被认为过于狭小偏远。历史悠久的博物馆岛作为展示德国学术的旅游场所得以复兴，民族学和东亚藏品被安置在洪堡论坛，存放于重建的老皇宫之中。【作者注：有关这些决定及其后果，请参见伊恩·约翰逊（Ian Johnson）的《柏林：博物馆田园诗的终结（Berlin: The End of a Museum Idyll）》，nybooks.com，2016年2月29日，以及《纽约评论》2023年5月25日刊《椴树下的掠夺（Loot Under the Lindens）》。】【译者注：博物馆岛是位于德国柏林历史中心施普雷岛北部的一个博物馆综合体，包括老博物馆、新博物馆、老国家美术馆、博德博物馆和帕加马博物馆。2022年位于博物馆岛上柏林宫的洪堡论坛博物馆全面开放，囊括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和亚洲艺术博物馆。】
德国博物学家阿道夫·巴斯蒂安
在德国，洪堡论坛的相关资金、建设方式和馆藏来源是争议的焦点，尤其是移入民族学收藏的行为。普遍的看法是，这是在利用从德国殖民地偷来的物品来装饰这座假宫殿，试图为这场令人疑惑的普鲁士怀旧活动注入多元文化的玩世不恭。这场地方性争议的发生，正值国际社会围绕如下问题展开争议之际：囤积他人物品是否曾是合法行为，民族学是否合法，以及应当如何处理以民族学名义收集的物品。
在洪堡论坛引起的风波达到高潮之际，H·格伦·佩尼（H·Glenn Penny）的著作《在洪堡的阴影下：德国民族学的可悲历史（In Humboldt’s Shadow: A Tragic History of German Ethnology）》【作者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1年】以及戈茨·阿利 (Götz Aly) 的著作《壮丽之舟：对南太平洋文化宝藏的殖民盗窃 (The Magnificent Boat:The Colonial Theft of a South Seas Cultural Treasure) 》【作者注：哈佛大学出版社，2023年，由杰斐逊·蔡斯（Jefferson Chase）从德文翻译】相继于德国问世，现在这两部书都已发行英文版。
二书的共同点是展现了博物馆面临的阻力，深入探讨了民族学博物馆及其藏品的历史，并都提出了坚定的解决方案以指引博物馆未来的前进方向。但虽然两位作者都对洪堡论坛博物馆持批评态度，他们在其他方面却几无共识可言。
佩尼是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是民族学信仰的捍卫者，而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的创始人阿道夫·巴斯蒂安则是他的偶像。如佩尼所述，巴斯蒂安在年轻时受到亚历山大·冯·洪堡于南美和中美洲旅行中展现的精准观察和全面视野的启发，开始寻找“万物的相互联系”。洪堡从冒险中带回了成千上万的植物、数百种矿物和至少一罐鸟粪，而巴斯蒂安则收集人造物品的样本。
佩尼的著作第一章开篇提及了1828年夏威夷国王卡美哈美哈三世赠予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的那件壮观的羽毛披风。【译者注：羽毛披风（'ahu 'ula）是夏威夷最迷人的物品之一。象征着统治者的权力和神性，通常由高级官员在典礼场合穿着。直到19世纪，夏威夷人还会交换羽毛披风，以建立重要关系或纪念特定人物。】该披风从皇家收藏品转变为公共民族学展览品的故事被用来说明一个核心观点：珍奇馆的本质是收藏诧异与惊奇之地——展品应当超越常规，而非有规律可循。而收藏大量相似标本的博物馆则有可能揭示植物学、矿物学或动物学领域的共性与差异。
夏威夷国王赠予普鲁士国王的羽毛披风
在巴斯蒂安的设想中，柏林的民族学博物馆将是一个承载人类思想史的博物馆，就像柏林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是承载宇宙史的博物馆一样。他写道：“一旦方案完备，只需安排好所有细节的统计工作，就万事大吉了。”正如统计分析工作的普遍情形，材料（陶器、图腾、长矛、羽毛披风……）越多越好。他不断地向上级索要更多的空间，但他的收藏品却远远超过了收纳限度。
洪堡论坛博物馆收藏的两幅紫光阁功臣像，八国联军掠夺所得
这种通过数量的积累来探求知识的过程，与卡索邦写作《所有神话的钥匙》有些相似。但不同于虚构的卡索邦对外部助力的回避，巴斯蒂安欢迎——实际上是在培养——形形色色的合作者。【译者注：爱德华·卡索邦牧师（Rev. Edward Casaubon）是英国作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小说《米德尔马奇（Middlemarch）》中的虚构人物。他热衷于将世界各地的神话加以整合以服务于其神学雄心，但由于不懂德语而无法跟踪学术动态，其研究早已过时。他始终未能完成的著作《所有神话的钥匙》成为枯燥且误入歧途的吹毛求疵之象征。】佩尼钦佩地描述巴斯蒂安招募德国政府官员、海军军官和外籍商人来组成全球网络，为他的博物馆获取文物。尽管巴斯蒂安原则上并不热衷于殖民主义，但他认识到德国在“世界边缘”的活跃可以使他的收藏事业受益。他的收藏愿望清单与军舰相伴而行。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他还建议仿效拿破仑在埃及与学者合作的模式，让民族志学者陪同在中国作战的德国军队。巴斯蒂安的助手，后来成为该馆非洲和大洋洲部主任的费利克斯·冯·卢尚同样“务实”。对人类面部特征和文化的细致研究让他确信人种“科学”是自吹自擂的胡说八道，但到20世纪初他仍然乐于在纳米比亚搜罗德国第一次种族灭绝受害者们的头骨。【作者注：参见托马斯·罗杰斯，《德国殖民主义的漫长阴影（The Long Shadow of German Colonialism）》，《纽约评论》2023年3月9日刊。】他认为贝宁青铜器的水准“与当代欧洲艺术不相上下”，因此他在英国人洗劫贝宁皇宫后全力收购流入欧洲的赃物。
德国慕尼黑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贝宁青铜雕像，描绘了一位战士或贵族
巴斯蒂安和卢尚都意识到殖民者所造成的破坏，如卢尚所言：“欧洲的影响就像腐蚀性的毒药”。但对这些人类悲剧的认知反而促使他们收购更多藏品。许多民族学家认为土著文化无法适应变化，因此注定要灭绝。这些民族——如同唐·斯特迪的叔叔所追寻的“失落文明”——将被历史抹去，除非有外部力量介入，保护他们的文物。巴斯蒂安和卢尚似乎把他们的行为看作是从燃烧的房子里抢救出东西，然而博物馆学因此面临质疑：这仿佛是以拯救之名行毁灭之实。
佩尼承认，巴斯蒂安和卢尚自愿与殖民当局、殖民者个人和军方进行“浮士德式的交易”。然而，他故事中的反派并非这些可疑的采购者之一，而是柏林博物馆在世纪之交的著名馆长威廉·冯·博德（Wilhelm von Bode）。在巴斯蒂安理想中的博物馆中，观众能集中阅览大量标本并自行得出结论。但博德是一位艺术史学家。他的博物馆理想是：物品清晰分类，突出展示杰作，以富有吸引力的展览激发访客的兴趣。他对“令人难以忍受的过度填充”和“无意义的收购”民族学藏品非常恼火。
威廉·冯·博德
这才是佩尼所痛切的“可悲历史”：围绕机构地产利用方式的争论令民族学藏品从未获得足够空间来进行全体展示。他抱怨称，艺术界的做法被强加给巴斯蒂安的博物馆，“形式战胜了实质”，迫使博物馆背叛了其学术目的，选择性地挑选材料和信息展出。鉴于这是一本关于德国历史的书，你得为更恐怖的事情做好心理准备。【译者注：该书后续章节涉及纳粹德国及东德，作者可能认为这些是“恐怖”的历史。】
而戈茨·阿利所著《壮丽之舟》的主题则是：谋杀、绑架、强迫劳动和人造饥荒——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德属新几内亚殖民当局对土著人民实施的消极种族灭绝。作为一名记者和历史学家，阿利以其对纳粹德国的研究而闻名，长于探讨反人类罪，而非比较不同的世界观。他的著作记录了德意志帝国海军服务于殖民地种植园主和商人的各种掠夺行为，重灾区是卢夫岛，这是隐士群岛环礁中一个面积仅为两平方英里的小岛屿。阿利称：“德国侵略者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犯下了无数暴力罪行，但小小的卢夫岛被毁灭的最为彻底。”
隐士群岛（Hermit Islands）位于图中左上角，其南大岛为新几内亚
1882年，在与反对建立德国贸易站的岛民发生冲突后，德国海军指挥部决定报复，命令军舰以压倒性的武力发动惩罚性攻击。许多岛民当场被杀害，更多人死于饥饿、洪水和流离失所。他们的主要村庄被蹂躏，房屋、船只、工具和食物储备都被摧毁。尽管如此，仍有一些物品保存得足够好，值得被送回柏林的民族学博物馆。巴斯蒂安后来写下这样的话：“帝国海军在大洋洲的卓越贡献值得庆祝。”巴斯蒂安在多大程度上了解卢夫岛屠杀事件令人怀疑，尽管阿利和佩尼都不认为他会对“礼物”的获得方式有“洁癖”。
阿利所谓“壮丽之舟” 在袭击发生几年后于卢夫岛建成，后来成为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的瑰宝之一：一艘长达五十英尺、双桅的舷外支架船，从船头到船尾都有精美的装饰，组装时不使用钉子，能够运载数十人横渡公海。不幸的是，等这艘船完工时，岛上已经没有足够的人手来驾驶它。阿利半信半疑地叙述着这个故事。可以确定的是，在1903年，一位公司高管接管了这艘船——阿利认为他是在盗窃，正是他的公司在卢夫岛上建立贸易站，引发了此后的悲剧。卢尚认为这艘船是非欧洲族裔技术和美学天才的又一证明，就买下了它。
卢夫船在展厅中
对阿利来说，这艘船成为博物馆本身的代名词——它的存在令人震撼，同时也是德国历史罪行的证明，并在当代遭受更强烈的审视：2018年，在洪堡论坛一面未完工的墙壁上，卢夫船被吊起的照片，被认为是文化更新的缩影，也被视为该机构傲慢的隐喻，如何解读取决于你的政治立场。
阿利的著作仿佛针对佩尼的著作展开了道德的鞭笞。佩尼所推崇的、基于洪堡温良哲学的、令人钦佩的学术守则，被阿利抨击为“殖民主义之子”。佩尼所谓基于对象的“知识生产”，在阿利笔下是“将强制的收集重新阐释为学术”。佩尼笔下受制于人的机构，被阿利界定为“耻辱柱”，其创始人绝非英勇的人道主义者，而是“巴斯蒂安盗贼网络”的头目。
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他和他的哥哥、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是柏林洪堡大学及洪堡论坛博物馆名字的由来
佩尼和阿利一致认为洪堡论坛博物馆的建立是一场闹剧，但是出于截然相反的原因。佩尼对该博物馆50万件藏品中的大部分仍被存放在库房中感到愤怒，阿利的愤怒则是因为此类藏品竟然还有继续展出。阿利认为，被强行掠夺的物品与通过贸易获得的物品没有本质性区别，他认为“所有来自前德国殖民地的藏品均为非法获得”，并提出了“证明或放手”的准则，博物馆必须证明所有藏品的来源合法，或将其归还于最具合法性的继承者。他建议将卢夫船归还给巴布亚新几内亚，该国可以自行决定“将其收藏于博物馆、出售或赠出”。如果说阿利对几乎所有人都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那么佩尼则轻松自在到令人不安的地步。他喜欢讲“土著人”的故事——比如夏威夷国王，一个德国家庭的危地马拉厨师——他们仿佛乐于把自己的财物送给白人。他援引了1997年四位尤皮克长老访问柏林的故事。【译者注：尤皮克人（Yup'ik）是阿拉斯加西部和西南部的原住民，过去被视为所谓“爱斯基摩人”的一支。阿道夫·巴斯蒂安在1881年委托挪威人约翰·阿德里安·雅各布森（Johan Adrian Jacobsen）前往美国西北海岸，为民族学博物馆搜集藏品，1883年雅各布森携带6720件物品重返柏林，其中三分之一来自白令海岸的尤皮克社区。二战结束后，这些藏品被苏军运往列宁格勒。1978年这些藏品被送往东德莱比锡民族学博物馆，两德统一后又归还给民族学博物馆。1997年，美国人类学家安·菲纳普-里奥丹（Ann Fienup-Riordan）策划了四位尤皮克长老对柏林的回访，这是尤皮克原住民对这批祖先遗产的第一次系统性考察。详见安·菲纳普-里奥丹所撰《尤皮克长老在博物馆中：反向田野调查（Yup’ik Elders in Museums: Fieldwork Turned on Its Head），收录于论文集《交易传统者：约翰·阿德里安·雅各布森作为人与物的收藏家（Trader of traditions：Johan Adrian Jacobsen as collector of people and things）》，斯堪的纳维亚大学出版社，2025年。】长老们查看了祖先制作的工具、衣物、玩具和武器：“（这些物品）遵照巴斯蒂安所指示的原则而收集……这是记忆与知识的丰饶之角，所有这些藏品作为关键环节共同构成了世界观。”【译者注：丰饶之角（Cornucopia）在古希腊神话中为女神阿玛尔忒亚所有，能够产出取之不尽的食物和饮料，后来成为丰盛与滋养的象征。其通常形象是一个大型角形容器，内含满溢的农产品、花卉或坚果。】长老们向博物馆馆长提供了关于面具的信息，但没有要求归还面具，尽管这些面具是没有复制品的。“共享的知识生产过程才是最重要的”，佩尼对长老们的宽容表示赞许，但他对尤皮克人为什么得长途跋涉才能看到他们自己的造物避而不谈。
1997年，尤皮克长老们和人类学家在柏林民族学博物馆检查石刀
佩尼真正感到恼火的是展品的问题：他援引数据指出“1970年代的达勒姆博物馆并非完美”，因为该博物馆的南太平洋藏品中仅有略多于6%的部分得到展出。他认为存储形同监禁，呼吁“是时候释放藏品了”，并建议采用巴斯蒂安最初设计的带玻璃橱柜的开放空间，让观众“全面感受作为整体的藏品”。
不过，正如大多数业内人士所知，6%的展出比例对于大体量的收藏来说并不算坏。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有10%的人类学藏品得到展出，而在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展出的比例不到1%。这些数字反映了地面空间和人力资源的局限。无论是否使用玻璃橱柜来安置，都很难想象有人能“看清”五十万件藏品的全貌。然而，展出的有限性并不影响上述机构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知识生产”场所。
奇怪的是，这两本书都未提及牛津的皮特·里弗斯博物馆，尽管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民族学博物馆之一，也可以说是最接近实现佩尼和阿利各自愿望的博物馆。皮特·里弗斯博物馆收藏的大部分展品都安置于巴斯蒂安风格的玻璃橱柜中，置于一个开阔中庭，四周环绕着阳台，阳台上有更多玻璃橱柜，其中更多藏品琳琅满目。该馆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艺术博物馆，其展陈方式更类似于柏林自然历史博物馆对洪堡矿物收藏的处理。而且，皮特·里弗斯博物馆的策展人丹·希克斯一直是归还理念的前沿倡导者，他在2020年出版的广为人知的著作《野蛮的博物馆：贝宁青铜器、殖民暴力与文化归还（The Brutish Museums：the Benin Bronzes, colonial violence and cultural restitution ）》中呼吁“对每个人类学和‘世界文化’博物馆缔造于白人之手的基础设施进行物理拆解”。
两位作者对皮特·里弗斯博物馆避而不谈的原因可能是，该馆展示了他们的提议在现实中面临的阻力：那些密集的展示柜也只不过使该馆得以展示约5%的藏品，而希克斯的作品虽然引发了关于归还文物的广泛讨论，但该馆实际返还的文物却并不多。现实的复杂性是作家难以忍耐的。佩尼和阿利的著作并不是严肃的政策论述，更接近于短促而尖锐的杂志评论，试图利用洪堡论坛的新闻热度，为增加说服力而扩充成书。在德国，两位作者都因为作品中的事实错误及粗糙和曲解而受到专家的批评。
丹·希克斯（Dan Hicks），牛津大学考古学院当代考古学教授，皮特河博物馆世界考古策展人。
这令人遗憾，因为他们提出的问题对世界各地的所有人都很重要。这些收藏应该服务于谁？我们应该怎么做？揭露过去的恶行固然重要，但现在最好的弥补方式是什么？阿利希望以正义之名揭露和批判柏林的文化机构，并剥夺其藏品。他对这些藏品流向何方、能够令什么人获益考虑甚少。佩尼以知识之名倡议将这些藏品硬塞进一个公共空间进行整体展示，但他从未说明这要如何实现。
然而，他们对民族学根源的分析都恰巧正确：它既是殖民主义的宠儿，也是理解人类心理结构的高尚尝试。就像许多不幸福婚姻的后代一样，民族学也在寻求“治愈”，这是一个在讨论殖民主义和收藏活动时经常使用的词。一方面，它意味着弥补卢夫岛等地社区所受创伤的愿望；另一方面，它也指向一种精神分析性的尝试，迫使机构直面自身黑暗的过去。法兰克福世界文化博物馆备受争议的前馆长克莱芒汀·德利斯在2010年对她的机构描述如下：
这是一具新陈代谢严重衰弱、器官损伤、循环通道堵塞的复杂躯体。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妥善的疗养，但也得实施彻底的手术。
克莱芒汀·德利斯（Clémentine Deliss），现任剑桥大学艺术史全球人文教授、柏林KW当代艺术研究所副策展人。
德利斯休克疗法的一环是将该馆重构为世界各地的当代艺术家和设计师的实验室。使用馆藏中被忽视和未充分利用的部分来创造新意涵是颇为诱人的想法。几十年来，艺术博物馆一直在邀请当代艺术家与它们的藏品“玩耍”，将晦涩的物品带入公众视野，激发观众的兴趣，并引导他们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待熟悉的物品。然而，德利斯的干预使她与文物保护人员以及仍然与这些物品的原初含义息息相关的人们发生了冲突：她被告知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游客会对澳大利亚时装设计师在模特身上展示土著面具感到“震惊”，却漫不经心的回答道：“这种组合是当代文化挪用与融合的典型模式，在今天的年轻一代中很普遍。”
对于支持者来说，德利斯是将生者的需求置于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已故民族学家的想法之上。但她对过去的漠不关心或许不仅是对收藏者的漠视，对物品的制造者亦如是。2015年德利斯突然被解雇，这使她成为改革者眼中的烈士，尽管她的同情者主要是在当代艺术界，在那里，赋予旧事物新的意义是工作的一部分。【译者注：关于克莱芒汀·德利斯的理念，可参考访谈《后殖民博物馆实验室，克莱芒汀·德利斯与乔安娜·索科沃夫斯卡的对话（Postcolonial Museum Laboratory, Clémentine Deliss in conversation with Joanna Sokołowska），德利斯的著作《代谢的博物馆（The Metabolic Museum）》，及她创立的策展平台“代谢博物馆大学（Metabolic Museum‑University (MM‑U)）”的网站。】
法兰克福世界文化博物馆2012年展览《交易风格——世界时尚对话》的部分展品，克莱芒汀·德利斯实践的一部分。
在德利斯的挫败之后，关于治愈博物馆历史创伤的言论依然常见。有时这意味着给予某些博物馆藏品来源地的代表一定程度的权限：邀请他们参与研究，进入公共讨论小组，或以新的艺术创作回应收藏品及其历史。很多时候，这类反思不过是表演悔恨的吵闹姿态。将藏品从博物馆中移出并送还原主的案例极其罕见。
或许是为了回应佩尼和阿利的尖锐批评，洪堡论坛举办了一个名为“开放非洲藏品：物品挪用与想象非洲”的展览。文物和艺术品被塞进展示柜里，柜子上印有殖民地及收藏家的信息如姓名、日期、地点等，简直像是在公开验尸报告。关于每件藏品，我们所能了解的只有库存编号。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制造这些物品，展品被捂住了嘴——武器、占卜盘、满是钉子的魔力雕像（Nkisi Nkondi），不过是无名牺牲品的无声合唱。【译者注：魔力雕像（Power Figure）被称为“Nkisi Nkondi”，意为“灵魂猎手”，是一类人形或动物形的木雕像，刚果人认为这类雕像具有神力，可以在宣誓、驱邪、诉讼、复仇等活动中发挥作用。这种雕像后来传播至美洲。】这样的展览并不理想。
美国底特律艺术学院藏刚果“魔力雕像”
为追寻“（所谓的）失落文明的遗迹”而实施的暴力行为是铁证如山，无可置疑的。西方机构拥有的这些遗物远远超出了公平的限度。佩尼错误地认定了尘封的罪恶——真正的悲剧是，民族学家积累了过多的、超出其合理利用能力的藏品，这剥夺了其他地区的人们探究自己的意义、历史、经验和“知识生产”的机会。在柏林增加展示空间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问题不在于西方博物馆是否应该归还部分藏品，而在于应当归还多少，以及通过何种法律和社会机制归还。这个问题过于复杂，不是本文所能解决的。但即使穷尽我们的想象力，也不可能让博物馆中的所有藏品都回归原乡。那么，应当如何对待无法返还的藏品？至少，我们应该尊重这些物品的制造者，即使他们可能早已去世，也应该尊重他们的继承人。因此，有必要考察他们有关造物的设想与技巧、热爱与悲伤，以及他们投入创造的身心能量。
洪堡论坛博物馆已经做了一些提高透明度的好事：一个花费六年时间完成的数字化项目已经建立了588000个档案页面，详细说明了藏品的来源和收购历史，可供网络访问，美中不足的是只有德语版本。民族学博物馆及其毗邻的亚洲艺术博物馆一起推出了“协作博物馆”项目“CoMuse”，通过该项目，“这些物品当下的收藏机构和来源社区之间的物质关系，以一种敏感而公正的方式，在所有相关者面前被重新激活。”时间会证明这一切是否只是表面功夫。与此同时，有一点非常明确：“外来者”需要对自己的过去做一些解释，并更多的倾听原住民的声音。
编译：青弋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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